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移民的新房子 2011年07月05日

【僑報網訊】從2000年開始，加拿大吸引了大批的中國富人，10年時間裡，他們用金錢、人口、對規則的破壞以及不安徹底改變了那裡的很多地方。 加拿大房價在過去一年時間上升了8%，溫哥華上升21%，中國移民旺盛的購買力成為房價上升的主因。

據4日出版的《全球商業經典》報道，很多中國人自己買地建房、提升房價，再賣給一批又一批剛剛到來的同胞。新移民就這樣用土地和房子在當地創造出一個財富增長的遊戲，不斷吸引同類加入其中，以大規模佔有不動產的方式，崛起在大洋彼岸。

當房子由「日用品」變為「金融產品」

一輛開往多倫多郊區的車上，8個從大陸來的投資移民坐在一起，他們擁有同一個地產經紀，從溫哥華坐了5個小時飛機來這裡購買「樓花」(那些兩三年之後才會建好，只需首付5%即可獲得的房產)。兩天時間裡，他們一直在城市外圍參觀各種正在建設的房子或乾脆只是一塊空地，多倫多在這些投資移民眼前始終展示著一個工業城市的灰色。

為他們開車的是個姓陳的香港人，代表多倫多一家地產開發公司。在那些正在建設的房子前面，陳先生會由衷地興奮道：「歡迎你們來到我家，這裡的房子是我送給太太的情人節禮物。」他在這裡買了5套房子，頗賺了一筆；有時，他也會一臉沮喪：「7年之前，我來到這裡，一看到這些我就膽怯。」人們隨著他的目光眺望遠處，那裡聳立著電線、工廠、煙囪，「但是現在500加元一英尺，地鐵、公車全在這邊，那時買的話只要200。」

80年代，陳先生來到加拿大UBC讀書，在那裡與李嘉誠的兒子李澤鉅成為同學。因為大批香港人計劃在1997年前移民加拿大，商人李嘉誠把這看成是自己的一次機會。在溫哥華，他有一個本地富豪朋友叫George Magnus，這位富豪在距離Down Town不遠的地方，擁有一個30英畝的小島，經常開著私人水上飛機進入市區。1986年，溫哥華世博會過後，如何重新開發利用會場成為溫哥華市政府的一個問題。Magnus出席了加拿大總理安排的一次晚餐，當他了解到政府的意圖後，他告訴總理，他對開發這片土地很有興趣，可以找人一起開發。當天夜裡，Magnus把這件事告訴了李嘉誠。

一年後，BC(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政府招標，Magnus為李嘉誠買下溫哥華市中心204英畝沿海的土地，這塊地現在被認為是世界上幾個不多見的最美麗的大城市「外灘」。當然過程中也出現了很多爭吵。加拿大人熱愛運動，熱愛住在森林旁邊，華人則嚮往大海。很多有實力的本地開發商沒有看到這塊土地的升值潛力，他們考慮的無非是停車場、商場，李嘉誠看到的是香港移民成片成片的住宅。

在一個福利社會的房屋倫理之中，加拿大人不認為「生活必需品」可以用來炒作，他們只把房子單純地當作一個剛性需求的商品，往往看到實物之後才會付款購買。對於這個健康、穩定但有點乏味、保守的市場，李嘉誠既表現出了實業家的一面，也展示了一個金融家的天才。

「在開發這塊土地的過程中，他沒有向加拿大的銀行借一分錢，而是直接從滙豐銀行貸款，這決定了在銷售這些房子時他可以不受本地金融業的控制。」陳先生說。項目後來被命名為Pacific Place，開發長達12年，包括8500套住宅、42英畝的花園、兩座小學和8個幼兒園，迄今也許仍是北美最大的房地產項目。仍像在香港那樣，從開工第一天起，李嘉誠就以樓花、期房的形式把房子預售給準備移民的香港人。溫哥華市民還不知道怎麼回事的時候，Pacific Place已經賣完了。自己的城市突然被一個亞洲人以3.2億美元買下了1/6，不少市民對李嘉誠的投資很反感，認為自己成了二等公民。

李澤鉅在這時強調了自己的加拿大身份：「6年前我們在加拿大投入巨資，也是在那個時候我成了加拿大公民、溫哥華市民。」60年代，他的父親開始在加拿大投資，70年代李澤鉅就常到父親在溫哥華北部買下的房子度假。1983年，18歲的李澤鉅加入加拿大國籍；1987年，他從父親手中接過了Pacific Place。從此，他一直強調自己是一個忠實的加拿大公民，他的妻子和3個孩子都是加拿大人。加拿大人的怒火平息了下去。

「而加拿大的地產公司同時發現，如果自己不按照香港人的方式賣樓花，房子將全部被香港人的公司賣掉，他們不得不效仿這種銷售方式。」陳先生說，2000年左右，當香港人發現自己的小島並沒有因為回歸而發生改變，於是大量迴流。但一個從更成熟的亞洲市場而來的商人與他的同胞信徒，給加拿大帶來了不能泯滅的改變，這種改變不僅僅發生在當時幾乎可以稱為「處女地」的溫哥華，也發生在傳統勢力穩固的多倫多。如今，多倫多最大的一家地產公司Tridal的3位銷售高層全為香港人，其中兩位做到這個家族企業位置的副總裁。

當「樓花」大規模地進入到加拿大的地產市場，房子也由一種「日用品」變為「金融產品」。

多倫多開發商將買房團的最後一站安排到了尼亞加拉大瀑布前。距離瀑布最近的萬豪酒店，所有房間都只有一側，讓人可以從上而下地欣賞瀑布。而一路看來的風景更為壯闊，車在巨大的公路橋上行駛，能看到安大略湖、葡萄酒產地以及湖面上鍊鋼的工廠。天空之中雲團密布，城市就在你的下面。

兩天時間，從南到北，開發商向他們展示了十幾個樓盤，購買最後一套時，一位姓劉的女士幾乎在一疊合同文件前面睡了過去。

「很多時候，我都覺得自己粗心得可笑。買完一個樓盤，別人問我：你在那兒買了幾個，多少號？幾層？我不知道！合同呢？不知道！房子都拿了半年，不知道自己的合同在哪兒。」劉女士說。

在中國，她是一家鋼廠的總代理，一生之中最自豪的成就是為鳥巢提供過65000噸鋼鐵。「一開始，這件事並不屬於我。」她說：「當在電視上看到這個項目時，我急了，這麼大的項目他們不通知我，你說我能不上心?嗎？」

她先是拖著一個裝滿廠里所有鋼材品種的箱子到了人民大會堂門口——上飛機時，這個箱子因為超重 被罰了700多元——人民大會堂的人告訴她：「我們不管這事，你可以去奧組委試試。」幾經周折之後，在鳥巢的施工現場，她見到了負責鋼材採購的人。從全國各地運來的鋼都堆在工地上，它們要經受考驗。「三次大雨之後，別人的鋼都已經黃黃的了，只有我的還泛著深藍。」她的鋼廠在嘉陵江旁，那裡的雪山鐵礦有一種別處沒有的防鏽物質。「廠子里大的工程都交給我，因為我是一個一根筋的人。」劉女士驕傲地說。

逐漸把國內生意交給兒女的劉女士在加拿大生活已有4年。在這裡，她試著將當地一個雞飼料公司的產品賣到中國。「最後簽約時，他們的要價高了一倍。」她也找過一個有機食品廠，「我花4天4夜用在線翻譯軟體看完了6頁英文報表，發現他們的資產情況不是太好。」對方回答，因為要上市，難免會有一些不良成分以保證公司規模。「我不想當這個垃圾筒。」第三次，她決心投資診所，但當一個更細化、具體的方案出來時，她發現價格全變了，「他們打電話，我說，你們不誠實，合作結束。」

2008年，加拿大房價到了一個低谷，從那時起，她開始用當地銀行的貸款購買房產，不久前還收購了一個溫哥華的莊園。「但我不打算在上面種任何東西。」她說：「太麻煩了，不費那個心，我只把它擱在那兒，讓它升值。」

中國人創造出了自己的財富遊戲

《華爾街日報》在一項調查中提到：加上2010年年初的房子限購，在理財渠道與經驗同時匱乏的中國，富人們往往只有股票、金銀、藝術品和茶葉等有限的幾種具泡沫傾向的投資工具，因此他們更有理由將大量的錢投向海外。而發達國家金融產品的設計與銷售與國內差別巨大，在這個時候，房子往往會最先得到中國移民的青睞。

在美國一家著名金融機構有過十幾年工作經驗的孫先生，剛回國時打算做一個私人投資顧問，幾個月之後他發現，中國的私人理財服務遠沒有美國發達和複雜。「大部分中國的私人財富顧問更喜歡把任何東西都變成一個漲幅巨大的股票或者信託，再許諾一個回報，簡單、輕鬆地賣給富人。」幾年之後他接受了現實，即利用自己的美國經驗他只能在這個國家賣兩樣東西：美國國籍和美國學歷。從那時起，這個前美國金融業者變成了一個在太平洋上空頻繁往來的移民中介。

「大部分中國人對加拿大的金融產品很失望，而私人財富顧問這個行業在加拿大能夠存活的重要一點是大家的期待值低。加拿大收益率沒有那麼高，實際上，我們也不需要那麼高，因為太高了就是不正常的。」 在多倫多從事過5年私人財富管理的孟女士說：「如果你期待一年超過12%的收益，我會告訴你我做不到。但一年12%放在中國算什麼？有一個投資移民半夜打電話給我：『我現在帶著一百多萬過去，你告訴我你能給我多少收益。』我說，我努力，最多給你一年12%。他說什麼？我上個季度就賺了30%，我買的基金4個月翻倍。」

「他們覺得房子是他們能夠控制的，他們的第一桶金以及第幾桶金大部分來源於房地產，他們很熟悉。」但在發展速度遠遠低於中國的加拿大，投資房產很難像在中國那樣賺錢。不過華人還是天才地創造 出一個「高速增長」的財富遊戲。

大多數華人在第一次落地的一個月之內就會購買房產。他們喜歡獨立別墅，但經濟實力差一點的會選擇聯排別墅；他們喜歡與朋友比鄰而居，所以房子選址也往往聽從朋友的介紹。這些朋友很早就在國內認識了，他們早一點來到這邊；也有一些是朋友的朋友。「你的朋友在哪兒個區，你也會在哪兒住下來。」

同時，加拿大土地與房屋產權管理相對簡單，在更個人、更自由的土地交易之中，先來到這塊土地的移民看到了財富的機會。

很多人開始在溫哥華購買那些距離華人群居區較近、佔地較大的白人舊房，有時甚至是買三四個連在一起的房子；等到地價升起來，把房子給拆掉，再按照土地的最大容積率，蓋一個嶄新的房子。這些新房子通常沒有花園，卻多了一個可以使用煤氣的廚房。蓋好之後，大部分人會自己進去先住一年，一年之後，當房子變成可以免稅的自住房，再賣給那些新來的人。「他們成了一個小型的建築商，以前不是每個人都會這樣做，近一年來特別多，變成一個特別盛行的事情，現在變成一個特別興旺的事業。」當地一個投資移民說，轉手以後，一棟房子大概能賺個三五十萬加元。

今年4月，加拿大房價在一年時間上升了8%，溫哥華上升21%。很多白人正從一個個到處都是漢字的社區消失。在這個曾經平穩的社會裡，他們正在發一輩子只發過一次的大財，這筆財富來自中國。之後，他們拿著這筆錢到距離兩個小時外的地方生活，一般兩個月才進城一次。

在地產中介張小姐的記憶之中，列治文一個幾千戶的社區，從不多幾戶中國人到百分之八十都是中國人，中間只用了半年時間。「我們怎麼看中國人越來越多？就是看學校。一個學校在半年前只有兩三個中國孩子，半年之後再把孩子們的照片拿出來，你會發現找不到什麼洋人，全是中國人。我的新客人們常常說，我的朋友馬上要過來，我介紹給你。我忽然之間發現人多了起來，這個人介紹一個給你，那個人介紹一個給你，我就一直做事沒停下來過。」

大批投資移民的到來令張小姐的工作成為這個城市最賺錢的職業之一，但這也是一個需要人廢寢忘食的工作。工作的前6年，她只吃過3次午餐。語言不好的大陸投資移民往往會完全聽從中介的意見，為了贏得大陸的客戶，大部分中介與客戶的關係遠遠超過了房子本身。他們的工作從賣房子、租房子，直到替那些英語不好的孩子寫作業、寫檢查、參加家長會。

如今，白人在購買房屋時忽然多了從前沒有的避諱：他們在學習中國的風水，置業時不再考慮那些面朝公路的房子，因為住幾年之後如果想要倒手，華人不願意購買這樣的房產。作為一個多倫多附近小城大學的華人助教，兩三年之前，Jackie開始面對新來教授們的抱怨。「很多溫哥華的大學教授因為房價太高，換到東部的大學工作。當他們結婚、生了小孩，發現教授的薪水無法在這裡負擔一個更大的房子。」

不過，大部分本地市民仍只把中國人的到來當作一件喜聞樂見之事。在華人聚集區生活的July，一生都在從事超市管理員的工作。她說：「我就喜歡把各種各樣的東西擺得整整齊齊。別人問我，你住在哪？我就告訴他們，就是那個中國人很多的地方。」當被問到有沒有受到移民影響時，這是她唯一能想到的答案。而距離她房子不到500米的地方是當地著名華人超市「大統華」，從香港人開始，來來往往的中國人與他們的食物已將她包圍了17年。

儘管在當地人眼裡，中國人購買土地、建設房子、提升房價，再賣給一批又一批剛剛移民的同胞，這更像是一個他們自己製造的遊戲，中國人在賺自己人的錢。但在中國，人人受到的生活教育似乎讓他們自然而然地明白：房屋從來不只是市場的，當它遇到了大量的人口與金錢，可以是政治本身。

幾年前，因為金融危機，大量出售身份的加拿大吸引了大批中國人。2008年到2010年間，加拿大的投資移民申請多了一倍；2007年，他們的到來打破了加拿大移民人數的紀錄，這個紀錄指的是1997年前後的香港移民潮。

當這個城市的地產終於開始大幅增值，巨大的利潤又吸引著太平洋對岸一批又一批的同類，像共同炒作一支股票那樣，人們爭先恐後地加入到這個遊戲之中，以大規模佔有不動產的方式，崛起在大洋彼岸。

I love Chinese.They give me money！

從19世紀末至今，溫哥華與它所在的BC省出現過多次中國移民潮。為了生存、身份乃至轉移財富，華人以勞動、性命、金錢為資本，在建國、戰火、金融危機的契機之下多次重塑身份和命運，這種重塑隱含一種極端的氣質。

獨立戰爭之前，美加仍屬於同一個地方，不能稱之為「國家」，而是統稱為「北美殖民地」。美國從英法殖民者手中脫離之後，舊貴族連夜逃到了相對保守的北部，在那裡成立加拿大。尚未決定加入哪個國家的BC省提出：除非加拿大修建一條連接東西太平洋、貫穿洛基山的鐵路，否則就加入美國。因為山脈眾多，修建這條鐵路需要10000工人，當時BC省人口不過35000，而且缺乏耐苦的勞工，必須引進廉價的華工。法瑞瑟河谷從耶魯鎮到里屯的58英里路段，山體全是堅硬的花崗岩，直上直下。幽深的河谷激流飛濺，險象環生。華工們要在懸崖上開鑿出15條主要隧道，最長的一條長達1600英尺，每修一英里鐵路便有一名華工死於爆破、塌方、暴風雪、疫病，以及出沒在荒山野嶺中的黑熊。

鐵路竣工後，加拿大政府沒有給華人公民身份。1923年，國會通過了禁止華人入境的「華人移民法」，禁止除外交官員、商人和留學生之外的華人入境。這個移民法案也是加拿大歷史上唯一一個針對某個民族實施的移民法。華人教育水平低下，多為勞工，加之沒有公民權利，所以很少有人從事地位較高的工作。

1939年，二戰爆發。在一個地廣人稀的國家，為了獲得公民身份，華工的第二代紛紛主動入伍奔赴戰場，其中12人參加了「特別部隊」。不僅如此，華人還積極購買戰爭債券，從經濟上支持這場戰爭。加拿大政府戰時曾發行勝利公債，華人認購了1000多萬加元，5次獲得政府嘉獎。1943年，時任加拿大總理麥肯齊公開承認，1923年的「華人移民法」是一個錯誤。

2010年10月至12月，前來BC報到的移民之中，華人有1541名。BC省的投資移民七成以上來自中國，中國移民整體佔BC總數的19%。據當地一個地產商的數據顯示，2004年，他的房子購買者之中有24%的中國人，6年之後數字成了60%。

「2007年之前，溫哥華的房市似乎仍被大量中東人控制，他們喜歡買那些巨大的、豪華的房子，就像購買奢侈品一樣，而中國人買房子風格更加實際，他們從家庭投資、從錢的角度上考慮，總體來說是一種投資行為。2007年金融危機，市場下來，這個時候很多中東人仍在大規模地購買，但中國人是第一個不買的；2008年，經濟上來，中國人又是第一個購買的。現在我也不明白那些中東人為什麼突然消失了，是不是他們下手太晚，已經跟不上如今房子上漲的速度，還是早已厭惡了這個數學遊戲？」

作為一個頭腦靈活的前IT工程師，英俊的Cam Good成為這場移民熱潮中的地產英雄，他似乎有一種令生意變得Easy的天賦。

「很多媽媽陪孩子在這邊讀書，她們的丈夫則在國內經營著自己的生意。媽媽看中了一個地方，肯定要跟在中國的丈夫商量。丈夫說，我看不到，我怎麼知道房子好不好？等一下我過來就可以買。但是現在不能等了，因為價格漲得太快了。」於是，今年年初，他決定在北京成立一個分公司。「以後這邊的太太與那邊的先生可以同時分別來到我們在北京與加拿大的辦公室，我們給他們看同一樣東西。他就可以告訴妻子說：好！可以買！」

在華人大面積買下學校眾多的溫哥華西區、世界富豪聚集區西溫、中國餐廳繁多的列治文、因日本海嘯而價格瘋漲的本拿比之後，Cam決定把溫哥華一處可以建造巨型房子、靠近美國但價格比市區便宜得多的小鎮——白石鎮——也介紹給他們。但那裡路途遙遠、地廣人稀，突發奇想的Cam發明了一種展示房屋的全新方法：用一架直升飛機帶領買房者、記者與經紀前往。半個小時的飛行之中，興奮的人們看不到沿途荒蕪，所見只有連綿不斷的雪山、大海和山海之間一片片令人嚮往的豪宅。

Cam感性且相信直覺，靈活、多變，就如資本本身。「有時，人家給我一個方案，邏輯很清晰，推理也很清楚，但我就是有一種壞感覺，我就不做。」當問到為什麼喜歡房地產，他的理由很簡單：「因為我投資了，而且賺到了錢。」當問到如何看待中國人時，Cam回答：「I love Chinese.They give me money。他們很在乎三件事情：孩子、教育和房子。我也很在乎這三件事。」

一年前，在一個美國地產商講述自己的中國經歷時，我也在他的眼神之中看到過同樣的光芒閃爍。

上個世紀，傑克·波特曼先生的祖父偷渡來到美國，他在亞特蘭大登陸。這個家族在經過碌碌無為的兩代人之後，終於迎來了一個既是建築家又是商人的天才後人，他開發了亞特蘭大大部分的街區之後，將家族姓氏牢牢印在了美國。1979年，他的兒子傑克隻身一人來到沒有幾個外國人的上海，他要為自己的家族在中國獲得新的榮耀，而這個選擇的緣由異常簡單：

10歲那年，傑克看過一部電影，裡面有句台詞「某人被上海了」，在他的家鄉，這意味著他消失了，去了一個神秘、危險莫測、迷人的地方。「如果征服了上海，就不再有什麼地方是困難的。」這是一個男孩最初也最難以忘懷的上海想像。在一條當時只有兩層小樓的南京西路上，傑克決心為上海造一個「金剛」：龐大、複雜、仿若紐約洛克菲勒中心的樣式。

他花了很多時間和中國政府打交道，先是讓一個台灣女人把自己介紹給了汪道涵，並邀請這位市長與他的市委書記到亞特蘭大、紐約、舊金山，給他們看老波特曼做過的房產項目，介紹自己的家族。最後在洛杉磯，他把他們帶到了迪斯尼樂園。

這一行4天的美國之旅，他們一起吃早餐、喝茶，了解波特曼家族的歷史及傑克的父親，他與上海的關係就這樣建立起來。中國政府是土地的擁有者，但是它在當年卻沒有足夠的資金。這個從不停止的美國商人，立刻跑到航空公司調查有多少國際航班帶著商務人群降落上海，有多少國際遊客登記在旅遊公司的名單上。他收集完所有的一手數據，交給全世界的銀行，向他們證明自己想做的項目有利可圖。

「和大部分商人不同，我做的事情是跑到一個懸崖邊，然後跳下去，我知道在我落地之前，一定會想出來救自己的方法，而其他人要先有一個降落傘才會跳下去，這是兩種性格的不同。如果有什麼事情聽起來不可能，我就要做。」

從日本銀行、中國銀行、南洋商業銀行、亞洲銀行、澳大利亞銀行……在不同國家18個不同銀行那裡，傑克為政府和自己籌到了在上海造「金剛」的錢。2006年，在經歷了汪道涵、朱鎔基、江澤民三任上海市長之後，一座在後來聞名全國的「上海商城」(Shanghai Center)終於動工。

31年前，趕在一個巨大經濟體即將開始它30年的突飛猛進之際，波特曼飄洋過海去了那裡，從而獲得了家族的發展機會；如今的Cam Good坐在自己的國家，就等到了十年來源源不斷從同一地方流入的巨額財?富。

加拿大報紙詢問Cam Good如何看待當地人對中國人的憤怒，這位冒險家用略帶興奮的語調告訴自己的同胞：「與其不高興，你們不如向中國人學習，現在抓起電話告訴我，你要買什麼樣的房子。」

現在，為了討好這些中國買家對市中心的喜愛，溫哥華也將為這些遠道而來的富人鄰居們建一座叫「Center」的大樓。

這座大樓被當地華裔稱為溫哥華的CCTV。方案位於市區一個有名的水域上方，兩個幾十層並排高樓的頂層，有一條連接它們的空中走廊。Center的全部房間都可以看海，空中走廊更在極大地程度上滿足了新移民面朝大海的渴望。

但在當地人眼中，像「Center」這樣的建築風格從未在溫哥華出現過。在建築界，溫哥華素以一種「溫哥華主義」聞名，這個城市的建築有統一風格，單調、整齊，往往是一個高樓，旁邊有幾個矮的輔樓。當地人認為，對於辟自1898年的溫哥華而言，Center的出現是一種徹底的顛覆。

蒙特利爾最大的中國地產商

在溫哥華或者多倫多，人會不由自主地像是城市的零件，猶如機場接班的汽車按時抵達，準確、理性、熱愛家庭、遵守規則，在當地人看來，這是美國式的城市。但蒙特利爾不同，它屬於歐洲。

1867年，加拿大自治領成立，蒙特利爾成為這個新國家的主要海港、鐵路中樞、銀行中心和工業生產重鎮。作為加拿大為數不多的法屬殖民地，蒙特利爾是一個絕對讓你放鬆的地方。400年來，那裡的人仍在使用最古老的法文，也始終堅守純正的法蘭西自在浪漫的精神，而嚴寒和冰球運動又賦予他們美洲人的身軀，健壯而優雅。1967年的世博會與奧運會之後，蒙特利爾經濟發展速度位於加拿大首位。90年代，獨立運動失敗，大型企業紛紛離開蒙特利爾到了多倫多，從此好日子一去不復返，這裡被說英語的人拋棄了。

不過，當地人並不這樣認為。我們從多倫多乘火車到蒙特利爾，去那裡拜訪當地最大的一家華人開發商。一位本地女士對我們說，她從沒有去過多倫多和溫哥華，相反一年要去好幾次歐洲。「加拿大其他地方的人認為自己是美國人，但我們認為自己是法國人。」她告訴我們：「1990年，世界知名企業紛紛離開蒙特利爾之後，這兒就成為一個自成一體的地方，我們不會向外投資，也不太有機會接受外來的投資。」所以，這個市場沒有像加拿大其他地方那樣受到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蒙特利爾的經濟是危機之中表現最好的，作為一個「法國人」，她認為這兒是最好的市場。

80年代，Danny夫婦是生活在山西大學外語系同一棟家屬樓里的兩個孩子，父輩分別是山西大學外語系的主任與副主任，他們也同讀於這所學校的外語專業。1985年畢業之後，Danny先到了蒙特利爾讀書。5年之後，在山西大學一位加拿大外教母親的擔保下，Alice步他的後塵也來到了這座城市(這位母親以幫助第三世界國家移民聞名，並因此被蒙特利爾一個教會授予了榮譽)。兩人年紀相差10歲，很小的時候只是彼此知道對方，產生感情卻是在蒙特利爾。在Danny口中，這是一種典型的通過留學搭建的婚姻——「很生存、也很傳統」。

Danny肖雞，50多歲，兩個孩子卻都是90後。我們去年在國內一家火鍋店見面，他對我說：「如果當時不是一心出國，留在國內正常結婚，我的孩子應該和你一樣大。」他在國外也算曆盡艱辛，畢業之後的第一份工作是為一個開衣廠的香港人送衣服；婚禮也很簡單，幾個朋友在這個香港人的家中分了一個蛋糕，那是他們當時能找到的最好地方。現在，這個香港人已經成為當地天主教會的神職人員，在河北省一個叫邊村的小村孤兒院，他的教會和修女正在致力於收養被遺棄的孤兒。

Danny至今仍清楚地記得老大出生時的場景：「大兒子只哭了一聲，然後就安靜地注視著他的母親。」在當時，生一個孩子需要很大的決心，Alice懷孕之後，他們很強烈地猶豫過。當地一個老華人跟他說——不必擔心，孩子是自帶乾糧的。「如果沒有這句鼓勵，也許不知捱到多老，我才會有一個孩子。」如今家裡的客廳里放著兩根木頭，木頭上刻錄著兒子的身高。這兩根木頭一直跟隨著這個家庭。兩個未滿20歲的孩子，與一個頭髮花白的父親，這段年齡差距是20年前堅持移民這件事曾給Danny的人生帶來的所有艱難的印記。

90年代，Alice在當地的一家移民律所工作，Danny則已做了很長時間的房產經紀。他當時主要把蒙特利爾人的房子賣給台灣人，方式是先勸台灣人把孩子送到加拿大念中學(在當時，不必入籍，只要在此定居，中學教育也可以免費)，再勸他們移民、購房。此後，夫婦倆整合資源，回到中國開了一家移民公司。儘管移民公司最初設在北京著名的漁陽飯店，後來搬去了燕莎中心，但在這對夫婦現在看來，這些都是小打小鬧。

直到攜帶大量金錢的投資移民來到加拿大，他們才迎來了自己事業上的真正機會。

在一個官方語言是法語、擁有自己獨立的法律、因為動蕩被英語世界拋棄而捉襟見肘的城市，從80年代便作為第一批留學生至此的Danny夫婦有足夠的、也是幾乎不可被替代的優勢。他們在過去職業生涯積累起了大量人脈，這些人脈能夠幫助涌到這裡的中國財富在當地迅速找到了一個位置。

2006年，在一個山西開發商移民的建議下，Danny夫婦開始在蒙特利爾開發地產。4年之後，他們成為當地最大的華人地產開發商。從這個時候起，他們的移民公司、地產公司、中介公司順理成章地成為一個流暢的鏈條：在國內，他們的移民中介公司幫助人們辦理移民手續，再在他們下飛機後的第一時間為這些人解決房子的問題，隨後還可以從中挑選那些「有勢力、不麻煩、懂得如何做生意、更看重結果」的中國人成為自己的地產合作夥伴。如今，他們已經聯結了十幾個關係良好的家庭，夫婦兩人沒有被教育改變的命運就這樣被帶著大量金錢離開中國的富人改變了。

去年，我通過一個退休官員的孩子認識了Alice。當時，他口中這位阿姨只是他們的一個財富僱傭兵；一年之後，跟隨Danny夫婦開發了兩個樓盤之後，他的口氣之中多了很多讚歎。在他的父母已經遠離權力的時候，Danny夫婦將他們的財富在海外增值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2008年，Danny夫婦在蒙特利爾一個昂貴的小區購置了一幢城堡一樣的房子，他們的小兒子驚喜地發現這個小區里住著一個冰球明星。在加拿大，冰球明星往往是比影星、歌星還要受歡迎的名流。這個房子在聖誕節、狂歡夜格外熱鬧，所有地產生意里的華人家庭都會在節日里去Alice家歡聚，它也成為當地市長議員必定前去拜訪的一個家庭，構成了一個小小的、神秘的上流社會的客廳。

「房子本身不能說明任何問題，它的大小對市長不起太大作用，關鍵是你的房子里都有誰。」當有新的生意夥伴到來時，Danny常常把他們帶到市長的辦公室里合影。「市長的辦公室里放著一瓶北京二鍋頭，新來的人想在這安家落戶心裡也有安全感。」為了贏得那些對政治「不熱情」的華人的選票，當地議員也往往會僱傭一個華人助理以投其所好，而華人通常並不持有多麼堅固的政治立場，他們更看重人情。

「地產在世界範圍內都是一個寡頭的遊戲。」 Danny說：「如果你的融資超過千萬加元，那麼你會迅速成為當地地產界的重要角色，拿下競爭更少也更有利可圖的項目。」如今，他們一個最新的項目已融資了2000多萬加元，儘管賣相很好，但卻與在西海岸的溫哥華不同，他的房子主要買家仍只是白人，仍只能受制於當地的市場規律。「那些在國內成功的人來到這裡，從利益上來講還是委屈了自己，」 Danny說，「我們最大的投資客戶是山西的一個煤老闆。他在太原有房地產項目，他的利潤肯定比這要高，但是他說我反正也要來這了，我也在這伸一小手。」

對於地產這門生意，開發商Danny夫婦需要大量同胞，他們仍在等待兩件事情的發生，這兩件事可以令他們的生意也像它們在溫哥華那樣變成中國人的遊戲：第一，從北京開通直飛蒙特利爾的航班；第二，中國政府在蒙特利爾設立領事館。

「一個人不能跟自己賺的錢離得太遠」

由於中國不允許雙重國籍，很多投資移民關心他們的中國身份。「外國人辦企業有限制，加入加拿大國籍之後你是一個英文名，中國人的名字是中文的。如果真的入籍，你就不能再用自己的名義在國內開工廠。」一個企業家二代對我說：「不過，你可以用別人的名義，比如國內的親戚，但要找一個能信任的，他不會圖你什麼，在各方面尤其是經濟上，你也滿足得了他，但這很難。」

從2006年到2009年，大陸移民在加拿大申請入籍的人數在4年間遞減了54%。2010年第一季度，新入籍的公民之中，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已從2005年的第一位降到了第二位(2005年入籍者主要為技術移民)。這也意味著，大部分投資移民只想要「楓葉卡」，並不想要這個國家的公民身份；他們只想享用這裡的食物、空氣、水與醫療教育福利和轉移財富的通道，放棄了在這裡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在這個巨大移民國家的拼圖之中，中國人也許依然只是一枚小小的馬賽克(加拿大只有3000萬人口，其中百分之八十生活在美加邊境)。Cam Good冷靜地對我們說：「現在，加拿大人可能有一點害怕：有那麼多中國人來到這裡，它們帶了那麼多錢，我們可能買不起房，太貴了！但是不是這樣的，如果中國人來這邊買車、買房、買東西，加拿大就會有更多的錢，我們都可以過得好一點。但加拿大人只是抱怨：太貴了，我不喜歡！不過，他們很快就會忘記這些中國人的，就像當年那些香港人來了又走一個樣。」

這個國家同時也在不停地提高自己的門檻。2010年，投資移民的費用從80萬加元漲到了160萬。在當地人看來，這意味著在保證資金的前提下，可以減少一半的移民人數。而在剛剛過去的2011年大選，308個國會席位之中，保守黨5年來第一次過半，這意味它不再是一個少數政府，也意味著它提出的很多政策也不必通過其他政黨支持才能通過。而當地記者告訴我：對於移民政策而言，保守黨意味著：收緊移民，打擊人口走私，不能容忍外來者濫用加拿大的福利和難民政策，打擊犯罪。而與之相反的一端則是：代表自由與開放的自由黨前所未有悲慘地只獲得了33個席位。

海風中的松香使人放鬆。朋友把自己的車停在了溫哥華列治文一個商業區的廣場上，落日餘輝下，兩層高的商業區迎來一天人來人往的高峰時刻。多數時候，它們的沉默、空洞、寂靜令在北京生活多年的我無法忍耐，塵土從遠處蔓延到整個街道，一座叫做「君庭豪城」的樓盤就在不遠處。烈治文的市長發言人Ted瞪著他的眼睛告訴我：「我們從沒有見過這麼大的項目。」而這個從南到北不到幾百米、只有五棟高樓的小區，相信每個中國人都早已司空見慣。

2008年，鳥巢建完，劉女士的公司賠了七千萬元，在一個叫做「奧運檔案」的記錄片中出現了12分鐘。儘管鳥巢令她損失巨大，但今年60歲的她仍十分開心，「一想到奧運會，就覺得自己這一生終於做成了一件大事。」從20幾歲起，她開始往返工廠，「那時，我交給工廠1400元錢，拉上一車油漆、鐵鍬、抹布、鎬頭，把它們賣出去，我一個人開著一輛卡車。」

在一個只允許每個人從銀行貸款200萬加元的國家，劉女士有自己的解決之道：「200萬元只能買兩處或者三處房子，但我可以用我的孫子、孫女、女兒的名字買。」儘管她是一個需要不斷旅行的商人，但她從來不住酒店，而更迷戀家園之中的團聚、親情、溫暖。「只要我一回家，他們就準備好小孩吃的給我，我喜歡吃那些東西。」

坐在看房車上，她指著自己身上的一條Max Mara的褲子對我說，這條褲子20多加元，並不貴。「但如果你拿在中國賺的錢到這兒花，無論買什麼東西，都不自覺地『一比幾』的換算，實在太累了。」

對於自己投資的房子，她內心所想十分樸素，這來自於一個中國商人對金錢的直白認識，也來自於一類鄉土中國的傳統意識：「在這個地方生活，就要賺這個地方的錢，這才是能看得到、摸得著的。不能讓自己一輩子在中國辛苦賺來的錢被匯率吃掉。」

在全球化的世界，這位即將擁有加拿大身份的中國女老闆所相信的是：「一個人不能跟自己賺的錢離得太遠。」只有這樣，你在別人的國家生活才有真實感。

 

（編輯：李奕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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