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文化自覺 防止過度娛樂化

《 光明日報 》（ 2011年10月24日   14 版）

 編者按

    中國正處於經濟社會的轉型時期，社會生活的複雜多樣和思想文化的多樣化、多層次，既為電視節目的繁榮發展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同時也對電視傳播，尤其是衛視黃金時段節目的文化功能提出了諸多挑戰。近一時期以來，部分電視上星綜合頻道出現過度娛樂化和低俗傾向，產生了不良的社會反響，損害了廣播電視媒體的形象和公信力。有鑒於此，中國電視藝術委員會《中國電視》雜誌、《光明日報》文藝部、中國公益傳媒基金日前聯合舉辦「衛視節目的文化功能——黃金時段電視節目如何避免過度娛樂化專家研討會」，與會專家圍繞上星綜合頻道的定位和宗旨、如何建立科學全面的節目綜合評價體系和綜合頻道節目播出調控制度，以及如何加強行業自律、社會監督等問題，展開了深入的討論。現將發言摘登如下——

 從哲學思維根除「過度娛樂化」

仲呈祥（中國文聯原副主席）

    熒屏滋生的「過度娛樂化」現象，固然緣由複雜，但從創作思維層面深究，根子在哲學上出了毛病。因此，從哲學思維上根除「過度娛樂化」，乃為治本。

    一是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單向思維。過去，曾習慣於簡單地將文藝從屬於政治，走以政治思維取代審美思維的極端；如今，面對市場經濟，又誤將文藝籠統地從屬於經濟，跑到以利潤思維取代審美思維的另一極端，片面追求收視率，便墜入過度娛樂化。反映在創作上，從過去忽視觀眾娛樂快感乃至說教化的極端，跑到以視聽感官的娛樂刺激沖淡乃至取代精神美感的極端；從過去曾把人性、人道主義視為禁區的極端，跑到以展示「人性惡的深度」和「窺人隱私」為能事的極端；從過去對傳統經典敬若神明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僵化極端，跑到專門逆向拆卸、解構、顛覆傳統經典以吸引眼球尋求「娛樂」的極端；從過去普遍盛行的「高大全」式的浪漫主義形象塑造的極端，跑到「好人不好、壞人不壞」的「無是無非」的「非英雄化」傾向極端；從過去一度忽視審美化、藝術化程度的極端，跑到大製作、大投入的「營造視聽奇觀」的唯美主義的極端……凡此種種，其結果都導致「過度娛樂化」，都有悖於「提高民族素質和塑造高尚人格」。

    二是片面認識觀賞性，盲目追求觀賞性。注重觀賞性，本是唯物史觀和接受美學的題中之義。但觀賞性與屬於創作美學範疇的思想性、藝術性不同，乃屬接受美學範疇。思想性、藝術性是作品自身的歷史品格和美學品格，是一種客觀存在的恆量；而觀賞性卻是觀眾的一種接受效應，是因人而異、因時而變、因地而遷的一種變數，主要是決定於觀賞者的人生閱歷、文化修養、審美情趣以及與作品發生關係時的時空條件的一種綜合效應。辯證法和範疇學認為：什麼範疇的矛盾應主要在什麼範疇里解決，並關注到與之相關的範疇里的相關矛盾。那麼，觀賞性就應主要在接受美學範疇里解決，一是下功夫凈化觀賞環境，二是著力提高觀賞的鑒賞修養。

    三是混淆收視率與收視質量的界限。收視率當然必須關注，但首先要科學統計收視率。時下這種抽樣法，尚缺乏代表性和權威性。我們追求收視率與收視質量的統一，但收視率高收視質量不高的情況確實存在。如某台一電視選秀欄目，收視率雖高，但令青少年觀眾僅獲得視聽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感，卻並未真正得到思維啟迪和藝術美感，倒是多少滋生了「一夜成星」、「一夜致富」的美夢，其收視質量並不好。快感往往直接影響收視率，但快感只是審美的途徑，美感才是審美的宗旨。快感過度之時，伴隨而來的往往是精神反思能力的衰減。熒屏上的「過度娛樂化」現象，應當休矣！

 提升衛視節目的文化功能

 范詠戈（《文藝報》原總編輯）

    解決電視節目過度娛樂化的問題需要加強監管，建立合理的、科學的評價體系。電視藝委會主編的《2010年中國電視藝術發展報告》提出了對國內電視文化欄目從4項欣賞指數去考量這樣一種新的標準，也就是健康程度、啟迪程度、口味程度和娛悅程度。按著這樣的欣賞指數，得分最高的是央視紀錄片欄目《探索·發現》。4項欣賞指標強調了文化價值、文化品質，是將電視節目納入文化價值標準評判的一次成功嘗試。它突破了一般收視率調查的方法，既是對當下單一收視率評價體系的平衡，也是一種矯正。一些過度娛樂化的、品位不高的電視節目雖然有一定的收視率，但在這次的欣賞指數調查中卻榜上無名。在調查中名列前茅的節目正是主流文化人群所認同的、讚賞的、歡迎的節目。這樣的標準應該成為國家標準。我國要從電視文化節目生產播出大國變成電視文藝強國，就必須全面提升電視文藝節目的文化品質；而提升文化品質，必須破除由收視率左右產業鏈的局面。通過科學規範、操作性強、能夠凸現文化價值的評估體制的建立，來改變當前唯收視率的不良狀況。

    提高衛視節目的文化功能，關鍵還在於電視人的文化自覺。我認為要提高三種文化自覺：一是要有探索和發現新的文化形態的自覺；二是要有民族文化保護意識的自覺；三是要有尋找多種文化結合點的自覺。首先，前文談到的在電視欣賞指數調查中名列前茅的《探索·發現》節目的製作宗旨就是這樣表達的：「在未知領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領域重新發現」。所謂發現與探索的文化自覺，實際上是一種審美的自覺。其次，要有民族文化保護意識的自覺。面對全球化語境，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們也出現了把自己看成是邊緣文化並一味向歐美主流文化並軌的傾向。在這方面，山東電視台的《天下父母》以傳統美德體現了文化價值，表現了很高的文化自覺。再次，就是要有尋找多種文化結合點的自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長期並存是轉型期社會的一個顯著特點。電視是大眾傳媒，如果從其覆蓋面廣的角度去理解大眾性，便會認為它更易是多種文化共同攜手。因為一個能夠自由切換的遙控器，是不會輕易拒絕某一種文化的誘惑的。比如電視紀錄片《再說長江》，就是主流文化與大眾文化達到水乳交融的一個成功範例。以上三種自覺，最終歸於提高電視人本身的文化修養和操作能力。把電視文化當作一種存在著的文化本體來研究，還有很多美學範疇的問題也是不容迴避的，如文化是內斂的而不是張揚的；又如文化是用詩意智慧去提升現實的，但能否提升起來，也決定著節目的品位。諸如此類，還有待電視工作者在理論與實踐中不斷探討。唯此，我們方有可能站在一個較高的角度，從根本上改變省級衛視黃金時段電視節目過度娛樂化的傾向。

 擴大優秀文化節目播出比例

 李准（中國文聯原副主席）

    作為大眾傳媒 ，電視在響應中央關於「提高民族素質和塑造高尚人格」,「讓人民共享文化發展的成果」的號召方面肩負著光榮使命。衛視節目屬綜合頻道，又面向全國觀眾，在這方面更有著特別的優勢和責任。因此，衛視節目至少要從兩個方面努力，一是要提高娛樂節目本身的審美含量和文化品位，二是要擴大優秀的經濟、文化、科教、服務、少兒、紀錄片等多種類型節目播出的比例，並嚴防娛樂化的做法滲透到這些類型的節目的製作中。這裡，我著重談談第二點。

    首先，電視在普及科技知識、宣傳科學精神方面有著直觀、形象的特點，易於接受，可以大有作為。我認為，各衛視應增加四個系列的優秀節目製作和播出的比例：一是我國歷史上最有代表性的科學家和科學發明的介紹；二是對科學精神的多層次多視角剖析，以及對「科學無國界，科學家有祖國」的典型人物和事例的評介；三是對標誌當代人類科技發展趨勢的熱門話題和真正前沿課題的序列探討；四是當代科技發展中遇到的生命倫理學難題的討論。如果能把這些節目做得深入淺出、生動有趣而不低俗，吸引越來越多各種文化層次的觀眾，對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意識和科技知識水平將起到巨大作用。

    其次，各大衛視黃金時段應擴大優秀教育節目的播出比例，並同時向廣度和深度兩個方面開拓，積極推出先進的教育理念和獻身教育的模範人物，並集中地對全社會普遍關心的老大難問題和新的熱點問題進行逐個報道與討論，比如亂收費、中小學生負擔重等。只要真正下功夫把這些節目辦好，辦出專業和審美品位，不僅能有力推動我國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而且收視率也會逐步升高，並提高衛視播出的公信力。

    再次，文化是民族生命的基因，是競爭中的軟實力，優秀的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文化又應當是開放的、與時俱進的。人類社會有多少精彩，文化也就有多少精彩。只要打破娛樂至上、收視率唯一的枷鎖，就會發現衛視優秀文化類節目可做的文章實在太多。比如，我國歷史上最能代表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文藝家，最重要的學術經典和文藝經典等等，都可做成專題片或電視劇。又如，世界文化發展史上的代表事件和人物，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經驗與教訓，也可做成多種優秀電視節目。再如，當前中外文化理論、文化思潮、文化市場、文化創作中的熱點與最有爭議的課題，還有考古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的熱點與問題，都可以拿到衛視黃金時段來加以剖析，乃至展開嚴肅的面對面的論辯。凡此種種，都是讓人民共享文化發展成果和提高民族素質所迫切需要的。只要下大功夫做出高水平，其文化品位不僅是一般娛樂節目所不能比，也遠遠超越那些戲說歷史的電視劇和把講史變成說書的講壇節目，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發揮電視節目的公益價值

 高強（中國公益傳媒基金副理事長）

    按照目前的廣電運營方式，電視台的黃金時段是一個電視台生存的命脈。各電視台在黃金時段爭奪收視率，已經是當下各電視台競爭中最重要的戰場。但目前這種競爭，對於電視頻道資源這種公共資源來說，很大程度上屬於濫用市場權力。特別是對於黃金時段，這種對市場權力的濫用，客觀上是在擠壓其應有的公益價值。

    什麼是公益價值？我認為只要電視節目的服務目的和宗旨是在弘揚主流價值觀的節目都屬於電視公益節目，其中包括但不限於慈善。既要體現主流價值觀，又要讓觀眾願意看，這需要製作團隊有很強的節目創新能力。而中國電視行業是最近二十年迅速蓬勃壯大起來的，人才、經營手段、創新意識都缺乏足夠的儲備，想創新，在大多數時間裡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目前中國幾乎所有收視率不錯的欄目，都有模仿海外電視節目的影子。

    經濟學中有一個著名定律「劣幣驅逐良幣」：在鑄幣時代，當那些低於法定重量或者成色的鑄幣「劣幣」進入流通領域之後，人們就傾向於將那些足值貨幣「良幣」收藏起來。最後，良幣將被驅逐，市場上流通的就只剩下劣幣了。在目前的電視行業中這種情況已經非常突出。一些電視台決策者計劃把節目做得更有價值，投入了不少精力和資金，但是其他電視台用更小的代價，通過簡單方便的娛樂化方式做節目，而後者的收視率更高，獲得的廣告更多。於是，那些有理想的電視台為了生存，也不得不放棄原來的做法，轉向把節目娛樂化了。

    全世界範圍內，對廣播電視的管理都是非常嚴格的。這基於一種法理上的認識，就是電視頻道資源是公共資源，獲得這種資源使用權的機構有責任履行義務。而這個義務就是弘揚主流價值觀，保護本土文化傳統。在中國，作為廣播電視的行業主管機構，對電視節目內容進行規範和管理是其正常的業務範圍。但現實中經常出現的情況是：廣電總局出台一項新的決策後，公眾和一些電視台對此決策微詞頗多，甚至還有人提議限制廣電總局對廣播電視內容管理的權利。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根本原因是我們國家目前還沒有關於廣播電視管理的上位法。目前的《廣播電視管理條例》是由國務院制定的，屬於行政法規，不足以將電視頻道資源的內容規範拉回到公益方向。儘管電視人中不乏希望為公眾提供優質節目的願望和理想的從業人員，但在整體行業中，僅僅依靠這種道德判斷是不夠的，需要有國家大法來划出一條底線，讓電視頻率這種公共資源以提供公共服務為宗旨，彰顯主流價值觀，發揮電視節目的公益價值。

 用主流價值觀統領電視評價標準

 時統宇（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研究員）

    造成電視傳播低俗傾向和泛娛樂化現象的終極原因，是中國電視在市場化進程中對利潤指標的片面追求。因此，用主流價值觀統領中國電視的評價標準是大勢所趨，其中有三項工作迫在眉睫：

    首先，必須有制度保證。增加新聞類、社教類節目的比例，縮小遊戲娛樂類節目的播出平台。如果真的減少收視率高、廣告收入好的娛樂節目播出量，電視台短期內的經濟效益肯定會受到影響，但既然電視台是生產精神文化產品的專門組織，要擔負起傳承文明、人文教化的責任，與唯利是圖的商業行為有本質區別的電視傳播就應舍利而取義。同時，必須在制度上做出保障，沒有制度上對新聞社教類節目的保護，最終也只是表面文章而已。

    二要把欣賞指數、滿意度等軟指標變成具有市場導向的硬指標，著力構建電視節目恪守審美與藝術價值判斷的遊戲規則。去年《中國電視藝術發展報告》首次完成了中國電視文藝（文化）欄目欣賞指數調查。這一評價標準建立了一種更為客觀、公正、真實地反映當下電視文藝欄目的文化品位和內在品質的評價指標體系。目前，以央視為代表的綜合評價體系已付諸實施。儘管其影響和力度有一個漸進的過程，但對中國電視的科學發展意義重大。

    三應加強對電視產品的監管，建立行之有效的廣電系統掌門人問責制和頻道頻率退出機制。近年來行政主管部門在反低俗傾向行動中，對問責制的強調是一條基本線索。前些年國家廣電總局在《關於進一步加強廣播電視廣告播放管理的通知》中就指出，治理整頓要堅決實行「問責制」，對有禁不止、整改不力、嚴重違規播放廣告的廣播電視播出機構，要追究其主要領導的責任，同時還將向社會曝光，以確保清理整頓工作不走過場、不留死角。據不完全統計，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全國廣播電視播出機構清理停播違規廣告1466條，涉及金額達20多億元。可見，問責制的實際效果是十分明顯的。問責制的關鍵不在於是否清楚「責」，而在於敢不敢「問」，誰來「問」，怎麼「問」，「問」的結果如何，等等。傷筋動骨式的砸飯碗，甚至是一票否決制的實施，對於反低俗化的成果和成效是一種決定性檢驗。那麼，在出現了嚴重低俗問題後，廣播電視的頻道和頻率退出機制，就是一個更加複雜和敏感的問題。如果說，問責制只是涉及個別人的話；那麼，頻道和頻率退出則關乎整體，涉及體制的傷筋動骨。只有擴張機制而缺乏退出機制是我國廣電系統的先天不足之一。我們的結論是：必須把問責制和退出制剛性化、法定化，才能在制度安排的層面解決低俗化、泛娛樂化問題。沒有一個讓人放心的監管，就沒有一個讓人放心的市場，這樣的道理同樣適用於廣播電視行業。

 堅決抵制「重口味」電視劇

 曾慶瑞（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在央視之外，各省級衛視是國家電視台網的第二方陣。各衛視節目，尤其是黃金檔節目，理當傳播先進、健康和有益的文化。其文化功能，包含有認識功能、教育功能，文藝類節目還包含有審美功能和娛樂功能。所有這些功能的價值底線，則是有益於社會的發展進步和人類的身心健康。多年來，各省級衛視製作與播出了許多優秀的電視節目，較好地實現了節目的審美功能、認識功能、教育功能和娛樂功能。當然，也有一些衛視在黃金檔里播出了一些不符合主流價值觀的節目。比如，電視劇中的「重口味」情節、台詞和畫面就是其中典型現象。 

    所謂「重口味」，就是為了給觀眾提供更大的刺激和快感，熒屏上的電視劇，加入了雷、虐、黃等各種調劑，從情節到台詞，口味都在持續加重。要解決這個問題，我覺得有兩個方面的工作要做。

    首先要加強輿論監督。我們應繼續加強電視劇的批評工作，從正面對電視劇進行輿論引導工作，加強有關電視劇的宣傳報道工作，讓從業人員和廣大電視劇觀眾能夠有一副火眼金睛去辨別電視劇作品的優劣，這樣「重口味」也就沒有市場了。其次是加強法制、行政及行業的監管。作為「內容產業」的電視劇，其內容在我國是有法定禁載限制的。目前，電視劇的管理雖然還沒有專門的法律意義上的立法，但根據我國《立法法》的規定，我國的法律體系的構成，國務院的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也屬於法的範疇。因此，關於電視劇作品內容「禁載」的法律規定，在1982年12月23日經由國務院「批轉」的廣播電視部制訂的《錄音錄像製品管理暫行規定》、1991年4月20日廣播電影電視部制定的《〈有線電視管理暫行辦法〉實施細則》、1994年2月3日廣播電影電視部制定的《有線電視管理規定》、1994年的《音像製品管理條例》、1995年9月1日廣播電影電視部制定的《中外合作製作電視劇(錄像片)管理規定》、1996年2月1日由文化部部長、廣播電影電視部部長聯署簽發施行的《音像製品內容審查辦法》、1999年4月7日由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1號令施行的《電視劇審查暫行規定》、2000年6月15日2號令《電視劇管理規定》、2004年6月18日27號令《境外衛星電視頻道落地管理辦法》等法規中均有規定。特別是《音像製品內容審查辦法》具有標誌性的意義，使我國電視劇內容的法定「禁載」條文基本上成型了。按照目前已經有的具有法律意義的這些規定，也是完全可以治理這一類不健康的電視現象的。

    總之，堅決抵制「重口味」的電視劇是一個有關我們民族精神養成和國家精神文明建設的重大問題。省級衛視不能對這些「重口味」電視劇喪失文化責任和操守。

 衛視媒介本體功能的再認知

 俞虹（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副院長、教授）

    如果說電視媒體的基本屬性是國家媒體、公共媒體和商業媒體，那麼省級衛視無疑就是國家媒體與公共媒體的結合體。這原本是一個無可爭議的問題，但是近年熒屏現狀讓人擔憂與不解，尤其黃金時間出現的節目類別比例失調、娛樂泛化、製作粗糙等等，與省級衛視應有的定位、職責、功能、品質相悖或者不匹配，狀況令人擔憂。

    眾所周知，我國省級衛視是以綜合頻道定位開始起步的，至2004年後省級衛視開始出現明顯的變化，眾多衛視台轉向以特色立台，力圖打破同質化，尋求差異化競爭。然而，在特色辦台的旗幟下，雖有堅守著公益、情義、文化特色定位的電視台，但更多的還是以佔有市場贏得收視率為首要目標訴求。因此，在特色辦台的合理外衣下，已經帶來了以減少、甚至放棄應有的新聞、文化、教育、服務類的節目為代價的現象，出現了節目樣態同質化、節目內容娛樂化和超量播放電視劇等非良性競爭局面。更有甚者，有的衛視掌門人的軍令狀直接以廣告額度、收視率排名為依據，於是，完成指標成為其主要追求目標，最終導致取捨無度。

    在泛娛樂化背景下，應重新審視衛視定位，讓省級衛視回歸承擔其應有的本體功能：以宣傳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傳達地方政府聲音、反映當地的要聞信息為基本任務, 同時又兼顧經濟、文化、科教、娛樂等各類節目的製作播出，在此前提下獲得在全國的收視反饋與影響力。當然，這種回歸不是簡單地重履初創時綜合頻道的舊轍，返回泛綜合頻道，而是將公共服務媒介與特色經營戰略有機結合。這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印證了我國電視產業螺旋式前進的發展脈絡。在後綜合時代的競爭格局下，省級衛視應逐漸認清自身公共服務主旨下的各項媒介本體功能，再從資源、品牌、戰略、產品等各方面圍繞基本定位進行新的戰略調整,重新建立新的品牌形象。

    需要指出的是，伴隨著國家的發展強盛，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是我國行政改革的走向，廣播電視媒體的公共服務屬性與政府的公共服務屬性有重合交叉之處，但也有自己獨特的範疇。廣播電視波段和頻率（尤其是上星台佔據的衛星資源）某種程度上來說是社會的公共資源，因此媒介必然具有了公共服務的屬性和義務，它必須在信息、教育和娛樂三大方面滿足相應範圍內公眾群體的需求。此外，廣播電視在當今社會是當之無愧的強勢傳播媒介，具有傳播信息、教育公眾、形成社會輿論等重大社會作用，因此它對國家和公民社會有著責無旁貸的義務，包括維護國家團結、增強多民族國家的向心力、提倡高尚的社會道德和風氣、提高國民素質水平、為多元文化表達提供平台等等，它沒有權利在收看人群最多的黃金時間放棄履行這些基本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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