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多爾袞獲封「皇父」是傳說「太后下嫁」鐵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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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父攝政王」與《太后下嫁詔書》的爭論

對於「皇父攝政王」這個稱呼引起的種種聯想，學界早有爭議。著名清史專家孟森的解釋是：順治帝稱多爾袞為「皇父攝政王」，是為了表彰他的功勞，符合古人的「尚父」、「仲父」之意（比如周武王稱姜尚為師尚父，秦王政稱呂不韋為仲父——引者注），並不能說明孝庄下嫁給了多爾袞。

至於孝庄太后死後沒有與丈夫合葬於昭陵，是因為無顏見先夫於地下、葬清東陵風水牆外是「罰」自己給子孫「看陵」的說法，孟森也不以為然。他認為，在清朝，皇后不與皇帝合葬者，「累代有之」，如順治皇帝的第二位皇后孝惠章皇后就不與順治合葬，而是另起孝東陵葬之；雍正皇帝也只有一位皇后與之合葬；嘉慶皇帝的第二位皇后也不與嘉慶合葬，而是別起昌西陵……在孝庄太后去世之前，已有孝端皇后同皇太極合葬於昭陵，所以不葬孝庄太后於昭陵也是非常正常的。

而類似於「太后下嫁」這樣的朝廷大事，照例應當詔諭給藩屬國的，然而孟森說自己遍查順治初年的朝鮮《李朝實錄》，也找不到有關「太后下嫁」的詔書，可見根本就沒有「太后下嫁」這件事。

孟森先生的說法有一定的道理，因為給多爾袞加尊號的事，在順治五年之前就做過多次了。入關之後，多爾袞的稱號一開始是「叔父攝政王」，沒多久改為「皇叔父攝政王」。他的特殊待遇也是一加再加，從免去向皇帝跪拜，到與皇帝一起接受百官朝賀，可以說是「加無可加的富貴」。至於順治五年十一月，「皇叔父攝政王」又被改為「皇父攝政王」，則透露出順治和孝庄的一種無可奈何。因為在這一年的三月，多爾袞囚死了他的政敵、當初的皇位競爭者豪格，「兩虎」變成了「一虎」。也就是說，用福臨繼位來維持平衡的時期已經結束了，大權獨攬的多爾袞，下一個目標是什麼，處於權利中心的孝庄不能不有所警惕。為了緩衝迫在眉睫的危險，把「皇叔父」變為「皇父」，就成了一根救命稻草。即使看上去有點怪，畢竟比「皇叔父」又更親近了一步，以求多爾袞看在「皇父」這一稱號的份上，保住自己兒子的一條命（我的兒子即是你的兒子），但這並不能說明太后真的「下嫁」給了多爾袞。

然而，當孟森把自己的考證文章拿給好友胡適看的時候，胡適慎重其事地回信表示，孟森先生的考證文章「似仍未能完全證明（太后）無下嫁之事」，因為「皇父」之稱究竟不能等同於「尚父」、「仲父」之稱。

看來，在沒有發現過硬的材料之前，誰也說服不了誰。

1947年1月28日，劉文興發表了《清初皇父攝政王多爾袞起居注跋》一文，披露其父劉啟瑞在宣統初年發現了《太后下嫁詔書》：

清季宣統初元，內閣庫垣圯，時家君（劉啟瑞）方任閣讀，奉朝命檢庫藏。既得順治時太后下嫁皇父攝政王詔，攝政王致史可法、唐通、馬科書稿等，遂以聞於朝……時又於起居注檔上，見有《皇父攝政王起居注》一冊，黃綾裝背，面鈐有弘文院印。皇父者，多爾袞尊號也……特書式博大，與康熙立館後所修起居注式不合……家君心竊疑之，遂語諸同僚，不虞竟散失，蓋為同僚某聞而竊取之矣。越一年，始見諸廠肆，家君亟購存之。惜書面已褫去，某君恐事發，乃為之重裝者，即是本也。

文中所提到的《皇父攝政王起居注》的原件的確存在，已被四川師範學院圖書館在1959年從廣州古籍書店中購得，但是《太后下嫁詔書》的原件，除了劉文興說他的父親親眼見過，並沒有其他人看到，這不能不使人懷疑。後來，有人為撰寫《清代宮廷史》就此事專門問劉文興的好友、故宮博物院資深專家朱家溍先生。朱家溍回答說：「我和劉文興是極熟的朋友，劉先生在文字聲韻的研究中態度是非常嚴謹的，但在生活中卻有些喜歡開玩笑。關於《太后下嫁詔書》一事，我曾詢問過劉先生。他哈哈大笑說，詔書是沒有的，因為打算賣掉這部書，所以寫跋語時加點噱頭，何必認真，姑妄聽之而已。不過劉先生相信太后下嫁是真的。」

所謂發現《太后下嫁詔書》一事，原來是劉文興為了在轉讓《皇父攝政王起居注》這一珍貴檔案時賣個好價錢而特意加的噱頭。

至今是否有這麼一份《太后下嫁詔書》仍然是個謎。其實為了滿足多爾袞的權利慾望以獲得暫時的安全，不管是改稱「皇父攝政王」，還是如張煌言詩里所描述的，在慈寧宮小範圍地舉行「太后下嫁」的婚禮，對孝庄來說都是情理之中的事。至於詔書布告天下，筆者卻覺得不大可能。雖說清軍入關之前，兄弟死後娶嫂子或弟媳是傳統風俗，但畢竟此時已經入關，不宜給本來就笑話滿人野蠻的漢人以口實，除非像順治那樣頭腦發熱的少年天子，才會把從兄弟那兒奪來的董鄂妃拿來炫耀，多爾袞、孝庄畢竟是比較老練的政治家，不至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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