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引進西方大炮的歷史：平壤城下痛擊日軍

原載於《國家人文歷史》2016年第八期，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火藥是當今國人引以為豪的「四大發明」之一，中國也是最早將火藥用于軍事的國家。可惜，到了16世紀，西洋人的火器技術已經後來居上，促使大明王朝務實地採取了拿來主義的策略，於是，便有了「佛郎機」與「紅衣大炮」在中國的傳奇……

船堅炮利的西洋人

早在明朝初期，軍隊的火器配備已初具規模。到了成化年間，明軍步兵中使用火器的士兵，已佔到編製總數的1/3。所謂「火器之為利也，迅如雷霆，疾如閃電」，當時的明朝人一度頗帶幾分得意地宣告「中國之長技莫過於火器」。但如此「長技」僅僅是相對「只識彎弓射大雕」的草原游牧民族而言，至16世紀（明朝中期），當大明帝國遭遇沿著新航路東來的西歐殖民者時，「天朝」赫然發現對手手中的火器早已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凌駕於火葯的母國之上了，從這時起，西洋人「船堅炮利」的夢魘，竟在中國海疆徘徊了數百年之久。

大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在一支由4艘帆船組成的護航艦隊護送下，葡萄牙派往中國的首位使臣皮雷斯（Tome Pires）抵達廣州。為了向中國人民表達敬意，對東方禮儀茫然無知的葡萄牙艦隊指揮官費爾南（Fernao Peres de Andrade）按照歐洲慣例下令升旗鳴炮，卻被廣州人誤認為是要開炮滋事，致使「放銃三個，城中盡驚」。經過一番煞費周折的解釋，明朝官員方才疑雲漸消，但肇事的葡萄牙人也因此受到中國方面的格外關注。

對於這些初來乍到的不速之客，明朝官方的第一印象是三句話：「性凶狡」、海船「底尖面平」「無風可疾走」以及印象最深刻的「善大銃」：「銃發彈落如雨，所向無敵。其銃用銅鑄，大者千餘斤，因名佛郎機」。所謂「佛郎機」原本系明朝對葡萄牙和西班牙國家的稱呼，隨後也用來稱呼這種「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的新式火器。

當時中國國產的各種火器，不論輕型的火銃抑或重型的「將軍炮」，都有這樣共同的缺點：第一，前裝式，火藥、彈子從筒口裝入；第二，「發莫能繼」，一發打放後要等待炮筒冷卻才能繼續裝入火藥和彈子，連續打放的次數多了還會引起銃管爆炸，使得火器在實戰中的應用局限性很大，「恐遇風雨或敵人猝至，必致誤事」。相比之下，「佛郎機」就顯得高大上得多，作為一種流行於15世紀末至16世紀前期的歐洲早期後裝炮，其最妙之處，就是採用母銃銜扣子銃的結構，較好地解決了管內閉氣問題。將裝有火藥和彈子的子銃，放入母銃膛內發射，這就避免了銃膛與火藥、彈子直接接觸而發生爆炸，母銃的管壁加厚，能夠承受較大膛壓，也保證了發射安全。由於子銃是單個的，便可以發射一個子銃後換上另一個。幾個子銃迅速更換，就能形成「彈落如雨，所向無敵」的巨大殺傷力。佛郎機炮的母銃炮身兩側安設炮耳，便於在炮架上的安放、轉動，而且還配備準星、照門，使射擊的準確性大為提高。

好在當時的大明朝廷與士人都還沒有愚蠢到將威力遠勝中國傳統火器的「佛郎機」 視為西洋人的 「奇技淫巧」的地步。1522年8月，5艘葡萄牙艦船在珠江口外進行挑釁，被明軍擊敗，2艘艦船及20多門佛郎機炮被明軍繳獲。對佛郎機威猛火力印象深刻的廣東地方當局立即上奏嘉靖皇帝，請求「頒其（佛郎機）式於各邊，製造御虜」。朝廷的反應同樣迅速，當年工部軍器局就製造大樣佛郎機銅銃32副，發各邊試用。在佛郎機傳入中國的不長時間裡，明代朝野已將其視作禦敵利器，山寨的佛郎機遂以極快的速度裝備明軍。到嘉靖中期，甘肅邊防已有佛郎機炮車1158輛，寧夏1000輛，固原128輛，大同1000輛，僅此四處配備佛郎機3286架。所謂「火器之中，佛郎機尤為便利。邊關之地所以自衛攻敵者，唯此是恃也。」明朝水師也同樣大量裝備佛郎機，如福船裝備大佛郎機6座，海滄船裝備大佛郎機4座，蒼山船裝備大佛郎機2座。福船之上有五甲兵士，第一甲專用佛郎機；海滄船有四甲兵士，第一甲專用佛郎機和鳥銃（仿自西歐的一種火繩槍）；大蒼山船有三甲兵士，第一甲同樣專用佛郎機、鳥銃。

佛朗機揚威平壤城

從嘉靖至萬曆年間，明軍大概裝備了四五萬門佛郎機。最初的佛郎機母銃都用銅製造，為的是使其體輕便於移動，後來由於銅的價格昂貴以及鐵的廉價和易得性，明朝國產的佛郎機逐漸趨向使用鐵作為材料製造。子銃一般均為熟鐵打造，這樣抗膛壓能力更強，而且減輕了對母銃的膛壓。後來一度出現過木製的佛郎機。作為明軍最重要的火器，本土化的佛郎機種類繁多，大到千餘斤的「無敵大將軍」，中到幾百斤的普通佛郎機，小到十幾斤重的萬勝佛朗機和馬上佛郎機，各個類別都已具備，成為明朝對內對外戰爭中非常倚重的「長技」。 嘉靖時期的著名學者、軍事家唐順之曾給明軍列裝的主要兵器明確排序：「兵技，第一大佛郎機，其次鳥（嘴）銃，又其次弓矢」；在東南沿海主持過抗倭鬥爭的胡宗憲也認為，「城守之器，佛郎機……最利，弓弩次之，到用刀斧，是最下策矣」。

萬曆年間的抗日援朝戰爭，可以說是明朝火器的大展示。1593年1月27日，應朝鮮方面的請求，明總兵官李如松奉命率近4萬明軍渡過鴨綠江，入朝參戰。這支軍隊里，攜帶著當時令人嘆為觀止的16世紀頂級火器裝備。

援朝明軍分南軍、北軍系統。南軍主要使用鳥銃。嘉靖年間以抗倭聞名的戚繼光曾認為：「諸器之中，鳥銃第一。」一名鳥銃手攜帶鳥銃一支，鉛子（子彈）200枚、火藥4斤、火繩3根。一個齊裝滿員的南軍步兵營2700人中鳥銃手達1080人之多，占編製總數高達40%。至於北軍則使用國產的三眼銃。相傳崇禎帝在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攻破北京內城後，也是手持三眼銃作為防身武器，足見其在明代火器中的地位。按照時人的說法，「鳥銃宜南而不宜北，三眼銃宜北而不宜南」。風猛會將鳥銃信葯吹散，因此不適於氣候寒冷、風大的北方。而三眼銃是由三支鐵制單銃，呈品字型箍合而成，銃口有突起外緣，有道鐵箍加固銃身，三銃共享一個葯室，因此以火繩引燃火藥後會三銃齊射或連射。有效射程在三十四步左右，且彈藥射畢，還可以「執此銃以代悶棍」擊打敵人，非常適合北軍尤其是騎兵使用。

在明軍裝備的諸多火器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仍舊是舶來的「佛郎機」。入朝明軍所用被稱為「大將軍炮」的重型佛郎機長1.4米，口徑110毫米，重達1050斤，每門配子炮3個，輪流發射，「一發五百子，擊寬二十餘丈，可以洞眾」，威力著實驚人。

這場起始於壬辰年（1592年）的戰爭從一開打，火器便成為戰爭舞台上的主角。日本侵略軍擁有當時獨步東亞的火繩槍（稱為「鐵炮」）技術，用這種前膛裝的火繩槍來對付武備廢弛的朝鮮李朝軍隊自然綽綽有餘，僅用了兩個月時間日軍就從朝鮮半島南端的釜山打到了平壤。尤其是在1592年7月19日的平壤之戰中，日軍為掩護攻城部隊，用鐵炮射殺城牆上的朝鮮守軍，因守城士兵所用弓弩的射程不及火繩槍，紛紛敗退；李朝名臣柳成龍感慨日軍鐵炮「其致遠之力，命中之巧，倍於（朝鮮）弓矢……來如風雷，其不能當必矣」。日軍遂輕取平壤。

轉眼到了翌年2月8日，輪到明朝援朝大軍對日軍盤踞的平壤城發起反攻。此戰之中，日軍在城牆上做土壁，多穿射孔，望之如蜂巢，用鐵炮從射孔向外發射彈丸，令明軍傷亡甚眾；而明軍則利用在重型火器上的絕對優勢，用將軍炮（120門）與虎蹲炮（20門）等火炮猛轟平壤城。將軍炮「一發決血衢三里，草枯數年」， 「頃刻間爆炸聲震天，焰煙蔽空，……日方糧庫，彈藥庫悉中炮燃燒，兵營工事相繼被毀」。鐵炮在真正的大炮面前，猶如螳臂當車，毫無還手之力；遭受重大損失的日軍喪失作戰信心，主動退出平壤。此戰，充分表現出火器的優越性，而敵對雙方的火器亦分出了高下，明軍的大炮完全壓倒了日軍鐵炮，顯示了強大的威力。朝鮮的《李朝實錄》記載了朝鮮宣祖國王李昖與其臣下李德馨進行的一番意味深長的問答，李昖問道：「銃筒（指日本人的鐵炮）之聲，不與天兵（指明軍）之火炮同耶？」李德馨回答：「倭銃之聲，雖四面俱發，而聲聲各聞，天兵之炮，如山崩地裂，山原震蕩，不可狀言；響徹天地，山嶽皆動……」李昖遂讚歎道：「軍勢如此，可不戰而勝矣！」這可以說是對佛郎機至高的褒獎了。

紅毛夷大炮

當明朝的「佛郎機」在朝鮮戰場逞威時，西歐國家的火器製造技術又一次出現了飛躍，到了17世紀初「海上馬車夫」荷蘭人來到東亞後，中國人的眼界又為之一變。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荷蘭人「挾二巨艦」突襲澳門，其炮艦規模著實震撼了不少中國人，王臨亨在《粵劍編》就以「其舟甚巨，外以銅葉裹之，入水二丈」來描述荷蘭戰船的高大堅固。在當時的中國人看來，荷蘭人「所恃惟巨舟大炮……下置二丈巨鐵炮，發之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 威力令當時已經被明朝軍隊普遍使用的「佛郎機」相形見絀，明兵部為之驚呼「我雖有利刃，勿可與敵；雖有銳兵，勿可與戰」，而時任福建巡撫黃承玄乾脆用以卵擊石來形容中荷雙方的裝備差距。由於當時的荷蘭人被稱為「紅（毛）夷」，這類大炮也就被稱作「紅夷大炮」了。

所謂「紅夷大炮」，實際是前裝滑膛炮，口徑大多在100毫米以上；多系鐵炮，也有銅製，重量從70斤至萬斤不等。彈藥前裝，重量較大，可達數斤至十數斤不等。彈丸由石、鐵、鉛等材料製成的球形實心彈，以直接撞擊目標而起破壞作用。其炮管鑄造極為複雜，採用整體模鑄法，所鑄之炮的質量提高。紅夷炮由車運載，可以任意賓士；炮身的重心處兩側有圓柱形的炮耳，火炮以此為軸調整射角，配合火藥量改變射程；炮身上裝有準星、照門，依照拋物線來計算彈道，射程可達四五里至七八里不等，殺傷力較大。

當時的明朝軍政人物大多是以讚賞、欣羨的心態來看待「紅夷大炮」的。徐光啟在天啟元年（1621年）七月一封奏疏中寫道：「夫兵器之烈，至一發而殺百千人，如今日之西銃極矣，無可加矣。」茅瑞徵則把佛郎機銃法當作「常技」看待，沈德符更視佛郎機為「笨物」。足見佛郎機在明末火炮中的重要性已經降至「紅夷大炮」之下了，而一場頗有聲勢的引進、仿製紅夷大炮的軍事變革也在明末推廣開來。

雖然明軍在與荷蘭人的衝突中也繳獲過「紅夷大炮」，但為數甚少。明朝引進「紅夷大炮」的對象，還是葡萄牙人。自從1557年起，葡萄牙人以「船遇風暴，貨物被水浸濕，請求借地晾曬貨物」為借口獲得了在中國澳門的居留權。葡萄牙人為了使自己的存在合法化，不僅在經濟上向中國交納每年2萬兩銀子的稅金和500兩地租銀，而且在政治上不放過任何一個結好明朝當局的機會，除對廣東地方官進行不間斷的饋贈和賄賂外，還曾出動艦船幫助明政府鎮壓叛兵以示恭順。另外，葡萄牙人在澳門的軍事工業也比較發達，為了防止西班牙、荷蘭等殖民對手的侵奪，澳葡當局除了在澳門各處建有大小9座炮台外，還建有被遠東的葡萄牙人稱為「世界上最好的鑄炮工廠」的卜加勞鑄炮廠。該炮廠製造了大量的各式銅鐵大炮，使澳門成為遠東最著名的鑄炮基地，這就為明朝引進「紅夷大炮」提供了技術上的便利。

1621年，明朝的欽差大臣持兵部檄文往澳門聘請炮師和購買火炮，最終從葡萄牙人那裡購得了26門「紅夷大炮」， 並配有西人頭目7人、翻譯1人，服務人員16人及葡兵百人，一道帶往千里之外的北京。1623年4月，葡萄牙人在京營首次演示射擊這種新式武器，但很不幸的是發生一起膛炸傷人的意外（這在早期火炮史上並不少見），迷信的明官員認為這是不祥之兆，於是將葡萄牙人全部遣返澳門。但「紅夷大炮」顯示出的強大威力令因崛起的後金咄咄逼人的攻勢而焦頭爛額的明廷無法拒絕，11門「紅夷大炮」隨即被調往明軍東北前線的山海關和寧遠，剩下的大炮則被用來防衛京城。

不過，從澳門購置大炮，其不僅數量有限，而且路途遙遠，價格高昂，畢竟不是長遠之策。因此明朝廷決定在購置的同時學會仿製，以滿足戰場上的需要。但當時明朝仿製者未曾完全掌握 「紅夷大炮」製造工藝之精華，以至土法上馬的仿製品質地與性能皆不合格。明朝只能求助在中國的西方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當時唯一的引進西方科技的渠道。

耶穌會傳教士來到中國的目的是傳播上帝的福音，但是比起教義，「敬鬼神而遠之」的明朝中國人顯然對他們帶來的科學技術更感興趣。著名的傳教士湯若望於1622 年抵達中國，次年因成功地預測三次月食而聲名大振。儘管他自己坦誠對鑄炮技術的知識都是來源於書本，還沒經過親身實踐，還是在教友徐光啟的推薦下被明朝廷委與重任。1633 年，朝廷成立鑄炮廠，由湯若望負責監製。在這期間，其製成的火炮有20門，口徑足以容納下40磅的彈藥；其製成的長炮，每一門都需要兩個士兵或者是一頭駱駝才能搬運。到1639年，湯若望更是在紫禁城旁設立鑄炮廠，鑄成20門性能良好的西洋火炮。緊接著又成功造出500門各種類型的西洋火炮，炮重從100斤到1200斤不等，成果蔚為可觀。

「憑堅城，用大炮」

「紅夷大炮」進入明朝人的視野沒多久，努爾哈赤在東北建立後金，起兵反明。1619年，分兵四路的明朝征討大軍卻在薩爾滸之戰一敗塗地，令明廷朝野為之震驚。面對後金政權咄咄逼人的攻勢，以精通西學的徐光啟為首的一些大臣早就意識到，「可以克敵制勝者，唯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而紅夷大炮果然也不負眾望。

1626年2月，起兵以來戰無不勝的努爾哈赤率領麾下13萬八旗勁旅抵達寧遠城下。此時的寧遠守將袁崇煥之前從沒有上過戰場，手下也只有守軍不足2萬人。無論是從既往的戰績還是兵力的對比而言，這場戰事的結局似乎都不會有什麼懸念。但是，寧遠城裡的袁崇煥卻與城外的努爾哈赤一樣自信，他的王牌就是寧遠城內的「紅夷大炮」，不是1門，而是整整11門！勝負的天平就此改變。

當時的後金軍隊對付明軍原有的火器已有了應對之術。在野戰中，明軍把火炮安排在陣前，後金則採取戰車與步騎相結合的「結陣」方法，即陣前布楯車，車前擋以五、六寸厚的木板，再裹上生牛皮。車裝有雙輪子，可以前後轉動。此車專對付明兵的火器。在楯車後一層是弓箭手，再後一層是一排小車，裝載泥土，以填塞溝塹，最後一層是鐵騎，人馬皆穿重鎧，號「鐵頭子」。戰鬥開始，騎兵並不出擊，往往用楯車抵擋一陣，等明兵發完第一次火器，未及續發第二次，它就突然奔騎而出，如一股狂風刮過來，分開兩翼，向明兵猛衝，霎時間，就把明兵沖得七零八落。薩爾滸之戰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1619 年（萬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三月初四日下午，與東路明軍協同作戰的朝鮮鳥槍兵13000人同滿洲八旗兵在富察地方遭遇，據在場的一個朝鮮軍官描述：煙塵中敵騎大至，勢如風雨，展開兩翼，遠遠圍抱而來，夕陽下但見射矢如雨，鐵馬進退，瞬息之間，兩營全遭覆滅，朝鮮軍中訓練有素的火槍手，在迅疾而至的鐵騎衝擊下竟絲毫沒有發揮威力。

至於後金軍隊攻城的時候，第一批攻城部隊會使用牌（楯）車，後面跟著弓箭手掩護下攜帶雲梯的登城隊。利用牌車抵抗住明軍的首輪火器的機會，雲梯於頃刻間已經架上城頭，不等明軍第二次開火，後金的先鋒已經登上城牆。從遼陽到廣寧，在遼東戰場上這套戰術屢試不爽，但在1626年的寧遠城下卻遇到了剋星。布置在寧遠城頭的11門「紅夷大炮」射界覆蓋城池周圍所有的地面。大炮「循環飛擊，每發糜爛數重」，發射釋放的濃煙密布數里，「每用西洋炮則牌車如拉朽」。 當後金軍接近城牆時，又遭到城東南和西南兩角銃台火炮的交叉射擊，死傷慘重。明軍發射一炮可以轟倒一百多人，城外的後金軍隊屍積如山。按照當時在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的說法，「（後金軍）不清楚這種新的發明，蜂擁而前，遭到鐵傢伙的重創，登時他們就作鳥獸散」。 雙方激戰3日，後金軍在西洋大炮、中小型火炮及其他火器射擊下，傷亡1.7萬餘人，攻城器械盡成廢物。寧遠之戰令後金遭遇建立以來遭到的第一次重創，努爾哈赤的不敗威名竟被「紅夷大炮」擊得粉碎。努爾哈赤本人對之郁忿成疾，8個月後便死去。

在寧遠之役一炮打響的「紅夷大炮」令明廷喜出望外，很有時代特色地將一門立功的大炮封為「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大將軍」。在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的「紅夷大炮」都習慣用各種「將軍」命名，「憑堅城，用（紅夷）大炮」也成為明軍應對後金攻勢的不二法門。

天啟七年（1627年），新即位的後金大汗皇太極不信西洋大炮之威力，親率四旗後金軍，圍攻錦州、寧遠，當時有私人著作《遼事述》云：「建洲兵十五萬攻錦州，城上炮火矢石，交加如雨，自辰至戌，集屍滿城下，至夜，乃退兵五里。……建洲兵不得志於錦州，因而攻寧遠，參將彭替古以紅夷炮碎其營大帳房一座。」皇太極的攻勢再次被明朝眼中「不餉之兵，不秣之馬」的無敵神器——紅夷大炮所擊退，而用紅夷大炮裝備起來的明軍錦（州）寧（遠）防線，從此成為終皇太極一世後金軍隊所無法徹底逾越的天塹。

17世紀的火器競賽

當時的「紅夷大炮」發射速度不快，每分鐘雖有可能達到1-2發，但炮管無法承受持續射擊，隔一段時間就需休息以冷卻，故每小時平均只可發射8發，每天通常不超過100發，且鐵炮在射擊約600發、銅炮約1000發後，就已不太堪用。也就是說，當時的紅夷炮對快速運動的步騎兵而言，仍力有不逮，但對守城而言，則效果顯著。面對與明朝軍事對峙中所出現「野地浪戰，南朝萬萬不能；嬰城死守，我國每每弗下」的不利局面，吃到苦頭的後金方面也意識到擁有「紅夷大炮」的重要性，開始重用被俘的漢人工匠，迅速大量仿製西洋火器。

1631年正月，皇太極命佟養性組織一批漢人軍匠仿製成第一門西式火炮，後金「造炮自此始」，滿語中的「炮」念做「poo」，顯然是從漢語借去的。皇太極將其定名為「天祐助威大將軍」。由於後金（清）統治者忌諱「夷」字，故將名稱改成了「紅衣大炮」，並一直沿用了下去。隨後，後金組建了一個新的兵種——烏真超哈，漢譯為「重兵」，即炮兵部隊。同年八月，後金軍隊在大凌河之戰中首次使用「紅衣大炮」。在圍攻明軍堅固要塞於子章台時，6門紅衣大炮「擊壞台垛，中炮死者五十七人，台內明兵惶擾不能支，乃出降」。後金不但大獲全勝，更是發了一筆橫財，繳獲了3500門各種大小火器。 「自此，凡遇行軍，必攜紅衣大將軍炮」，以騎射起家的後金軍一時竟有了「大炮百位不多，火藥數十萬猶少」的感慨。

兩年之後，1633年明軍中紅夷炮最多、炮術最精的孔有德、耿仲明軍叛變，作為明軍中唯一一支接受完整西式軍事訓練的部隊，孔、耿部的歸降使八旗軍輕而易舉地掌握了重型火炮的操控技術，並提供了一支「對城攻打，准如射的」的炮兵部隊和近三十門最先進的紅夷炮，極大地改變了明與後金的軍事技術力量對比。

到崇禎十二年（1639年），清軍已擁有60門自製的紅夷炮，為奪取關外重城、殲滅明軍主力做了充分準備。在松錦決戰（1642年）中，清軍把紅夷炮用於大規模的野戰和攻堅。清軍用數十門「紅衣大炮」連續轟擊錦州、塔山等明軍在松錦防線上的要塞城堡。僅松山一役，就調運了炮彈萬顆，紅衣炮37門，炸藥萬斤，到陣前備用。而在轟擊塔山城時，清軍的炮火「直透堅城，如摧朽物」，將城牆轟塌二十餘丈，步兵趁勢從缺口殺入，塔山就此失陷。在清軍先用重炮掃蕩城外的堠台等城防設施，繼轟塌城垣，為騎兵強攻開闢通道的戰法面前，關外重鎮相繼失陷，明軍一籌莫展。

松錦戰敗，明軍再度失去多達3683件火器，包括16門紅夷大炮，火槍1519支。戰後山海關外的明軍只剩下駐守寧遠的吳三桂部還存有十幾門「紅衣大炮」。反觀清軍已擁有近百門「紅衣大炮」，甚至在很短時間內就鑄造出35門堪稱當時世界最高品質的鐵心銅體的「神威大將軍」炮。此炮以銅鑄之，前細後粗，長2.83米，隆起四道，重1950公斤，用藥2.5公斤、鐵子5公斤，安裝在四輪炮車上，乃是攻摧堅城的利器。關外清軍在火炮的質量和數量上俱己凌駕明軍之上。當時尚為明朝服務的湯若望為此驚呼：「目前火器所貴西洋大銃，則敵不但有，而今且廣有之矣！」從軍力的對比來看，清軍已經擁有一支在當時「孰與爭鋒」的火炮部隊，入關逐鹿中原只是個時間問題了。

這時，大明朝廷已在農民起義的衝擊下岌岌可危，李自成起義軍兵圍京師時，守城明軍已無意抵抗，「施放西洋炮不置鉛丸於其中，徒以硝焰震耳。猶揮手向大順軍示意，待其稍退炮乃發」。對此，崇禎皇帝也只能徒然哀嘆「朕非亡國之君」而已。李自成農民軍非常重視騎兵的機動性，共有騎兵五營，每營精騎5000，計2.5萬人。騎兵也就成為軍隊的核心力量。明軍對之評論道：「賊騎如雲，每至則漫山遍野，盡意馳驟。」相比之下，農民軍的火器主要來自繳獲的明軍火器，自己從未製造過，其對火器的應用水平不高，故三次圍攻開封城，皆只能頓兵堅城之下長圍久困而已。而在紅夷大炮面前，當時的中國傳統的城牆構造已不再具備足夠的防禦能力，用滿洲貴族的話說，「將炮一百位擺作一派，憑它哪個城池，怎麼當得起三四日狠攻？」正因如此，在明失其鹿群雄逐之的情況下，缺乏火器尤其是先進的「紅夷大炮」的農民軍與清軍較量能力，實是不言而喻。這在之後清軍征服中原最為艱難的戰鬥之一的潼關戰役中顯露無遺：清軍利用「鐵子大如斗」的紅衣大炮攻破了地勢險要，且是「鑿重壕，立堅壁」的潼關，迫使「大順」軍退出西北根據地以致最後敗亡。大清王朝也成為「紅夷大炮」拿來主義的最後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