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皇帝與皇權》

評《皇帝與皇權》

焦耳*  來源

閱232轉82015-10-23

　　帝制與皇權當然並非中國歷史的獨家專利，但中西皇權（西方多稱為國王、君主）對民眾的控制力度與中西民眾對皇權的認知態度，卻有明顯差異。中國向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成語，反映了皇權對臣民私有權的全盤掌控。成為對照的是，西方臣民在私有產權上卻對皇權擁有不容置疑的獨立性與處置權，故而有「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諺語。據林行止的《拿破崙的身高、律師費用及其他》，羅馬帝國時，有個男子的容顏與皇帝簡直一個餅模印出來的，皇帝聽聞，召至殿前，問道：「你媽是否曾為皇宮侍僕?」來人答云：「家母長住鄉間，未曾進城，老父倒常常進宮工作。」皇帝默然，揮之令去。那個男子敢於調侃皇帝或是自己老爸所出，而皇帝也未加嚴懲，透露出古羅馬皇權的寬容度。《宋史·范純仁傳》有一個堪成對比的故事，說某村民看戲回家，途經木作鋪，取桶為冠冕，戴在頭上比試道：「我比劉先主如何?」就捉將官里去，以謀逆論罪。范純仁奉旨審訊，雖貸以無知，仍處以杖刑，以儆效尤。兩相對比，足見中國皇權的嚴控程度，也就不可能編派出嘲諷皇帝的西式笑話。

　　問題還在於，中國這種綿長而嚴苛的帝制與皇權觀念，「倒台以後也仍然陰魂未散，屢屢借屍還魂，作祟於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政治。甚至，作為一種傳統，在國民思想、國民性上成為一種惰性，難以肅清」。辛亥革命儘管建立了民國，但砸碎的只是帝制的外殼，剝下的也只是皇權的華袞。其後，「專制主義又以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形式，在神州大地上借屍還魂」。不僅如此，十年浩劫又以「文化大革命」的名義，在政治運動與社會生活里死灰復燃，沉渣泛起。帝制終結後的中國近現代史充分印證了經典作家曾經的提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

    一、帝王觀念。在《中國帝王觀念》里，張分田對君主的稱謂進行了全面研究。在帝王權勢觀念中，諸如「君父」之類的宗法稱謂，「萬乘」之類的權勢稱謂，「天子」之類的神化稱謂，「聖王」之類的聖化稱謂，「陛下」之類的禮儀稱謂，隨著帝制退場而淡出歷史。但將領袖頌為「紅太陽」，譽為「北斗星」，仍是帝制時代神化的稱謂。據《毛澤東年譜》，1970年12月，與斯諾談到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時的情況，毛澤東說：「那個時候的黨權、宣傳工作的權、各個省的黨權、各個地方的權，比如北京市委的權，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個時候我說無所謂個人崇拜，倒是需要一點個人崇拜。現在就不同了，崇拜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比如什麼『四個偉大』，討嫌!」。然而，這種個人崇拜不啻歷史夢魘的現代逡巡，一旦通過輿論宣傳將這種觀念釋放出來，推向全國，下層群眾受帝制觀念的傳統熏染太深，把當代領袖當成古時聖君，移用這些稱謂也就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

　　二、臣民意識。儘管論及治道帝德時，專制皇權也說些「君舟民水」的民本話頭，但對最基本的政治關係卻定位明確，即韓愈《原道》所說：「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財貨，以事其上者也。」專制皇權一方面憑藉國家機器，實行奴隸制的家長式統治，驅迫天下子民成為俯首帖耳的羔羊與指東不西的奴才。另一方面，則向治下臣民灌輸三綱五常的政治倫理，而君臣關係居五常首位，君為臣綱乃三綱要害，以此誘致他們對人君仰若聖明，即便受到宰割時也不能有所怨望，甚至腹誹。由於科學民主精神未成全民自覺，皇權專制遺毒沒能徹底肅清。「文革」前夜，翦伯贊與吳晗一樣，被欽定為「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但作為歷史學家，翦伯贊在絕命書里依然三呼「萬歲」。扮演類似「臣罪當誅天王聖明」角色的，當年又豈止翦一人!與此對照的是當時流傳的政治笑話。「文革」初期，紅衛兵要斗陳毅，陳老總說請大家翻到《毛主席語錄》271頁（而這頁並不存在），一起學習「最高指示」：「陳毅是個好同志。」由於搬出了「最高指示」，紅衛兵這才中止了批鬥。前者是悲劇，後者是鬧劇，卻正是一物之兩面，後人看到的不是獨立人格的缺失，就是臣民意識的泛濫。這正應了魯迅的話：「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

　　三、明君期待。「中國專制主義皇權的基本特徵就是皇帝個人的獨裁。」此即《白虎通》所說的，「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而這乾綱獨斷、權勢自操的一人，決定了天下治亂與子民休戚。既然「百姓所賴，在乎一人」（羅隱《兩同書·損益》），「治天下惟君，亂天下惟君」（唐甄《潛書·鮮君》），而「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暗也」（王符《潛夫論·明暗》），希望天降明君安邦治國，便成為皇權專制下一般臣民的唯一生路與最好期待。

　　據查考，中國史上稱帝建元的帝王達六百四十七人，《皇權》將他們分為事業型（以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最著名）、享受型（以宋徽宗為代表）、變態型（以隋煬帝、明太祖為代表）、弱智型（晉惠帝當仁不讓）與平庸型（由於太多，以至無須代表）五種類別。無奈縱觀歷史，事業型皇帝太少。就連帝制下的唐甄也看到了這點：「一代之中，十數世有二三賢君，不為不多矣。其餘非暴即闇，非闇即辟，非辟即懦。此亦生人之常，不足為異。」《皇權》以每個皇帝在位十二三年與二成賢君的基數進行統計，得出結論：事業型皇帝統治中國總計不過四百年，而其餘的一千七百多年，我們這個古老的祖國就是在一大群腐敗者、殘虐成性者、弱者者、未成年的孩童，以及病態的平庸人等的專制統治下，蹣跚行進。即使就所謂有為的少數皇帝而言，在他們的統治期里，真正能推動社會前進的功業又有多少?

　　歷史的進程令人沮喪，正如唐甄所說，「惟是懦君蓄亂，辟君生亂，闇君召亂，暴君激亂，君罔救矣，其如斯民何哉。」老百姓就更如大旱之望甘霖，苦苦企盼明君出世解民於倒懸。希望出個好皇帝，一切問題都讓明君來解決，一切好事都賴明君來恩賜。

　　其實，由於專制政體的不解魔咒，即便明君也未必終生賢明，一旦有昏暴的過舉，賢明之君隨時可能轉為昏暴之主，即使在專制皇權時代，明君夢也往往是百姓的意淫與自慰。在近代政治文明（民主法治）成為時代主流的前提下，更凸顯出其價值悖謬的那一層面，它既不可能為人民帶來理想的政制，反而遲滯了歷史前行的進程。中國的帝制雖因辛亥革命而壽終正寢，但明君夢的集體記憶卻未從國人頭腦深處徹底清空。近代以來中國飽嘗內憂外患之苦，指望有一個奇里斯瑪型的明君雄主，讓貧弱的中國從此強大起來，讓受盡凌辱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卻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潛在期盼。如果說「東方紅，太陽升」的早年謳歌，主要還出於人民對領袖的自發感情，那麼到手捧紅寶書、大跳忠字舞的後期，則完全已退回絕對膜拜。這種底層意識的明君期待，在「文革」期間狂熱地糾結一體，終於上演了民族劫難。「毛主席揮手我前進」，「誓死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文革」期間的許多倒行逆施，都是在這些耳熟能詳的革命旗號下堂而皇之地招搖過市的。

　　馬克思針對當時的普魯士專制制度，在《摘自〈德法年鑒〉的書信》里尖銳抨擊道：「專制制度必然具有獸性，並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414頁）毫無疑問，對古今中外類型各異的專制主義，這一批判都是適用的。因為，歷史正如他所揭露的：「專制制度的唯一原則就是輕視人類，使人不成為其人，而這個原則比其他很多原則好的地方，就在於它不單是一個原則，而且還是事實。」這裡，關鍵不限於專制者的個人品行，而是《皇權》一再強調的：「問題的根本還在於這個制度。」在專制制度下，人人都沒有安全感，人生的獨立、人格的尊嚴、經濟的權益、思想言論等一切自由權利，隨時都可能遭到蹂躪與褫奪。

　　據說，辜鴻銘剛到北大任教，學生們鬨笑他腦後的長辮子，他不動聲色走上講台說：「你們笑我，無非因為我的辮子，我的辮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諸位腦袋裡的辮子，就不那麼好剪啦。」 在中國大地上，帝制的終結已有一個多世紀，深受長期皇權專制遺毒之害的「文革」，過去也將近四十年。然而，皇權專制的有形辮子容易剪去，而專制遺毒的無形辮子是否那麼好剪？恐怕每個中國人還應來一個辜鴻銘式的詰問罷!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