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的新裝

摘要 : 習近平出席荷蘭王室晚宴的著裝，並非中山裝，而是一種與西方正式場合禮儀要求對接的大禮服，而中山裝更非源自日本學生裝，它由西式軍裝進而演變成中國民族裝，有一條奇異的意識形態推進路程。

3月2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攜夫人彭麗媛，在阿姆斯特丹王宮出席了王室安排的晚宴。見到圖片或視頻新聞報道後，也許是國人已習慣領導人在外事場合身著西裝領帶，故頗覺驚訝，有人因此分析道：國家主席身著「中山裝」體現了文化自信。

此說不確。其實，習近平的新式服裝與中山裝差異不小。按眾多中山裝起源說法中的一種，它更像中山裝的母版——「企領文裝」。

「企領文裝」流行於民國初年的南洋華僑社會中，「企」在其中取站立之意，而企領的英文翻譯為「Mandarin collar」，再音譯回來則是：滿大人領。所謂滿大人領，即為滿族服飾中的立領領口特點，滿族的立領和漢族傳統的交領截然不同。

這種中山裝起源論大抵是：某洋服店資深裁縫黃隆生，在孫中山的指示下以「企領文裝」上衣為基礎，在企領上加一條反領，構成了「立式翻領」，以代替西服套裝中的襯衫硬領效果；同時又將上衣的三個暗兜改為四個明兜，且口袋被裁製成可以隨放進物品多少而漲縮的「琴袋」式樣。於是，有了後世的中山裝。

按這樣的敘述，習的服裝，由於不再有緊閉的翻領，還能露出一點點白色襯衣；且四個兜改回三個兜，左胸衣兜露出黑底白斑點絲巾，下方的兩個口袋改為暗兜，看上去不再像補丁，所以從整體上看更加類似母版「企領文裝」。

【涉外新式大禮服】

「新式服裝顯示文化自信」的分析是一種過分解讀。在荷蘭國王威廉-亞歷山大一世邀請的晚間國宴上，選擇這種衣著其實是我朝禮制愈發完備的表現。

最正式的晚宴或其他宴會，在英文中有一個有趣的代稱：「White Tie Party」，直接翻譯過來是「白色領結宴會」。這也好理解——白色領結最能代表最正式場合中的部分衣著要求。

國宴在宴會的逼格劃分中，自然是皇冠上的明珠。其要求相當細緻：晚禮服的上裝須為黑色，上裝的前擺要齊腰剪平，後擺則較長，成燕尾狀。所以人們也一般稱之為燕尾服。上裝外側還要佩戴各種勳章和獎章，以示榮耀。上裝內則要配置白馬甲，漿硬白襯衫、以及白領結。下身則著鑲有兩道絲帶的黑褲，系黑條紋皮帶。

如果這些描述缺乏畫面感的話，看一下圖中荷蘭國王的衣著吧，規範得挑不出任何問題。

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20-30年代，White Tie Party盛極一時，上流社會的貴族們高度依賴這樣的聚會來擴展自己的朋友圈。時至今日，White Tie Party可能不再那麼頻繁，但我們依然能在重要的外事場合看到類似的圖像資料。

2011年5月24日，出訪英國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及其夫人，在英方舉辦的晚宴上賓主雙方（奧巴馬總統和女王的丈夫菲利普親王）均身著晚禮服。

通常，高級且正式的晚宴準備時間較長。組織發起的一方要確定宴會的主題、時間、地點、與會人員等，之後將這些信息體現在精美的實體邀請函上。邀請函上照例會有著裝要求，如果沒有按照要求赴宴，顯然非常不禮貌。

1959年9月，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訪美。出席美方正式宴會時，沒有身著晚禮服，而是簡單的普通深色西裝和淺色領帶一穿了事，令東道主頗感不爽。此後，蘇聯大使為赫魯曉夫訪美舉行答謝宴會，上次沒有得到對等「禮待」的艾森豪威爾總統也做出了降級，改穿晚間非正式活動時所需的小禮服，但赫魯曉夫仍以一襲普通西裝回應，再次挫敗了美帝國主義者的險惡用心。

美蘇兩國最高領導人及其夫人的合影。圖中艾森豪威爾（右一）身著小禮服。小禮服的上裝與普通西裝類似，但左右兩襟為黑緞，此外配馬甲，白襯衫，領口為不漿軟領

赫魯曉夫的衣著在資本主義世界看來，自然是不講禮貌；但社會主義陣營也確有政治忌諱——哪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總書記、黨主席穿過燕尾服？那東西也太「資本主義」了。

中國與之類似。改革開放前，中山裝是外事場合的不二之選。1971年，喬冠華率團出席聯合國大會前，周恩來還親自交待：「在出席正式會議的時候，中國代表要穿中山裝，不要穿西服。你們可是代表中國啊。」後來最高領導人華國鋒在參加鐵托葬禮時，亦是以黑色毛呢料中山裝亮相。

因鐵托去世時值五月，天氣略熱。閉合立領的毛料中山裝相當不舒適，華國鋒不得不多次用手拭去兩鬢及額頭的汗水

廣義來講，西服是「西方服裝體系」的簡稱；而我們日常理解、使用的是狹義的「西服」，英語辭彙為suit。自80年代初胡耀邦第一次身著suit亮相後，俗稱為「西服」的上下同色同面料套裝，成為立志改革的中國政治人物的標配。所以，無論是出訪還是在中國駐外大使向駐在國元首遞交國書，深色西服套裝佔據了絕大部分比例。

胡錦濤訪美時，奧巴馬身著小禮服，胡錦濤身著普通西服

可以稱得上例外的是2008年4月22日，時任中國駐法國大使孔泉抵達愛麗舍宮，向薩科奇遞交國書。當時有分析人士指出，此前的314事件和奧運火炬傳遞時的風波，是孔泉大使穿著強調中國特點乃至民族主義氣質的中山裝的原因。（見下圖）

正是因為參加重大國事活動時，如何選擇得體的服飾是一大難題。從2008年起，在西方文化中淫浸多年、獲得英國太平紳士頭銜的政協委員劉長樂提案建議道：

「按照西方傳統禮儀，出席這些正式禮儀活動，嘉賓應著晚禮服（如男士著燕尾服、系領結等），但這些服裝確與我國服飾穿著習慣和審美標準不相適應，目前我國領導人多以穿著西裝出席，似有不尊重對方之嫌……因此建議今後中國領導人出席外國正式禮儀活動中，可穿著設計精美、質地考究的中式禮服，這不僅可以避免失禮，並可展現我國家領導人的魅力和風采，更是弘揚了中國傳統文化。」

六年後習主席訪問荷蘭的裝扮，可視為這種有所追求的體現。

【內外有別】

中國的大禮服其實早有定例。在非涉外的極隆重場合下，最高領導人所穿的中山裝，不僅前後兩個三十年互不否定，且與前朝一脈相承。

文章開頭介紹到的那種中山裝起源論，與「中山裝日本學生服起源論」等說法同樣不靠譜。中山裝與其誕生時代的部分歐美軍裝，幾乎沒有任何差異——如果不算肩章、領章和腰帶的話，哪怕是被解讀為東方特色的立式翻領，也是奉行「拿來主義」的結果。

此圖為美國陸軍第七步兵團A連士兵1907年配發的卡其布軍裝。這種高度近似中山裝的軍裝從1904年一直裝備到了1910年。撤裝時大清朝還沒有滅亡。有趣的是，該軍裝恰好有五枚紐扣。而在國民黨徒為中山裝附會的極多政治含義中，五枚紐扣代表著「國父」的五權分立思想或五族共和理念。

左圖是《辛德勒的名單》中的劇照，拉爾夫·費因斯飾演的德國納粹黨黨衛隊軍官，其制服上，立式翻領，風紀扣樣樣俱在。

中圖為重慶談判中毛蔣二人的合影。中山裝在中國的大禮服地位一脈相承。

右圖為斯大林身著類似制服，中山裝在三十年代的全球主要媒體上被稱為「斯大林裝」；後來Mao成為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新星，服裝就被六七十年代的媒體稱為「毛裝」，現在看來，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將由朝鮮繼續進行下去，所以未來中山裝可能被稱為「金裝」。

中山裝的起源發展究竟為何並不重要；而同樣款式的服裝，納粹軍官穿起來英氣勃發、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卻臃腫土氣老掉牙，原因也僅僅是身材差異和缺乏其他裝飾物點綴。

真正有趣的問題是：中山裝是如何在中國推廣的，以及流行時間極久現象背後的原因。這一切都要從鮑羅廷對國民黨的改造說起。

當國民黨被改造成一個列寧主義原則的政黨時，它急需將自己不同於北洋及地方政治力量的特質展現出來。一切能承載並展示其特質、意識形態口號、提法的外在符號——無論是旗幟、髮式、還是服裝——都被賦予了政治含義。

保羅·康納頓在其社會學名著《社會如何記憶》中寫道：「服裝作為物化的人與場合的主要坐標，成為文化範疇及其關係的複雜圖式；代碼看一眼就能解碼，因為它在無意識層面上發生作用，觀念被嵌入視覺本身。」

中山裝既是工作時的職業裝，又是休閑時的便裝，也是典禮時的禮服，更是革命軍軍裝，平民實用風格契合國民黨的左派基因；除了五枚紐扣的政治含義外，四個口袋則象徵來自儒家傳統的禮義廉恥；三粒袖扣表達著「三民主義」。附會（或者說將政治含義編碼到服裝中）只是第一步，只有國家權力才能將符號貫徹到社會的各個角落，通過長期宣傳灌輸，讓人們記住服裝背後的「人造記憶」，進而認同服裝代表的政治傾向。

雖然1927年之後的南京國民政府，在各種指標上都算不得一流的極權政權，但在其能掌握的省份、大城市，身著毛呢料中山裝的國民黨大員，毫無疑問是中央意志的化身。在下級公務員群體和教育系統中，面料較次的中山裝也被定為統一制服。國民黨的中山裝推廣，確實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遭。

然而，人民並不總是馴服。如果人們覺得一個身材尚可的男子，穿著中山裝也很醜，那多半是因為政治上的偏好。曾有台灣人回憶道：「國府來台接收官員多數穿中山裝，當年中山裝的口袋特別大，可以裝很多鈔票，因此中山袋就成為貪污的代名詞。甚至可以說，那時候穿中山裝代表統治階級。」

將中山裝推廣到社會每個角落的政治力量，其組織並未衰頹（兩岸都是如此），但中山裝上附會的那套政治話語早已過時，社會成員拋棄它的時刻很快就要來到——兩岸官場也早已不將其作為常服——除非它能被賦予新的含義。

這個新的含義就是權力，並往往意味著最高的政治地位。國慶當天登上城樓，現任常委身著中山裝者僅有總書記一人。同在城樓上若有「撞衫」，那一定是元老。

1999年登上城樓的國家領導人們，身著中山裝者從左起分別為：薄一波、Jiangzemin、宋平

即使今天中山裝被當作中國民族特色的服裝，國家元首身著民族特色的服裝也不是在強調文化自信，否則印度、巴基斯坦乃至阿拉伯世界國家元首身著傳統色彩更濃厚的服裝又該做何解釋？

真要找一個刻意在著裝上體現文化自信的國家元首，倒也不難找到，光著膀子的普京就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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