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富寶】金融危機十年的中國領悟

　　發展始終是硬道理，在發展中解決結構失衡、兩極分化、利益藩籬、階級固化等複雜問題顯得尤為重要。如此背景下，經濟增長需要必要的托底，改革開放需要務實的推進，民生福利需要真切的顧及。

　　「十年危機兩茫茫，市場殤，復甦難，千絲萬縷，得失費思量」。2008-2017，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走過欲說還休的十年。十年之前，市場大多相信，危機終會過去，一切必將復歸如常；十年之後，市場漸漸明白，危機影響不會消逝，世界格局變化已經深深烙上危機的印記。回望這十年，危機不疾不徐地完成了風險演化的閉環，從流動性危機到債務危機再到貨幣危機，從美國到歐洲再到新興市場，沒有哪個市場能遠離共振，沒有哪個國家能獨善其身。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在這十年里也感受到風險傳染的混亂，體驗過刀鋒起舞的挑戰，展現出減速增質的倔強。此間種種，莫衷一是，唯有絲絲領悟，發人深省，催人奮進，留待下一個十年謹記於心、見諸於行。此前，我們從全球角度總結了「危機十年的十大啟示」；現在，我們將從中國立場思考危機十年的四個領悟，勉力為決策者和投資者遠眺下個十年提供點滴幫助。

　　利益，是最現實的普世價值。利益最大化，既是理性人的行為基準，也是國家博弈的核心關切。危機帶來的最大衝擊，是利益分配格局的變化。全球經濟增長中樞系統性下降，利益總蛋糕在縮小，隨之而來的，是蛋糕分配的矛盾內生激化，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博弈結構從和風細雨的共贏模式轉化為以鄰為壑的衝突模式。對於中國而言，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樣是天經地義的理性選擇，只是在踐行這一「普世價值」的過程中，需要一些更務實、更前瞻、更長期、更策略的考慮：

　　第一，以積極防禦的姿態，應對以鄰為壑的外生挑戰。過去十年的經驗表明，主要國家的政策選擇都是內視性的，其外溢性影響往往會給其他國家乃至全球經濟復甦形成挑戰。作為一個成熟的開放性大國，中國不能天真地認為現有規則會時時有效、整體利益會自然實現，而需要應時而變、有所作為，積極應對外部風險、謹守內部底線，在利益博弈中搶佔先行優勢。

　　第二，以推動全球治理變革為手段，改變全球利益分配格局的失衡結構。過去十年，美國作為危機起點卻最快實現了周期復甦，根本原因在於美國在現有利益分配格局中具有霸權主導力量，而對於中國而言，積極推動全球經濟秩序和國際貨幣體系朝向多元化發生變革，既是爭取戰略主動的關鍵舉措，也符合全球利益改進的過程正義。

　　第三，以海納百川的中國智慧，開拓長期利益協同的發展路徑。國與國之間，短期利益可能時時衝突，長期利益卻有望整體協同，關鍵是發現利益協同的內生機理並形成利益協同的有效機制。對於中國而言，在基本面相似、地域相近的「朋友圈」內主導並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有利於在利益共享前提下實現自身長期利益最大化。因此，把握美國戰略收縮的機遇，以親誠惠容的價值觀加速推進「一帶一路」，將是未來十年中國引領區域利益協同的必然選擇。

　　穩定，是最重要的復甦根基。危機十年，恍恍惚惚，世界每個角落都或早或晚地陷入混亂之中；未來十年，紛紛擾擾，宏觀亂紀元還將或明或暗地左右著復甦之路。正是由於不確定性叢生成為一種最大的確定性，穩定才顯得尤為稀缺、珍貴。對於中國而言，穩中求進不僅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政策智慧，也是一種具有時代特徵的國際經驗。「穩」字當頭，作為宏調基調，需要旗幟鮮明地大力倡導，而作為復甦根基，更需要從危機教訓中充實細節內容：

　　第一，以穩定的政策取向避免無謂的人為周期波動。即便是連綿雨季，也會有將將雨歇的時候。危機十年，至少發生過兩次極短的復甦過熱現象，2011年甚至還出現了較為明顯的通脹壓力，然而，事實表明，危機的內生威力很快會擊破刺激政策引發的繁榮假象，危機中政策穩定性相對最高（沒有因2011年假通脹而真加息）的美國，也實現了最穩定的長期復甦，因此，在短期波動中保持長期政策定力顯得格外重要。

　　第二，以穩健的政策搭配避免系統性風險的滋生。危機十年，金融風險不斷發生異變，單一政策在危機衝擊面前即便再正確，也難以獲得預期中的政策效果。對於金融市場進化還不夠充分的中國而言，這類教訓更為深刻，無論是資產泡沫、「股殤」、熔斷還是人民幣匯率貶值心魔，都是系統性風險的體現，而缺乏監管協同和政策協同始終是中國市場穩定的「阿喀琉斯之踵」，正因為如此，金融監管改革的破局勢在必然。

　　第三，以堅定的底線思維避免經濟社會環境的畸變。穩定不僅是稀缺的經濟發展屬性，更是稀缺的社會演化屬性。危機十年之後，全球經濟增長中樞依舊還在下降，但經濟政策解決問題的能力明顯下降，經濟風險向政治風險悄然輪轉，民粹主義、孤島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在世界各地星火燎原，政治動蕩對經濟發展的反噬愈發深重。對於中國而言，發展始終是硬道理，在發展中解決結構失衡、兩極分化、利益藩籬、階級固化等複雜問題顯得尤為重要。如此背景下，底線思維更需彰顯，經濟增長需要必要的托底，改革開放需要務實的推進，民生福利需要真切的顧及。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而言，「穩」字當頭，才能在宏觀亂紀元中穩健前行，積硅步而至千里。

　　成見，是最深層的思想桎梏。危機十年，最被顛覆的，是經濟世界固有的思維範式，以及傳統的政治正確。正如經濟學家自己所反思的，「象牙塔里的革命遠遠沒有跟上真實世界的改變」。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新興市場大國而言，發達國家現有的經典思維和政策範式可能還沒有深層應用就已經失去思想活力。因此，未來十年，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在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之路上獨自前行，既不能敝帚自珍，更不能遵循教條主義的任何成功範例。成見，根深蒂固；突破，則無處不在，對於中國而言，一條與時俱進的中國特色之路可能包括：

　　第一，以審時度勢的姿態融入異變的全球化。全球化雖然是不容置疑的長期趨勢，卻未必是時時遞進的演化過程。特別是在主要國家經濟周期錯位的複雜階段，全球化往往會迎來短暫的退潮期，2016年特朗普勝選美國總統以來，美國更是階段性高舉貿易保護主義的旗幟。對於中國而言，需要認識到全球化放緩、停滯甚至倒退的階段必然性，不能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也不宜長時期地原地觀望，而是要以更有所作為的選擇在衝突性貿易博弈中積極佔據主動，並在此過程中積極推進以我為主的區域經貿一體化，在保障中國利益的前提下為未來全球化的加速前行積累區域動能。

　　第二，以務實穩健的步調推進經濟體制機制改革。以提振全要素生產率為目標的改革，永遠是中國經濟持續起飛的根本動力。不過，世易時移，30多年高速發展之後，中國已行至「中等收入陷阱」的十字路口，前行穩健，前路指向歐美，稍有差錯，前路則通向拉美。因此，未來十年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更需蹄疾而步穩，方向堅定，過程審慎；需要避免盲目的激進選擇和「西方崇拜」，特別是要避免被機械的老化思維所束縛，而要結合全球政經局勢的快速演化和中國經濟的新生特點，以務實創新的思維引領改革深化，當進則進，當緩則緩，不被所謂的理論權威所束縛，不被外部的複雜壓力所左右，以我為主，把握節奏。

　　第三，以過程理性的方式推進金融改革開放。危機十年，金融作為現代經濟核心的關鍵作用進一步凸顯。金融安全則經濟安全可期、國家整體安全有望。金融安全涉及到金融改革和金融開放兩個命題。在金融改革方面，改革內容是既定的，改革時序則需要謹慎安排，過程處理不當，則很可能發生有如2016年年初「熔斷」的教訓。在金融開放方面，有張有弛才是理性之道，短期內，需要在國際金融監管框架內以適時適度的手段避免人民幣貶值心魔引致恐慌式資本外逃，鞏固人民幣預期管理的既有成效；長期內，則需要在匯率穩定的前提下繼續大力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穩健提升中國金融的大格局。

　　信心，是最寶貴的發展動力。危機十年，危機演化的路徑實際上就是信用漸次崩塌的過程，而信用的支點是信心，因此，信心是真正對沖危機影響、實現危機後再崛起的根本動力。信心彌足珍貴，信心也不會憑空而生。對中國而言，凝聚信心需要從三個維度理性思辨：

　　首先，需要客觀認識中國發展的大局定位。危機十年，全球格局深層重構，理解中國在其中的定位變化，需要將中國置於一個坐標系中加以審視。這個坐標系的橫軸是世界，縱軸是歷史，以國際視野、歷史眼光審視當下中國經濟，減速增質的發展特質始終具有相對比較優勢，中國經濟憑藉「歲寒見後凋」的底蘊，依舊在發展坐標系中處於上行通道，過程雖然曲折，前路卻充滿希望。

　　其次，需要理性思考中國改革的深層屬性。中國改革的方向，根本上看，不是人為外生決定的，而是發展階段內生決定的。例如，改革致力於推動中國向消費型經濟體的轉變，而從中國人口結構少子老齡化和有特色中產崛起的特徵來看，消費崛起是內生趨勢，改革所起到的作用是平滑、保護並加速這一內生變化的發生。因此，改革具有其內生合理性和必然性，改革的有序推進是中國長期穩健發展的信心來源。

　　最後，需要務實評價中國問題的解決方案。中國始終是個發展中國家，在發展中必然會碰到各種問題，包括債務高企、槓桿過度、資產泡沫、增長減速等，解決問題，需要求真務實地認識問題、應對問題。問題源於周期，中國經濟處於「短周期反彈+長周期下行+超長周期崛起」的三期疊加狀態。短周期上行帶來短期通脹壓力和過熱風險，需要貨幣政策邊際收緊加以應對；長周期下行是基本狀態，人口、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構成了長周期發展的核心動力，在劉易斯拐點已至、資本邊際效用遞減的階段，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振全要素生產率是唯一可選的發力方向；超長周期崛起的根本動力是微觀激勵機制，在改革開放30多年之後，激活又一個30年的長期崛起，需要尊重微觀崛起，保障民生福利，並通過反腐敗、簡政放權等一系列舉措打破利益藩籬，積極培育中國夢的微觀基礎。從周期角度的政策應對看，中國並沒有迴避問題，而是以有力舉措直擊問題核心，這恰是我們對中國經濟的未來始終保有謹慎樂觀的根本原因，這同樣也是我們客觀審視中國經濟長期運行績效的基本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