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的歷史演進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要堅持中國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方針，全面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做到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而在此之前，「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已經寫入中紀委十七屆八次全會公報。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這一非常響亮的新觀點、新目標寫入黨的十八大報告，令人耳目一新。於是，香港《大公報》2月19日刊發文章回顧並評述中共新一屆領導集體百日來的言行，認為「在各領域都有令人耳目一新、印象深刻的新思路、新提法。可謂百日亮點紛呈，打造清明政治，新政煥發正能量。」由此看來，清明政治已成為當前中共執政的重要目標。我們知道，在中國歷史上，長期以來就存在著影響深遠的清官文化，而清官情結可以說是傳統清官文化的一個重要因子。在我們今天努力建設清明政治的過程中，重新審視清官情結的政治文化本質，深刻認識其歷史局限並克服其負面影響，進而推動從清官情結向清明政治的歷史轉換，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清官情結與清明政治體現了兩種性質不同的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作為一個明確的概念被提出並成為政治學研究的一個獨立對象是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的。1956年，美國著名的政治學者加布里埃爾·阿爾蒙德在《比較政治體系》一文中率先使用了「政治文化」的概念。政治文化是政治關係的心理和精神的反映。由於社會經濟基礎的變更以及由此引發的政治環境，特別是社會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識形態的改變，將會使社會成員的一些新的心理感受和心理特徵滲透進原有的政治文化的有機體中，不斷取代其原有的心理反應傾向，逐漸形成穩定的結構，最終完成政治文化的嬗變。（王浦劬：《政治學基礎》(第二版) 第64-6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版）
1、清官情結的本質是封建臣民文化
中國人歷來有「清官」、「青天」的政治文化情結，歷史上尤以對鐵面無私的大宋王朝清官包拯的崇拜最為典型，他集中體現了秉公執法、一身正氣的精神力量，後來甚至成為歷代黎民百姓呼喚清官與盼望治世的精神寄託。這種清官情結作為封建專制時代的社會意識形態，是當時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首先，自然經濟是其經濟基礎。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主要生產方式。這種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自然經濟，使得農民相互之間的聯繫很少，呈現出「一盤散沙」的局面。小農經濟本身缺乏社會的凝結力，要靠外在的行政力量加以主導。馬克思曾經對小農經濟的這一特點作過深刻的分析：小農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他們沒有「形成一個階級」，「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l卷693頁)。因此，在自然災害、戰爭、賦稅、兵役等各種自身無法抵禦的自然和社會力量面前，他們總希望「替民作主」的聖人、清官能夠出來為自己消災避難。
其次，專制統治是其政治基礎。傳統中國社會是由「君、臣、父、子」這樣的倫理綱常組織起來的等級森嚴的制度體系。皇權是專制權力的最高形式，一切社會政治權力都是從皇權中產生，或派生而來的。人們不僅崇拜皇權，而且崇拜一切權力。與權力崇拜相聯繫的是臣民的依附心理。底層百姓依附父母官，下級官員則依附上級官員。正是這種依附性的政治人格又反過來強化了聖人崇拜和權力崇拜的文化心理，清官情結於是得以滋生繁衍。
最後，人治文化是其社會基礎。在政治權力的專制性、臣民百姓的被動性和依附性以及封建「家天下」意識的支配下，又必然形成社會治理模式的人治性。（陳華森，鄢 英：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對我國政治文明建設的影響，《雲南行政學院學報》2006年6期）儒家學說所倡導的修齊治平的政治理想，便是人治思想的集中體現。在社會治理方式上，孔子認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這裡強調的便是統治者為官清廉、以身作則的道德表率作用。孟子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唯仁者宜居高位。」（《孟子·離婁上》）只要統治者能發揮「仁義」之術，施行「仁政」，則天下的治理就易如反掌。黎民百姓只有仰賴這樣的「有道明君」、「青天大人」，才會出現所謂的「太平盛世」。
2、清明政治的本質是現代公民文化
相對於封建臣民文化的清官情結而言，清明政治的本質是現代公民文化，也有其形成的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基礎。
首先，市場經濟是其經濟基礎。市場經濟作為現代資源配置的主要形式，是一種經濟自由運行的社會性市場機制和以公民個人為基本單位的大眾平等的經濟參與過程。它蘊含著豐富的平等、自由、契約、法治、開放精神。市場經濟使大量的個人和組織擺脫了政治權力的束縛，成為社會的主體，拓展了公民的活動空間。同時，公民的活動又必須遵循嚴格的法律，在這個遊戲規則庇護下，才能實現真正的平等和自由，公民的活動空間才是無所拘束和無限擴展的。因此，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得市場主體具備強烈的主體意識、平等意識、權利意識和法治意識，這孕育的正是自主自覺的主體文化。
其次，民主政治是其政治基礎。民主政治，是憑藉公共權力，和平地管理衝突，建立秩序，並實現平等、自由、人民主權等價值理念的方式和過程。民主政治追求的是權利本位，是奉行多數人統治的一種政治制度。民主政治實踐以討論、妥協、多數為原則，需要寬容的心態和遵守規則的習慣。在民主政治下的社會成員對政治制度的輸入和輸出部分均表現出明確的、積極的取向。實行民主政治，要求有開放寬容的政治心態，有廣泛的政治參與，因而有利於人們塑造積極理性參與的政治心態模式和獨立自主的政治人格。因此，民主政治對積极參与、獨立自主、寬容理性的公民文化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
最後，法治文化是其文化基礎。人治和法治作為兩種不同的制度形式，它們在構建不同的社會文化模式中都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法治與公民文化的培育、構建密不可分。法治的內涵是依照體現公民的意志，反映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來治理國家；而公民文化的內涵正是公民享有政治權利、當家作主，通過法定程序行使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權力。法治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這正是公民文化對平等的要求。法治通過義務和責任把自由與秩序統一起來，這保證了公民文化內蘊的自由。因此，法律至上，堅持法治，是培育公民文化的關鍵。
可見，清官情結本質上屬於一種帶有明顯奴性特徵的、依附型的臣民文化，體現為替民作主的官本位思想、依附性的政治人格、聖人崇拜的人治文化，而清明政治本質上是一種現代公民文化，體現為人民作主的主人翁意識、公民的廣泛政治參與、法律至上的法治文化。因此，如果從政治文化的視角觀察當今中國政治生活的走向，不難看到從清官情結向清明政治的歷史轉折，這表明中國的政治文化正在經歷著一個從傳統清官文化向現代政治文化深刻的嬗變過程。
二、 傳統的清官情結已成為今天建設清明政治的嚴重障礙 從傳統的清官情結走向現代的政治清明，體現了政治文化由依附型文化或臣民文化轉向參與型文化或公民文化的歷史發展趨勢。清官情結作為一種封建時代特有的文化產物，儘管也有其一定的積極意義和歷史價值，體現了處於封建專制沉重壓迫之下的普通百姓的百般無奈，而只能期盼著僥倖出現某個清官大人為自己主持公道、伸張正義。然而，這種清官情結由其本質屬性所決定，歸根到底是一種為維護封建專制統治服務的一種意識形態，與現代政治文明完全是截然不同、背道而馳的。我們今天在堅持反腐倡廉、建設清明政治的進程中，應當清醒地認識到傳統的清官情結已成為我們建設現代政治文明的現實障礙，對其必須進行深刻反思和深入批判。
1、 替民作主的「官本位」思想阻礙了人民作主的主人翁地位的實現
「官本位」是清官情結的核心要素。「官本位」一詞是相對於經濟學專用名詞「金本位」而言的。「官本位」把是否為官、官職大小當成一種社會價值尺度去衡量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價值。「官本位」思想本質上是一種封建專制統治的意識形態，它是以「官」的利益和意志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依託於等級森嚴的封建特權制度，用官職大小來衡量人們的社會地位和人生價值。在中國歷史上，這種替民作主的「官本位」思想的典型表現，便是清代著名清官鄭板橋的名言：「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作為一個封建時代的官吏，敢於不顧自身仕途而為民請命、主持正義，固然有其難能可貴之處，但這種替民作主的「官本位」思想與現代民主政治所追求的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主權思想，完全是格格不入、水火不容的。不難看到，在現實政治生活中，此類「官本位」思想仍然有著廣泛的影響和負面的作用，它意味著當了官就有了尊嚴，有了權就有了一切。人們往往以官為貴，以官為尊，社會上依然存在著以官職大小衡量人的價值、成就、地位的風氣習俗。這種「官本位」思想的嚴重危害在於官員在潛意識裡根本不把民眾當做社會主人翁來對待，也不可能把自己真正放到公僕的位置上，而是習慣於做百姓的「父母官」，百姓的一切自然需要他來「替民做主」。這種腐朽的思想觀念，嚴重阻礙了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人翁地位的實現。
2、 依附性的政治人格阻礙了主體性政治人格成長和公民的主動性參與
傳統的清官情結不僅造就了對權力、官位、官員的崇拜和敬畏，進而導致權力至上觀念和依附性政治人格的盛行。所謂的依附性政治人格是指一切不具有主體意識、主體能力、主體性格和行為的政治人格，它是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和專制政治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典型的奴性人格。在封建制度下的官僚制度和權力結構，就是一個以行政權力搭建起來的金字塔。在這個寶塔形的體制結構中，等級森嚴，上尊下卑，界限分明，不容僭越。官越大權越大，享受待遇就越高，地位就越顯赫。下級完全依附於上級，一切聽命和服從於上級，一切只對能決定其個人命運的上級官員負責。與這種專制政治相適應的只能是依附、順從、萎縮的無向度政治人格，個體不僅在政治生活中，而且在整個社會生活中都缺乏主體性。（顧成敏：當代中國公民主體性政治人格的生成與建構，《前沿》2011年16期）時至今日，這種依附性政治人格對於國民的影響仍然是無處不在，如影隨形。由於傳統的清官文化的長期影響和潛移默化，在現實政治生活中，有些官員根本不把民眾當做平等的主體來對待，而不少民眾也因缺乏平等觀念和獨立人格，缺乏公民權利意識，而只能臣服、依附於權力和權威，屈從於威權體制環境的壓力。這種依附性政治人格的廣泛存在，嚴重阻礙著現代公民的主體性政治人格成長和公民廣泛的政治參與，而助長了現實政治生活中權力高度集中的惡習，特別是導致了黨內「一把手」的權力膨脹，且難以進行有效的監督和制約。有人將這種權力膨脹形象的概括為「一把手綜合症」，其基本特徵就是「獨斷」、「專行」，集中表現為「決策一言堂，用人一句話，花錢一支筆」，這種體制上的弊端從根本上導致了腐敗現象的滋生蔓延，極大地妨礙著清明政治的建設。
3、 聖人崇拜的人治傳統阻礙了法律至上的法治文化發育
從歷史上看，中國曆來沒有西方那樣的民主文化土壤，缺乏民主與法治的傳統，而人治方式卻最為悠久。在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裡，經濟上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佔主導地位，政治上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的專制體制，促成了整個社會對於聖人和權力的頂禮膜拜，因而人治的傳統可以說源遠流長。時至今日，儘管腐朽的封建制度早已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但在現實政治生活中，人們對聖人和權力的崇拜依然有很大的市場。這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長期居於主導地位的儒家思想文化的深刻影響是分不開的。儒家學說向來主張依靠道德高尚的聖賢通過道德感化的方式或以身作則的表率作用來治理國家，正是在這種「人治」思想的長期影響下，民眾中普遍存在著崇聖意識和依附心理，把政事的興衰完全寄托在明君和清官身上，「人治」已經成為一種生活習慣和心理定勢並已根深蒂固。在人治傳統下，民眾既沒有表達意見的渠道，也沒有參與政治的途徑。治理者與民眾之間更不存在任何溝通、協商。由此導致廣大民眾對政治參與表現冷漠，他們通常認為政治是少數政治精英的事，太平盛世的出現也只能寄望於「有道明君」、「青天大人」的出現。這種「清官情結」在一定程度上引導和撫慰著民眾的這種無奈和冷漠的社會心理，而建立在這種社會基礎和大眾心理上的清官情結也逐漸成了中國傳統文化一個重要因子，並逐步演化為國人的一種集體無意識，從而也就嚴重地阻礙了現代法治文化的發育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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