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爭鳴還能卷到哪裡去？

學術爭鳴還能卷到哪裡去？

何妨(10月13日17:51)

　　看看中國的歷史，看看知識分子的歷史，就該知道，除了政治旋渦，學術爭鳴還能卷到哪裡去。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傳統？從主觀方面分析，我不願意說知識分子缺乏獨立的人格而附庸政治權力，我說是附庸政治的知識分子開始缺乏作為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僅在中國範圍內而言）。從客觀方面分析，在我們國家，最容易搞垮一個人的手段就是從政治上否定他！這變成敏感性學術爭論中最有力的武器！

　　北大曾為中國的最高學府，原因就是蔡元培校長包容的思想，今天，北大耀眼的只是它的虛名，不光是因為老子英雄兒北大，不光是因為拿了金牌的運動員就可以去北大讀書，不光是因為拍片拿了獎的演員就可以去讀研究生，更主要的是包容的思想已經死了，死了，一隻"左"腳就把它踩死了！

　　錢理群和秦暉還好是搞文學的，文學問題爭論，小風波而已。現在我們國家提出"法治"，但有多少人知道，在法學界的學術爭論中，有過多少個錢理群、秦暉！由於受蘇聯的影響以及長期以來我國法律虛無主義思潮的盛行，法歷來是作為政治統治的工具而非約束政治權力的工具，所以在法學理論中，存在著諸多的禁區，且不說建國初錯批楊兆龍教授（原國民政府總檢察長，受中共南京地下黨組織感召而留在大陸）令其含冤而死，就在改革的春風將綠法學界的時候，依舊因為學術上的探討而常常引發政治批鬥，著名的有80年代初周鳳舉《法單純是階級鬥爭的工具嗎？--兼論法的社會性》所激起的千層浪；此後因為法的階級性問題而倍受指責的還有當時任《中國法制報》政治評論部主任的張宗厚，張宗厚和張友漁的爭論當時被稱為"兩張一席談"，但到後來還是不是所謂的"談"，可想而知；到了90年代，"左"的幽靈再次遊盪，"曉南風波"又另法學界以為山雨欲來。在法學理論進步的路上，"公民"、"人權"、"法律平等"、"罪刑法定"......這些原本顯而易見、不言而喻的詞語在進入中國時，每一個都伴隨著風風雨雨，甚至地動山搖。即便是"法制"到"法治"，二十年改一字，其間也是坎坷唏噓幾人知。

　　學術討論的雙方本來應該是有所得而無所失的，但在我國，如果涉及政治敏感性問題（插一句，很奇怪為什麼我們國家總有那麼多的敏感呢？），學術討論就會變質，一些所謂的學者總是喜歡給人扣帽子，進行人身攻擊，以政治進攻彌補其學術上的底氣不足，這種行徑是下流的，卑鄙的，進入2K年，如果這種不良風氣依舊的話，我們的文學、法學、社會學、政治學......我們的人文科學還有進步的希望嗎？！我們不怕一些極左文人的唾沫口水，畢竟真理越辯越明，我們不怕極左文人的筆，我們怕的是政治權威的炮，怕的是一些官員介入學術爭論，借刀傷人，借筆傷人，怕的是政治權威給極左文人以市場，給理論探討設置人為的障礙；怕的是極左勢力令科學的每一個進步要付出無謂的代價--這個代價是整個社會來承擔的！

　　"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色彩，好象"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的東西，一下子就被他搞垮掉了。......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以上這些話，是鄧小平同志說的，所以放心的引來質問一些對錢理群和秦暉居心不良的人。一位學術刊物的總編曾呼籲學術需要寬容，學術需要政治權力的寬容，需要學術權威的寬容，需要大眾的寬容。大眾是最沒用的，先不理它，只想問問前兩者，不需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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