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香港民眾開始回歸理性看待港陸矛盾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2月24日11:19  大河網

　　2月20日，旺角，儘管「反內地」仍時有風潮，但街頭內地客與香港人混雜，其實無從分辨。香港市民與內地客之間的隔閡，更多來源於雙方的互不了解甚至誤解。 （南方周末記者 王軼庶/圖）

　　香港反內地遊行隊伍中，多見「蝗蟲」標牌。香港知識界、傳媒界對這種歧視性言行已多有質疑與批評。 （南方周末記者 王軼庶/圖）

　　香港有媒體登出「蝗蟲」廣告，內地網友卻系列推出各城市「歡迎您」廣告。要消弭港陸兩地民間對立情緒，這樣寬容、理解和善意的態度恰是正途。 （南方周末資料圖）

　　寒流仍眷戀著香港，2012年2月9日晚，在商業中心旺角，氣溫已降到10攝氏度以下，但嶺南大學一年級學生余煒彬脫得只剩下一件短袖。他和夥伴們輪流站在一個鋁梯頂上向洶湧的人潮高呼：「我必須告訴你們，不要被種族主義的謊言欺騙。」

　　在他身後，一幅媒體廣告被重重地打上了紅叉。它刊登於2月1日的香港某報，畫中一隻巨大的「蝗蟲」正伏在獅子山頂貪婪地俯瞰整個維多利亞港，設計者想要表達的憤怒是：內地的雙非孕婦和自由行遊客已在如害蟲般入侵和掠奪他們的家園，對此，「香港人，忍夠了」。

　　這極具煽動性的控訴挑動了很多市民的情緒，並迅速卷積成整個城市的心情。在部分港媒和互聯網，激進的人們正在掀起一場對內地人的口誅筆伐並痛惜「這個城市正在死亡」。

　　但也有例外。在余煒彬和夥伴們抗議香港正陷入種族主義泥潭的晚上，有近600名港人簽名表示支持。在旺角這可能還不如一個牛雜店5分鐘的人流量。但信心仍互相傳遞於這群瑟瑟發抖的年輕人之間。「只要還有一個人能被說服，這個社會就還有理性。」余說。

　　在2012年的香港，理性確實顯得尤為珍貴。元旦過後，整個市民社會就在一連串偶然事件中陷入了焦慮和不安，1月，「D&G拍照事件」、「雙非孕婦」和「遊客地鐵進食」接連激發陸港兩地民間情緒對立；兩周後，北大教授孔慶東發表「部分香港人是狗」的報復性言論，反諷性「蝗蟲」廣告針鋒相對地刊登；2月3日，7名憤怒的香港青年上街唱「蝗蟲歌」圍攻內地遊客。

　　「憤怒和謾罵只會掩蓋問題的實質。」余說，「在香港，很多年輕人正在失去希望，但他們卻習慣於找替罪羔羊而忽視了真正的麻煩製造者。」

　　至少從表面上看，這座城市仍美輪美奐，社會各界也都為即將到來的回歸15周年慶典而忙碌。這15年間，陸港兩地互利合作，但在民間層面，相互認同之路卻走到了一個需要探討和找回「理性」的路口。在積聚已久的「焦慮感」猛然爆發之後，知識界、傳媒、政界和年輕人中富有責任感的一部分，正在努力推動香港向「理性」一邊邁出第一步——儘管他們都承認，這並不容易。

　　自由港里的幽靈

　　即使隔著初春的霧靄，從夜晚的維多利亞港環望香港，仍不無璀璨夢幻之感。這裡至今仍是中國乃至亞洲最值得自豪的城市，有廉潔的政府、自由的經濟和完善的法制，因而連續18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如今，在映如白晝的中環，百年前康有為的感嘆猶然在耳：宮室瑰麗，道路整潔，巡捕嚴密，為法度之地。

　　「這是我們熱愛的城市，現在卻困難重重。」晚上10時，余煒彬結束了抗議，在寒風中忍受著轆轆飢腸。他是香港「反種族主義青年」的成員，這是一群2月初因不滿香港的排外主義而走在一起的本土青年。「關鍵是人們的觀念，它已有了危險的傾向。」余說。

　　香港最近一次本土「保衛戰」發生在2011年夏天，全港超過30個團體大遊行反對外佣居港權。這些半個世紀前移民的後代認為，多達40萬的外佣及其家屬將壓垮這個逼仄的小島。而同年，這樣的矛頭也指向了內地新移民，原因是政府也準備給他們發6000元港幣福利。

　　香港電台主持人吳志森在評論文章中用了這樣的開頭：「一個幽靈，民粹主義的幽靈，在香港上空徘徊。」

　　他的回憶更為深遠，想起了1999年香港某官員關於167萬港人內地子女「踩沉」香港和「每人沖一次廁所就會搞垮全城排污系統」的「恐嚇」，這成了日後十餘年港人對外來移民恐懼和噩夢的起點。

　　到了21世紀，這個「幽靈」隨著新技術的應用而壯大。2004年後，一個原本是IT論壇的「高登」討論區成為了這樣的滋養地。年輕人放棄對數碼產品的熱愛，轉為激烈的情緒發泄和政治謾罵。同時，它是2008年香港艷照門的首發地，也是此次「蝗蟲廣告」的籌資平台。

　　「蝗蟲論」讓香港的龍年春節蒙上陰影，由此引發的爭論更波及整個華人社會。西方媒體則用了這樣的標題：「內地中國人和香港中國人互相厭惡。」

　　「民粹就喜歡簡單化，」香港學者梁文道說，「好像把這一切複雜的東西簡單地歸結為有一種內地人叫蝗蟲，把他們趕走，我們就好了。這是一種非常簡化的做法，只能宣洩情緒，無利於解決問題。」

　　2012年2月1日，看到報紙登出蝗蟲廣告的那一刻，余煒彬就覺得「要出事了」。當天晚上，經他發起和倡議，香港「反種族主義青年」組織成立，加入者超過100名。「我們必須和種族主義者們爭取那些遊離的中間市民。」另一位成員阿Jack說，「他們容易被煽動，也容易被說服。」兩天後的2月3日，「反種族主義青年」舉行了首次抗議活動。這是一次孤獨的遊行，只有15個人響應，他們燒掉了印有歧視廣告的報紙，提出「增建公立醫院及增聘人手，投放更多資源到公共服務上」等主張。

　　「我們想告訴人們的是，在一個國家裡，每個公民的出入境自由都要得到尊重和保護。」余煒彬說，「而且，香港的問題不在於外來人，而在於政府施政的滯後和財富分配的不公。」

　　極端者的理由

　　香港作為一個多元化社會的歷史悠久，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裡，95%的華人和5%的少數族裔和平相處，共鑄繁華。其中被《時代》雜誌評為「亞洲最能反映全球化的地方」的重慶大廈就是最好的例證。2012年2月10日，在尖沙咀這幢住著120多個國家的居民的舊式大樓里，香港人的胸懷得到普遍的讚譽。「我在這裡很自由，很快樂。」印度人辛格攤著雙手說。

　　但2003年之後，情況卻悄悄發生著變化。這一年，為消除SARS對香港經濟的拖累，中國開通內地居民香港自由行。這一年，中國GDP達到1.4萬億美元，位列世界第七；而CEPA的簽訂也加快了內地與港澳的經貿交流與合作。8年後，內地每年訪港人數飆升至2810萬人，為香港人口總數的4倍。

　　這讓人口密度高居世界第二的香港不堪重負。交通則首當其衝，在地鐵，年輕白領們抱怨平均每天要等3列車才擠得進去，不斷加開的雙層巴士則將更多烏黑的廢氣送進人們的呼吸道。過去一年，單就空氣污染已令香港造成20億港元的經濟損失。

　　赴港產子所製造的矛盾則更為綿長。2001年「庄豐源案」的勝訴為「雙非兒童」(父母雙方均無香港居留權)的留港之路提供了法理依據。到最高峰的2009年，香港每年的新生嬰兒中，「雙非」已幾乎近半。而在這些不惜遠赴千里勇闖邊關的內地父母看來，香港福利更好，教育條件更優，能給孩子一個美好的未來。

　　在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IT工程師阿Bill回憶兩年前的一幕仍驚詫不已。那天下午，他陪妻子來此做產檢，但產房一片混亂，醫生們呼嘯而出，留下後面一個絕望的准父親。後來他從護工那了解到，一個內地產婦沖「急診」，已經破了羊水，只得中斷其他手術救人。每年，通過這樣的非正常途徑獲得居港權的「雙非兒童」超過1000個。

　　起初，阿Bill以為他遭遇的只是一個小概率的意外，但當兒子出生後，他才感覺到深深的無助——這個城市甚至開始缺奶粉。內地奶業危機引發了奶粉搶購潮，很多港人也被迫加入這個行業，任由狹小的住處和辦公室堆滿了瓶瓶罐罐。

　　然而，由自由行所激發的商業能量也在改變著這個城市。它抹平了數次危機給香港造成的重創，並將失業率逆市降至歷史最低點。在尖沙咀廣東道，名店林立，光芒四射，很多內地客瀟洒地穿行其間，普通話是最尊貴的語言。一個誇張的評論認為：這裡已經不是香港人去的地方了。

　　「這個城市正在變得陌生。」2月10日晚，在與廣東道名店街相鄰的海傍路，25歲的陳英傑一邊吃著「碗仔翅」，一邊打量著密密匝匝的城市上空。迷人的香氣里充滿了成長的味道，他指著遠處一個個佝僂在橫街窄巷裡的書店和小攤檔說：「它們也快要消失了吧？」

　　這個好學的香港人無奈地看著極端消費主義正蠶食著這個城市。大約兩年前，他愛去的那幾家書店開始減少書架體積而換上奶粉，廉價超市讓位給藥店和金行，房價高得離奇，而商家對內地遊客那阿諛奉承的嘴臉也讓本地人如鯁在喉。

　　2012年2月1日，銅鑼灣時代廣場UA影院因無法承擔天價租金而結業，成了香港人18年集體記憶的終結。這個曾明星薈萃的時尚之地在售完最後一批18港元的電影票後，讓位給一家超大型的LV，相傳每月租金高達2000萬港元。這給香港人帶來的衝擊是：在東方好萊塢，連最強大的影院都退場了，那這個城市還有什麼不能失去呢？

　　這些變化無一例外地被香港人視作自由行的副產品。部分內地人的富裕和高調讓港人吃驚。在一段被香港市民錄下的視頻里，一個與店員發生口角的內地女遊客指著一個數萬元的名包說：「我能買10個。」而許多香港人越發相信，內地消費者是整個城市物價飛漲的罪魁禍首，而更糟糕的是，他們中的某些人卻沒有表現出與富裕程度相匹配的文明。

　　「我們的城市正在變成一個採購集散場和一個名為『今天香港』的景點。」中學生阿倫說。他愛去迪士尼公園，但發現這裡越來越像一個熱鬧的集市，人們不排隊，大聲說話，隨地吐痰。「那一刻，我反倒覺得我才是客人。」

　　2012年1月9日，名店「D&G」保安驅趕了一位想在此拍照的香港人，並稱「只供內地遊客留影」。此言行最終招致千人圍攻。「這讓我聯想起殖民時代『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侮辱。」一位遊行者說。

　　不講道理的香港，還值得捍衛嗎

　　2月11日晚，余煒彬和他的「反種族主義青年」在銅鑼灣進行了第二次街頭抗議，這一次他們獲得了市民三千多元港幣的支持。「我們將用來勸告更多的人，放下偏見和仇恨。」

　　自由演講階段，一個外國人用發音尚可的中文說：「我在北京和香港生活了大半輩子，兩個地方的中國人我都喜歡，我希望你們也能不分彼此。」這一次，他獲得了最高分貝的掌聲。

　　更多理性的聲音也在以不同的渠道傳播。「蝗蟲」廣告之後，《明報》登載導演張堅庭文章稱：「當香港人以生活習慣差異作為攻擊詆毀同文同種的同胞時，我們煽動仇恨的借口比種族歧視還要惡劣」。

　　Facebook上一則廣為流傳的帖子則反問：「如果現在涌港產子爭取居留權的內地人要被指責為蝗蟲，那麼當年為了更安穩生活而涌去國外產子爭取居留權的港人豈不是第一代蝗蟲？」

　　演員黃秋生乾脆反覆在微博上喊話：「大家不要再香港人大陸人吵個不停，正中了孔××的奸計」；「以我認識的內地人大陸人，孔××的言論絕不能代表他們」。

　　但這樣的聲音並非全受歡迎，例如余煒彬們，有人通過電話或互聯網罵他們為「港奸」和「反骨仔」(見義忘利之徒)，並揚言要以暴力相待。在一次公開論壇上，反對者們用長時間的噓聲迎接了他。

　　「當理性變成貶義詞，當冷靜的對話也變得不可能時，這個社會正在變得可怕。」另一位頭頂「港奸」稱號的專欄作家梁啟智博士說。這些天，他同樣因為呼籲港人冷靜而被喝倒彩。

　　他的妻子也是內地人，一位來自上海的港大在讀博士。近日途經一個特首初選投票點時，因看不慣某組織義工滋擾選民而上前阻撓，結果遭到指罵：「你鄉音未改，是蝗蟲。」

　　梁啟智很震驚，他深切懷念往昔熟悉的香港。在一篇評論文章的末尾，他提出了一個問題：「一個容不下講道理的香港，還值得我們去捍衛嗎？」

　　「捍衛」一直是近些年來在香港青年群體最具號召力的字眼，由此派生出各式各樣的本土意識和行動。「從本質上說，蝗蟲事件就是極端本土意識的無限放大。」一位學者說。

　　香港的本土意識萌發於幾次深重的危機，橫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9·11」的牽連效應、2003年SARS和2008年金融海嘯。在SARS肆虐的時候，首任特首董建華在施政報告中這樣坦陳：「香港經濟正處於戰後罕有的困難時期。」

　　香港的過去總是充滿樂觀，從未經歷過哪怕一次的經濟衰退。1990年代初期香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甚至超越了宗主國英國，整個社會自上而下充滿了空前的自信心和優越感。

　　進入21世紀，隨著中國內地的崛起和陸港差距的縮小，陷入經濟低潮的香港人心態也隨之發生變化。他們曾引以為豪的「北進精神」變得暗淡，悲觀思想和保守主義興起。

　　2011年，一本名為《香港城邦論》的政論集成為暢銷書。它的主要觀點是：面對日漸崛起的內地，香港要保持適當的距離並強化自身特質，保持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獨特和純正。這非常迎合當下香港人的口味，作者陳雲一度被視作激進青年的理論導師。

　　但在陸港衝突愈烈的現在，陳雲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也堅稱：「這並非我的願望和動機。」

　　無論如何，年輕人被激發起來了。2007年保護皇后碼頭行動是首次亮相。此後，「本土行動」分化成「80後反高鐵」、「土地正義聯盟」和「保護菜園村」等分支。尤其是2010年的反高鐵行動更引發了回歸以來「最嚴重的官民對立」。官方的用意是通過廣深港高鐵加快與內地的經濟融合，並且帶來源源不斷的遊客，民間的立場則剛好相反，他們懼怕這會成為香港經濟的又一個「失血」通道。

　　而最新掀起的反「內地入港自駕游」則更多聚焦在道德層面。「人們害怕『我爸是李剛』和『小悅悅事件』會在香港上演。」前「本土行動」成員、反自駕人士陳景輝說。

　　現在，「蝗蟲事件」的一個伴生效應是讓部分港人開始思考：我們該捍衛香港的什麼？是物理空間上的家園，還是這個城市的核心價值？在香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陳健民看來，「蝗蟲」一說，看似護城，實則毀城。「這種方式本身就不文明，是在破壞香港長久以來寬容、多元的核心價值。」

　　這個問題也成為香港媒體人閭丘露薇和老朋友梁文道一次聚會時討論的內容。他們認為，「長久以來，無論是在『高登』，還是香港本土力量，還是舉著旗號遊行的市民和媒體，這個問題一直都被忽略了。」

　　功課未完成

　　2月13日，一位內地母親通過互聯網向香港市民說出了心聲，並勾起了香港移民史上一段慘痛的往事——「我不是從一個母親，而是從社會角度而言，如果雙非嬰童中出現喬布斯一樣的人物，他會不會像那個叫林婕的女孩一樣最後被逼上絕路呢？」

　　林婕是一位從福建來港的內地女孩。在飽受了7年的歧視、冷漠和排斥後，1999年12月，她從自家窗戶跳下。事後，時任香港教署署長的羅范椒芬深感羞愧，在給全港校長及教師的電子郵件中，她寫道：「香港是不少內地同胞『夢寐以求』的地方，但林婕筆下的香港卻是冷漠得令人心寒……」

　　12年後，陸港之間一場升級的族群對立讓人再次想起了這個遙遠的往事。香港作家陳冠中勸誡港人，應將矛頭指向政府而非外來人，因為政府享受了城市開放帶來的好處，卻疏於盡改善本已捉襟見肘的公共服務的義務。

　　這位60歲、生於上海的香港文化領袖在回憶往事的時候感慨萬千，「我們這一代香港人有一份未完成的『功課』，那就是愛國和民主」。前者意為國民身份認同，後者則是對公共事務的充分參與。而陳冠中預測，這個轉型需要漫長的時間。

　　但香港目前所面臨的困難遠遠不止這些。產業空心化、金融與服務業比例過高等癥結都沒有得到有效的緩解，而政府自主性旁落、財富兩極化也越發嚴重——在香港，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已由1971年的0.43升至2006年的0.533，是最糟糕的發達地區之一。

　　但很少人注意，這些表象相當部分是殖民時期的遺留。惡果從1980年代港英政府開始過度重視地產和金融就已種下。整整10年，香港在泡沫中異常繁榮，製造業傾瀉性北上。到1990年代，超過70%的香港工廠遷往內地，結構性失業開始出現，財富分化也進一步加劇，由此造成的高生產成本、高物價、高通脹成為後來香港經濟復甦揮之不去的桎梏。

　　「在香港現存的很多問題中，地產霸權、通脹和階層對立等都在威脅著新一代年輕人。」「反種族主義青年」成員阿Jack說，「和上一輩相比，合理的社會流動性正在喪失，年輕人的未來變得黯淡，他們變得敏感易怒，把眼前的困惑粗暴地簡單化。」

　　有立法會議員則呼籲，香港政府的當務之急是加大醫療、房屋和教育等方面的投入。「是時候破除壟斷，讓香港重新變成一個有競爭和有限制的市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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