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莫言談新作《蛙》的創作感受

　　設置人類靈魂的實驗室 

　　著名作家莫言談新作《蛙》的創作感受 

　　12月16日下午，最高人民檢察院影視中心藝術總監、《方圓》雜誌名譽主編、著名作家莫言攜新作《蛙》做客正義網，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莫言圍繞他的第十一部長篇小說《蛙》，談到了小說的緣起、創作過程和自己對小說創作的感悟，並通過網路與網友展開廣泛的交流。 

　　這部小說從我來到人間的時候就開始醞釀了 

　　記者:書名為什麼叫《蛙》呢? 

　　莫言:這是想了很久才確定的題目，「蛙」跟「娃」，跟人類神話中女媧的「媧」都是同音字，在北方先民那裡蛙是神物，女媧也是繁衍生息的象徵，這應該是一個象徵性的詞。因為這部小說也講述了鄉土中國60年生育史。　

　　記者:封面做得很特別，一個剪紙的小人兒，是您自己選的嗎?　

　　莫言:這是出版社的美編做了好幾次方案才最後確定的，本來他們設計得很繁瑣，我說還是簡潔一些吧，最後就確定了這個方案。這是一個北方農家婦女都會的剪紙，我一看這個就想起我母親帶著我女兒玩的時候，撕下報紙用剪刀剪下這麼一個嬰兒的形象。　

　　記者:這部小說醞釀了十餘年? 

　　莫言:是的，誇張一點說從我來到人間的時候就開始醞釀了。小說主人公的生活原型就是我的姑姑，她從上個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初一直做農村的婦科醫生的工作，經她手接生的孩子不少於一萬個。幾十年來，姑姑作為婦科醫生，親歷了生育歷史上每一次高潮和低谷。她一方面像送子菩薩一樣接生，同時也為很多婦女做過人工流產的手術，這麼一個人物，我想她的內心深處一定有很多的矛盾和衝突。80年代初我開始寫小說時，就在考慮怎麼樣把姑姑寫到小說裡面去，由於個人的思想不成熟，一直覺得沒有把握好人物個性，所以就沒有動筆。 

　　2002年春節，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跟隨日本NHK電視台到山東高密來拍有關我的節目。談話之間，他問到我下一部作品，我說很可能把生活中的姑姑作為原型寫到小說裡面去，他對我這個構思很感興趣，並且在大年初一的上午隨著我去拜會了我的姑姑，他們談得也非常愉快。姑姑幾十年來的經歷，給大江健三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後來，他多次在各種講話中談到莫言的鄉村婦科醫生姑姑，說腦海里經常浮現她在冰天雪地里騎著自行車，在大河上快速地賓士，去給人家接生的畫面。　

　　跟大江的談話增加了我寫這部小說的信心，我在2002年春天開始寫這部小說，寫了大概有15萬字的時候，突然覺得姑姑這個人物越來越模糊，感覺到把握不住了。另外結構也混亂，小說里出現了好幾種不同的字體來標註著不同時空敘事層面。連我自己都感覺寫得混亂不堪，這對讀者肯定是一種折磨。於是我就放下了，先完成了另一部小說《生死疲勞》。　

　　《生死疲勞》在2006年底出版以後，我在2007年重新拿起筆寫這部小說。這時候把前面的15萬字全部放棄，重新寫。 

　　形式上、結構上有所創新會加深讀者對故事的理解 

　　記者:我們看到《蛙》的結構很特別，由四封長信和一個話劇構成。　

　　莫言:我在每一部長篇寫作開始的時候總是要想好跟過去不一樣的結構，不一樣未必是代表著很複雜。我突然想到了像書信體這種結構是最古老的，也是最方便的。我就虛構了一個日本作家杉谷義人，小說裡面的我作為一個劇作家正在構思有關姑姑生活素材的話劇，在這個過程中把姑姑的故事用書信的方式向日本作家杉谷義人來訴說，來彙報。到了小說最後一部分話劇也完成了。　

　　這個結構看起來很簡單，但我覺得產生了很好的效果。前面這四封信是寫實風格的，到了話劇部分，出現了很多超現實的因素。話劇部分和書信部分相互補充映襯，戲中有戲。　

　　記者:您是不是非常重視形式的表現力呢?　

　　莫言:我確實有一種比較強烈的文體意識，也有一種強烈的形式感。我覺得一個故事或者說一個素材必有一種最適合他的形式，好的形式、好的結構會轉化成內容的一部分，這和內容是相輔相成的。　

　　我不願意按部就班地、以編年史的方式講故事，這樣是很不經濟的一種寫法，編年體拍電視劇可以，但寫小說最好在形式上、結構上有所創新，這會加深讀者對故事的理解，會使故事變得更有意義。 

　　這部小說寫的是個人內心深處最痛苦的地方 

　　記者:您小說中的「姑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您是怎麼用她60年的經歷表現中國生育史的?　

　　莫言:生活中我的姑姑是一個很普通的鄉村醫生，家庭出身是地主，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作為地主的女兒在社會生活當中是非常艱難的。姑姑能當上醫生，一方面是由於她女承父業，另外因為她有文化，在50年代識字的人很少。姑姑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能找到婦科醫生這樣令多少人羨慕的崗位，她對社會、對國家的感恩戴德之情勢必化為巨大的工作熱情，贏得了上上下下一片讚譽。　

　　小說裡面我把姑姑的身份做了一個顛倒，小說裡面姑姑就是八路軍醫院院長的女兒，是革命烈士後代，根正苗紅。又有文化，又漂亮，又從事婦科醫生這樣令人歡迎的工作，她在上世紀50年代的輝煌是無以復加的。當時鄉下所有人看她是仰望的目光。小說裡面，姑姑跟空軍飛行員談戀愛，之後飛行員駕機逃往台灣，作為他的未婚妻，姑姑的遭遇可以說從天堂落到地獄。好在飛行員逃跑的時候故意丟下一本日記，讓姑姑重新獲得行醫權利和組織的信任。　

　　後來，她變成了計劃生育政策堅定不移的執行者，甚至像強迫狂一樣的，跟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私自懷孕的產婦和家屬鬥智斗勇。我集中寫了幾次這樣的衝突。姑姑接生過約一萬多個嬰兒，也鐵面無私地為數千個婦女做過手術。　

　　隨著社會的變化，晚年姑姑的內心充滿了矛盾。小說里讓姑姑嫁給了專門捏泥塑的藝人，在姑姑的口述下，泥塑藝人捏了很多孩子的形象。　

　　在小說中我客觀地再現了實行計劃生育的必要性，也客觀地描述了中國當時所面臨的人口困境。上個世紀50年代出生的人為計劃生育政策作出了犧牲，這部小說寫的是個人內心深處最痛苦的地方，也是我們這一代人內心深處的痛處。我們都是為了顧全大局，為了國家的利益，為了民族的未來而犧牲了、壓制了我們個人的意願。計劃生育政策實行30年來，關係到了千家萬戶，影響到千百萬人的命運。從小方面來說是個人之痛，從大了說是國家之痛。　

　　記者:您在小說動筆之初就考慮過這些問題嗎?　

　　莫言:這些問題有可能成為讀者讀這個小說後延伸考慮的問題，但我寫這部小說的根本目的不是為了觸及什麼敏感問題，我要實現的目標是要寫出像姑姑這樣的人物。這個人物在生活當中很少見的，生活當中可能很多人物融合在一起形成這樣複雜的人物，她的一生經歷，她晚年的懺悔能夠激發我們對很多社會問題，以及對人的最本質的問題的一些認識。 

　　如果社會失去法律和道德的限制，每個人都可能變成罪人 

　　記者:小說都涉及了哪些反思? 

　　莫言:比如劇作家蝌蚪的反思，蝌蚪對自己過去行為的認識也上升到了一種新的高度。我們過去反思歷史的時候總是向外看，看社會對人的壓迫，政治對人的壓迫，壞人對好人施加的暴力。我們從來都沒有認真地向內看，沒有反思每個人內心深處所潛藏的罪。　

　　我這個小說最後會推出這麼一個結論，他人有罪，我也是罪人。這也代表了我創作幾十年來慢慢到達的一個階段，我通過這部小說反思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複雜心態。　

　　我們當年也曾經以冠冕堂皇的口號掩蓋內心深處的私慾，我們也曾經在不正常的社會環境里釋放過我們的罪惡。現在我覺得是該清算了，清算他人不如清算自己，只有我們每個人對自己的認識更加清楚了，認識到如果環境不正常，如果社會失去了法律和道德的限制，每個人都可能變成罪人。　

　　有了這樣的認識，就會變得對他人寬容，我今天上午在北京大學為德國作家馬丁·瓦爾澤先生頒獎時也這樣說過。　

　　我們不應該只會憐憫好人，對一個看起來十惡不赦的惡棍也應給予理解和同情之心。因為惡棍之所以成為惡棍，也有許許多多的外在的原因，因為惡棍作為個體本身也是一個受害者。我們可以聯想到去年在美國的佛羅尼亞大學一個韓國學生槍殺30多個學生之後，在最後舉行追悼晚會的時候美國受害者家屬也為這個加害者點燃了一隻蠟燭，我覺得這才是具有深度和廣度的悲憫之心。　

　　越是在對抗、衝突、矛盾最激烈的時候，越是能夠讓人靈魂深處的東西暴露無遺。小說家就是設置一些人類靈魂的實驗室，然後把人放進去，看看靈魂在裡面會發生哪些變化。　

　　這是我最根本的想法。　

　　記者:「他人有罪，我也有罪」，這個主題是不是在您很多小說裡面潛在而延續著?　

　　莫言:我早期小說還沒有這麼明確。那時的小說是向外看的，一直是拿著放大鏡尋找社會的陰暗面，尋找他人心裏面的陰暗面。很少回頭來想自己，老是把自己設想為一個受害者，老是把自己設想為受別人欺壓的，而沒有想自己一生當中欺壓過別人沒有，是不是也干過壞事。如果把我放在欺詐者位置上會不會變成欺負別人的人。因為創作過程既是一個反思自己的過程，也是一個發現自己內心深處奧秘的過程，這種認識也是幾十年來不斷寫作的必然結果。　

　　記者:西方宗教有「原罪」之說，您這個觀點是否跟它相似?　

　　莫言:不是一回事。　

　　宗教說的是「人人都有罪」，這個罪是人生而帶來的，每個人都有罪等於人人無罪。但我說的「他人有罪我也是罪人」，實際上是對人性的一種分析。每個人靈魂深處有惡的成分在，當社會處於不正常的環境的時候，道德淪喪，法律失控，人的惡就有爆發的可能。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每個人都應該對自己進行檢點，只有對人自己的內心有了清楚的認識，才知道怎麼樣做一個好人，人也才能夠理解別人，才能夠真正寬容別人，真正變成一種具有悲憫情懷的人。我覺得最廣闊的憐憫就是對惡人也有同情和理解。我想只有經過一些痛苦、反思之後，才可能有此認識。　

　　作家的腦海里往往同時孕育著幾部作品，就像頭腦里有很多抽屜一樣 

　　記者:我們注意到小說《蛙》中有很多很時尚的元素，比如說代孕、煤老闆找小三、中美合資婦嬰醫院等等，您是怎麼收集到這些素材的呢?　

　　莫言:一個作家的腦海里往往同時孕育著幾部作品。打個比方，就像頭腦里有很多抽屜一樣，有關生育小說的有一個抽屜，有關戰爭的小說是另外一個抽屜。我在寫《蛙》的時候也在閱讀，也在看電視電影，或者出國訪問，一發現這方面素材，頭腦裡面的抽屜會一下子打開來，把素材收進去。這幾年社會生活當中每一個跟生育有關的事件都讓我非常敏感。比如你剛才說代孕，我常看的《檢察日報》上就有販賣嬰兒的案件，這為我提供了寫作素材。　

　　記者:您在《檢察日報》工作了十年，這段工作經歷對您的創作有沒有什麼影響?　

　　莫言:從1997年到2007年，正好十年，這十年也是我創作的黃金時期。我過去對農村、農民、基層了解多一些，在報社的工作經歷使我對中國的官員、官場有了深刻了解，也對新聞媒體有了很準確的了解。　

　　記者:您在小說中塑造了很多個性非常鮮明，甚至有一點「高、大、全」的女性形象，您是刻意而為的嗎?　

　　莫言:我就是女性崇拜者。我認為女人在越是艱難困苦的環境越是表現得比男人勇敢，尤其在某些歷史關頭。因為女人比男人多了一層母性，母性可以讓柔弱的女人變得像豹子一樣。女性可以在危急關頭保護她的兒女，煥發出超人的力量，能夠忍受最大的苦難，能夠在苦難當中產生活下去的勇氣。所以我覺得女性總是成為這個世界最後的拯救者。我這樣說並不是做什麼秀，我就是這樣認為的。當然也有一些很可怕的、帶有一些不良習氣的女性，這也沒有辦法，還有極個別的虐待孩子的母親，這就屬於病態了，不是正常的女性。　

　　記者:現在《蛙》已經出版了，您又在構思下一部作品嗎?　

　　莫言:構思早就有，就像一隻老母雞，肚子裡面有一包蛋，哪一個先長大，就先下哪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