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隨的「陶淵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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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隨的「陶淵明論」

燕雁無心允社來源

閱52轉12017-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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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顧隨沒有寫過關於陶淵明的專文，但在《駝庵詩話》及其它幾處葉嘉瑩所記的顧隨的課堂講錄中，卻有不少對陶淵明的評說。這些評說涉及陶淵明調和、悲哀而又進取的心態，受儒、道影響而又不為所拘的思想，富有知解、平淡而有韻味的文學風格等方面，本文將這些評說加以整理，並作了更進一步的探析。

關鍵詞：顧隨；陶淵明；躬耕；調和；平淡

顧隨批評過很多古代詩人，其中評價最高的是陶淵明。顧隨沒有寫過關於陶淵明的專文，但在《駝庵詩話》及其它幾處葉嘉瑩所記的顧隨的課堂講錄中，卻有不少對陶淵明的評說。我們有必要把這些零散的評論綜合起來，看看顧隨對陶淵明這位偉大的詩人到底有怎樣的見解。

一、進取·調和·超越宗教

陶淵明在中國文學中為什麼享有那麼高的地位呢？這不能單從其文學來看，而是得從陶淵明這個人及其文學的整體來看。顧隨說：

古今中外之詩人所以能震爍古今流傳不朽，多以其偉大，而陶公之流傳不朽，不以其偉大，而以其平凡。他的生活就是詩，也許這就是他的偉大處。

曹孟德在詩上是天才，在事業上是英雄，乃了不得的人物，唐、宋稱曹為曹公，稱陶淵明為陶公，非如此不能表現吾人之靜穆。陶過田園生活，極平凡，其平凡之偉大與曹不平凡之偉大同。

平凡不易引人注意，而平凡之極反不平凡，其主要原因是因能把詩的境界表現在生活里。（《駝庵詩話》）

這是對陶淵明的一個總體的觀照。只有站在這個高度上，我們才能明白陶淵明的偉大——即陶淵明的生活、人格與他的文學是高度融合在一起的，且這種融合不是在轟轟烈烈的偉大生活中，而是在極平凡的生活中表現出來的。平凡之極反不平凡。不平凡在哪裡呢？在於淵明「能把詩的境界表現在生活里。」生活平凡者很多，陶淵明在此點上與他人無異。他一生無豐功偉績，當過十幾年小官，然後就是做農夫，直至去世。其外在生活真是平凡之極，而他的精神生活卻超卓絕俗。他躬耕自給，固窮守節，對大自然和人類充滿深情；他生活困苦，卻能逍遙自得，洞徹生死。最高的詩，乃是作者生活及其人格的自然流露。陶淵明有一顆真正的「詩心」，故而有其詩，生活即詩，詩心是「體」，寫出的詩是「用」。淵明真當得起荷爾德林所謂「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這句話。此其所以偉大。

自從鍾嶸《詩品》封陶淵明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之後，陶淵明就被我們貼上了隱逸詩人、田園詩人的標籤。關於陶公的田園詩人、隱逸詩人的身份，顧隨這樣說：

或謂陶淵明乃隱逸詩人，此不足以盡括淵明。淵明還是積極的，進取的。

或謂淵明詩沖澹、恬澹（沖：和；恬：安靜）。恬澹偏於消極，而陶是積極的。如其《榮木》末章云：

先師遺訓，余豈雲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

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之遙，孰敢不至！

其《榮木·自序》又云：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九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

故陶詩之沖澹，其白如日光七色，合而為白，簡單而神秘。

或謂陶乃田園詩人、躬耕詩人。

中國第一個寫田園的詩人當推陶淵明。這一方面是革新，一方面是復古（「三百篇」中有寫田園之詩）。以田園詩人之歸之於陶，尚不因此，另有兩點原因：

其一是身經。自己下手，不是旁觀，與唐之儲光羲、王維、韋應物等人不同，彼雖亦寫田園，而不承認其為田園詩人。許多文人只是旁觀者。旁觀者亦有多種。一種旁觀是冷酷的裁判，一種是熱烈的欣賞；前者是要發現人類的罪惡，後者是要讚揚人類的美德；前者對黑暗，後者對光明。又一種是如實的記錄。這三種在文學家中都是好的。王、韋等人寫田園則是不切實，油滑。陶淵明不屬於前三種，而是寫自己本身經驗，不只是技能上的，而且是心靈上的，故非旁觀者。

其二是理想。陶之田園詩是本之心靈經驗寫出其最高理想，如其「種豆南山下」（《歸園田居》第三首）一首。

而田園詩人實亦不能包括淵明詩，不足以盡其人其詩。

陶淵明躬耕，別的田園詩人都是寫田園之美，陶淵明寫田園是說農桑之事。(《駝庵詩話》)

所謂「隱逸」的確是陶淵明重要的一面，但他的精神底色絕不止「隱逸」這麼簡單。此一點古人早有所見。顧隨說：「淵明還是積極的、進取的。」這是現代的說法。顧隨的觀點很堅決：「或曰陶詩和平，尤不足信」（《駝庵詩話》）。沖澹、恬澹也都是不是淵明。問題在於我們對「恬澹」的認識不準確——「恬澹偏於消極，而陶是積極的。」陶的積極自其《榮木》一詩便可見得。他本想在政治上奮發有為，也一直在追求精神上的「道」。《榮木》是淵明辭官前不久的詩，還可見其血氣壯烈。後來他見世事不可為，便放棄了政治上的進取，但從未懈怠其進德修業的精進。外在的、事功的無為，並不意味著人生的消極無為。陶淵明終其一生都不曾終止對高遠的精神境界的追求，此豈非積極進取之精神？就外在而言，淵明的生活態度也不是出世，而是入世。他敦於倫常，躬耕自給，與平凡的農夫百姓打成一片，「結廬在人境」，他穩穩地棲身於世俗生活中，這豈非入世？陶淵明的「隱」，所有的「隱」的本質，其實就是拋棄主流價值而選擇另外的價值觀，有所不為而有所為。與其說陶淵明是隱士，不如說他是「真人」。

說陶淵明是「田園詩人」，也沒錯。因為淵明的確是躬耕于田園，描寫田園的。淵明之前，久矣不復有寫田園之詩人矣。《詩經》中有不少表現田園勞動的詩，但那作者不是辭官歸隱的高士，而是大地上的勞動者、歌者。自淵明寫出真切動人的田園詩之後，後世效仿者不絕如縷，卻無一與淵明類似者。因為，按照顧隨的見解，淵明作為「田園詩人」有兩個特點是他人所無的：

一是「身經」。即「躬耕」，「躬」是親身之義。後人表現田園多是旁觀，如唐之儲光羲、王維、韋應物。他們是在無須踩泥、扛鋤頭，衣食無憂的情況下欣賞田園風光。其所寫乃田園之美，而沒有稼穡之苦，收穫之喜。儲、王、韋等人的「田園詩」準確地說其實是自然詩、山水詩，其哲學觀是出於對自然山水的欣賞，而沒有觸及「田」的實質——農業。范成大《四時田園雜興》寫田園，算觸及農業生活了，亦有悲憫之情在焉，但與親身體驗畢竟不同。他也不會有淵明那種「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的憂懼，以及「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的欣然，更不可能有「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的無奈，所以顧隨說：「陶詩寫自己本身經驗，不只是技能上的，而且是心靈上的。」後世詩人乃為寫田園而寫田園，淵明只是寫其生活而已。

其二，理想。陶淵明的田園詩也不是對其田園生活的簡單描寫，其「詩意」之所在繫於心靈境界的表現，此心靈境界因無比高上而散發著理想的光輝。如「種豆南山下」，彷彿只是極普通的一個生活目標，其實它蘊涵著擔荷生活責任，珍愛生活的精神品質。陶淵明是個有高遠理想的人——由其躬耕生活可見其對自足自適境界的追求，由《桃花源記》可見其社會理想，由《閑情賦》可見其對理想之美的嚮往。許思園認為陶淵明「耽美」，「其心所傾注者乃理想的美」，對理想的美的傾慕是濃郁的「埃洛斯」（ eros，古希臘olympus山上有個專司愛欲的美貌女神阿芙洛狄忒，她的後代叫eros――愛洛斯。弗洛伊德用eros代表「愛欲」和「愛本能」）經凈化之後的蘊藉深情（許思園《中西文化的回眸》）。此一點，《閑情賦》尤能說明。這種對超越凡俗的德行和美的理想的追求，是一切偉大文學的共同品質。《詩經》中的田園詩，相對就幼稚一些、平面化一些，沒有陶詩這樣的思想性和理想性。陶淵明最可貴者，是他對自己心靈境界的表現，所謂「田園」只是他藉以表現其心靈境界的工具，故顧隨說：「田園詩人實亦不能包括淵明詩，不足以盡其人其詩。」

陶淵明不僅是積極進取的、富有理想的，而且他其實也是一個很情緒化的人。顧隨說：「陶淵明心中有許多不平事，所差者，自己不願把自己氣死。」就大的方面而言，淵明最不平的大約就是「真風告逝，大偽斯興」（《悲士不遇賦》）的世風。就個人生活而言，窮困、多災、摧殘，淵明一生受過很多苦，難道他就沒一點不平之感？這不可能。只不過，他在承受這些困苦的時候，在精神上超脫了。如何謂之「超脫」呢？顧隨說：「陶蓋能把不得不然看成自然而然。」淵明當然有悲凄、無可奈何，這與常人無異，但常人多止於悲凄，甚至哀怨，陶不怨，他能用更超然的態度看待人生的悲哀，將其視為自然而然，視為大化之常理，如此便將自我與外界的對立、對待變為順應了。淵明常說「委運任命」、「樂夫天命復奚疑」，所謂「委運」、「任命」，即是把自己交給命運，順其自然。「天命」者，「自然」也。《詠貧士七首》之一末章云：「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豈不寒與飢」，已儘力而為了，但仍不免饑寒交迫，豈能不悲哀？「已矣何所悲」，既然如此，接受這現實即是，有什麼好悲哀的呢。淵明對貧寒、孤獨、死亡，都是這種肯定其為人生之自然的態度。

按照顧隨的說法，此種心態，即是「調和」（朱光潛也說陶淵明「調和」）。他說：

陶公在心理上一番矛盾之後，生活一番掙扎之後，才得到調和。但陶公的調和不是同流合污，不是和稀泥，不是投降，不是妥協。世上之老世故、機靈鬼，沒有個性思想了，這是可怕的，也並不是調和。什麼是調和？覺得這世界還可以住，不是理想的那麼好，也不想理想的那麼壞。(《駝庵詩話》)

所謂「這世界還可以住，不是理想的那麼好，也不想理想的那麼壞」顯然是一種世界觀，一種極為通透的世界觀。而中國人的世界觀即是人生觀。「調和」不是把不好的東西都去除了，而是讓好與壞並存，安住在這不完美的世界裡。調和，就是平常心。對世界有了這樣的認識，便會知道如何活下去。「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陶淵明之所以高，就在於他能夠肯定自己的生活。

調和是不計較、算了、放下，但這只是一個側面，顧隨說：「陶淵明把別的都擱下了，都算了，但這正是不擱下，不算了」——這是從另一個側面看。於陶淵明而言，放下即承擔。淵明放下的是什麼？無非就是眾人趨之若鶩的名利之欲，包括建功立業的抱負。名、利，淵明本就不在乎，放下並非難事，但辭官歸隱對淵明來說是要付出代價的。且勿論其政治抱負的無以實現——不做官，首先要承受的一個後果就是生活窮困。但在淵明看來，在那樣惡濁的世道里為官，就須以喪失自己的人格為代價，這是他堅決不肯的事情，他寧可固窮也不願「違己」，「不肯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是這一心態的反映。

那麼淵明不擱下、不算了的是什麼呢？是德操、是道，或者說就是真、善、美，陶淵明的生活與文學典型地體現著對真、善，美的追求及其體認。人生的價值觀，猶如天平，這頭輕了，那頭就重了。追名逐利和求道存真是背道而馳的事，對前者的放棄，也即是對後者的成全。這正是孟子所謂「人必有所不為也，然後可以有為」。

內心調和了，心理才能健康。顧隨說：「陶詩是健康的，陶公是正常的。而別人都不正常：標奇立異，感慨牢騷。陶不如此。無論從縱的歷史還是橫的社會看，但凡痛哭流涕感慨牢騷的人，除非不真，若真，不是自殺，便是夭亡，或是瘋狂。痛苦感慨是消耗，把精力都消耗了，還能做什麼？陶淵明不為此無益之事。」魏晉六朝以來，有很多標奇立異，感慨牢騷的人。往同情處說，是由於時危世亂，生死無常；往嚴格處說，則可說是心理不健康。如果把陶淵明和《世說新語》里的人物對比，便會發現淵明一點也不標奇立異，「絲毫沒有名士氣」（《中西文化回眸》），這在魏晉六朝顯得很特別。其實他的不標奇立異，才是真風流、真名士。

但是，陶淵明的調和、健康，也絕非心靜如水。前文已說，陶淵明其實是個很情緒化的人，雖然調和、委運任命，但在這調和的背後又有很複雜的憂鬱的調子，顧隨說：

陶淵明心中有許多不平事，所差者，自己不願把自己氣死。人不生氣除是橡皮人、木頭人，而詩人是有血有肉而且感覺最銳敏的人，與一般俗人往來何能不生氣？而又不甘於為俗人氣死，所以喝酒賦詩，其和平之作不是和平而是悲哀。至於慷慨之作則根本非和平，如其《詠荊軻》。

朱子曰：「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是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駝庵詩話》)

要淵明那樣懷正志道，潔己清操的人，和這世界沒有抵觸、不諧，怎麼可能？面對世風的澆漓、人生的困苦，陶淵明只不過沒有怨天尤人，盡量不誇飾自己的憤激和痛苦，而是把自己交給「大化」，擔荷此運命並盡量予以化遣。如此，其情緒便是悲哀、沉鬱。所謂「和平」，頂多只是節制。陶淵明的心並不和平，而其詩的音節「和平」。淵明的悲哀與忘懷得失兩相作用，便生出和平之氣。但其情緒的底色還是悲哀。沒有悲哀，也就無所謂超脫。陶公是哀而不傷。

朱子說淵明「豪放」，此「豪放」不是「豪縱」，而是其心中自有磊落不平之氣，有進取之心，有血氣在焉。龔自珍評陶淵明曰「莫信詩人盡平淡，兩分梁甫一分騷」，此言得之。不平之氣、進取之心，合起來便成為「英氣」。顧隨說：「陶詩不是滯水，而是暗潮，表面像是平靜，實質內容是動蕩的，充滿了英氣。」（《駝庵詩話》）

要之，陶淵明是個知道自己該怎樣活的人。顧隨說陶淵明做到了佛法所謂「去昏散病，絕斷常坑」這八個字，即心思不浮散，不人云亦云，故而聰慧、集中。顧隨又說：

詩人誇大之妄語，乃學道所忌。佛教有「持不妄語戒」。詩人覺得不如此說不美，不鮮明。此為自來詩人之大病，即老杜亦有詩未能免此，如其「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陶公沒有這個。他之飲酒實不得已，未見愛之深也。而且做不到的不說，說的都做到了，這一點便了不得。一般人都是說了不做，陶是言顧行，行顧言。陶並非有心言行相顧，而是自然相顧。

陶詩中有知解，其知解便是我的認識。他不是一個狂妄誇大糊塗的人，所以清清楚楚地認識自己的渺小。

李白好像一點知解也沒有，「但願一識韓荊州」（《與韓荊州書》），好像只要人一捧就好。陶淵明這點比他高。在相信自己這一點上，除去老曹恐怕無人可比。至於老杜對陶公，雖不能比肩，至少可以追追蹤。(《駝庵詩話》)

我以為，陶淵明的「去昏散病，絕斷常坑」主要體現在其對自我的認識上。人的一切認識都是以自我認識為基礎的，而對個體的有限性的認識，又是自我認識一個基礎。陶淵明很清楚自己的渺小，所以他不妄語。顧隨所說「詩人誇大之妄語」與文學中所謂「誇張」、「誇飾」是兩回事。「誇飾」是一種重要的修辭手法。顧隨所謂詩人的誇大，是缺少自知之明的虛妄，乃修養問題。歷來詩人多自我誇大、狂妄。李白、杜甫都是如此。他們對自己不是沒有認識，其自負也未嘗無依據，但其自我估量不免誇大，尤其一說到自己的政治抱負，簡直不自量力。李白說：「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杜甫說：「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話都很崇高、很漂亮，但都是大話。因為他們說這些話時沒有深思自己能否做到，抑或是真相信自己能做到。陶淵明雖未做什麼大事業，但也沒見他說什麼大話。就陶公的文字和生活看，他所說的都做到了，譬如躬耕田園，自適自足。做不到的他不說。顧隨說淵明是言顧行，行顧言，且並非有心言行相顧，而是自然相顧，這一點了不得。不可小視「言行一致」，極少有人能到此境界。「言行合一」緣於「知行合一」。王陽明曾提出「知行合一」，視其為人的道德根基。其實，孔子早就說過「聽其言而觀其行」，此語就包含著言行須一致的意思。儒家的一個道德理想在陶淵明身上得到了踐履。

陶淵明的精神根基於儒家嗎？他有沒有宗教信仰？此問題，歷來眾說紛紜。顧隨說：「陶淵明沒有宗教信仰，但他以工作克服痛苦，是有心無力，他身體不好。」

顧隨認為中國古代不受佛禪影響的詩人中有六大詩人，首推陶淵明。原因在於：陶詩之精神，第一能擔荷，第二能解脫。擔荷之表現有二：一、躬耕；二、固窮（躬耕不足則固窮）。「躬耕是積極擔荷，固窮是消極擔荷，與後之詩酒流連的詩人不同，乃儒家思想，非禪家思想。」（《古代不受佛禪影響的六大詩人》）關於陶淵明的解脫思想，乃其思想中的重點，茲引顧隨之解說如下：

陶又頗有解脫思想，對人生之苦的擔荷，對生死之苦的解脫，然亦非儒家，而為中國老莊思想（此乃勉強說）。有生必有死乃天理，好生而惡死乃人情。後之道家皆失老莊原意，尤其與莊子不合。求長生乃貪，但有貪生惡死之人情，而無必生必死之天理。陶則不求長生，看破生死。陶詩：「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神釋》）大化者，天地間並無「常」，佛所謂「常」乃出世法，世法則無所不變，此所謂大化。如水之流，前波非後波。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莊子說「物化」。「化」有兩種解釋，一為由有到無，一為由新而舊或由舊而新。故陶曰「應盡便須盡」，即所謂時至即行。此解脫非佛家，頂多是老莊。（《古代不受佛禪影響的六大詩人》）

縱觀顧隨的言論，可見他認為陶淵明既有儒家精神，又有道家思想，而其不受佛禪影響則是很明白的。陳寅恪曾在《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一文中專論陶的思想，認為淵明之思想為「新自然說」，「而新自然說之要旨在委運任化。」陳先生的結論是：「故淵明之為人實外儒而內道，舍釋迦而宗天師者也。」可見，陳寅恪也認為陶淵明不信仰佛教。淵明之不信佛當無疑義。但陳寅恪認為陶淵明始終是天師道信徒，卻也無法成立。淵明只是有些老莊思想而已，談不上信仰道教，道教早就變了老莊的原味，尤其是在求長生這一點上，而陶淵明對死亡的必然性是異常清醒的。朱光潛曾在《陶淵明》一文中引了陳寅恪所謂淵明「實外儒而內道，舍釋迦而宗天師者也」的話，並批評道：

這些話本來都極有見地，只是把淵明看成有意地建立或皈依一個系統井然壁壘森嚴的哲學或宗教思想，像一個謹守繩墨的教徒，未免是「求甚解」，不如顏延之所說底「學非稱師」，不僅曲解了淵明的思想，而且也曲解了他的性格。淵明是一位絕頂聰明的人，卻不是一個拘守系統的思想家或宗教信徒。他讀各家的書，和各人物接觸，在無形中受他們的影響，像蜂兒採花釀蜜，把所吸收來地不同底東西融會成他的這個心靈。在這整個心靈中我們可以發見儒家的成分，也可以發見道家的成分，不見得有所謂內外之分，尤其不見得淵明有意要做儒家或道家。假如說他有意要做某一家，我相信他的儒家的傾向比較大。（《詩論》）

我以為朱光潛所見甚透。相對而言，朱光潛認為陶淵明思想中儒家的成分更多些，這與顧隨的意思同（梁啟超也認為陶淵明得力於儒家者為多）。至於陶淵明為何更近於儒家的證據，茲不贅述，讀者看朱光潛《陶淵明》一文便可。

慧遠、陸修靜他們在追求「道」，陶淵明也在追求「道」，而且他對「道」的追求可說是「顛沛流離，念茲在茲」的。淵明所求的「道」是真理，而非佛、道那樣的宗教教義，也不是儒家思想。他不認為人能夠依靠某種宗教或某種思想而得到解脫，他大概認為人只能在時時刻刻的日常生活中得到解脫。所有的宗教終極的追求即人的徹底解脫，並且給出某種特定的教義、儀式、方法來獲得解脫，即宗教給人們指定了通向真理、達到解脫的特定道路。實際上，一個正面的聲明或所謂「方法」便暗示著分裂，而分裂即是抗拒，是局限，任何宗教都是局限的，而真理是無限，克里希那穆提說：「真理是無路可尋的國度。」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引領我們見到真理。陶淵明應當是徹悟此點的，他的高度在宗教之上。所以，當他聽聞蓮社諸公的議論之後「攢眉而去」，便是很自然的事。

雖然陶淵明不信仰宗教，但就心靈境界而言，其實他就在「宗教狀態」中。何為宗教狀態？對萬事萬物的博大的愛就是宗教狀態。朱光潛認為陶淵明有種「極深廣的同情」，這「同情」使他打破了人我、物我的界限而能夠在與天地萬物「一體同仁的狀態中逍遙自得」，「淵明人品的高妙就在有這極深廣底同情」。如此廣大之境界豈不為「宗教狀態」乎？

宗教起源於人類克服痛苦的願望。陶淵明既不信仰宗教，他用什麼克服痛苦呢？顧隨說：「他以工作克服痛苦」。淵明的工作就是耕田種地（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解決自己和家人的饑寒問題，並在此生活里安頓自己，解放自己。他克服痛苦的方法是如此平常而切實。顧隨認為「晨興理荒穢」是寫實，但更多的是象徵，象徵一種以躬耕為自己生活基石的生活理念。躬耕田園就是陶淵明的宗教，是他的安身立命之道。

就文學及其一生之生活觀之，陶淵明內心最高的價值大約就是「內心的自由」。顧隨說：「陶有的詩其『倔』不下於老杜，如《飲酒》第九首：『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駝庵詩話》）許思園說：「淵明和易平恕，無矯厲之行。然而在保持其內心之自由方面卻極端堅決。其平生視為最珍貴者即此內心之自由。」（《中西文化回眸》）顧隨所謂陶公的「倔」，實即許思園所說其對於保持內心自由之「極端堅決」。「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的前兩句是「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辭官歸耕做為陶淵明最重大的人生選擇，其關鍵就在於他把「不違己」，即持守個人的獨立、自由看得高於一切。「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樊籠」即表明不自由之感，「自然」是大自然，更是人的自由的狀態。而人只有在自由當中，才能保持本真，才能像樣地做人。顧隨說陶淵明「其實要做一個像樣的、不含糊的人」。如此而已。

二、平淡·知解·明心

陶淵明的詩風，歷來有一個公認的評價——平淡。尤其在宋以後，隨著對「平淡」這一美學風格的深刻體認，陶淵明的詩學地位被推崇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顧隨對此是這樣說的：

陶詩比之老杜，總顯得平淡，如泉水與濃酒。濃酒刺激雖大，而一會兒就完，反不如水之味永。若比之曹公是平凡多了，但平凡中有其神秘。

平淡而有韻味，平凡而神秘，此蓋為文學最高境界，陶詩做到此地步了。

陶詩之沖澹，其白如日光七色，合而為白，簡單而神秘。（《駝庵詩話》）

對陶詩「平淡」風格的第一感覺，不難；但深刻體會其平淡，解釋其平淡，則不易。

陶詩的耐讀、常讀常新，除去他詩中的智慧之外，還有一點是，他的詩有種特別的韻味、風度、魅力。此魅力很難形容。簡單說，即我們平常所謂「平淡」。其平淡是初讀的感覺，此感覺主要來自語氣的平和與文字的樸素。而假如你有更深的領悟力，便會發現陶詩在平淡之後又有種很深厚雋永的感覺。在他淺顯的文字背後，蘊藏著一個極為豐富的「意義場」，彷彿透過一個小小的山洞而進入到一片神奇的桃花源，而此「意義場」又是以一種不經意的美的方式表達出來的。陶詩的「平淡」是一種文氣，它是由不經意的美的文字、散緩的語調，與其豐富深刻的內蘊凝合而成的風度。絕不單是語言的樸素——如果你不能領略陶詩的精神意蘊，也就無法欣賞其素樸的真美。

梅堯臣說：「作詩無古今，唯造平淡難」。平淡、中和，是中國藝術的極詣，不獨文學為然，王羲之的字、倪雲林的山水畫，皆以中和之美成為藝術最高境界。顧隨說：「陶詩比之老杜，總顯得平淡，如泉水與濃酒。濃酒刺激雖大，而一會兒就完，反不如水之味永。」此比喻好。刺激易引起人一時興奮，但來得快的去得也快。泉水，有種淡淡的清冽的味道，反而更耐品味（注意，泉水不是白水，再平淡的文字也總有「味道」）。杜詩、李詩如濃酒，是因其感情濃烈，陶詩的感情也非常豐厚的，但他是有十分心緒只表達三四分，故而顯得淡，平淡而有韻味。「韻味」是什麼呢？就是沒有被說盡卻有所暗示的東西。顧隨又用「神秘」來形容陶詩，以為其「平凡而神秘」。為何說「神秘」呢？神秘是因為陶詩讓人琢磨不盡，且能在極平凡的題材和文字中蘊含極複雜的意蘊——看不透、不可企及，便會顯得神秘。「如日光七色，合而為白，簡單而神秘。」此比喻也甚妙。謂陶詩極為複雜而卻以簡單的形式表現之。」許思園先生亦曰：「中國詩人中深厚、高玄、神儀、嫵媚洵無有出淵明之右者。」（《中西文化回眸》）說到底，平淡的藝術，根源於平淡的精神境界。陶詩的平淡作風與中國哲學「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心性境界也是統一的，所以古人說陶詩可當一部經書讀。藝術至此境界，真無以復加矣。顧隨說陶詩是文學最高境界，良有以也。

與平淡相關聯的另一個美學風格是「自然」。在中國藝術中，自然美是最高境界。陶淵明詩不假雕飾、不誇張、有陶然忘機之概，故而顯得極為自然。顧隨說：「《史記》、杜詩、辛詞，皆噴薄而出，淵明是風流自然而出。」（《駝庵詩話》）所謂《史記》、杜詩、辛詞的「噴薄而出」，當是指其才氣發揚，寫作用力。淵明之「風流自然而出」是才氣甚高而精光內斂，內斂而又不使力。顧隨又說：「人之聰明寫作時不可使盡。陶淵明十二分力量只寫十分，老杜十分力量使十二分，《論語》十二分力量只使六七分，有多少話沒說；詞中大晏、歐陽之高於稼軒，便因力不使盡；文章中《左傳》比《史記》高，《史記》有多少話說多少。」（《駝庵詩話》）力不使盡，則會讓人覺得有餘味、自然。朱光潛說：「淵明則全是自然本色，天衣無縫，到藝術極境而使人其忘其為藝術。」（《詩論》）誠哉斯言，最高的藝術是使人能忘其為藝術的。所謂「雲無心而出岫」，淵明此句正可以形容其文氣。

陶詩平淡、自然，表面看去簡簡單單，其實大不簡單，大有玄機。顧隨說陶詩「淺顯而深刻」。「淺顯」是指陶詩文字障少。就文字而言，陶詩比很多普通詩人的詩都好讀得多。但陶詩實不好讀，其不好讀不在文字，而在其意蘊之深厚難懂。顧隨都說他「不敢說真正了解陶詩本體。讀陶集四十年仍時時有新發現，自謂有如盲人摸象。」《駝庵詩話》有言：

情見、知解，情見就是情，知解就是知。詩人有兩種：一、情見，二、知解。中國詩人走的不是知解的路，而是情見的路。陶公之詩與眾不同便因其有知解。

我們現在說「知性」、「智性」，知就是理智上的覺悟，是思想。中國詩是抒情詩的路子，所謂「說理」非主要傾向。陶詩當然也抒情，但他詩中說理的成分很大，也很深刻，情與理結合甚好，這點可謂無人能及。大詩人皆有思想，陶淵明尤為突出，屈原、李白、杜甫的詩，都是偏於抒情的。宋代詩人追求說理、思想，但其情、理的結合沒有陶淵明那麼自然；至於玄言詩，更是「理過其辭，淡乎寡味」。陶詩是說理而不墮於「理障」。陶詩的「情理兼勝」從整個中國詩史的長河中看，便顯得很卓特。他的情感經過理智的滲透，所謂「以理化情」；而他的智慧、知解，又是通過深刻的感性經驗而提煉出來的。最能體現陶淵明的知解的，是他對死亡的認識。陶淵明是中國詩人中最富有死亡意識，對死亡的認識最為深刻的人。他寫到死亡的詩很多，如《輓歌》：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

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

四面無人居，高墳正蕉嶢。

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

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

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

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

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從「荒草何茫茫」到「幽室一已閉」寫送葬和下葬的過程，真是悲涼，這是感性的、感情的；從「千年不復朝」到「托體同山阿」則是對人死不可復生，且亦很快被他人忘記的事實的清醒的認識，以及看淡死亡，接受死亡的智慧，這是知解。顧隨說：「曹操是英雄中的詩人，杜甫是詩人中的英雄，陶淵明是詩人中的哲人」。（《駝庵詩話》）而詩歌中的議論、說理、智慧是不可強求的。智慧從感性經驗中得來。顧隨說：

詩必使空想與實際合二為一，否則不會親切有味。故幻想必要使之與經驗合而為一。經驗若能成為智慧則益佳。陶詩耐讀耐看，即能將經驗變為智慧。

陶詩如鐵鍊鋼，真是智慧。似不使力而顛撲不破。陶集中不好者少。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飲酒》其一）

陶詩尚朴，更自然，毫無作態，「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是說理，是散文，而寫成詩了。深刻嚴肅，而表現得自在。（《駝庵詩話》）

無一詩人無幻想者，但幻想又需與實際結合。陶詩當然有幻想，其幻想性、虛構性還頗強，如《桃花源記》、《閑情賦》、《讀山海經》、《擬輓歌辭》等，皆富幻想性。不過他更多的是寫實際生活，在實際生活中又寄託著理想，如桃花源的想像，以及對田園寧靜、躬耕自足的追求，這理想完全是從自己的生活生髮出來的。經驗只是閱歷，經反思和升華之後便會成為智慧。顧隨說陶詩如煉鐵成鋼，所謂「煉」即是反思。陶詩中富有智慧的話很多，如「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這是他從勞動中得來的真切的人生感悟；再如「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這是對死亡的必然性的認識。那麼，該如何面對這必死的結局呢？「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順其自然即是，不要帶什麼情緒；淵明有時也流露出及時行樂的思想，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這是由了悟生的痛苦、死的必然之後得出的「當下即是」的智慧。

我們注意到，陶淵明的詩與多含說理的特色相應的一個特點是——語言的散文化。陶詩的說理，不是為說理而說理，不是要打破抒情詩的常格，與玄言詩風的關係也不大，他的說理，實在是一種「詩的言說」的必然。顧隨說「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是說理，是散文，而寫成詩了；又說：「平常說寫詩寫成散文，詩不高，其實還是其散文根本就不高。陶詩為詩中散文最高境界。」詩與散文本就沒有絕對的界限。詩其實都含有散文成分，在「文學語言」這一基本層面上，詩與散文並無二致，所謂「詩的散文化」是相對而言的。杜甫、韓愈、宋詩，在「詩的散文化」上比陶淵明走得更遠，但只是量的超越，在質上並未高出淵明。後世「以文為詩」者未能高出淵明，問題不在「以文為詩」這一「方法」，而在於其詩、其文，或者說其文學造詣本就不夠高。陶淵明並非有意追求散文化，而是他寫詩時順應自己的表達需要自然而然這樣寫的。淵明的散文和詩的境界是一致的，顧隨說：「陶淵明文品高，不是甜，而是有神韻。」（《駝庵文話》）

再就題材內容而言，作為中國自然詩的開創者，陶淵明經常被後人和謝靈運相提並論。顧隨舉「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兩句為例，曰：「明明說草、說鋤、說月，都是物，而其寫物，是所以明心。而大謝只是將心逐物」。(《駝庵詩話》)

中國之自然詩由同時代的陶淵明和謝靈運開其端，但二人風格迥乎不同。當時，陶之名聲不及大謝，但後世皆認為謝遠不及陶，此已成公論。那麼，陶、謝的區別到底是什麼呢？原因何在？

陶淵明寫景之佳句不必說，我們試看謝靈運「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登池上樓》）、「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登江中孤嶼》）、「野曠沙岸凈，天高秋月明」（《初去郡》）、「白雲抱幽石，綠筱媚清漣」（《過始寧墅》）等句，不可謂不佳，但總覺其對心靈境界的表現不深，天光物態未能與心靈融合。若深入了解謝靈運之生平、性格，就會知道大謝其實是個很浮躁的人，其修養與淵明相去甚遠。謝靈運的放浪山水，更多的是為了擺脫政治上的煩惱，甚至是任性使氣，故而他雖然能寫出很多精妙的寫景之句，但卻主要依靠感官上的敏銳，而非心靈生機的自然流露。大謝的心是渙散的，只能「以心逐物」，為作詩而作詩。陶淵明則是精神非常強大之人。陳師道說：「淵明不為詩，寫其胸中之妙耳。」（《後山詩話》）此即顧隨所謂淵明之詩為「明心」。明心，即象徵。象徵是垂直的、有深度的，以心逐物是平面的、膚淺的。

可惜陶淵明的時代很少有人能認識其人，其詩的高境。倒是蕭統對陶詩的評語「抑揚爽朗，莫與之京」（《<陶淵明集>序》），可謂慧眼。顧隨說李白、白樂天、蘇東坡也是抑揚爽朗，但「真夠得上抑揚爽朗的只有陶淵明。」那麼，「抑揚爽朗」是什麼意思呢？按，其上文為「跌宕昭彰，獨超眾類。」再結合陶詩來看，「抑揚爽朗」大約是一種跌宕自喜、自在、明朗的風格。那是一種率真、開闊而有深度的氣象，太白、東坡皆有所不逮。

顧隨常將陶淵明與曹操、杜甫想並論，以為此三人之詩有思想、有力量。曹操，暫且不論。關於陶與杜的對比，顧隨這樣說：

人皆謂杜甫為詩聖。若在開合變化、粗細兼收上，固然矣；若在言有盡而意無窮上說，則不如稱陶淵明為詩聖。

以寫而論，老杜可為詩聖；若以態度論之，當推陶淵明。老杜是寫，是能品而幾於神，陶淵明則根本是神品。（《駝庵詩話》）

這是評陶詩的品級。前人稱杜甫為「詩聖」，主要指杜詩在技巧上、題材上集中國詩歌之大成。「聖」的本義是最高境界，難以企及的意思。就開合變化，粗細兼收而論，杜甫的確是古代詩人之頂峰。但若就詩的「言有盡而意無窮」的韻味而言，陶淵明則是無與倫比的。陶之不可及，在於境界。

那麼是境界重要呢，還是技巧內容重要？從顧隨的意思看，他以為陶高於杜。顧隨所謂「態度」即是精神境界、藝術境界。所謂能品、神品，是古人評論書畫的兩個品級。能品是「入境」，而神品則是「出境」，所謂「出神入化」是最高境界，神品即是化境。杜甫是能寫、善寫，而至於神妙之境，而陶淵明的詩則已非「能寫」所能形容，技巧、形式，於他而言，已是餘事，他比能寫大得多。朱光潛說：「陶淵明在中國詩人中底地位是很崇高底。可以和他比擬底，前只有屈原，後只有杜甫。屈原比他更沉鬱，杜甫比他更闊大多變化，但是都沒有他那麼淳、那麼練。」所謂「淳」和「練」，是指人格和藝術高度融合之後的一種精純智慧的境界，是態度。境界統攝一切，高於一切。

陶淵明是說不盡的話題。顧隨對陶淵明的評論也並不全面，本文限於篇幅，對顧隨的「陶淵明論」亦有未盡之處，但他獨到、深刻的見解，實在是值得我們重視的。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對陶淵明，乃至中國詩歌有更高的領悟。

［參考文獻］

［1］顧隨.顧隨全集[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2］逯欽立.陶淵明集[M].北京：中華書局，1979.

［3］許思園.中西文化回眸[M].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1997.

［4］朱光潛.詩論[M].北京：三聯書店，1984.

本文已發表於《泰山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