《隋唐帝國形成史論》書評

故事的源頭是北魏孝文帝改革，遷都洛陽，試圖奪取東晉的正朔地位，洛陽為天下之中，政治地位，政權合法性毋庸置疑。 但是，原來首都大同北邊的六鎮士卒卻因為遠離政治中心而被邊緣化，本來是拱衛首都，政治地位顯赫，現在卻成了被拋棄的群體，引起了他們的極度不滿，導致六鎮邊民起義，形成以武川鎮軍閥為首的豪族共同體。 然後入駐關中，與關中士族相勾結，在宇文泰手下融合為胡漢一體化的關隴集團，成為了隋唐帝國形成的基礎。 整個思路就是:孝文帝改革遷都洛陽——六鎮邊民被邊緣化————六鎮起義——形成武川鎮豪傑+關中士族——關隴集團。

日本京都學派代表人物谷川道雄先生在研究隋唐時的心理歷程中披露，如何理解隋唐帝國時代，二戰之後日本學界對他的影響較大，第一點影響是十分關注民眾的動向；第二點即力圖以民眾與國家權力的相互對立關係為中心把握唐代史。但是他後來出現了疑問，覺得自己無法抓住隋唐時代產生的歷史本質。在唐史研究過程中產生了不滿的心情。

他認為把隋唐帝國形成的歷史現實作為一個問題來考慮時，應該考慮作為其深層基礎的民眾生活。所以他將研究對象上溯至北魏時期。谷川先生設想，作為一個已經具備完成形態的王朝，唐代一定還有一個先行的未完成的階段，在那裡應該存在著構成該歷史階段基礎的社會形態。所以基於以上設想，谷川開始對先隋唐時代即五胡十六國時期的歷史展開了探索。

谷川先生將隋唐帝國的形成追溯至北魏末年的六鎮之亂。內亂形成了武川鎮軍閥集團，進而與關隴地區的漢人士族結合起來，形成了「關隴集團。」而這正是隋唐帝國形成的統治基礎。因此我們將探討一下武川鎮軍閥的形成。

而谷川先生基於此提出了「豪族共同體理論。」武川鎮作為北魏邊鎮，其鎮民大多由各個地方遷移於此，他們的先祖都為各自所屬部族的酋帥，在某一時期由於北魏的國防政策被認定為良家子遷移至北鎮，北鎮於是成為他們的第二故鄉。他們在邊鎮形成了新的地域社會。所以說武川鎮實際是他鄉人集居的地方。而這些「豪傑們」受到民眾的敬服，民眾願意聽從他們的號召。武川豪傑們在北鎮威名遠揚主要靠的是他們的勇武。「豪傑」之間通過通婚、交友的橫向關係結成紐帶，他們行俠仗義，樂善好施，結交壯士，獲得民眾的信賴與支持，從宇文泰與獨孤信的關係中，可窺一二。

北鎮的「豪傑」們以血緣、地緣關係為基礎，形成了同類意識非常強烈的社會，說它是一個潛在的政治軍事組織也可以。而這種潛在的政治軍事組織已被北鎮反亂為發端，逐漸浮出水面。

叛亂首先在沃野鎮發起，席捲北方邊鎮，但是當叛軍攻打武川鎮的時候，遭到了武川豪族的抵抗。但最終失敗，武川豪傑們也被迫加入叛軍，開始了顛沛流離的軍事生涯，以賀拔氏為首的武川鎮豪傑最後投奔爾朱榮，並在晉陽安身。一部分鎮民被迫南遷，被安置在河北中部，這其中有宇文氏、獨孤氏。河北鎮民再次發動叛亂，後來被爾朱榮鎮壓，於是北鎮鎮民盡歸爾朱榮。宇文氏、獨孤氏也達晉陽。因此武川豪傑們終於在晉陽重新聚在一起。

爾朱榮派遣賀拔岳為首的武川豪傑西征關隴，以此為紐帶，武川豪傑形成了軍團，可以說是一種鄉兵集團。

之後，北魏政治格局發生巨變，爾朱榮被殺，高歡殲滅爾朱氏一族，填補了爾朱榮留下的權力真空。於是，北魏政權的矛盾成為洛陽朝廷與高歡集團的對抗。

這時賀拔岳與侯莫陳悅率領的關隴軍成為第三種軍事力量而存在。雙方試圖拉攏關隴軍。534年，賀拔岳被侯莫陳悅所害，武川舊將們失去主心骨，發生混亂，何去何從？一部分建議投奔賀拔勝，一部分要同高歡決戰，後來大多數將領議定迎立賀拔岳所信任的夏州刺史宇文泰。於是，宇文泰掌控了關隴軍，並開始著手建立關中集團。所以，當賀拔岳舊部擁戴宇文泰並成為一隻獨力的力量時，實際上也就邁出了關隴政權形成的第一步。而北魏朝廷與高歡集團的矛盾也日趨激化，最終孝武帝從洛陽出逃，至關中宇文泰處。宇文泰以長安為首都擁戴孝武帝，西魏在法理上得以成立，這實際上也就宣告宇文泰率領的關隴軍在政治上獨立，而武川鎮豪傑們也重新凝聚整合，形成了新的政治集團。

谷川的「豪族共同體」理論強調的是世族對農村共同體的領導作用，不贊同世族主要依存於國家權力的官僚貴族論，也不贊同大土地所有製為六朝世族成立基礎的觀點。世族的社會地位取得來自鄉里社會的人身評介，鄉里社會的支持是貴族階級的階級基礎。漢代群眾居住單位是里，領導里的是三老階層，是三老維持地方社會的秩序。父老和子弟的這種世代關係便成了社會構成原理。特定的家成長之後形成了豪族階級。在漢帝國崩潰時便是依靠豪族之家來維持生存。豪族對奴、客的統治和隸屬關係決不是當時社會構成體的根本基礎而是豪族和獨立家族生活的人（指宗族和鄉黨的成員）的關係。而這種關係的維繫全靠各個人的道德心做到，即所謂的「望」。

最後谷川這樣給下定義：「這樣就產生望族和宗族鄉黨之間的「共存關係」，這種以望族為中心所形成的血緣和地緣的社會集團，叫做豪族共同體。」這種共同體的破壞來自豪族本身的破壞，即望族在鄉里社會的領導地位保證了他們的特權，但他們渴望在中央做官又傾向於逐漸脫離鄉里社會，而在中央做官又讓他們趨向奢侈腐敗，於是這種共同體之間的調和關係就崩潰了。

總之谷川強調把握中國史的關鍵在於要理解精神世界和共同體的作用。換言之，研究歷史的基本方法應該從研究人類的思想意識形態著手。谷川試圖以豪族共同體理論來解釋中國歷史社會的內在規律。這個理論提出之後，雖然經歷了尖銳的批評和論爭，谷川至今初衷未改。事實證明谷川的精神因素解答已經和經濟因素解答、文化因素解答一樣成為歷史研究的嶄新視角。

參考文獻

[1] （日）谷川道雄：《隋唐帝國形成史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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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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