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基礎

05-25

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基礎

作者：蔣德海來源：學習時報字數：1740

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是我國憲法原則和執政黨的政治綱領。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推進「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是我國民主法治建設的重要舉措，意義重大，它顯然不是簡單地重複或照搬中國歷史上德法並舉的傳統。

　　德法並舉是中國傳統文化典型的政治理念。中國歷史上，德治和法治也有一些值得稱道的個案，如唐太宗時期的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風氣，太宗皇帝與390名死囚的「死亡之約」；趙匡胤在立國之初立下的密碑，要求歷代皇帝恪守「不殺文人士大夫和言事者」的國策等等。但千百年來，中國封建統治者這種大魄力、大胸懷的舉措實在屈指可數。從秦皇漢武到只識彎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到朱明時代的「滅十族」，再到所謂康乾盛世的「明史獄」和「南山集獄」等等，我們在中國歷史上看到的政治生態大都是不道德的，甚至是殘暴的。

　　究其根源，在於主張德法並舉的中國封建社會始終沒有超越人治的政治傳統。道德也好，法治也好，最後和最高的權威始終是人。無論是德治還是法治，當法和人、德和人發生衝突的時候，人決定了法和道德，故中國傳統社會有「為政在人」的說法：「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所謂人治並不是說國家和社會治理中有沒有人，而是「國王是法律」的一種特殊的治國方式；而在法治社會，「法律是國王」，當人和法發生衝突的時候，法有最高的權威，人在法下，任何人都必須服從法律的權威。中國傳統社會雖然提出了德治和法治，由於在人和法的關係上，秉承的是人高於法的人治原則，故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其基本精神和實質是人治。

　　中國封建專制傳統二千多年德法並舉的歷史，也是德治和法治相互交融並輔之以王朝更替的歷史，德和法無論是「寬猛相濟」也好，還是「隆禮重法」或「制禮以崇敬，立刑以明威」也好，都不能解決專制統治王朝內官僚、豪紳憑藉特權無所忌憚地貪污受賄、巧取豪奪、驕奢淫靡的事實，並必然導致整個統治機器的朽敗，而王朝的更替則是新一輪德法並舉的起點。根本原因在於德法並舉不能改變專制統治壓迫人民的實質，而每一個新王朝的統治者雖然打著德法並舉的旗號，但都不能超越「盛而驕，富而奢，奢而貪，貪而腐，腐而朽，朽而亡」的循環，最終被趕出歷史舞台。

　　1945年，毛澤東在回答民主人士黃炎培關於超越周期律的「窯洞對」時，曾明確提出以民主超越中國歷史上周期律的思想。這個思想同樣適用於我國新時期「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關係。

　　必須承認，我國傳統的法治和德治中也有合理的東西。如法家講「明法」，講「壹刑」，講「以法為師」，儒家講「仁義禮智信」「事無禮不成，國無禮不寧」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今日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卻不是對傳統德治和法治的簡單照搬。今日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條件下的法治不能簡單地等同於「明法」「壹刑」和「以法為師」，而更多地與公平正義、自由及人權保障相聯繫；今天民主社會所要求的道德更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義禮智信」這些傳統的道德倫理，而是與平等、自由、權利和責任、獨立、寬容等為特點的精神文明。傳統的德治和法治即使要用，也要經過民主法治的過濾。這就決定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條件下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兩手抓，是社會主義民主的要求和體現，是建立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基礎上有憲法和法律保障的政治生態，與傳統德治和法治有著本質的不同。

　　以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基礎推進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我們才能超越中國歷史上法治和德治的周期律。依法治國的法是人民意志的體現，法治國家是人民的統治。人民把自己的意志變成法律，國家的權力受到嚴格的法律限制，人民的權利和社會的幸福能夠得到有效的保障。人民通過對社會和國家事務的管理，不僅能夠真正成為社會的主人，而且也能夠在管理社會和國家事務的過程中，日益培植起社會和國家主人的精神及其道德。

　　同時，以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基礎促進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是全面實現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唯一可行的路徑。民主是法治和道德的土壤。法治和道德之樹只能生長在民主基礎之上。中國傳統社會講法治講道德，獨獨不講民主，故中國傳統社會的法治始終沒有脫離人治，所謂德治也始終是空中樓閣。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一再強調「改革開放是人民的事業」「依法治國的主體是人民」，其實就是強調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民主基礎，也是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超越歷史周期律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