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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三百六十年祭

甲申三百六十年祭 

辜世偉

六十年前,一篇弔祭李自成革命的短文在西柏坡被毛澤東當作整風教材推薦給了全黨同志,當時正是毛澤東即將帶領勝利之師進京趕考的前夕。這就是《甲申三百年祭》。至遲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我的讀書時代,這篇文章還是語文課本中的必讀篇目之一。其篇顧名思義,是回顧和反思1644甲申年3月19日崇禎自盡,明朝滅亡,大順建朝,轉眼也滅亡之史實。改朝換代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上,平常至極,如夏周唐漢,凡三五百年,如大秦三國,或二三十載,均可一現。但《甲申三百年祭》偏偏著眼於明末清起之一時點。看完全篇,方知該文意不在明,而在繼明而起瞬息即逝的大順政權,他的建朝立國到滅國瓦解只有四十來天。 

對於明朝的滅亡就如先前各朝的滅亡一樣,不出意外,也不應奇怪。看看崇禎年間的景象,可知明朝進入崇禎時代,早已陷入了末世狀態。魏忠賢與客氏名奸巨貪的暴露,已顯朝政亂象;崇禎依賴宦官治國,既說明政府里精英人才的饋乏,也說明自身政治才幹與治國能力之不足;朝四暮三,輕信妄斷,今天削籍大臣,明天大辟疆吏,顯現其統治手段的簡單、粗暴與無奈;而頻繁有那麼多的大臣疆吏做出讓皇帝生氣的事而被削籍大辟,也說明其統治集團的腐敗與沒落;連年旱蝗成災,「民爭采山間蓬草而食,……剝樹皮而食,……掘其山中石塊而食」,「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遍地難民餓殍,「民有不甘於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為盜」○1,浩蕩皇恩此刻卻「苛刻寡恩」○2,口惠而實不至,也自喪失了民心。而卧榻之側的關外,皇太極的滿清大軍虎視眈眈。內外交困,朝綱失措,一應王朝滅亡的條件俱已具備。應該說,明朝的滅亡是劫數已到,在劫難逃,不滅亡才怪。即使不葬身在李自成的大順起義軍手中,也會被大清的虎狼之師埋葬,或者在蜂起雲涌的民患中焚毀。 

真正讓《甲申三百年祭》感嘆的,是那個轉瞬即逝的大順王朝。這個王朝本也該象大漢王朝、大明王朝一樣名垂青史,但是由於它的短暫,它終於沒能登上中國的歷史朝代年表,李自成也未能與劉邦、朱元彰齊肩列身於中國歷史的帝王譜系表。人們感嘆的,正是它在已經象所有王朝那樣締造者已將革命推向成功、並已象模象樣開朝定都的情況下,緣何「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轉眼煙消雲散,灰飛煙滅,淪為歷史鬧劇,成為過眼雲煙。 

幾十年來,人們在閱讀《甲申三百年祭》時,最普遍的解讀是《甲申三百年祭》作者借字裡行間潛示,毛澤東通過《甲申》一文領悟並提醒全黨同志體會的這樣一個中心思想,那就是警醒革命成功者不要重演大順政權的悲劇。人們據此還進一步解讀出大順政權的失敗是因為它的締造們者犯了兩個嚴重的錯誤:一是驕傲自滿,二是腐化墮落。兩大原因中,猶以驕傲自滿為主要原因。 

毛澤東在《給郭沫若的信》中這樣談論他的心得:「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他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這篇文章,不要犯李自成的錯誤,「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3。他與劉、朱、周等革命成功者「進京趕考」時互相勉勵與誡勉全黨的,也著重在如何保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艱苦奮鬥等內容上面。 

事實證明,毛澤東等第一代革命領導者借《甲申三百年祭》給革命勝利者的警示確實具有高瞻遠矚的作用。進京後至今,轉眼又到了甲申年,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權已快屹立六十個年頭。這期間也有風浪坎坷,也有內憂外患,和李自成一樣進京不久就遭遇外來強敵與美軍在朝鮮戰場交戰,面臨比破壞一個世界更難的建設一個新世界的經濟建設的任務,甚至還經歷了東歐劇變、蘇聯解體那樣險惡的國際環境,然而共產黨政權終究沒象大順政權那樣垮掉、爛掉,沒有象大順政權那樣來去匆匆,沒有重演黃炎培所擔心的歷史周期律,而是穩穩地站住了腳跟,並正在帶領全國人民在新世紀創造中華民族前所未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新的輝煌。在共產黨政權的領導下,社會經濟正在持續繁榮,政治文明正在深化發展,國家民族正在走向穩定富強。不能不說,毛、劉、周、朱一班人進京趕考時清醒的頭腦、睿智的遠見,給革命勝利者打下的免疫針所發揮的免疫力發揮了作用,共產黨人沒有驕傲自大,沒有固步自封,沒有得意忘形,而是在政權意志的支配下,在謹慎、學習和一個個轉變中成熟起來。同時,中國共產黨內部特有的自律、糾錯和去腐的組織機制,對於遏制組織的腐敗和潰散,促進組織的保潔和良性發展,也展現出非凡成效。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建黨八十餘年、建立政權近六十年之不倒這一事實本身,就足以說明共產黨政權與三百六十年前的大順政權相比,要高明得多,高尚得多,高超得多。三百年後進京趕考的共產黨人,確實不同於李自成當年帶領的那批考生。 

兩批進京趕考的考生,一個落魄而退,一個巍然屹立,除了時運之外,其實潛有頗令思量的奧妙。從思想境界而言,共產黨政權與大順政權就不可同日而語,他是一個與中國歷史所有政權組織迥然不同的政黨。共產黨人在他的章程裡面就明確宣示其鬥爭目標是為全人類解放。而李自成集團與劉邦集團、朱元璋集團一樣,其鬥爭的目的只是為了本集團的利益,「迎闖王不納糧」、解民眾於倒懸等宣傳,從其後李自成的表現來看,只不過是一時的權宜之計,並非出自自成的真知。 

其實李自成集團不乏高瞻遠矚之政治英才。李岩加入李自成集團後對李自成集團的戰略運作所發揮的作用,從他為李自成擬就的「均田免糧」、「迎闖王不納糧」○4爭取農民階層等政治策略看,他也是個張良、朱升類的人物。如果真能讓李岩等謀士的意念成為集團意志而加以貫徹,大順政權的建立和穩固應該順理成章。然而仔細比較史實,於無聲處就陡然現出歷史發展的涇渭。劉邦集團攻入咸陽後,張良、蕭何一批謀士為劉邦審時度勢,施行不搶掠、不稱王、與百姓約法三章的策略,大施仁道,爭取民心,為其後與項羽決戰並最終戰勝強楚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朱元璋在兵克徽州,勝利在握之際,採納儒士朱升「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三項策略,收攬人心,夯實政權基礎,直到條件完全成熟方才登基稱帝,萬無一失地保證了三百年基業的到來。三百年後的共產黨政權不僅在進京前後謹小慎微,不驕不躁,進京後即在中央機關辦公地新華門立下「為人民服務」的石屏,以明宗旨;在建國已24年後,毛澤東仍然借重朱升策略,「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小心立政,謀求政權的穩定和長治久安。項羽、張獻忠之輩以勇謀天下,未得人心,難得長久,或自刎垓下,或亡命天涯。而劉邦、朱元璋收攬人心,再取社稷,醉翁之意,在長久王道。策略各異,不同結局。要論從楚漢競雄到滿漢角逐到國共相爭,政權競爭百舸爭流的成功與否,無不以民心的歸附與否為焦點。《明史》中記錄馬世奇《廷對》的一段話就講得很有意思:「今闖、獻並負滔天之逆,而治獻易,治闖難。蓋獻,人之所畏;闖,人之所附。」不得民心,焉得民附。在李岩等一班謀士的正確導引下,那時的李自成是頗得民心的,頗有一呼百應之勢。 

看看李岩進京後向李自成上疏提出的四條諫見,可知李岩確是在大順王朝最需要金玉良言之時提出了金玉良言、並將金玉良言提供給了決策首腦的經世之才。 

第一,他要李自成待「政府擇日率百官迎請(進)大內」,並由百官「選定吉期…修茸洒掃…禮定儀制」後,以帝王之道登基。 

第二,他主張對前朝官員追贓,應分別對待,「貪污者發刑官嚴追,盡產入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贓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聽其自輸助餉。」不枉不縱,嚴明政令。 

第三,他主張「各營兵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不應在城中擾民作亂。並勸自成「今主上方登大寶,願以堯舜之仁自愛其身,即以堯舜之德愛及天下。京師百姓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治。一切軍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 

第四,他提醒自成吳三桂因陳圓圓事「興兵復仇,邊報甚急」,建議「主上不必興師,但遣官招撫吳鎮,許以侯封吳鎮父子,仍以大國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廟,俾世世朝貢與國同休,則一統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亂可息矣。」○5 

應該說,李岩這四條有針對性的諫見,是極有見地的。 

睿智的政治智慧、高明的政治謀略和傑出的政治遠見,是中國歷史所有開國君主和開國元勛的共有特質。就中國文化之深厚,歷朝換代之際出現幾個高明的智識謀士是不成問題的。但問題的關鍵在於這些智識之士之政見是否具有影響力,君主是否願意聽,是否願意採納這些政見。 

劉邦、朱元璋以其深明大義的見識,採納善言,盡得良輔,終究得成正果;毛澤東自己即熟讀歷史,智識過人,許多遠見卓識胸臆自出,在進駐北京、攻陷南京之際,仍然諄諄告誡全黨「不可沽名學霸王」,建國後不當大元帥,並常敲警鐘警醒全黨,為共產黨政權屹立數十年而不倒,居功至偉。反視李自成,一代梟雄,起事之初尚能「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6,採納李岩之言,做出一些除暴恤民、收攬民心、禮賢下士之舉,略有劉邦、朱元璋等草澤英雄氣概,也曾創造過「人之所附」之勢。然而一打進京,稍有成就,卻走向反面,迅速暴露出人性的弱點,在內有憂患外有強敵基礎未牢的情形下,就耽於華蓋,貿然稱王,即使對李岩在政權關鍵時刻所上的如此重要的疏諫,讀之卻「不甚喜,既批疏後『知道了』,並不行。」以致坐等敗局○7,功垂事敗走向末路。進京後不善納言、不用忠言、聽信讒言等諸般表現,證明其智識之低能遠不如陳嬰○8,政治意識之低下遜色漢唐宋明開國之君也不知幾里,不堪為一代帝王。 

自成之遇李岩,恰如劉備得遇諸葛孔明。從李岩向李自成所作的一些政治策略,即可見其超人的見識。初早之時,岩向自成進言曰:「取天下以人心為本,請勿殺人,收天下心」。又請自成散所掠財物賑饑民。上述建議自成從之,起義軍形象為之一振,「從自成者日眾。」王氣大增,戰爭形勢為之一變。由此可見李岩智識,的確可為王者師。自成若自始至終悉心聽取其輔佐,不信王位不取。進京之後,觀其亂象,李岩以其智識,向李自成輸肝剖膽忠言行諫,而自成終究未效劉備諸葛故事,對李岩政經之才金玉之言並不重視。對李岩的定位只是個二品制將軍,地位低於愚武劉宗敏(一品權將軍),低於宋獻策(開國大軍師),低於牛金星本(大祐閣大學士,為李岩引薦),可見李自成頭腦中以親疏視人,並不懂得知人善任之為君之道○9。罩上黃蓋,其表現更是得意忘形,不識大體,極不成器。李岩、宋獻策等智識之士之諫見,終究未能轉化為首腦的領導意識,並進一步推進為政權的集體意識,從而整個集團渾渾濁濁。在各自囚徒思維方式支配下,這群勝利者過早地陷入了內部傾軋,在集團中央層次就出現了牛金星對李岩的構陷,最終李岩和宋獻策在內耗猜忌中被殺被逐。內耗的惡果未必比外敵的打擊對政權所造成的損失更小。待政權上下在清軍入關的攻勢中頭腦清醒過來,明白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之時,已難力挽狂瀾。李自成作為統領,自當為其缺乏政治遠見統率不力的不可饒恕的致命性錯誤負責。自成之過,昭然若揭。 

政權集團意識的短見還可在各級文臣武將入京後的表現找到證據。進京其時,驕傲的條件並不成熟,關外清軍屯兵欲進,吳三桂兵團還未解決,連通常開朝建國後大赦等大政也未實施,李自成卻急急忙忙住進皇宮體驗龍床的滋味;牛金星儼然以丞相身份忙於籌備登極大典;將軍劉宗敏忙於拶夾降官,拷掠富紳,搜刮財富,「殺人無虛日,大抵兵丁掠搶民財者也」,而且把吳三桂的父親吳襄綁了來,索求三桂的愛姬陳圓圓,「不得,拷掠酷甚」;幾十萬士兵屯積在京城裡面享樂。大家都紛紛然,昏昏然,陶陶醉醉,歌舞昇平,都以為天下已經太平了,上下官兵一齊動手,急匆匆地急於收穫勝利果實○10。現今小小警隊長冒功求榮巧取豪奪豢養衙內頤指氣使欺壓盤剝胡作非為的事,想來在當時大順的下層校尉和官吏中也應是常事。這與明朝彌留時分的景象何其相似:「阿堵違心,則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則好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勛戚不知厭足,縱貪橫了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凌於閭里。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11這些勝利者此時已沒有了紀律嚴明仁道之師的模樣,而呈現出一副燒殺搶掠烏合之眾的面貌。明朝敗象乃是累積了幾百年的齷齪,大順政權僅進京四十天,政權的墮落與瘋狂就達到了那些亡國之朝的程度,敗壞出如此迅速,實在令人驚訝。這使人想起剛被他們取而代之的崇禎王朝。可嘆的是殷鑒未遠,大順政權就陷入了同樣的覆轍。這個王朝正是在崇禎的蛀食和縱容、以及他的官吏們的努力蛀食下歸於滅亡。可以想見大順的政權組織,並沒有建立強有力的集體約束機制,甚至也沒有建立或試圖建立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合乎一個穩健政權應有的集團意識。牛金星、劉宗敏等政權里的大小官吏都淪落為了最無理性的白蟻,以為政權已經不朽,人人都化成了兇猛的白蟻,拚命地嚙嚼大樹,拚命地內耗相爭,悄然製造自己的末世,挖掘自己的墳墓。他們似乎並不明白人人所寄生的這棵大樹正是他們的依賴,也不明白他們的最大利益在於這棵大樹之不倒。在上下一心的咀嚼嚙咬下,可怕的結果果然很快就發生了,樹倒蟻亡,作猢猻散,人亡政息重做流寇,只是這時的覺悟已經於事無補了。集體性政治意識的缺乏,終究葬送掉了大順政權這棵大樹,也毀滅了依託大順而存在的每一個人。那些早早就灰黑幫化了的大小頭目,也必須為自己缺乏政治責任和集團利益必須建立在多贏共存生態意識的短見所帶來的惡果負責。 

這次進京趕考的惡果直接決定了李自成集團的最後結局。他們在京城的表現,使得潰出京城的大順政權被公眾視為了黑幫集團。其實人民並不相信李自成當了皇帝社會就真的進入了「不納糧」聖境的表白,中國老百姓幾千年的觀念中,從來就沒產生過當政者是「公僕」的念頭。只是與明王朝貪官酷吏的比較中,他們寄希望於新的政權清明一些、廉潔一些、公正一些。他們心目中對政權形象的訴求,更接近於期盼皇帝和政權系統能是一個好的利益代理人、經紀人和保護者,是一個在黎民百姓法理中符合公正、仁道、寬厚等特徵的青天老天爺的觀念。他們對皇帝和政權官吏適當的特權與待遇也並不反對,也樂於支付適當的報酬來換取官吏們提供公正、仁道和寬厚,甚至對各級官員額外分攤的「糧耗」、「火耗」、「羨餘」○12等負擔,只要不危及生存,黎民們都採取容忍的態度。他們對崇禎政權的放棄正是因為他們受到了難以忍受的橫徵暴斂和欺凌敲詐,由此他們將明王朝視為了欺民肥已只圖私利的灰幫集團和黑幫分子。李自成集團進京後的急劇變質,使他們既無奈又傷心。這種民心的喪失從以後大順政權殘部的結局中可見一斑。 

李岩、宋獻策這樣有頭腦的人被殺被逐,從上到下迅速的灰黑幫化,內樹強敵外招強患,苦心換取的民心又迅速喪失,這個剛剛長成的大樹隨同白蟻一同倒塌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李自成率軍退出京城就再也沒能東山再起,潰逃各地的各部也沒能建立根據地,自成本人躲藏在九宮山,怏怏不起,落魄而亡,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和輝煌一時的大順政權就此徹底覆滅。 

大順的組織者們對集團意識和政權意志的構建缺乏重視還可在組織機構上找到確證。不論在進京之前還是在進京之後,大順政權內部都沒有形成正確的掌握政權、建設政權的必要意識,也沒有清晰並富有遠見的政治理念,自然也還沒有維護政權意識的《內部監督條例》之類的東西。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李自成領導才能和政治資質的低下。 

事關政權前途的大政方略未能成為政治集團的政權意志,未能在制度和人事組織中得到體現,未能在集團成員中貫徹為集團意識,集團成員從上到下始終受狹隘短視和自私的農民意識所支配,這是李自成政權如此短命並迅速失敗最根本性的原因。驕傲自滿只是其表象,腐化墮落同樣也只是其外在的表露。就如嚴、和、胡、成○13等輩明知人生消耗甚少卻偏要貪斂巨大財富並且為財而亡,其實貪財暴虐只是外在,人生觀念和政權信念的缺失才是內在的根本。 

對這次幾乎就要大功告成的王朝夢的最終破滅,我們無法找到李自成入主紫禁城後的李氏皇家檔案來追尋他們當時的思想狀態,而各方流傳下來的史實記錄給人的印象,是這些勝利者的目標僅在於佔據社稷,僅停留於佔據社稷,而不是經營社稷。因為他們並沒在經營社稷的課題上下功夫。李自成起於草莽,出於草莽,最終還是沒逃脫草莽的心態。與雄才大略入主中原的敵人皇太極相比,與雖負惡名卻異常勤政的雍正相比,與三百年後未雨綢繆深謀遠慮的共產黨人相比,甚至與同樣起於草莽的劉邦、朱元璋相比,自成委實算不得真豪傑。 

事件的偶然性往往昭示著歷史的必然性。假如李自成創業時是什麼風範成功時還能保持那種風範,假如大順集團進京前是什麼風範進京後還能保持那種風範,假如李自成集團能夠將李岩的政經理念上升為政權意志,假如大順的官兵們具有足夠理性的集團意識,假如集團由白變黑的進程不那麼快或者稍稍遲緩一點,假如李自成作為集團首腦的政治理性和資質稍稍多一點,假如政權官兵此前也經歷過整風運動、腦筋里有那麼一丁點兒大局意識……如果這些假如有一個存在並發揮作用的話,即使後來退出京城與清軍進行長期抗戰,其勝負仍難預料,不至於落到一敗塗地的地步,歷史的圖景也未必是現在的模樣。然而種種假設都不能替換歷史的真實性。就如法國人的假設不能改變滑鐵盧的泥濘已經帶給拿破崙的失敗一樣○14,三百六十年後今天的中國人也不能依靠假設來重塑大順政權的命運。 

北京依然還是北京,紫禁城也還是那個紫禁城。可曾經端坐裡面的崇禎、李自成、溥儀都先後離開了那個地方;把紫禁城從北京搬到台北的蔣家父子也離開了他們心儀的城垣。不知今天到北京故宮、或台北故宮旅遊的人們面對斯城斯殿,還能感受多少觸動,還能發出多少感慨! 

記於甲申2004年2月19日夜 

[/size]注: 

○1均見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引馬懋才《備陳大飢疏》。 

○2見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引《流賊傳》。 

○3毛澤東在西柏坡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 

○4見《李自成傳》 

○5前述見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引《北略》。 

○6見《明史》。 

○7見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引《北略》。 

○8秦末各地起義蜂起,眾人推陳嬰為王;陳嬰審時度勢,堅不稱王。 

○9見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引據《北略》和《甲申傳信錄》。 

○10見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11崇禎《罪已詔》。 

○12中國封建社會各級官吏除領取皇帝薪銀外,還巧立名目撈取私財,如補征糧稅耗損的部分叫「糧耗」,補征上繳銀兩溶鑄耗損的部分叫「火耗」,皇帝默認各級官吏以這類方式獲取的收入,並將這部分收入稱為「羨餘」。兩千年封建歷史中,它們都是官吏們合法的非法收入,皇帝和黎民對此都採取容忍的態度。 

○13嚴蒿、和紳、胡長青、成克傑皆前朝今世以貪賄奸惡著稱的歷史名人。 

○14至今仍有相當多的史學家認為,拿破崙在滑鐵盧具有轉折點意義的失敗純屬偶然,如果當時那名信使順利將信息送達增援部隊,滑鐵盧之役將不會戰敗,歐洲歷史也將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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