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時代，我們如何定義「隱私」

網路時代，我們如何定義「隱私」

苑京燕 / 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社會傳播系助理教授

2015-04-11 13:47 來自 思想市場 【編者按】

       隨著網路和智能手機的發展，個人在私人空間的行為越來越易於被記錄和公之於眾。近年來，發生過多起私人性質的照片視頻被發布網路後，當事人生活受到極大影響的事例。其中既有官員等公眾人物，也有身陷人際糾葛的普通人。隱私權保護的核心爭議，在於如何界定公共與隱私。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社會傳播系助理教授苑京燕投書澎湃新聞，探討今日快速變遷的中國社會中，我們如何定義「隱私」。

             社會公眾對隱私問題討論的激烈程度，反映出社會快速變革過程中，理解隱私問題的複雜性及重要性。迅速膨脹的市場經濟，隨之興起的新型社會關係，逐漸出現的個體意識，與快速發展的網路通訊技術，都成為當前隱私問題的社會背景的組成部分，重構著人們對隱私的理解。

       然而網路上圍繞著隱私權的討論，往往忽視隱私概念自身的複雜性，忽視它同具體社會文化傳統的有機聯繫，同時直接或間接地採納具有個人主義、普遍主義色彩的隱私權利概念，並以這個抽象概念作為規範基礎，對隱私的具體社會實踐進行價值評判。本文旨在彌補公共討論中的不足，就隱私權利，公私領域界定，及網路媒體對隱私的意義及實踐的挑戰等議題，根據現有學術觀點，做一個簡單梳理，希望以此為隱私問題在中國社會的探討盡一份力。

隱私權的社會屬性

       儘管人類社會對隱私的渴望具有普遍性，但隱私的含義及其社會實踐卻隨著不同社會不同歷史環境的差異而不斷變遷。同時, 隱私概念與認識論層面、社會規範層面以及道德層面的基本概念交織，比如人存在的本質及形式，政治現實的實質, 以及對個人和組織之間重要性的權衡。因此，一個社會對隱私的具體界定，同時體現該社會在理論和實踐中，對這些基本議題的理解。

       例如，個人主義的隱私權利概念，是在西方民主社會的政治觀下發展而成的。在社會政治層面，對隱私權的強調，代表為伸張個體權利和自由而限制政府權利的社會承諾。在這個政治框架之上，隱私是個體在個人領域實現自我成就這個終極目標的重要手段。在自由主義框架下，隱私是一項人權，是維護個人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的前提，維護個體的自主意願及其對個人生活的掌控的手段。同時，隱私權強調個人相對於國家以及其它形式的社會力量的獨立，甚至敵對關係。其它形式的社會關係往往被視為對隱私權的潛在威脅。因此，在自由主義框架下，個體的發展往往意味著在社會作為整體的損失。

中國社會公私領域的變遷

       對隱私問題的討論，通常在個人領域和公共領域關係的討論之中開展。社會生活是一個不同社會以不同方式構建的歷史現實。文化和政治傳統以及現狀繪出個人的空間，構成了隱私的物質基礎。當這些條件面臨改變的壓力，隱私的理論和現實根基也隨之改變。

       在英語中, 「privacy」（隱私）這個詞涵蓋從內心、個體、獨立於公共空間的家庭，到個人權利及相關概念的很多方面。在漢語中沒有一個原生的辭彙可以覆蓋這個英文辭彙中的所有含義。中文中指代個人和自我的「私」的概念，經歷很長的發展才甩掉其中的負面含義，並在逐漸孕育出個人領域的中國社會生活中合理化。這段關於中國社會個人領域道德倫理價值的演變，是中國政治環境發展的結果，同時也反映了16 世紀末以降，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市場關係的發展歷史。

       在中國向市場經濟快速轉型的背景下，個人在社會活動中的地位不斷提升。過去，個人的社會政治身份常常被其所處的社會團體（如單位或公社）所界定。而現在，個人在社會生活中成為一個日益獨立的社會單位。個體的生活正圍繞個人發展的目標而改變。這一前所未有的社會環境變化，為普通人理解並實踐隱私的理念提供了新的機遇與挑戰。

       同樣，近幾十年來中國社會也經歷了公共、集體和公共空間等「公域」的變遷。日漸興起的個體正通過新形式的社會經濟組織，特別是市場，重建他們的社會關係。值得重視的是個人和在引導個人化(individualization)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國家的關係。由國家主導的社會經濟改革及其政策，深刻影響並顯著干預了個人和社會組織以及市場之間的互動。因此，中國個人和國家之間的關係變化並不意味著必然全面轉向一個西方式的個人社會。

       筆者2013年通過大量微博數據對隱私問題的實證研究表明，在中國語境下，雖然關於個體的概念大量出現在微博關於隱私的日常討論中，但個體的含義仍然與中國社會深嵌於社會關係和社會情境中傳統自我概念不斷對話。事實上，當人們討論和父母、兄弟姐妹、朋友、愛人、同事和同學的關係時，隱私這個詞表達出很多豐富獨特的關係內涵。因此，隱私觀念在人們的生活中並不僅僅服務於由個體完善、控制、選擇的個人身份,而通常在複雜人際關係及社會角色中表達，並常常帶有性別色彩。這些情境中的隱私觀念，既體現權利意識也表達社會義務,既基於信息交換也重視情感交流，既界定人際邊界,也定義社會角色維繫社會關係。這些普通中國人的隱私觀念及事件，同個人主義語境中出於自願或成為個體獨立障礙的社會關係，形成鮮明對比。

       同時，在多種新興社會機構環境中的社會關係，如公民—政府,僱員—僱主,以及顧客—商家,也變得更加複雜。這些情境中，社會交往實踐及規範變遷的張力，常常反映在人們的隱私話題中。人們在工作及社會科技環境中結合自身經歷，表達對隱私的關注。例如，消費者針對市場活動中的不規範行為，呼籲法律以隱私權的形式給予保護。飛速城市化過程中，對人情冷漠的感慨也通過人們對隱私的負面印象顯現。隱私意識的覺醒也反映在政治議題中，對隱私的理解，同時體現並影響了政府、官員及民眾之間的權力關係。

       可以說，隱私在當下中國社會下發展，包括重構個人，公共領域，及兩者關係的社會整合的多維過程。換句話說，個人生活、政治活動及市場行為都在重新定義隱私。這也提醒我們隱私和公共性是相互牽連的概念，並由特定的歷史和社會環境所決定。

       所有這些層面一起構成了一個有機的生活世界，其中包含的社會關係邏輯及實踐無法完全放置到西方個人主義框架及規範中理解規訓。相反，這些話語和活動提供了具體的社會生活實踐經驗，為在中國社會衡量隱私的價值並建構其自身的規範標準提供基礎。在中國語境下對隱私的探討，應當包括對隱私保護作為基本社會原則的正當性及適用性的討論，而非全盤接受其作為抽象概念的固有價值。

傳媒科技對隱私的影響

       事實上，由於傳媒技術飛速發展，隱私已經成為全世界範圍中被廣泛討論的公共議題之一。無論在坊間話語還是學術界探討中，該議題都飽含人們對傳媒技術為大範圍公共監控和信息泄露提供平台的不安情緒。但是，對於隱私問題的顧慮並不能簡化為人們對信息控制的渴求。技術的發展是隱私概念發展的物質基礎之一, 重新界定人類傳播的媒介以及信息獲取和儲存的渠道，改變了社會交往的環境、限制及預期。作為結果,理解隱私的結構和邏輯也相應地發生改變，而技術既反映又參與改寫隱私的社會屬性及表現形式。

       例如，社交媒體上的信息傳播速度，凸顯了公私兩域界定中顯性（visibility）維度的重要性，使小範圍的私人話題能很快擴展傳播範圍，使大規模民眾參與成為可能。但某一話題是否具有公共屬性，並不完全由媒體能到達的範圍決定。公平的參與權，理性及自由的表達是公共空間的決定性因素。

       同時，傳媒技術並不僅限於為我們呈現、解決和爭論隱私議題供技術平台，他們自身便構成了我們實踐隱私的社會環境。例如，微博提供的網路空間，即是私人領域的延伸，又是私人生活中孕育的公共空間。顯而易見，傳媒技術導致了原有概念和行為進一步模糊。關於隱私顧慮，反映了變化中社會科技環境對現有社會規範的挑戰。

結語

       對隱私的理解及實踐根植於人際、文化及政治層面的廣泛社會活動中。對隱私的定義表達我們對社會規範的理解，並同我們所理解的人類本性和政治本質相關聯。從這個意義上看, 隱私權的內涵是社會構建的。而構建隱私權的過程，一方面體現我們如何認識個人自主性，如何在此基礎上培育當代社會具有自主權的參與者。同時另一方面，也體現我們如何理解，個人自主性與社會公共秩序及社會組織相互依存的關係。建構社會規範，要求我們將隱私視為社會實踐，並將其作用放在具體社會歷史發展環境中及 具體的活動情境中，研究其活動的結果及影響。

       事實上，沒有任何社會空間完全恪守公域與私域的兩級絕對對立。從理論層面講，自由主義的公私劃分，先後經受過社團主義從文化共同體角度的批評，共和主義從政治共同體角度的批評，以及女權主義對封閉的不平等的私人領域的批評。而中國自身的社會文化傳統與歷史經驗，也應該成為構建隱私權概念的有機組成部分。在實踐層面，中國社會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在為考量社會行為提供經驗基礎。 實際上，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會使用各種各樣的辭彙，形容不同場景中的豐富的隱私體驗。這些詞有：看、觸及、傳播、討論、分享、八卦、觸犯、侵犯、挖、窺探、揭露、暴露、泄露、宣揚及失去。有一些詞正面含義濃重，如關注、尊重、保留、保護、保障; 另外一些詞為中性，如曬；還有一些是新辭彙，如轉發，作為一個隨傳媒技術而流行的行為。這些辭彙即體現了隱私概念在社會生活中的廣泛性與重要性，又體現人們對具體實踐中的蘊含的隱私含義細緻入微的理解。

       因此，我們不能盲目接受以個體利益為核心的絕度隱私權利概念，不加甄別的定義私人空間，任憑隱私權被作為侵犯公眾利益的工具。同時，沉痛的歷史也提醒我們，政治領域無限膨脹，淹沒私人領域，造成社會領域的萎縮的嚴重後果。當務之急，是開放公共話語空間，並維護它的良性發展。在公私領域的劃分，自我和他人關係，個人和集體關係，私人和公眾關係經歷變遷的中國社會，與其不加審視或不自覺的用自由主義的隱私權概念，去褒貶判斷，不如針對事件問一些更根本的問題。比如某些公眾人物的言論損害了什麼？該不該保護？保護什麼？由誰來保護？

       綜上所述，我們對隱私的探討，應避免在道德層面把隱私概念本質化，而應將隱私從普遍的自由主義的框架中分離出來，並結合中國自身的社會和歷史發展理解該議題。這樣做，也許能在一定程度上，使該問題的公共討論避免兩極化和意識形態化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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