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香港人的恐懼，根源何在？

前天，影片《十年》獲金像獎最佳影片獎的消息，牽動了不少人的神經。影片由五個小故事組成，共同構想了一個「黑色」的香港未來。

爲何一部描述悲觀未來的小製作影片能夠獲得金像獎最佳影片的殊榮？金像獎的評選方式模仿奧斯卡制度，每個獎項均由數百人參與投出，整體反映電影業界的態度。電影人的聲音，只是香港社會冷暖的一個縮影。因此，我們不禁要問：香港人的悲觀和恐懼，根源何在？

今天的推送中，作者指出隨著九七回歸，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並未消失，而是在經歷「非典」、北京奧運、汶川地震、三鹿毒奶粉等諸多中大事件的過程中，身份認同逐漸被重塑以至強化；親和與敵對、希望與憤怒、國族身份與本土意識等等共生矛盾，將進行時的中港文化政治改寫為慾望與恐懼交織的網路。作者同時指出：「應有更有情義的中間路線可走」。

今天的推送有點長，已經是節選的結果，難免對原文意有不整全的呈現，更多內容還請諸君閱讀原書：《邊城對話：香港·中國·邊緣·邊界》，彭麗君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

馬傑偉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教授，主要研究香港次文化以及流行文化，亦在《明報》世紀版撰寫專欄

香港重現：「跨境文化政治」

本文試圖書寫「香港與內地」之間的聯繫，以及這種聯繫帶給人們的文化政治。這是一個關於後九七時代「香港重現」的故事，然而故事的起點卻始於「香港的消失」。

香港大學教授Ackbar Abbas在九七回歸前寫過一本《消失的政治》（Hong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或地道一點，可譯作「消失於香港江湖」。這本書，幾乎每一個喜歡文化討論和香港研究的中外學者都聽過、讀過。此書概念流麗，把香港故事說得如王家衛電影《花樣年華》般盪氣迴腸。

他說香港人是奇怪的活物，雖然九十八巴仙都是華人，但若把殖民香港的麵皮撕下來，也挖不出典型中國人的骨與血。港人裏裏外外都與大陸人不甚相同，同是中國種族的大陸與香港公民，竟就是兩種不同的氣質。Abbas也許誇大了，港人畢竟大都是中國人，但對比周潤發與姜文、杜琪峯與張藝謀，香港性格仍是有別於大陸。

獨特的香港文化概念其實在1970年代並不算怎樣流行。港人被視為活於文化沙漠，但明明有一種與別不同的港式文化在眼前，當年的港人視而不見。Abbas稱此為reverse hallucination：拒絕現實中的自我主體，瘋狂搵錢，瘋狂消費。到了九七當前，意識到香港文化可能快將消失，又在大限之前瘋狂地注視自身的港式身份。那個年頭，香港奶茶、電影、碗仔翅、大牌檔、蛋撻、雲吞麵?? 港式的一切，都如爆米花一樣，在港人心中，爆出層出不窮的身份自覺。

九七過去，而果然，香港文化消失於江湖。港產片產量大跌，幾乎被合拍大片的風頭湮沒。香港電視死氣沉沉。我的一個研究港劇的大陸朋友十分氣憤，說TVB死掉了，劇集都是正路又怕事的。連大陸的「主旋律」劇集都不那麼主旋律，爆紅的《蝸居》、《暗算》，走出偏鋒更比港劇大膽。港式流行音樂也現疲態。1980年代樂壇四大天王之後，有誰可以用廣東歌榮登天王級地位？就算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香港被上海、北京趕過頭的言論一直揮之不去。按照友人梁啟智的統計，香港「被邊緣化」這個關鍵字在近幾年大幅增加。凡此種種，或可得出「香港消失」的斷言。

然而，「消失」並不是如此容易的事情，正如最初的「出現」也不是一蹴而就。中港之間的跨境文化想像從來沒有一條穩定不變的邊界，而是始終處在歷史的變動之中。因此，在港陸之間「分與合」的辯證中，邊界不是消失，而是隨著時代的變遷被賦予不同的意涵，從中我們看到的是港式文化身份的轉型。

加州大學的Jonathan Turner長年研究集體情緒。他指出正面情緒有助社會團結及維繫共同的道德感，但負面情緒如憤怒、恐懼，多出於社會制度的不公平與有違良知，直接情緒會轉化為更複雜的「進級情緒」，一則化為強烈的變革訴求，二則壓抑為強烈的無助感與疏離感。恐怕中國今天的集體情緒是集體壓抑強勁而且改革訴求難以伸張。2011年溫州動車事件可見一斑。當局急速清理現場及後封鎖新聞。災民親屬由憤怒變得不敢發言；記者由義憤填膺到禁令一出之後氣炸怒駡、網上洩憤。這些情緒並非偶發，而是結構性的反復出現，積習成時代風貌。

二十多年前，我開始關注香港社會的集體情緒。這並非心理學那條門路，而是上文提到的社群之間的相互共感。因為在陸/港文化邊境的演變中，情緒的關鍵作用逐漸明顯。香港的位置特殊，分擔大陸的負面情緒漸深，亦分享大陸冒起的樂觀情緒。殖民時代只有少數港人憂國憂民，大陸是遙遠的地方。但今天，大部分港人均捲入大陸希望與憤怒的情緒漩渦。1980年代，香港的集體情緒是樂觀、自信。1990年代轉化為政治焦慮，港人在六SI事件與九七回歸的大轉變之間如坐針氈。回歸之後出現了集體回憶這個說法，也是集體情緒的一種，在高速發展並與大陸融合的時代列車之中，港人回想殖民歲月，多愁善感，並孕育出各種懷舊與保育的情懷。每個時代情緒不同，背後都有社會結構在發揮作用。

在此我想簡要追述幾個近年來的重要媒介事件和其中的情緒，以此更新這個關於中港邊界故事。

2003年3月，香港，穿著全套外科手術服的衛生工作人員向淘大花園(Amoy Gardens) E座的居民發放家用物品。這座大樓中報告了92例非典病例，之後政府衛生人員將大樓中的其他214名居民隔離了10天。

2003是關鍵年。是年春季，SARS疫情於香港爆發，並在短短幾個月內迅速擴散至世界各地。對於許多人來說，這是香港在後九七十年中的最低點。面對新聞中日復一日的關於這一神秘疾病的感染與死亡，電視機前的人們感到無助和絕望。SARS事件可被看作中港文化界線「分與合」的雛形。港人指責那個在九龍酒店中停留的大陸教授，人們普遍認為他是攜帶SARS病毒來港並引發疫情爆發的罪魁禍首。不過在這一媒介事件中，整合與分化在同時運作。香港人可能仍然覺得「大陸」是個輸入病毒的危險「他者」，但香港與珠三角千絲萬縷的聯繫，使得港人無法忽視一個事實——即香港與內地醫療團隊唯有攜手並進，才可戰勝病魔。

SARS事件與隨後到來的七一遊行有明顯聯繫，這是在香港回歸中國主權六年後的一次總爆發。數十萬港人走上街頭，總體上抗議特區政府的施政，更明確的是反對建議實行的《國家安全法》。這一事件明顯的政治意義已被廣泛討論，在此不贅。除此以外，必須看到這一事件集中體現了後九七時代港/陸文化辯證的核心議題：國家化還是差異化。後七一大遊行，香港政局大變，經濟上有賴大陸更緊密的照顧，政治上分與合的民情則十分複雜。愛國教育不斷升溫，不少港人也相信「大陸好香港好」的新形勢。但政經融合的大勢之下，香港本土運動接二連三，而且推動新視野的都是年輕一代以港為家的80後青年。

2008年5月，奧運聖火傳遞到香港，街邊站滿歡迎的人群

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盛大開幕儀式，對於內地和香港市民都是一場歎為觀止的盛事。大眾看到中國正成為一個崛起於世界的強大民族國家。這一媒介事件自然產生了推動港人國族認同的效果，但也同時帶來了其他的負面併發症：如《歌唱祖國》的假唱醜聞、廣場表演中整齊劃一的集體主義、以及圍繞開幕式前後連續不斷的各種抗議和衝突。奧運火炬傳遞總會吸引形形色色的示威者和批評，這在不少舉辦過奧運會的發達國家中都發生過。中國也不例外，在「中國崛起」的主流敘事之外，亦有各式各樣反抗性的言說，如環境污染、勞工虐待、鎮壓西藏動亂和其他各種人權問題。抗議中國西藏政策的示威者在全球各地迎接奧運火炬傳遞的到來，當然也包括香港。在香港，雪山獅子旗作為一個異見符號，鮮明地出現於流行媒體，突出了中港大同之下的重要差異。因此，面對2008北京奧運的舉辦，驕傲和不滿兩種情緒在不少港人心中交織運作。

汶川地震期間，香港小朋友也參與爲災區捐款。圖中鈔票面值爲一百圓港幣。

在北京奧運前後，另有兩起媒介事件引起了公眾的注意。2008年四川地震帶來了很大的衝擊。溫家寶總理在震後迅速抵達了災區，在演講中展示了他的人格魅力。正如香港觀眾在電視螢幕前看到的那樣，溫家寶對倖存者的安撫是感人的，救災工作也是快速有效地展開。通過電視螢幕，港人被深深地捲入其中。四川地震喚起港人的同理心，他們紛紛捐款捐物，並派出醫療專業人員。參與救災的港人細水長流，到今天仍活躍地穿梭中港，照願災民的復康問題。在那個時刻，港人強烈地感知到自己是中國的一部分。

然而，隨著事件的進展，國家化和異化兩個進程併發，糾纏在一起，並且諷刺性地強化了彼此的存在。在一些震區，只有學校建築倒塌，許多人相信這是由大量權錢交易的「豆腐渣工程」導致，這些豆腐渣工程的醜聞掀動港人情緒。追查真相的異見人士黃琦，在2009年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罪名是「非法持有國家機密」。大陸當局囚禁追查問題工程的維權者，令港人深表困惑。隨著越來越多援助地震受害者的活躍人士被拘捕和判刑，「獨cai大陸」與「自由香港」之間的心理邊界以一種更加吊詭的方式再次回歸。對於大多數港人來說，中國毫無疑問是一個冒起中的強大國家，但同時中國政府的作為卻辜負了人民的期望。

2008年的另一起重大媒介事件是毒奶粉醜聞。由三鹿公司生產和銷售的嬰兒奶粉，導致了成千上萬的內地寶寶罹患腎結石。於是這樣的食品安全事件通過大眾傳媒的反復報導，香港和大陸之間的心理邊界再一次被鞏固。在邊界的兩側，港人眼中的大陸是一個貪念凌駕於基本的文明道義之上的國度。

為腎結石寶寶的父母伸冤的內地維權人士趙連海，在2010年被逮捕和監禁，罪名是「挑起爭端和製造麻煩」。似乎當局正試圖阻止激進的維權滲透到更多的社會群體當中。可趙本人也是受害者之一，他的孩子也因食用三鹿奶粉患病。受害者竟成為了囚犯，一名溫和冷靜的公民被無端收監——在眾多港人眼中，這起事件是如此的荒謬和不可理喻。如此扭曲的事件，令港人深感中港文化大不同。連一些親中國的香港政客也被此激怒，指責中國政府和牽涉其中的司法部門。

事件的一個連帶後果，是大陸消費者失去了對於國產乳製品的信任。南方的大陸居民定期過境來港掃貨奶粉。這同時在經濟上和心理上，激起了港人近期一些複雜的情緒。另一個與此相關的爭議是大陸孕婦湧入香港生產。大陸孕婦的大量湧入被很多港人視作對本地優質醫療服務的霸佔。這些來港生產的媽媽也被認為是試圖讓她們的新生寶寶取得居港權。隨後到來的，是本地家庭真實體驗到的牛奶供應吃緊和產科病房床位短缺。這無疑加劇了港人和陸客之間的敵對情緒，進而重塑了「中港」之間的社會心理邊界，並深深地嵌入在地日常生活的點滴之中。

上面列出的這些媒介事件，正是「變化中的中港文化政治」這一主題的集中展演。通過這些事件，我們看到由「事件」帶動「情緒」進香港而強化「邊界」、浮現「身份」這一模式，在近年來反覆強化。現代性其中一個動力，就是社會結構性地促成個人化，而在全球化的驅動之下，身份邊界更趨混雜。正正在此「分」與「亂」的大趨勢之下，媒介事件總體而言，是新塗爾幹主義強調分眾社會如何整合的提問直下的媒介儀式。這一儀式通過重大事件的即時呈現和符號化建構，鼓勵個人認信符號化的核心價值，藉此促進社會凝聚，同時亦區分「你」「我」，在現代高度個人化社會中，媒介事件的衝突與團結元素愈發明顯。在香港與內地跨境文化政治下的媒介事件，更陷入複雜的權力圖譜，但不變的是媒介事件的強大動員力和指向社會團體與區分「你」「我」的儀式作用。以此視角觀之，上述媒體事件能讓我們看出，香港與內地近年在價值、情緒、邊界與身份的複雜變化。

梳理這一路走來的集體情緒，我們發現，坊間輿論常指向一股深刻的怨氣，更對特區班子感到失望與厭惡。這些情緒暗湧，2003年因SARS爆發而表面化、白熱化；在2004至2008年稍為緩和；到近兩年，仇富情緒大增，尤其痛恨地產霸權，民憤再次「積怨」到危及管治的紅色警戒線。2000年代那一波集體回憶的情懷，轉化為2011年對政府強烈的不信任。而香港的集體情緒，歸根究底，又不得不結連到內地與香港日漸緊密的關係。近年本土情緒高漲，不單因為孕婦來港「爭床位」，各種大陸扭曲的故事源源不絕，具體地激發港人對大陸的戒心。港人進一步「文化回歸」，又極之戲劇性的在回歸的過程中擦出本土身份的火花。北望中國大陸，從趙連海到艾ww，再到最近的溫州動車追尾慘劇，港人看在眼裏，在電郵、微博與各大小媒體的管道，一點一滴地「感通」大陸的集體情緒。那是一波又一波的憤怒與不平。香港無可避免地分享又分擔了中國那些扭曲而且高能量的負面情緒。

今天中港邊界看似模糊；大陸學生在香港的大學讀書生活，自由行旅客遍及港九新界，中環上班族基本上不分中國香港，能說英語、能展財技，都是香港專才。然而，無論在上水出售奶粉的藥房、在廣東道賣手袋的名店、在香港各大醫院給大陸孕婦接生的產房、在土瓜灣閉門賣名表給大陸客的專門店，中港文化界線仍然十分鮮明：「搶奶粉」背後有一種香港品牌與商譽的價值觀。「追名牌」背後有一種港青「後物質主義」的質疑。「來港分娩」背後有一個又一個大陸醫療商業化非人性的故事。「導遊醜聞」背後有一個更曖昧的香港氣質的中港對比。與大陸旅客互相惡駡、鬥上警署的香港導遊阿珍與阿蓉，她們的言談舉止，是「港式」還是「珠三角式」？這問題，港人心中有數。你把菲律賓遇害的導遊謝廷駿，對照一下阿珍與阿蓉，就意會到香港人慣見的地道氣質仍不難看得出來。但願這股新的「香港氣質」對中港邊界的回應不是「蝗蟲論」式的本土主義，亦非叩頭式的妥協主義。兩者之間應有更有情義的中間路線可走。憤怒與希望的角力，是香港回歸中國所要背負的情緒包袱。

香港正在愈發深入地捲入一個偉大中華民族的論述之中。然而，無形的心理邊界依然存在，共存的國族身份和本地意識依然在強化著彼此。這意味著，港人與大陸的趨同和趨異正在同時發生。在市場經濟領域，中港邊界正在消失；但涉及到公民價值方面，如言論自由與法治，港人仍然保有強烈的差異感。每當爭議冒起，成為媒介事件之時（無論是侵犯人權還是政商醜聞），那個在中港身份中扮演著終極「他者」的專制殘暴的中國，便會一次又一次地被召喚回來。親和與敵對、整合與分化、國族身份與本土意識?? 這些二項對立式間的辯證運動，已將中港文化政治改寫為慾望與恐懼交織的網路。

回歸十多年，香港身份不單沒有淡化，反以獨特的形式重現。再次回到開頭的提問，目下的跨境文化政治，不是Abbas在1990 年代看到的「失蹤的政治」（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而是一次「重現的政治」（politicsof re-appearance），那個在歷史中生成的「他者」，被新的歷史鑄成關於「他們」和「我們」的心理防線，繼續在香港人的市井生活中若隱若現。

內文標題爲編者所加

邊城對話

香港·中國·邊緣·邊界

彭麗君編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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