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恐怖分子多出自第二代移民?

最近，美國奧蘭多發生了該國歷史上傷亡人數最多的槍擊案。得知兇手奧馬爾·馬丁（Omar Mateen）的背景後，多數媒體評論集中在他的穆斯林身份、家暴醜聞或反同性戀傾向上。我則不由得感慨：「又是個第二代移民！」影片《大話西遊》里有句台詞：「為什麼要說『又』呢？」下面我們就來看看這個「又」字有多了得。

可怕的「移二代」

「第二代移民」譯自英文「second-generation immigrants」，意指在本國成長的外國移民子女，其雙親至少有一方在國外出生。比如馬丁的父親就是來自阿富汗的第一代移民。仿照現在流行的說法，我們不妨稱他們為「移二代」。九一一事件的劫機犯確系居住在西方國家的阿拉伯留學生，去年11月巴黎恐襲案的主角則大都在歐洲的穆斯林社區長大。

往前追溯，2004年謀殺荷蘭導演的兇手布耶里（Mohammed Bouyeri）是摩洛哥裔的移二代；2005年的倫敦爆炸案中，四名案犯有三人是出生在英國本土的移二代，另一人從小在英國長大；2015年1月法國「查理事件」的主犯考奇（Cherif Kouachi）出生於巴黎北郊；當年12月美國加州聖伯納迪諾的槍擊案主犯法魯克（Syed Farook）則是出生在芝加哥的巴基斯坦裔移二代。移二代參與的恐怖事件如此之多，以至於有反恐專家將他們總稱為「國產暴力極端分子」（homegrown violent extremists）。

在大多數中國人的想像中，恐怖分子大都來自貧窮落後的中東國家，他們宗教信仰狂熱，作為難民潛入西方世界。事實恰恰相反，他們大多數既不貧窮，也不無知，更不需要移民。法國學者羅伊（Olivier Roy）專門研究當代伊斯蘭文化，他分析法國的聖戰分子（jihadist）背景後，發現其中大部分人屬於父母較為世俗化的移二代，或是皈依伊斯蘭教的本土法國人。倫敦皇后瑪麗學院（Queen Mary College）的研究人員同樣發現，聖戰分子多來自在家講英語的穆斯林富裕家庭，他們通常擁有一個大學本科文憑。「年輕，有錢，受過高等教育，這些都是（成為恐怖分子的）危險因素」。簡言之，恐怖分子不僅是「移二代」，還是「富二代」。拉登本人就生於沙特富商家庭，受過良好教育，熟悉西方文化。

照常理來說，第一代移民來到發達國家，辛辛苦苦謀生紮根，他們對主流社會的抱怨應該更多才對。第二代移民出生時，父母已經略有積蓄。他們從小生長在西方社會，融入多數族裔障礙更少。為何這一代反倒容易被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所利用？人們常用「窮凶極惡，喪心病狂」來形容恐怖分子，然而道德水準和心理問題很難充分解釋他們的極端行為。許多恐怖分子認為自己在替天行道，充滿了正義感；如果你有機會同他們交談，很可能會發現這些人心智健全，沒有什麼精神疾病。

若想深刻理解恐怖主義，我們最好將那些劫機犯和槍擊者當作正常人看待。想像你我在他們的生存環境中長大，也有可能成為聖戰分子，我們才能探究問題的根源。第一代移民不論在國外生存多麼艱難，大體保有了所在族群的傳統文化。與父輩移民不同，移二代對傳統文化有所了解，卻相當疏遠，其行為也不會受其價值觀束縛。雖然他們更熟悉西方社會，卻不能像本土居民那樣完全無礙地融入主流。作為夾在兩種傳統之間的文化混血兒，他們對身份認同的困惑和焦慮遠大於第一代移民。這一問題在家境較好的移民青年中尤其嚴重，多半因為中上層移民更接近主流社會。

面對身份認同危機的選擇

讓我拿自身經歷作個例子。我父母都是地道的陝西人，父親畢業後被分配到山西，我便在那裡出生長大。從小我便意識到家裡和外界屬於兩種文化，在語言、飲食和習俗上均有一定差別。作為由秦入晉的一名「移二代」，我能聽懂兩種方言，卻不會說其中任何一種。我疏遠了父輩的陝西文化，與山西文化也有所隔膜。我始終不認為自己是個地道的山西人，更不是地道的陝西人。在大學裡參加老鄉會活動，我在這兩省的同學中間從來沒有感到全然自在。

相比於文化差異較小的山西和陝西，跨越洲界的兩種文明大為不同，它們帶給移二代的心理衝擊也遠為強烈。移二代們在家中習得的行為規範，在外部世界中得不到認可，甚至會遭到否定。我讀過一本移二代寫的自傳《偶然生為亞裔人》（The Accidental Asian），作者是美國某智庫的華裔研究員劉柏川（Eric Liu）。他回憶起幼年被白人小朋友邀請去家裡吃飯，因為不知如何使用餐具而感到戰戰兢兢。另一方面，中國在他眼裡只是個遙遠的東方國度，他甚至不能熟練地講幾句漢語。由於文化上的無所適從，第二代移民迫切需要回答「我是誰」這個基本的身份認同問題。

如果今天的西方政府像傳統帝國那樣統治不同族群的子民，移二代的認同問題便不會存在——他們老老實實呆在屬於自己的封閉社區就好。然而，移二代生活在西方現代社會，主流價值觀鼓勵個性解放、社會流動和自我實現。那些找不到文化歸屬的無根者同樣要求自己的身份能夠被主流社會接受和承認。他們在困惑和焦慮中容易尋求有極端傾向的三種出路。一是擺脫自己的族群文化，將自身徹底西化。我在美國曾碰到一位中國留學生，她極其渴望獲得綠卡和公民身份。在我與她短暫的交談中，她不願講哪怕一句中文。西方有些移民比本國居民顯得更為保守，「比美國人還美國人」，正是由於這一原因。

二是回歸本國的身份認同，轉而成為意識強烈的民族主義者。在亞洲的近現代史上，菲律賓的黎塞、中國的孫中山、印度的甘地和越南的胡志明都有過在國外生活的長期經歷。作為本民族最國際化的人物，他們並非偶然才成為「國父」。三是走向激進主義，尋求一種普世性的身份認同。許多移民會發現，即使通過高等教育和職業發展，也走不通第一條路，他們仍然被主流社會看作「非我族類」的少數群體。有些人便轉向了第二條路，但這對在國外成長的第二代移民仍然困難重重，於是第三條路便成為極具吸引力的身份選擇。

看過金庸小說《天龍八部》的讀者一定還記得主人公喬峰的悲劇故事。具有雙重民族身份的喬峰最後通過自殺來解決認同危機，恐怖分子則選擇攻擊主流社會，或者與襲擊目標同歸於盡。與喬峰生活的傳統社會不同，現代世界有多種激進主義提供「我是誰」的答案選項，比如無政府主義、法西斯主義和伊斯蘭激進主義。這些主義的最終目標均黑白分明地指向解決全球政治的終極問題，從而賦予其信仰者某種普世性的身份。例如，本·拉登的基地組織並不要求恢復傳統的穆斯林文化，而是號召通過聖戰開創人類的新紀元。聖戰分子因而可以將自我想像成「歷史的終結者」，擺脫了先前夾在兩種文化之間的焦慮感。他們同時通過加入恐怖主義組織獲得某種歸屬感，而主流社會在這些方面未能滿足他們的心理需求。

馬克思曾富有洞見地指出，人類的異化是現代社會的顯著特徵。如果我們不僅僅著眼於階級視角，而將異化寬泛地理解為對自我屬性的疏遠和否定，那麼第二代移民的認同問題也屬於一種異化現象。恐怖主義應當被看作一種現代性危機，而不是伊斯蘭古老文明的必然產物，這就像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並不必然導致納粹主義。正如美國政治學家福山所言：「伊斯蘭激進主義的意識形態……必須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現代身份政治的體現，而不是傳統穆斯林文化的訴求。」

不是穆斯林惹的禍

關於移二代的認同危機理論可以推廣到留學生，第一代移民，甚至土生土長的西方人。泛而論之，歐洲和亞洲的傳統社會在20世紀早期經歷現代化進程時，也出現過一批激進主義分子，如無政府主義者就喜歡採取暗殺和爆炸等恐怖主義行動。現代性這股風水輪流轉，今天輪到伊斯蘭世界的年輕人了。

英國迪莫斯智庫（Demos）的研究員巴特萊（Jamie Bartlett）認為，當代恐怖主義 「與其他反文化的顛覆性團體具有極大相似性，它們大多由憤怒的年輕人組成」。那些受到現代性衝擊最大的阿拉伯青年——歐洲的移民二代和本國的社會精英，以及由於各種原因對本國不滿的西方人，都容易被動員成為實際或潛在的聖戰分子。其他族群的移二代雖然也有異化問題，可他們的父母來自高度現代化的地區或文化相近的地區，認同危機沒有穆斯林族群那麼嚴重。

恐怖分子具有多重身份，如在奧蘭多一案中，馬丁同時屬於持槍者、反同性戀者和精神疾病患者。我們可以根據每種身份建構一種理論，以此解釋他們犯案的動機和條件，並提出具體的反恐政策。在不少政治學家眼中，身份認同危機理論是其中最具有解釋力和政策意義的。它強調恐怖分子採取暴力行動，並非因為接受伊斯蘭教教義，而是由於對主流社會的倫理觀喪失信心，於是另尋精神寄託。羅伊在《全球化的伊斯蘭》（Globalized Islam）一書中對這一機理進行了充分闡釋。在他看來，與其說恐怖主義是伊斯蘭教的激進化，不如說它是激進主義的伊斯蘭化（Islamization of radicalism）。

然而，我們往往習慣於將文化背景相同的人們歸入一類。2007年4月，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爆發了致死33人的校園槍擊案。起初警方尚未確定兇手的韓國裔移二代身份，媒體只提到他是個亞裔男子。當時我正在弗州留學，將這一消息告知我的幾位白人室友。其中一人立即指著我大聲說：「滾出去！」（Get out！） 儘管我知道他在開玩笑，仍為他將兇手和我看作一類人而吃驚。今天很多西方人將穆斯林信徒和恐怖分子視為一類人，並將極端行為歸因於其宗教背景。其實比起中東世界的同胞們，移居發達國家的穆斯林要世俗化得多。2008年英國軍情五處的一項調查表明：「（恐怖分子）遠非宗教狂熱信徒，他們中很多人並不定期修行。」

在聖伯納迪諾槍擊案發生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主張禁止一切穆斯林進入美國，並且獲得了相當比例的民眾支持。歐洲某些右翼政黨也提出了類似這位煽動家的政策主張。然而，這一移民政策若得以施行，不僅找錯了目標，而且適得其反。九一一事件後，美國一些州因為「伊斯蘭恐懼症」神經過敏，出台了一批歧視性法案，結果導致穆斯林在這些州比其他州融入美國社會的程度更低，如英語更不熟練，生育率也更高。《麥加與主街》（Mecca and Main Street）一書的作者阿卜杜（Geneive Abdo）發現，美國的歧視性政策促使穆斯林移二代加強了對自己族群的認同感，在某些方面尤甚於父輩移民。

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人類為了生活在一個高速增長和流動的全球化世界，不得不在其他方面付出代價，以恐怖主義為代表的現代性認同危機正是其中之一。在跨國遷移持續增長的今天，第二代移民仍然會不斷降生在西方國家。移二代的社會融合恐怕才是反恐專家需要長期面對的政策問題。解決這一問題需要西方國家政府和穆斯林社區的雙重努力，所幸一些有識之士已經搞清了恐怖主義產生的實質和機理。

附記：我從美國留學回國後，不時有國內的朋友問我為何回來。有一個理由我從沒有提及，那就是不願讓我的孩子去做第二代移民，因為我太了解那種身份焦慮帶來的痛苦了。相比之下，北京的霧霾天氣還是可以忍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