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西方亂局背後，一場「白」的危機

權且稱之為「白」的危機。

白人焦慮推動了今年的西方政治動蕩：英國令人震驚地投票決定退出歐盟，美國的唐納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出人意料地獲得了共和黨的總統提名，挪威、匈牙利、奧地利和希臘的右翼民族主義崛起。

在此背景下，白不僅僅是指膚色。你可以將其定義為「人種-民族多數」的成員，但這樣有點拗口。它的真正含義是不會被定義為「他者」的特權。

白意味著屬於一個外表、傳統、宗教乃至食物都符合默認常規的群體。按照不言而喻的規則，白人意味著是一個長期被稱作是「我們」，而不是「他們」中的一份子的人。

但多數白人常把民族和種族身份混為一談。對很多白人來說，這種身份感覺像是支撐他們的世界最重要的支柱之一，而現在，它似乎受到了威脅。

當然，2016年不同尋常的政治局勢有著複雜的輪廓。在英國，來自南亞的移民投票大力支持退出歐盟，表示希望限制歐洲移民，以便為更多來自亞洲的移民開放空間。在美國，對政治現狀的不滿與脫離助長了特朗普的崛起勢頭。

關於「白」的定義總是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穩定性。美國的愛爾蘭與義大利移民，英國的猶太人，都曾一度被排除在白人多數群體之外，如今卻因為他們的種族特徵，同樣被視為白人主流的一部分。與此同時，儘管猶太人也是白皮膚，特朗普的某些支持者們還是會把他們視為外來者，這些人經常在社交網路上散布反猶太的網路米姆。

然而專家卻在西方當前的亂象之下看到一種白人身份危機。

「這是關於『我們是誰』的基本問題，」倫敦大學伯克貝克學院的政治學教授埃里克·考夫曼(Eric Kaufmann)說，「作為這個國家的一員意味著什麼？它是否已經不再是『我們』的國家？——『我們』是指占多數的民族。

「像這樣的問題是極為緊要的，儘管不一定通過言語表達了出來。」

自從美國的民權運動以及歐洲敞開國界以來，多元文化主義已經興盛數十載，這些問題似乎是一種突然的逆轉。

事實上，學術研究表明，同時期的另一種經濟與社會轉型令許多人更加徹底地用「白」來作為自己的支柱——儘管「白」這個字眼本身已經不常用了。

「研究數據時，我不斷回到這個問題上來，它其實是個身份政治問題，」挪威卑爾根大學(University of Bergen)研究歐洲極右翼黨派的教授伊麗莎白·伊法斯夫拉騰(Elisabeth Ivarsflaten)說。「這是民粹主義者獲得支持的最有力的徵兆。」

變化世界中的得與失

學者們指出，身份認同可以分為兩大類，一種是「獲得性」的身份認同，基於個人努力；另一種是「先賦性」的身份認同，基於自身天生的特徵。

所有人身上都存在著這兩種認同，但是人們傾向於更認可他們「最好」的身份——也就是能帶給他們最高社會地位或特權的認同。舉例來說，事業有成的職業人士通常以事業生涯來定義自己的身份。

在幾代人之中，工薪階層的白人受到雙重賜福：他們既擁有種族所帶來的特權地位，也受惠於經濟的繁榮發展。

到了20世紀下半葉，隨著歧視逐漸減少（比如在大學入學方面），白人的正式特權地位也在漸漸喪失。但是工資的增長、社會安全網的擴大以及新的受教育機會有助於彌補他們的損失。大多數成年白人都比父母更富裕、更成功，他們相信子女們會過得更好。

這種成功的感覺本身也可以帶來一種身份認同。

但是隨著西方製造業和工業的衰落，不少工薪階層市鎮也隨之衰敗，父母和祖父母們發現，下一代已經不能擁有他們曾經擁有的機會了。

這造成了一種有待填補的身份認同真空。

《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 美國右翼的憤怒與哀悼》(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一書的作者阿莉·羅素·霍克希爾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對路易斯安那州的農村社區進行了四年的研究，她認為那裡「深藏著」一種失去機會的感覺。

她筆下的人物們覺得自己為了登上「美國夢」的山巔，經歷了漫長的排隊等候，但是上山的隊伍放慢了速度，甚至停頓下來了。而那些移民、黑人和其他「外來者」似乎還在插隊。

對於很多西方白人來說，取得「獲得性身份認同」（登上山巔）的機會似乎已經變得遙不可及。所以「先賦性身份認同」——也就是他們的「白」——變得比以往更加重要起來。

飛速變化的效應

社會科學家們分析了來自大西洋兩岸的數據，發現了一些驚人的事情：在社區內，引起白人不滿，並令他們支持反移民政策的，並不是多樣化民族或種族的人數，而是變化的速度。

以丹麥為例，如今，88%的丹麥人口都是白人——這樣的多數地位很難動搖。但在1980年，也就是上一代人的時候，丹麥有97%的人口是白人。反移民的丹麥人民黨(Danish People』s Party)現在是丹麥議會中的第二大黨。在德國，從2011年到2015年間，非本土出生人口激增了大約75%，反移民的民粹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or Germany)如今獲得了破紀錄的支持率。

在英國，從2004年到2014年，非本土出生的人口增長了66%。最近的全民公投中，投票選擇「離開」的人大都說移民問題是自己最大的顧慮。

考夫曼和同事加雷思·哈里斯(Gareth Harris)發現，居住在那些人種快速多樣化地域的英國白人更傾向於投給右翼的英國國家黨(British National Party)。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丹尼爾·霍普金斯(Daniel Hopkins)在美國發現了相似的民族變化導致反移民政策的規律。

新美國基金會(New America Foundation)高級研究員李·德魯特曼(Lee Drutman)在一份給Vox的分析文章中指出，在阿肯色州、北卡羅萊納州和田納西州，移民人口是1990年的三倍以上。圍繞這些變化產生的焦慮或許可以解釋共和黨為什麼在這個階段更關注限制移民問題，還有這些州的白人投票者們何以壓倒性地支持特朗普。

「白」之禁忌

幾十年來，白人身份認同話語只存在於白人至上論的語境之中。當白人至上論成為禁忌，白人身份政治就陷入一種失語狀態。

如果你是一個工薪階層的白人，擔心這個充滿國際性的新世界會摧毀或貶抑你所珍視的身份認同，那麼你並沒有一種在文化上能夠被接受的方式，去闡明自己內心感受到的危機。

這些人當中，有些人會藉助另一些問題表達他們的憂慮：貿易、犯罪、毒品戰爭、邊境控制、對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恐懼。誠然，這些問題都很重要，也為許多人帶來了真切的恐懼，但是它們已經變成一種方式，公眾藉助這些問題來討論社會變革對於占多數的白人群體的影響。

伊法斯夫拉騰以英國獨立黨(U.K. Independence Party)為例，它的官方平台力主脫歐，但是面向選民的宣傳中又強調移民對經濟與文化的影響，她說這是一種混合了務實與民粹的論調。

在許多情況下，這種做法已經漸漸從政界邊緣進入主流。比如說，英國的執政黨保守黨立場是中間偏右，它曾經推進英國脫歐，公投之後，新的保守黨首相特麗莎·梅(Theresa May)表現出對白人身份政治的同情。

梅的政府提出了一條規則，以公開羞辱僱傭外國工人的僱主。她的第一次重要講話中充滿了對多元文化主義的尖銳諷刺，比如諷刺那些自稱「世界公民」的人其實「哪兒的公民也不是」。

但是白人身份認同的鬥爭不僅僅是個政治問題，它也是一個「深藏的」故事，一個看到別人都在向前，自己卻感覺困在原地的故事。

回歸白人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實施排外的國民身份認同，這樣的事情不太可能發生。移民一旦停止，肯定會損害西方國家的經濟；如果大舉驅逐已經到達的移民，肯定會引起社會與道德上的損失。那些看似來「插隊」的人群其實是在尋覓一個機會，加入到一個長久以來把他們拒之門外的進程中來。

在西方國家更新、更廣泛的國民身份認同里，白人們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是除非他們接受這一點，「白」的危機仍會持續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