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豪宅之外，這些普通人住的公寓只有一個停車位大！！

05-25

來源：私募排排網

近日美國媒體報道，根據香港的一項新研究表明，香港可供開發的新土地面積正在減少。
報道稱，香港超過700萬人口的大多數都生活在狹小的住房裡。一些公寓的面積和美國的一個標準停車位差不多大。

--1--「頭上有片瓦」，一直是香港普通人的夢想

但對於大多數香港人而言，要實現這一夢想恐怕要不吃不喝等上17年。這一數字源於美國Demographia公司在2015年年初公布的一項《全球樓價負擔能力調查》。調查發現，在2014年，包括美國、英國、香港、新加坡在內的全球378個城市，樓價負擔能力均有不同程度惡化，其中香港以17倍的樓價入息比率（即樓價中位數是家庭入息中位數17倍）高居榜首。

換言之

一個年薪28萬的本地家庭，不吃不喝17年才能擁有自己的住房

香港

全球樓價最難負擔的城市

香港這座號稱東方明珠的繁華都市，在淺水灣、石澳、山頂等環境幽靜、風光無限的地方，扎堆的豪宅、別墅，動輒每呎十多萬港元，總價格以億乃至十億計。但是，在遠離豪宅別墅的地方，在高樓大廈之外、陽光照耀不到的地方，「?房」、「籠屋」成為一些人的棲身之地，這類香港獨有的「住宅辭彙」，訴說著香港平民百姓的住房之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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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南華早報》記者走訪底層人口居住的合租房

我問房東：「你有比深水埗更便宜的房子嗎？」房東給我看了太子地區的一個合租單元，有窗戶和獨立衛生間。但是，3200港元的月租讓許多低收入房客難以承受。

房東說有的，但你在那種地方沒法住。我告訴他只是暫住一個人，無所謂房子大小。於是，我倆乘坐短途迷你巴士，爬上陡峭、陰暗的樓梯，來到我的新房子。

我採訪了60歲的李玉清（音譯），他住在深水埗的一間卧室。

作為一名剛畢業的大學生，我知道如何「湊活」。我住在一位老人家的地下室，2300港元一個月，每天替他遛狗，用掃帚與屋內的狼蛛作戰。去年我在紐約工作室，我與一位室友、以及二十幾隻老鼠住在一間小屋子。

但我仍然無法想像李玉清的居住環境。

他找不到工作，已經在這裡住了一年時間，社保拿到的大部分錢都用來付1200港元一個月的房租。他與室友之間的區隔物僅僅是幾塊薄木板。積滿灰塵的破舊電器堆在床邊，擠佔了屋子裡的大部分空間。他用掛在牆上的一根鐵絲晾衣服。

低矮的廚房內，每一樣東西的表面都積著厚厚的灰塵。他與其他三位男子共用這骯髒的廚房。

李玉清的妻子棄他而去，我不知道其他租戶是否也是如此。

▲香港的「籠民」

在公共住房的名單後面排隊，這是他們擺脫貧困的唯一方法。根據香港房管局的數據，現在有189500人正在排隊等待。普通家庭或老人平均的排隊時間是21.2年。

香港社區管理協會稱，至少有10萬人住在像李玉清這樣的合租房。香港人把用板子隔開的床位叫做「板間房」，用正規的牆和門隔開的叫做「劏房」，帶有獨立衛生間的則稱為「套房」。雖有少許區別，但衛生條件都一樣糟糕。

還有一種窮人住的空間是一個個疊起來的鐵絲籠子，但社工和調查者們稱，這種籠子逐漸消失，因為房東們發現隔間的利潤更高。

我決定在「套房」住一個月。租金是2400港元一個月，高於香港10%的底層人口平均2070港元的月收入。對於我一個人來說，這已經是挺寬敞的了，因為這種「套房」常常住有一家子人。

我計劃的預算是350港元一周，只買食物和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這個數額對於香港窮人來說也算高的了。

搬家時間太晚，菜場已經關門，我不得不去超市買傢具用品。我挑了最便宜的洗髮水、牙膏和廁紙，還買了一條麵包、一罐花生醬和幾隻獼猴桃。但這些加起來總共花了180港元，超過我一周預算的一半。

我坐在床上，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坐，吃著花生醬三明治，邊讀書邊對抗蚊子。也許我該坐在馬桶上看書。房間足夠清潔，但像是公廁似的：瓷磚滴著水珠，空氣異常潮濕。

▲香港的板間房

第二天早上，我被咳醒了。我關掉了空調，省電。門間的縫隙是唯一的通風口。我迅速穿上衣服，離開房間。我走到公用廚房，那不過是走廊盡頭公廁門邊的一個小架子。廁所門開著，我瞥見裡面的蹲坑冒著黃色污漬。

正當我在檢查架子上僅有的兩個鍋的時候，一位婦女打開她的房門，問我是否需要幫助。

她三十幾歲，面容可親。我對她說，自己是新搬進來的住戶。她告訴我，她三年前從深圳搬到了香港，與開貨車的丈夫住在一起。「我們原來住你房間。」她說，「後來有更大一點兒的房間，我們就搬了。現在這房間更舒適些，我找不到工作，大部分時間都呆在房裡。

我往裡瞧了一眼，比我的房間略大一點點，架子更好一點兒，衛生間更大一點。房裡僅有的傢具是一張雙人床、摺疊桌和兩個小凳子。

她問我什麼時候做晚飯。我說等一會，她滿意地點了點頭，說我倆的時間正好錯開。她向我道別，提醒我哪兒有便宜的早餐。

深水埗是香港18個區當中最窮的一個，居民平均收入最低，工薪階層人口數量龐大。14個街區的54200間公屋無法滿足社區居民的需求。

該地區也許是香港合租房最多的地方。交通便利，房租低，生活成本也較低，因此吸引了大批低收入住戶。

接下來幾天，我在附近的街區遊盪：開在地下的電子商品店，給老人睡覺的公園，小孩兒收集瓶罐和廢紙的街巷……

由於第一個晚上在超市花費超標，我現在堅持在傍晚去菜場買菜，因為那個時候有半價。中午吃速凍水餃，早上我會去吃街角6塊錢一碗的粥。

一天早上，我發現了聖雅各福群會。這家慈善機構從周一到周五，每天為老人提供一頓免費午餐。我周圍都是年邁的中國人，大多默不作聲，似乎不習慣接受救濟。

我遇到一位年輕的母親，她姓鍾，身旁是她五歲的孩子，小孩兒手裡拿著個沉重的雜物箱。她還有一個九歲的小孩。一家四口人住在13.5平方米左右的一間合租房。

她說：「我的兩個兒子在外面都很乖，但在家卻總是打架。」。「地方太小，兩個人玩不起來。」鍾女士的丈夫是建築工人，臨時工。他去年肩膀受了傷，沒法全力工作。房租是3500港元一個月，但他每月只能掙大約2000港元。「房租都付不起，我什麼都要省。」鍾女士說，「我得帶孩子，也沒法工作。房東一直要漲租，但我們搬不了。找不到更便宜的地方了。」

當天晚上我作弊了，因為想吃奶奶做的晚餐而選擇了睡自己家。第二天晚上，我回到了合租房。我打開門，感覺有些不對勁。電器都還在，沒被偷。但東西全都濕了，我的衣服、書全濕透了，牆上還滴著水。原來是空調漏水。連枕頭都長滿了黴菌。

我只好下樓躲進麥當勞。店裡座位全被佔滿了，其中一半的人都在睡覺。

香港社會福利部門只開了五個臨時救濟站，以及兩個緊急救濟站。總共397個床位中，有169個在深水埗。

上周，香港政府宣布將增加20%的公屋供應。但2013、2014年的新建公屋總數是14100套，只能滿足13%的排隊者。

--2--香港房屋政策的前世今生

香港政府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實施「公營房屋制度」。最早的公屋是1953年為幫助九龍石硤尾木屋區大火後數萬名災民而興建的一批簡陋房屋。這些公屋由政府按規劃興建，以優惠價格出租給市民居住，僅相當於私人樓宇租金的三分之一，因此又被稱作「救災屋」和「廉租屋」，這構成了香港公屋的雛形。

到了20世紀70年代，香港政府開始把一些參與建設公屋的機構合併為香港房屋委員會，此後香港才逐漸開始有了一些比較長遠的房屋政策。

截止1997年香港回歸前，正在輪候公屋的家庭達到15萬個，平均輪候時間長達6.6年。

香港還有一種服務低收入人士的住房計劃，就是居屋，全稱「居者有其屋計劃」。1978年，第一期居屋推出了6個屋苑單位，市民可以以低於同類私人樓宇30%的價格購入住宅。

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看到房屋短缺蘊含巨大社會問題。為了抑制樓價、改善市民的居住條件，董建華在其首份《施政報告》中承諾：要將建屋量增加至每年85000個單位，同時將公屋輪候時間縮短至3年。這就是著名的「八萬五」。詭異的是，一場金融風暴，加上一場SARS的到來，這一計劃遭遇滑鐵盧。經過2003年的「7·1」遊行，那些可能從八萬五受益或者無法受益的人，甚或因為八萬五計劃導致其房屋價值下跌的人群，最終合力將董建華成功掀下台。

2002年11月13日，時任房屋規劃局局長的孫名揚發表《有關房屋政策的聲明》，表明政府「不干預」的立場。此後，特區政府長期以市場主導為借口，停止建造居屋，同時大幅減少出租公屋的供應。並利用「鉤地表」制度，讓地產商成為土地一級市場的主導。

政府本應在社會發展中扮演一個平衡及整合各方利益的角色，並盡其所能提供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可是在香港，政府在相當一段時間裡卻充當起了旁觀者。正是政府的不作為令香港房地產發展更為畸形。豪樓千萬幢，窮人無片瓦的現象令這個富裕的香港社會格外刺眼。

香港是世界上單位面積富豪最多的城市，而其中的頂級富豪都是從事於房地產。香港人自嘲，「一輩子都是在為房地產商打工」。而正是政府的無所作為和向地產發展商傾斜的土地和住房政策，在某種程度上為「地產霸權」的形成開闢了綠色通道。

因為是「市場行為」，香港的私人房屋市場基本上由少數大發展商壟斷，他們掌握土地及房屋開發主動權，也大致主導了香港私人房屋市場的走向。當年的媒體報道，一些發展商為牟取暴利，刻意減少私樓供應量，以炒高房價。在2002年時，私樓的供應量約為39000個單位，這一數字在2009年時迅速降低至7000個。

在私樓供應量減少的同時，私樓「豪宅化」的趨勢日益顯著。以2009年為例，當時定價在250萬元以下的單位約佔整體供應量的24%，到了2010年，定價在300萬以下的私樓單位僅不足9%。

香港上屆特首曾蔭權曾於任內承認房屋政策有失誤。他說，「在過去一段頗長時期，特區政府的土地和住房政策有一定失誤，而這個失誤是造成當前房地產市場出現非理性亢奮狀態的主因」。但是，當特區政府想糾正這一錯誤時，卻發現由於長期缺乏土地開發，導致短期內難以提供足夠的土地以增加住房供應。

雖然本屆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就是「房屋」，特首梁振英也多次在其施政報告和其他場合中承諾，「將全力協助基層市民『上樓』，滿足基本住屋需求」。但是，截止2015年6月底，排隊輪候公屋的市民已高達28.2萬人次。而政府的文件說，預計到2016年將建成23000個公屋單位。這一供應量對於龐大的公屋輪候人數而言無異於杯水車薪。

--3--社會若無共識香港房屋問題無解

「地少人多」是大多數人對香港的認識。正是如此，政府一度將土地供應不足視為市民住房困境的根源所在。似乎是物以稀為貴，土地匱乏導致房價天價。但是，香港真的缺地嗎？

根據香港政府規劃署的數據，在香港11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已開發的土地約佔33.5%，其中僅有7%（77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住宅用途。在未被開發的66.5%的土地中，超過40%的土地為郊野公園。而商業和住宅區主要集中在香港島北部和九龍半島，市區密度在全球名列前茅。

在2015年的施政報告中，梁振英說，香港缺的不是土地而是可供發展用的土地。他強調，在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後，政府減慢了土地規劃及開發的速度和規模，而政府為了改善環境，「把大量土地規劃為非發展用途，包括郊野公園，並把新規劃發展土地的發展密度降低，造成了近年房屋供應嚴重不足」。

梁振英的這番言論似乎暗示了意圖開發郊野公園以擴大土地供應量。此言論一出，立即遭到環保團體的強烈反對。

--4--香港究竟缺不缺土地

在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副教授、未來城市研究所副所長姚松炎看來，「香港的土地一點都不少，千萬不要在地圖上看到郊野公園佔40%的土地就肆意開發，如果這樣做，全港人口平均密度勢必會增加，生活質素每況愈下」。

他說，一個城市的宜居度往往與其人口密度成反比，目前香港的人口密度已達到每平方公里6000多人，這在世界上屬中等水平，這得益於前殖民政府選擇一種高度集中的城市發展模式，在市區作高密度發展，鄉村、郊野公園和綠化帶則維持低密度，甚至無人居住狀態，讓市民共享自然生態。若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一味的開發土地，勢必會進一步推高人口密度，令香港宜居度下跌。

姚松炎認為，香港有四千公頃閑置官地，還有八百公頃棕土，就是現在新界用作貨櫃場、?車場、貨倉那些遭破壞和污染的農地。如實施棕土先行政策，就能獲得大量土地，起碼二三十年內都沒必要討論發展郊野公園。

但是，也有部分人不認同姚松炎的觀點。包括一些主流媒體認為，少量調整郊野公園的土地應該是可行的。「又要人起樓，又不讓人攞地」，政府難為無米之炊。有聲音說，只需動用2.5％郊野公園土地（約1100公頃）至少可興建40多萬個單位，有40多萬個家庭，100多萬人口解決安居問題。環境固然重要，但若普通百姓安居都難，香港的「宜居」是宜了誰呢？

事實上，政府任何覓地建房的計劃都遭遇強力抵抗。填海造地遭遇環保組織的抗議，新界東北、西北的開發遭遇當地或貌似當地人士乃至不同政治團體抵制，即便是棕地開發，也遭遇地區人士的強力反對，而業權分散、交通配套及基建的困難也令弱勢的政府望而卻步。這讓原本就頻頻遇阻的土地開發舉步維艱。

看來，香港缺乏的不是土地，而是共識。

人的生存權利理應高於一切。人對安居之所的需求，就像空氣和水一樣不可或缺， 對於千千萬萬的底層市民來說，所有的夢都不及住房夢的實現來得實在。

來源：私募排排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