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香港新移民(11.7.7)

對於本港土著及老移民而言，這部分尚未完全融入香港社會的內地人，被稱為「新移民」。他們在香港的生活如何？

曾有一首歌，傳唱大江南北。那是民謠歌手艾敬唱的《我的1997》：

「1997快點兒到吧/八百伴衣服究竟怎麼樣/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1997快些到吧讓我站在紅磡體育館/1997快些到吧和他去看午夜場……」

如今1997年已過去十四個年頭，香港跟內地關係越來越密切。通過「自由行」，「我可以去香港」早已成了一部分內地人的日常生活。還有越來越多的內地人，通過單程證、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優才計劃、資本投資、讀書等管道，到香港定居。對於本港土著及老移民而言，這部分尚未在香港居住滿七年的內地人，被稱為「新移民」。

新移民在香港生活如何？請看《亞洲周刊》總編輯邱立本梳理的香港新移民軌跡，香港一號移民、詩人廖偉棠講述的文化移民故事，本刊記者描繪的香港天水圍一帶底層移民的生活現狀，以及鳳凰衛視主持人閭丘露薇記錄的新移民融入香港社會的經歷。最後，我們還探討了香港本土社會對於新移民的複雜態度。

香港是一扇窗口，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開放社會與外來人口之間的衝突與包容。

香港是一個夢想，我們希望從中發現優良城市秩序、彌合族群分歧的治理之道。

新移民入境渠道

單程通行證

單程證赴港製度從1980年代開始。現在每日配額是150個，60個配額分配予符合香港居留權資格的兒童，30個配額分配給長期分隔兩地的配偶，60個配額則分配予下列申請人：不論年期分隔兩地的配偶；內地無依靠的兒童來港澳投靠親屬；內地居民來港澳照顧無依靠的父母；內地無依靠老人來港澳投靠親屬；來港澳承繼直系親屬產業的人士。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自2003年7月 15日起實施，引入來自不同行業和具有認可資歷的內地優秀人才和專才來港工作。截至2010年底，香港入境處共收到47471宗來港工作申請，主要行業包括學術研究和教育、商業和貿易，以及藝術及文化。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根據在2006年6月推出的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世界各地的優秀人才無須先獲本地僱主聘任，便可申請來港定居。截至2010年底，香港入境處共收到5045份申請。在已舉行的17次甄選中，共有1808名申請人成功獲分配名額：當中1672名來自「綜合計分制」，來自「成就計分制」的則有136名。

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在2003年10月推出，旨在讓那些把資金帶來香港，但不會在港參與經營任何業務的人士（即資本投資者）來港居留。截至2010年底，香港入境處共收到16600宗申請。8924名申請人已按照計劃規定作出所需投資，並已獲正式批准在港居住。

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

香港入境處於2008年5月推出「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以進一步吸引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及回港工作，藉以提升香港的人力資源及競爭力，並提高香港對非本地學生的吸引力。截至2010年底，已有10101名非本地畢業生根據此安排獲批准留港／回港工作。（資料整理：實習生曾明瑞）

香港移民大事記

●1974年之前，進入香港不受限制。

●1974年11月，香港政府實行「抵壘政策」，即內地非法入境者若在偷渡到香港後能抵達市區，並接觸到香港的親人，便可在香港居留；若在邊境範圍被執法人員截獲，則會被遣返內地。

●1980年10月，取而代之的是即捕即解政策及單程證制度。

●2001年，庄豐源案為內地孕婦在香港生子打開了大門。香港終審法院裁定：不論其父母是否已在港定居，在香港出生的中國籍子女都享有居港權。

●2001年，香港推出輸入內地專才計劃。2006年推出面向全球的優才計劃。

●2003年，香港開放自由行，越來越多內地孕婦到香港生孩子，而大部分的父親不是香港居民。這些嬰兒被稱為「港生一代」，一生下來，就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2003年，香港修改人口政策，規定新來港人士須於香港居住滿七年才可申請綜援和公屋，以及擁有投票的權利。

●2007年起，懷孕超過7個月的孕婦如果沒有「預約紙」將被禁止入境。

●2011年3月6日，約逾萬名市民參與了泛民主派發起的「反對短視預算案」大遊行。

●2011年4月，香港醫院管理局宣布，公立醫院不再接受內地孕婦的預約。

●2011年4月，一批新移民及宗教組織，舉行燭光晚會，批評香港政府派發6000港元對新移民構成歧視。（資料整理 實習生曾明瑞）

數字

45%

香港700多萬人口當中，45%不是在香港出生。

3.2萬人

香港2010年的出生率達8.8萬人，其中3.2萬人的父母皆非香港永久居民，這個數字較10年前的620人，增加近52倍。

73.7%

2004-2011年2月底，持單程證抵港的新移民逾31萬。其中，73.7%為女性，即內地新娘。居港尚未滿七年的內地新娘已成為「新移民」的主流。

46.8%

新移民中有46.8%居住公營租屋（公屋），40%住私人租屋，6%住政府居屋，其他佔7.2%。

10多平方米

一般剛來港的新移民一家三四口擠在10多平方米的小間板房內可謂司空見慣，四五口人擠在七八平方米的房內亦不乏其人。（資料整理 實習生曾明瑞）

他們改變了香港，也必將改變中國

香港大學捐助人、印度商人么地爵士（Hormusjee NaorojeeMody）塑像。紅地毯延伸處，是對外敞開的大門，不少內地尖子生選擇到香港求學，接受迥異於內地的英式教育，他們每天經受著兩個系統的差異與刺激，點滴在心的反思，可能每天都在進行。

文_邱立本

在香港歷史上，出現過一次又一次的「大熔爐效應」，它不僅熔合了中國不同的地域文化，也讓來自中國不同省份的人都有機會在這個小島上改變自己的命運，同時改變了香港的體質，也意外地改變了中國發展的軌跡。

香港上一次的大規模移民是在1949年。由於政治的劇變，導致數百萬人從中國不同的角落移居香港，從董建華的家族到邵逸夫，再到李嘉誠，這批移民在隨後的幾十年內改變了香港，讓這個英國人統治的小城市，一躍成為全球矚目的「東方明珠」。而在1997年，它打破了西方媒體所說的「香港之死」的悲觀預測，上升成為亞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從而取代東京，成為中國經濟融進全球化浪潮的橋頭堡。

正是這樣的經濟劇變，導致了新一波的移民潮，從中國的各地來到這個島嶼的新移民，和這個島嶼進行著奇特的互動，並且開創了一個難以預測的未來。

一個新的話語權的出現

中國的改革開放，開啟了香港面對中國內地的一道門。1978年底，十三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國和全球華人社會的關係出現變化，過去被視為危險的「海外關係」，突然成為一種正面的關係，這讓不同階層、不同背景的國人有機會來到這個有待解放的「白區」來探親，或是從此定居這兒。

一些過去被監禁的國民黨囚犯，也被釋放到香港，他們有些人遭到台灣當局的拒絕，因而只能待在香港。也有一些是來自印度尼西亞和東南亞等地的華人，在1949年建國之初曾熱情洋溢地回到祖國大陸，參與國家建設，但卻歷經「反右」與「文革」的折騰，也逐漸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來到了香港，他們中的很多人，都聚居在北角和美孚新村一帶，也成為了香港社會的一員。

當然更多的新移民是和政治沒有直接關係的，他們只是由於家屬曾經和香港或海外有某種機緣，因利乘便，早在七十年代末期中國內地只打開了門縫的時候，就來到了這個島嶼生活，成為香港人口統計中的數字。他們大多是來自廣東、福建的農村，受教育水平不高。在香港住在深水埗、大角嘴等新移民集居之處，房租便宜，擔任底層的工作，當大廈的管理員，或在建築工地當苦工，做一些本地人不太做、或不願做的工作。

隨著八十年代香港經濟的轉型，大量的港人去了珠三角投資及工作，這也導致了兩地聯姻的「井噴」現象，也理所當然地產生了不少「粵港合作」的「80後嬰兒潮」。越來越多的人潮，往來於香港與內地之間，也不斷交換生命的碎片。

在1997年回歸前後，這樣的交流上升到新的高峰。過去的生命碎片，成為了新的權力板塊。

新一波的來港移民，不再是局限於廣東，而是遍及全國各地。各省和自治區，都有自己的駐港單位，它們都重視香港這個對外的窗口，在資金和資訊方面，都需要香港所扮演的角色。他們不再是那些來自廣東鄉下的底層移民，而是可能身懷巨款、與權力部門關係千絲萬縷，這樣的群體在香港發揮越來越重大的作用。

也恰恰是在這個時刻，全球化的浪潮澎湃，中國前往全球先進國家留學的精英，畢業後不少也來到這個島嶼城市，體會這個剛剛回歸祖國懷抱的城市生活，尤其在金融界和投資銀行業，說普通話的聲音，逐漸代替了過去這個行業被英語所壟斷的格局，代表了一個新的話語權的出現。到了最近這幾年，金融的監管機構和經濟遊戲規則的決策權，也不可逆轉地落在來自中國「海歸派」精英的手上。

從窮苦的底層到豪氣的高層

李小加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是1984年畢業於廈門大學英文系，後來去了美國念新聞和法律，在西方金融界工作多年。今年他出任香港證券交易所的行政總裁，權傾一時，成為香港金融界的高層領導人，也是第一位內地背景的精英主管香港金融的平台，年薪高達720萬港元。

事實上，香港已經成為了中國「海歸派」的最愛。從紐約到倫敦，從巴黎到東京，中國受過最好的海外教育的新一代，都發現香港的奇妙吸引力。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有法治、也最有新聞自由的城市。這兒也是離開北京、上海、廣州最近的國際城市，當然也吸引了這些共和國寵兒。他們住在過去只有白人才住的半山豪宅，在蘭桂坊的酒吧，在那些必須穿上正裝才能進去的高級俱樂部，過去都只是說英文的國際專業人士的最愛，但如今卻越來越多地響起了說普通話的聲音。

在大學校園也是如此。香港大學的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近年也請來內地資深媒體人錢鋼擔任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錢鋼在中國內地曾任記者多年，他寫的《唐山大地震》，成為香港中學教科書中的範文。他也曾任《南方周末》的常務副主編，對中國的媒體生態很熟悉，他很有可能在香港培養出新一代的中國記者。

這些有內地背景的精英，很快就改變了這個城市的風貌。香港長期以來被西方專業精英所壟斷的經濟權力版圖，開始出現了巨大的變化。國際化的、但也是很有中國情懷的海歸派精英，以李小加為代表；匯合了來自中國的專業人士，以錢鋼為代表，他們開始在這個城市展示他們的權力肌肉，從商業到學術界，都可以看到中國內地新移民的足跡。

在香港交響樂團，樂手的名字是漢語拼音的團員，幾乎接近一半。競逐下屆香港管弦樂團指揮（音樂總監）的過程中，來自上海、留學德國的呂嘉，被視為呼聲最高的候選人之一。事實上，他目前正在澳門交響樂團擔任指揮，也受到香港樂評人的好評。

在香港的醫院，也出現越來越多中國海歸派的醫生和研究人員，更不要說在香港的大學校園，中國的海歸派，已經是身居要位。這些知識新移民，了解國際的遊戲規則，也了解中國的國情，因而可以成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重要橋樑。

這座橋樑也通往新的財富之路。香港這幾年成為了中國企業上市集資的重要戰略重地，不少海歸派就在其間擔任了重要的角色。這也當然和中國的經濟崛起有關。中國的經濟，超越了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僅次於美國。香港作為一個經濟自由和落實法治的城市，也躍升為全球企業上市集資金額最高的的城市。

到了最近這幾年，還出現了投資移民的政策安排。中國一些「先富起來」的上層階層，也喜歡換個身份。他們不僅來香港定居，生孩子，還喜歡炒樓，將香港的房子，在這兩年間炒到歷史的新高點，也將一些過去被視為只是中產階層安身立命的地區，如太古城、又一城等，也炒成了豪宅，平均的價格，已超過了一萬港元一平方英尺（約十萬元一平米）。這也和香港人的收入水平脫鉤，讓香港的中產階層望樓興嘆。

也就是說，在三十年間，內地新移民在香港的形象，從窮苦的底層到豪氣的高層，反映了中國政治和經濟權力板塊的移動。他們在香港的位置，也映照出時代的變化，展現了中國從鎖國到融入全球化浪潮的成果。

未來中國的改革之源

不容忽視的是這十幾年間，中國新一代的大學生，在香港校園造成的衝擊。儘管在大學本科中，來自內地的學生的比率還不是很高，但在研究生里，內地生已是佔了絕大多數。從香港大學到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的八所大學的中國內地學生，都是成績優秀的一個群體，他們求學香港，改變了這座城市的學術氛圍。他們之中，除了公費來讀書的尖子生之外，還有不少是私費來港攻讀學位。這些每年數以萬計的學生，畢業後大部分也留在香港工作，或是去歐美國家留學，然後再重返香港，他們肯定對香港和中國內地的命運軌跡會帶來巨大而又微妙的影響。

比如才在香港中文大學研究所畢業的賈選凝，是典型的中國80後，她的大學本科是在北京念的。在香港拿到碩士後，在《文匯報》出任副刊記者，但也在香港電台參與節目廣播。她最近在香港著名的《信報》寫一個有關城市感情的專欄《心經》，吸引了不少讀者的眼球。

正在香港大學念經濟的90後同學素珊說，她來到香港後，發現了一些過去根本看不到的書和電影，這也因此改變了她的職業生涯規劃，她決定在香港考研究生，爭取更深入地去了解中國的經濟發展。

這些二十來歲的中國新一代，都會不斷進行香港和內地的比較，並對內地的制度創新作出思考。擁有香港生活經驗的他們，每天都在比較兩地的差異，為什麼在法治、言論自由與城市管理的水平上，內地和香港有如此巨大的差異，出入兩個系統，他們幾乎每天都會有點滴在心頭的反思。

這些反思到最後也許會成為中國改革的力量之源。如果香港可以，為什麼中國內地不可以？如果香港可以落實法治，那麼中國內地就理應對推動法治更有信心。如果香港的言論自由並沒有帶來什麼禍害，中國內地就更應有信心將那些重重的限制減少、消除。當兩地的這些對比不斷出現時，它也會化為一股沛然的、莫之能御的力量，走進千萬的人心中。

另一方面，香港的中國內地新移民，也強化了香港對北京的認同感和主體意識。他們在中國成長的經驗，對國家的認同，都有一種感染力量，使中國在香港和國際社會的地位上升。每天在香港電視上出現的中國國歌，成為香港國民教育的主旋律。香港一些高端的、富裕的、也在專業上很有成就的新移民，卻是超越了香港某些媒體所說的「洗腦」，而是在國家認同的過程中，展現了對中國命運的承擔。愛國不是被動地「唱好」，而是要主動尋找變革的新路徑。

也就是在香港全新的平台上，新移民揮別原來的「路徑依賴」，尋找超越過去既成體制的理念與實踐，在國際化的香港，發現中國改革的最新靈感。

這也使香港的新移民社會洋溢著全新的動力。有些充滿抱負的新移民甚至考慮要在香港的民主政治格局中參選，香港作為中國的民主先聲，也有了內地元素摻雜其間。

從歷史的長河來看，香港的中國內地新移民，將成為法治和民主自由的載體，他們改變了香港，也會改變了中國發展的軌跡。這也許是歷史的意外，但也是中華民族的福氣，在香港與內地人民交換生命碎片的過程中，也必將淬鍊一個新的香港。

（作者系香港《亞洲周刊》總編輯）

「悲情市鎮」天水圍

水圍未必是香港新移民最多的地方，但這裡的小社會，卻帶著很多新移民的總體特徵。他們以女性為主，通常以婚姻途徑移民至香港。她們沖著香港的繁華而來，卻失望地過著隱忍日子。

記者_炫風 實習生 曾明瑞 香港報道

天水圍，一條河渠相隔，南面是林立的住宅樓，北面是青綠的山。很多拜訪過天水圍的人，都贊這裡環境優美。

不過天水圍的美譽也僅限於此。這裡處於香港的西北端，遠離傳統市中心，住戶近30萬，大部分都是租賃公屋（政府廉租房）的居民。這一帶居民的家庭收入平均數，與市中心最高地區相比起來，差了兩倍有餘。

天水圍離深圳近，離香港（市中心）遠。天水圍的北面就是深圳灣，離海關的車程是十幾分鐘，而離旺角的車程最快也要一小時。

《南都周刊》記者在這裡碰到了很多來自內地的新移民。他們會像深圳河北岸的社區一樣，偶爾組織在大樹下唱唱普通話歌曲。這幾年，港媒稱他們為「新來港人士」，坊間則說他們是「新移民」。在香港，「新移民」往往指那些從中國內地移居到本地的人。

與1980年代以前的老移民，2001年以後的「港生一代」，或者憑富貴或學識赴港發展的移民群體不同，多年來，這裡的新移民以女性為主，通常以婚姻途徑移民至香港。另外，「行為不文明」、「貪心」、「行為怪異」等對新移民的負面印象，近年來（尤其開放自由行及赴港產子數量激增以後）更在香港人心中強化。

天水圍未必是香港新移民最多的地方，但這裡的小社會，卻帶著很多新移民的總體特徵——調查顯示，教育程度低、消費力弱、夫妻不和等負面特徵，在香港新移民家庭中比例更高，這與天水圍的社會狀況多有重合之處。

貧賤夫妻百事哀，大部分新移民家庭的收入低，家庭問題往往也較多。從2004年開始，天水圍接連發生的多宗社區家庭倫常慘劇，被媒體廣泛報道，2009年一部反映天水圍家庭題材的電影《天水圍的夜與霧》，更與陸續增多的天水圍新聞一起，合力使外界對香港新移民的看法，又加上了一個「悲情天水圍」的標籤。

2004年4月11日，天恆邨無業男子李柏森，用刀砍死了來自內地的妻子及兩個親生女兒，繼而自殺，製造了震驚全港的天水圍滅門慘案。這也是電影《天水圍的夜與霧》的故事原形。

電影以外，天水圍和它的新移民們，真的這樣悲情嗎？

天水圍，在花園避雨的老人。攝影_孫海

天水圍輕軌循環線。攝影_孫海

變形的香港夢

天水圍本來是大片的魚塘，從1990年代開始建設成為居民區。與香港大多數居民區一個最大的不同是，輕軌是這裡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因而這裡的空氣質量明顯要比市中心好。在這裡，無論是本地原居民還是新移民，每天都習慣沿著軌道，在不同的街區聚散。

王霞（化名）是記者在這裡遇到的第一個天水圍新移民。她的老家在浙江，6年前嫁給了一個香港的士司機。「第一次來的時候，覺得這裡很漂亮。什麼都是新的，跟老家完全不一樣。」

也有一些香港人住在天水圍為數不多的私人屋村裡，比如香港城市大學的一個學生。她這樣描述著這裡的新移民：「在輕鐵里，有時覺得他們很沒教養，蹲在地上大聲講話，話題無聊，還要爭位置坐。不過，看起來，這些新移民家庭主婦對孩子都非常照顧。」

王霞說，她早就察覺到這些本地人的異樣眼光。在浙江老家時，她是一個賣手機的店員，平時檔口之間都是大聲吵鬧，沒人會說什麼。「但這裡不同。買東西都要特別注意自己的口音，如果售貨員聽兩三次也不明白你在說什麼，她很可能就會不做你的生意，甚至不理你。」

王霞是這裡數萬新移民中的一個，她們大多都是女性，來自內地的二三線小城市或者鄉村，沖著香港的繁華而來，卻往往過著失望的隱忍日子。

香港城市大學的梁麗清說，新移民之所以以女性為主，教育程度普遍較低，主要還是因為婚姻移民居多的緣故。「在這些家庭里，男方往往本身就是香港的低收入人士，經濟能力就有限，於是到內地跨界覓妻。」

這種隔閡有時是兩面不討好。香港同根社（新移民婦女團體）一個社工向記者坦言，「回到內地，朋友們都不相信原住民和新移民之間在生活方式上有那麼多矛盾。我總會時不時地跟新來港的姐妹說，來到香港，你就不能不適應香港的環境。」

在香港，新移民婦女往往也格外受到婦女團體的關注。類似的故事經常可以在女性團體宣傳中讀到：原住民老公對內地來的老婆態度惡劣，家務不做，家用不給，女方一般卻選擇隱忍。

「最主要是沒地方住，只好忍了。」王霞搖了搖頭。她和老公也不時會有爭論，不過矛盾並不大。

這個周日，天水圍幾個社區都在舉辦卡拉OK歌會。像很多內地城市的社區一樣，在一塊小廣場周圍，掛著「嚴禁XX」等的標語，一些居民唱著普通話歌甚至紅歌，其他街坊們就在一邊圍觀——在平時，像廣場唱歌這樣的活動很少舉行，因為涉及市政噪音；也很少有人帶寵物下樓溜達，因為狗牌要錢，罰款很嚴。

「騙綜援」

在記者的接觸中，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偷渡到香港的居民，也就是在香港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到港的人，通常會懷念過去靠勤奮去適應社會的日子，並對近年的新移民持鄙夷的態度。

「很多人在深圳有鋪位，來到香港就拚命生，拿三四個孩子來騙綜援。不做事，有幾個孩子就拿幾個孩子的錢，上邊（指內地的收入）又拿，下面（指香港政府的援助）又拿。」一個50多歲的屋村看更的話語中，明顯帶著不滿。

這種現象的確存在，但不是全部。不過，特區政府沒有能力調查每一個新移民在內地的真實經濟背景，這使新移民的「貪心」印象更加負面。香港電台曾這樣評論：「領取綜援者，事實上以老人為主體，但一些騙援的個案卻使新移民整體上成為了千夫所指。」

在天水圍，不少女性新移民因為要照料孩子，又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於是索性做了全職媽媽。她們面對社會援助的難堪有時是難以啟齒的，甚至政府為低下層申請綜援的社工，在幫她們登記綜援時，也會給這些新移民臉色看。

另一個極端情況是，幾年前天水圍有些新移民甚至不知道可以領取援助：因為沒有社工找他們，街上也沒有宣傳。

一個來自廣西的師奶，名叫笑卿（化名），說一口純正廣東話，看上去自信心也比其他人強。她當初在內地見到現在的丈夫，油光滿面，天天卡拉OK，便嫁給了他，豈知1999年到港，卻只見到他的家，是「一個煲，一個鍋，一個水壺，兩隻碗，兩對筷子，連米桶都沒有」。

為了生計，笑卿做過酒樓樓面工、干茶餐廳、當保姆，勞心勞力。最難受的是，香港的親戚還在背後嘲笑她拿綜援。「不做這個我能做什麼？英文不懂，我連繁體字都認不全。但拿綜援算了，自己卻放不下面子。」笑卿頗有些無奈。

在主動找工作的新移民中，笑卿算是幸運的。除了語言、學歷不被承認等障礙外，天水圍的居民比一般新移民面對更多一層求職困難：區內沒有工業，沒有寫字樓，連商場都不多，去外面找工吧，單是來回市區的交通費都已經數百元，而工資往往幾千而已，算下來得不償失。

省錢

除了路牌、標語和普通話歌，天水圍跟其他香港廉租房社區還有別的不同之處。比如，在這裡，人們談話的主題就與其他香港地區大不相同：在港九區，人們談論股票，談論化妝品，但在這裡，無論是輕軌車站還是社區廣場，陌生人攀談時，話題往往都是如何省錢。

許岩（男，化名）20歲，6年前從深圳移居香港。他在元朗的一間五金鋪打工，為了省車費和生活費，他加入到了天水圍龐大的自行車陣營大軍中，每天都騎車上下班，買菜。

「如果你能起得早，還可以在天水圍找到小販，那裡的東西更便宜，不過你得趕在小販隊（類似城管）出現之前去。」他很有經驗。其實，許岩每天的自行車出入，也是無奈之下的生活靈感。父母沒有工作，靠綜援生活，他多年前就不再向家裡伸手要錢。「我現在最怕的是丟自行車。」他總是用兩把大鎖去鎖自行車，鄰居常嘲笑他，「這麼隆重，以為你要回深圳呢。」

許岩的自行車生活，也與天水圍社區商業設施缺乏有著直接關係。這個表面現代化的區域，居住著大量的低收入居民，還承受著不菲的物價。港媒曾調查發現，天水圍街市物價「普遍較元朗、屯門和灣仔高，一棵菜心差價高達50%」。多年來，天水圍居民習慣了沿著「軌道交通站—商業中心—家」的路線活動，或者到附近的元朗，或者屯門去購物：那些傳統的老區，街鋪林立，地攤貨也多，很容易淘得到便宜貨，甚至能吃到20元一頓的快餐。

許岩有兩群朋友，一群是在元朗工作的夥計，一群是家附近的年輕人，他們大都擁有內地背景。許說，他剛來的時候也去過港九新界找親戚，「後來發現沒什麼好聊，在那邊吃飯AA我都給不起。」現在，他有空就去附近的河流釣魚耍樂。「釣到了我還能吃，一出街就要用錢，況且釣魚還可以打發時間。」

天水圍之外

天水圍有一條大渠，有水流過，有魚在其中，對面就是山林。不過這個地區，以及在其中生活的低下階層，新移民群體，在香港媒體的描述中，卻並不太平。

從2004年開始，天水圍發生了多宗倫常慘劇。有新移民婦女及女兒被丈夫亂刀斬死，也有患精神病的妻子把子女用繩索捆綁從24樓擲下。一系列的新聞事件，促使媒體和政黨持續多年關注天水圍的社區危機。

不過也有人認為天水圍的話題並無特別之處。香港專欄作家高慧然就這樣寫過：「發生在天水圍的悲情故事，在別的社區同樣上演著。讓天水圍成為一個悲情市鎮的，並非天水圍人，而是把『悲情市鎮』這個標籤貼到天水圍額角的一幫政客，以及推波助瀾的傳媒。」

香港公民黨一個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幹事也向記者表示，「在天水圍，政黨和媒體都紛紛做出保護弱勢群體的姿態，而新移民就包括在這弱勢群體裡面。但就香港總體而言，對新移民的具體利益訴求，暫時還沒有媒體和團體會明確表示支持。」

上周五，很多香港人到了港島市中心地區表達意見。居住在香港不同地區的一些新移民，也參加了同根社的活動。她們來自屯門、葵涌等不同地區，在銅鑼灣的街頭派傳單，要求保護新移民權益。有些路人認真地聽他們講演，然後捐錢，但也有個別路人走過，面無表情地大聲說：「不要來香港啊！」

王霞和許岩都不知道有新移民團體在這天遊行。與很多「只能跟觀音傾訴」的其他地區新移民相比，在天水圍，很多社區都逐漸組織了居民互助組，不同背景的機構也在定時召集旅行等活動。「至少，在天水圍我們還是可以找到不少同鄉吧。」王霞覺得「只要互相說說話，就不會覺得那麼無助」。

這天，同根社的街頭口號是「新移民立即獲得選舉權（香港法律規定新移民定居7年方有投票權）」，作為移民香港多年的同根社總幹事楊媚，解釋了其考慮所在：新移民有了選舉投票權，要拉票的政黨等團體，就會為新移民說話。不過，組織當天同根社活動的楊媚，在天水圍之外顯然要面對更複雜的環境。「搶綜援、搶奶粉、搶孕婦床位、搶六千港幣、影響城市文明……各種埋怨似乎在今年都集合起來。前段時間Facebook那幫人（指「香港本土力量」）都上街遊行了。」

「來到香港，你就要適應它，除了格價抗通漲，尋求幫助，你甚至要學懂怎麼抗議。這都是以前我們在內地不曾想像的課題吧。」楊媚說。

天水圍的光與影

天水圍位於香港新界元朗區，地理位置偏遠，距離中環市區大約25公里。天水圍公共屋邨住著大量內地新移民，由於公共交通費用相對昂貴，這些低收入的新移民無力承擔每日外出打工交通費用，不少家庭長期倚賴失業綜援。

天水圍有關的影視文學作品

過去曾有電影、書籍及歌曲以天水圍為創作題材，描述許多天水圍居民生活上所遇到的困難和甜酸苦辣。

《窮富翁大作戰II》

（本港台製作的真人秀電視節目，2011年，參與：劉雪文）

《天水圍的夜與霧》

（電影，2009年，導演:  許鞍華主演:   任達華、 張靜初）

《天水圍的日與夜》

（電影，2008年，導演:  許鞍華主演:   鮑起靜）

《圍城》

（電影，2008年，導演: 劉國昌 主演:鄧德保、黃孝恩、黃溢豪、阿魚、蔣祖曼）

《天水圍12師奶》

（書籍，2007年，作者：陳惜姿）

《天水圍城》

（歌曲，2006年，主唱： 李克勤 曲:Edmond Tsang詞:  林夕）

莫問南來意——香港新移民中的南來文人

他們都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南來作家」，無論身處何地，都是用漢語寫作，都是用漢語書寫中國人的生活和命運，只是香港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最好的發聲平台。

黃燦然所寫的文章，大多取材自小市民的生活場景，不同於早年「南來作家」強調的異鄉人的孤立無援，他寫的是香港人生存的共同哀樂。

文_廖偉棠

遠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有一些人從北向南，移動著文化中國的邊境線，這群人被稱為「南來文人」—「南來」是古文說法，即來南方之意。比如我們熟悉的詩人戴望舒，他於壯年來港，1938年到1947年，他的命運正好與香港重疊。他在香港主持《星島日報》文化版「星座」，利用自己在內地極盛的名聲和號召力，網羅大量在戰亂中的內地可能無法發表作品的一流作家，成功地在報紙上重建了一個流亡中的文化中國。而當他被日軍逮捕下獄以及出獄後被困香港，他的詩風為之一轉：開始面向人民說話、並且把國家命運和個人命運完全相融於一體。

戴望舒與其他一些南來文人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他有強烈的「家」感，香港薄扶林道林泉居就是他的家—不只是一個房子，家在的地方就是家鄉，戴望舒在香港度過他最快樂的、也最不幸的時光，因此香港成了他悲喜交集之所在。所謂「我隨身攜帶著我的祖國」，有西方詩人曾如是說。人在，即國在，戴望舒在香港，則中國在香港，這是一代南來文人最大的意義。

可以說六十年代之前，南來文人是香港文化結構的絕對中堅，小說家中的劉以鬯、徐速分別寫下了當時中國最前衛的實驗小說和香港最暢銷的青春小說，詩人中的馬朗創辦的《文藝新潮》，力推現代主義，影響了日後大多數香港作家……直到六七十年代香港本土文學和藝術抬頭，本土意識確立，南來文人的角色才漸漸減弱，甚至隨著香港本土重要作家如西西、也斯等人創作日益蓬勃，南來文人的作品及文化意識相形反而見得保守落伍了。

「南來作家這個名字現在簡直帶點原罪的意思。」我曾聽南來小說家、《香港文學》主編陶然如此說道。八九十年代以後，香港文壇中提到南來作家，莫名地總帶點貶義，似乎總不如「土生土長」來得響亮，貶意的來由，陶然坦然道出：「後來許多所謂南來作家，他們對文學談不上獻身，只是利用文學進行交遊，他們的名片上一大堆頭銜，作品卻貧乏欠缺，這形成了大眾對南來作家的負面印象。」

幸好還有一批在1997前後來港的作家、文人，以無可非議的作品質量、文化視野甚至文化參與的力度，為「南來作家」一詞挽回不少面子—當然，他們都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南來作家，包括我，我們無論身處何地，都是用漢語寫作、寫中國人的生活和命運，而偶然、也必然地，香港給我們提供了最好的一個發聲的平台。

黃燦然和鄭單衣

這樣的人，我第一個認識的是黃燦然，1997年我初抵香港，身上唯一一個「名人」的聯繫電話，就是廣州博爾赫斯書店陳侗給我的黃燦然的電話。電話里的黃燦然是個急性子，和他翻譯中的細緻從容、詩歌中的沉著舒緩大相異趣，他喜歡滔滔不絕地說話，而且總有話說，總有創見。但最令人驚異的是他在詩歌中的那種自信，比如他這樣寫自己：「如果他有什麼驕傲，那就是/他在現實中低頭，/而不向現實低頭。/他低頭是為了向自己的胸坎/承認他與眾不同」。也許這種自信就來自於他對自己移民身份的克服：他十多歲來港，沒有文憑沒有靠山，只好在工廠打工—就像那個時代任何一個平民階層新移民一樣；但是黃燦然沒有甘心如此，他存了工錢，幾年後考回暨南大學讀新聞系，因為喜歡外國文學，他又沒有局限於新聞專業，而是自學英語到精通的程度—就像他所說的，英語詞典是他的衣食父母，英語不但成為他的工作依靠（他畢業後一直在大公報擔任國際新聞翻譯），更成為他立命之本—國內普通讀者知道黃燦然，更多的是因為他是翻譯高手而不是詩人。但擁有詩歌寫作、翻譯、評論三項全能之力的，在香港，也斯之後唯獨黃燦然。黃燦然作為一個詩人在其詩作中的敏感、明晰、準確與從容等特點，也呈現在其評論之中。

在文學以外的生活,黃燦然和一般香港市民無異,居住在福建人聚居的鰂魚涌，每天上班下班,只是日夜顛倒。因此他所寫的文章，大多取材自小市民生活場景，不同於早年「南來作家」強調的異鄉人的孤立無援，他寫的是香港人生存的共同哀樂，作為一個老移民，只有涉及寫作者的特殊身份問題的時候，他才顯出與香港本土作家的不同：他毫不掩飾自己的使命感以及超越性，而不是後者安於現狀的低調和平等。但他又能安於長期做一個報館翻譯，因為這份工作單純、穩定且保障了他日間寫作和閱讀的時間，即使以他的名氣和水平，他完全可以在香港勝任一個教授的職位或者一個公共文人的虛榮。

和黃燦然同屬第三代詩人中佼佼者的鄭單衣，他後於我一年多來港（1998）。作為詩人，他比黃燦然更孤傲—就跟他的詩一樣，看得見的才氣橫溢，靈氣騷動，並且毫不掩飾。很明顯，香港人更能接受在實在中隱忍前進的福建人精神，而不是鄭單衣的川貴式率性，因此單衣剛來港時頗不適意。直到幾年後他的詩集《夏天的翅膀》被外文出版社翻譯出版，譯筆甚佳，銷路頗廣，鄭單衣一下子在香港外籍文化界聲名鵲起，繼而在國外也得到一定的重視，被邀請參與各種詩歌節、研討會等等，並多次舉辦收費詩歌朗誦會—那一段日子，單衣好像是香港唯一一個能以詩為生的詩人。但也許他對香港的生活始終不適應，從市區搬到了離島坪洲，居住在一間很夢幻的屋子裡畫起了油畫，偶爾，我在坪洲碼頭能碰見他逍遙的身影。據說現在他來往於家鄉貴州與香港之間，無人能知其行止。我想，鄭單衣從不曾認為自己移居了香港就是香港詩人，香港的生活也難以從他的超現實詩歌中窺見端倪，這倒讓我想起了上世紀五十年代被迫來港、視香港為客居流離之地的「南來文人」。

新移民知識分子中，勇於自認是香港詩人的人，誰都想不到是最大的異鄉客：北島。

曹疏影的許多篇章都以大嶼山或香港其他島嶼為背景，書寫那個不為人知的寧靜的香港。攝影－孫海

北島

新移民知識分子中，勇於自認自己是香港詩人的人，誰都想不到是最大的異鄉客：北島。北島一直在國內外的文學讀者群中被理所當然地視為內地詩人的代表，如今內地詩人代表成為了香港人，既顯示了香港社會的包容性，更顯示了詩人對此地的認可。2006年移居香港，是漂泊詩人北島距離回不去的故鄉最近的一次遷移，正如北島對我說的：他早已沒有了選擇的權利。但是漸漸地他會去閱讀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和呂大樂《四代香港人》這樣象徵了香港本土論述的經典之作，藉以了解他身處的奇特時空以及這時空中人與人的關係，無疑這樣的主動理解比自絕於世要積極得多。而且，當北島被香港中文大學延聘為正式教授之後，他牽頭策劃大型的「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和「國際詩人在香港」兩項計劃，一下子使香港文化界充滿了詩的聲音，更是浪漫主義之舉—試問要在一個被定性為商業至上社會的城市，舉辦貌似最不食人間煙火的詩歌節，幾乎是堂吉訶德的行為，北島硬是以自己的號召力辦成了。

北島另一行動是把經典的文學雜誌《今天》移師香港出版，有三十多年歷史的《今天》在香港重聚其力量，這當然有其偶然的因素，北島在香港定居，是《今天》來到香港的其中一個動因；但也可以說是一種必然，香港作為從屬於漢語文化卻又遠離中心的一個特殊地區，具有一種與當年《今天》等非主流文化相似的遊離氣質，而作為當今資本主義文化的一個凝聚地帶，香港又比處於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中國內地更成熟、因而醞釀了更多清醒和反抗的可能性。

北島居港數年，最重要的文學創作是散文集《城門開》，我常想像他在相對遠離市區的馬鞍山的工作室，埋首回憶他那失去的老北京的情景，山水迥異，故人白頭，他獨力為那個理不清的時代編織回憶的迷宮。現在他在香港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詩歌節的籌辦以及《今天》雜誌的事務上，自己的詩寫得少了，前些天欣聞他已暫停一切散文寫作和專欄，重拾詩筆，令人頗生期待。

曹疏影和我

北島和我、作家曹疏影常常在灣仔的「老北京」餐館吃糖三角、京醬肉絲等地道北京菜，既是緩解北島的鄉愁，也緩解曹疏影對北京的懷念。青年作家曹疏影在北大求學八年，2005年畢業後移居香港，算是文化新移民中最年輕者之一，她來港後一直從事自由撰稿人和編輯的職業，五年間出版了三本書：童話集《和呼咪一起釣魚》、散文集《虛齒記》和主編、采寫的《是她也是你和我—准來港女性訪談錄》。

曹疏影和我，居住在香港最大的離島—大嶼山島上，所以曹疏影的寫作也觸及香港寫作中較為人忽略的一面：香港的自然寫作。這個傳統，六十年代西西和也斯都曾貢獻名篇，但近年被一面倒的城市寫作掩蓋，而曹疏影的近作短篇小說「苦菩灣」系列和即將出版的詩集《金雪》中的許多篇章都以大嶼山或香港其他島嶼為背景，書寫那個不為人知的寧靜的香港。

但也許是因為年輕激進，曹疏影的作品明顯比前輩作家有更多對香港社會現實的介入，比如童話集里有諷刺迪士尼樂園的一篇，散文集的第一輯借飲食來討論內地與香港、中外的文化差異與撞擊；而她和香港女作家鄧小樺一起主編的《是她也是你和我—准來港女性訪談錄》則更有入世意義，直接介入香港敏感但又遭主流話語忽視的「准來港女性」（即與香港人結婚但未取得香港身份證、被迫留在香港生活的內地女性）問題。曹疏影和鄧小樺組織了十位香港本土女作家，分別去採訪十位準來港女性，聽她們口述歷史，個中甜酸苦辣，與十位作家的文化背景形成強大衝擊，這是一個我們都已忘記的香港：那裡，人們胼手胝足、捉襟見肘地生活，在金權世界的漠視下竭力維持自己的尊嚴；同時那裡的主流話語又在處心積慮地抹黑她們、隱蔽她們的困境。這本書出版之後引起了文化界對準來港女性的關注，甚至幫助解決了其中某些個案遭遇的難題，這也是作為新移民的作家對新移民群體問題最實在的介入。

在香港，與曹疏影同齡的新移民作家還有小說家葛亮、時評家熊一豆、書評家許驥等，年輕的他們與上一代新移民文化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受過較完整的現代教育，對知識分子的公共空間位置有更清晰的認知。南來，已經不是當年的別無選擇，更多的是自覺選擇，因此香港對他們的意義也大不同了，既在之，便寫之，上一代經過矛盾達致的從容，也許年青一代已經成竹在胸。

（作者系香港詩人，由於是回歸後香港新移民政策的第一個獲益者，被香港媒體稱作001號回歸詩人。）

說一聲「我是香港人」，真不容易

一名新移民說，她差不多用了10年的時間，才可以理直氣壯地告訴自己，「我是一個香港人。」我很能理解她的感覺，因為我自己也是花了超過10年的時間融入香港。

文_閭丘露薇

閭丘露薇

1969年出生於上海，1992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後移居香港，1997年開始在鳳凰衛視擔任記者、主持人至今。

艱難的身份認同

曾經參加一個論壇，其中一個講者和我一樣，在上海出生，不過和我不同的地方是，她讀小學時已經移民香港，不像我，當我拿到香港身份證的時候，已經是一個大學畢業三年的成年人了。

我的身邊有很多這樣的新移民，有的來自內地，有的來自台灣，當中不少，都是在小學和中學的時候已經來到了香港定居，並且在香港讀書。但是，如果和這些朋友聊天，會發現他們和這個講者一樣，都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找到了香港身份認同的感覺。其中有很多原因，比如對於周邊環境缺乏認同感，很多時候，進入大學之後，才開始有了一個比較穩定的朋友圈子，而在小學和中學的時候，過的是兩點一線的生活，而父母忙於工作，因此更少有機會可以融入周邊香港家庭。

事實上，在香港經常會有這樣的情況，在一棟住宅大樓裡面居住多年，可能都不知道周邊的鄰居到底是怎樣的模樣，雖然在電梯裡面遇到，會客氣地點頭微笑一下。

有些小移民還要面對另外一個環境，那就是因為語言的問題，一開始可能會遭到同學的歧視。這使得其中一些孩子，或者盡量不和同學接觸，或者是埋頭讀書，缺乏和周邊環境以及人的互動，就會延長身份認同的過程。

這位講者說，她差不多用了10年的時間，才可以理直氣壯地告訴自己，「我是一個香港人。」那是在2003年的7月1日，她身穿黑色T恤，不管是在銅鑼灣鬧市，還是回到家樓下，一路上，她的周邊，都是身穿同樣顏色衣服的人，那一天，她忽然感到一種釋然。

我很能理解這位講者的感覺，因為我自己也是花了超過10年的時間融入香港。同樣是一個瞬間，我站在中環立法會門外，眼前是那些為反對高鐵預算通過而聚集在廣場上的人，我深刻地感覺到，我屬於他們，因為我和他們一樣，關心這個城市的未來。原來高鐵這個問題，對於我來說，是那樣的重要，因為我關心政府會怎樣花費這筆納稅人的錢，也關心因為這個項目，這個城市會發生怎樣的變化，也關心那些因為這個項目，生活狀態要發生改變的陌生人群。

我對於香港人這個身份，終於找到了認同感。

當我自己不再面對身份認同這樣一個問題的時候，發現原本對這個城市的怯生生的感覺消失了，同時消失的，是對於歧視的在意，至少不會在意自己帶著內地口音的廣東話了，也不會像過去那樣，在公共場合會刻意地講廣東話。

對移民並不包容的社會

只是，即便是到今天，已經在香港這個城市生活了16年的時間，即便自己已經認定自己是這個城市的永久成員，即便手上早就拿到了永久身份證，在周邊的很多人眼中，原來自己還是算不上是一個真正的香港人。

坐計程車，因為和朋友家人之間用普通話聊天，即便是相熟的計程車司機，也會順理成章地認定我只是在香港暫居。而有意思的是，司機本人也是一個內地移民，只不過比我早很多，在他只有二三歲的時候和父母來到了香港。

接受一家香港本地媒體的採訪，對方總是用「你們」和「我們」這樣來進行區分，即便我再三聲明，自己已經是香港永久居民，對方還是很認真地認定：「你們來自中國（內地）。」但是如果她看看自己的家人，即便不是她的父母，她的祖父母很有可能就是來自內地的移民，就是她口中的「你們」。

香港並不是一個對移民包容的社會，甚至有的時候覺得很勢利。如果不能夠說一口純正的廣東話，往往會從對方的眼神中看到一絲輕蔑，或者是一種疏離。但是，同一時間，只要你算得上是香港上流社會的一員，或者是達官貴人，那麼，即便是廣東話依然帶著鄉音，都不再成為問題。當然，如果只會英文，卻不會廣東話，那更加不是問題。

這些還是心理上的隔離，對於我來說，更加在意的還是政策上對新移民是否存在歧視。沒有住滿七年無法享受政府綜援，無法申請公屋，沒有投票權，而今年關於六千元的爭論（香港政府決定向每名永久居民派發6000元港幣，但有本土團體反對向新移民派發福利），更讓人擔心，政府是不是在帶頭進行族群的分化，把不滿七年的非永久居民從這個社會割裂出來，因為在還富於民的派錢方法上，應該還有更好的選擇。比如用退稅的方法，或者把這筆錢，全部投放在改善政府的福利措施上面，讓急需要幫助的低下層人士直接受惠。

不過政府不是第一次這樣做，1999年關於是否放開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來港的爭論，特區政府提出了167萬這個數字，嚇怕了不少香港人，因為根據香港政府的描述，當如此多人一下子湧入香港的時候，香港的福利、住房等體系，就會面臨崩潰。遺憾的是，對於政府的一面之詞，媒體沒有太多的質疑。

媒體對於新移民抱不友善的態度，同樣不是現在的事情。從1980年代的影視作品，開始大量出現歧視來自內地的新移民內容，在媒體上關於新移民的報道，讓香港人，不管是土生土長，還是老移民，都開始對這個族群產生一個標籤化的印象：懶惰，依賴政府。

每年的會考，如果有新移民學生取得了好成績，很多時候會成為新聞，因為這樣的學生，會成為新移民上進的一個正面範例，似乎很勵志。但是在我看來，其實這也正是在反映媒體骨子裡面的一種假設，那就是新移民學生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太不容易，因為大部分的新移民學生，跟不上香港的課程，在學校的表現普遍比較糟糕，而這些表現優異的學生，只不過是少數的異類。但現實是不是這樣？這樣的假設是不是有數據的支持？是不是在報道這些學生的時候，放開他們身上的新移民標籤？

香港街頭等候綠燈的白領。攝影－孫海

加入到公共進程中

新移民在融入社會的過程中受到歧視，並不是香港獨有的現象。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甚至在中國內地不同地域之間，都會看到，而且註定不會消失。而現在，經濟競爭的因素更加成為主因，在人們看到自己發展的機會變少，或者經濟環境變差，競爭開始激烈的時候，很容易把這些剛來的外來者，視為自己最直接的威脅，這樣的情形，更多會出現在那些剛剛上岸的人身上，人們對於那些正準備上岸的人總是更加不留情，所以在歧視新移民上，很多剛剛從新移民成為老移民的人群，往往更不寬容。

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的政策是否會對某個族群歧視，政府的政策是否會導致族群的撕裂，更需要被關注。

就拿這些日子大家關注的內地孕婦到港產子的問題，現在香港出現的一個奇怪的現象是，父母都不是香港人，只要在香港產子，孩子自然是香港永久居民，但是如果父親是香港人，母親是內地人，這些人群卻往往要為生孩子的問題而煩惱，這是因為，這個群體中，很多屬於低收入人群，他們無法像那些主動選擇在香港產子的內地夫妻那樣，負擔私立醫院的醫療費，而公立醫院一刀切向他們收取相當於私家醫院的收費，讓這筆費用，成為他們的沉重負擔。如果看數字的話，2010年香港一共有8.8萬個嬰兒出生，當中7%是由港人內地妻子所生，但有3.2萬名嬰兒的父母都是內地人，政府的一刀切限制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政策，是不是歧視港人的內地妻子？

不過，在批評社會不包容、媒體不客觀的時候，新移民這個群體，是不是可以主動地做一些事情，來慢慢改變人們的這種負面印象？來發出更多自己的聲音？

忽然想到了新加坡，剛剛過去的選舉，新移民的表現，讓媒體還有社會，開始關注到他們這個原本總是在政治議題上保持沉默的群體。他們的參與，也開始改變一些人對於新移民的刻板印象。

這樣的問題同樣存在於香港。如果寬泛一點來談論新移民的話，還有一批人，就是那些拿著中國護照，從海外來到香港的內地人，以及越來越多在香港讀書之後留在香港工作的內地學生。他們當中，大部分的人對香港的公共事務並不關心，更不要說參與，即便是成為了永久居民，擁有了投票權，卻從來不行使自己的投票權利。身在香港，遠望神州，享受著香港的好處，卻無法從這些人的身上看到對香港的任何承擔。

在香港，也沒有太多的聲音來關心新移民更多地參與公共事務的話題，對於新移民的需求，依然停留在福利層面，至於那些新產生的生活無憂的新移民階層，公共事務更是顯得和他們沒有太大的關係。在這樣的情況下，新移民更應該意識到參與公共事務，關心本地話題的重要性，因為一方面可以讓社會聽到這個群體更多的聲音，另一方面，也是讓自己更快地找到身份認同的一個方法。

不管是我，還是我所遇到的那個講者，我們作為過來人的共同經歷，那就是要讓自己關心自己生活的這個城市，以及在這個城市裡面發生的事情，同時參與進去，相信自己和這個城市裡面的其他人一起努力，可能會帶來自己想要的那種改變。

港人為何排斥新移民

香港和內地最大的邊界不是深圳河，是兩地不同的法制。香港人的恐懼，不是恐懼內地人，人和人之間的交往是沒有問題的，商業交往也沒有問題，香港人恐懼的是不守法的管治和行事方法。

對話嘉賓

戴競：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學生，2006年從內地來港讀書。

鄒君逸：香港中文大學政治系學生，香港出生。

陳景輝：香港「本土行動」成員，社會運動的積极參与者。

何秀蘭：香港立法會議員。

耿春亞：在港內地畢業生聯合會主席。

閭丘露薇：鳳凰衛視主持人。

爭奪資源

戴競：講到內地和香港本土的人才競爭問題，這點我挺有感受的。我有兩個中學同學，本科分別在美國和英國念的，念完之後他們都來香港找工作，一個去了巴黎銀行的投資銀行部，一個去了花旗銀行，收入都非常好。香港同學聽到這些消息以後，不難想像他們心裡的感受，這些工作在香港的同學看來是最頂尖的，現在都被內地學生搶了，所以他們有一種恐慌、一種無奈。

閭丘露薇：鄒君逸，剛才聽了戴競講的，你覺得越來越多的內地生來港，是不是真的造成了本地生的恐慌？

鄒君逸：與其說恐慌，不如說我們大多已經接受了這個現實，香港同學知道我們的優勢沒有了。在中大有一個交流計劃，每年有幾百個同學可以回內地實習，這個計劃非常受歡迎。為什麼？因為現在很多僱主都希望你有在內地工作或者實習的經驗，所以有很多香港本地的同學願意參加這樣的計劃。現在普通話的課程也越來越熱門，我們都在嘗試提升自己的競爭力。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市，挑戰和競爭是一直存在的，我們接受這一點。

閭丘露薇：剛才我們討論的都是發生在校園裡的問題，其實在校園之外不同背景的族群也會有這樣的衝突，互相很難去理解對方的思維方式。陳景輝，你覺得不同族群之間的對立形成的原因是什麼？

陳景輝：（香港）今天出現了「本土力量」（一個反對內地新移民獲得香港人同等福利的網路小組）。雖然我不同意他們的判斷，但我覺得他們依然指出了香港社會的一些新問題，這些問題是每一個香港人都切實感受到的。譬如你去到旺角、尖沙咀、銅鑼灣，你會發現周圍的人幾乎都在講普通話。我們以前去西洋菜街，基本上就是開討論會，或者發傳單、徵集簽名這些，但現在你會發現那裡幾乎全部都是內地遊客。還有內地孕婦來港生產的事，現在的情況很誇張，每年香港新出生的嬰兒中有一半是內地孕婦生產的。

在香港的知識界，對「本土力量」有很多批評。他們認為這班「本土力量」的朋友是一些排外的人，過於強調香港人的身份，而忘記了香港其實也是一個移民社會。

剛才講的這些是現象，現在我想談談我自己的觀點。第一，我不支持「本土力量」說新移民是「蝗蟲」的說法。第二，我想說我們也要同情地去看「本土力量」的觀點。他們的種種反應，無論是對香港的公共醫療系統，還是香港的財政資源的分配，都是因為作為香港公民，我們沒有辦法參與決策。於是當他不能參與城市進程的時候，那種不由自主的失落，就會促使他們去找替罪羔羊。

何秀蘭：剛才陳景輝提到香港人的身份問題。其實誰才是香港人？有一類人叫原居民，他們大多是新界農民，如果以法律和歷史來看，他們才是香港人。而我們現在的大多數香港人都不是原居民。香港是一個移民社會，以前的香港人對從內地偷渡來的人很友善，因為他們自己大多也是逃難過來的。

香港其實是有能力容納新移民的，所以現在每年5萬的單程證來港並不是問題。那問題出在哪裡？個人和個人之間可以共處，但當政府插手的時候就麻煩了—我們香港政府經常是「點金成石」，他們一插手事情就糟糕了。90年代末的居港權之爭，當時的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蕭炯柱，他是一個我很尊重的官員，他那時候都講如果有167萬人過來，香港的排污系統是受不了的，每個人沖一次廁所，我們的排污系統就會垮掉。「本土力量」將內地人比作「蝗蟲」其實就是那時延續下來的恐懼。

到了今天，對新移民的歧視主要集中在香港社會的底層。為什麼？因為新移民不會影響到有錢人和城市中產，他們巴不得多一些內地人過來，買多幾個LV。但是對底層的民眾來說這種影響是很實際的。比如他排了很多年等公屋，就快輪到他的時候，突然說，有一個新移民是單親媽媽，她的情況很凄慘，因此她要插隊，這種時候他會怎樣想？所以說新移民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資源分配的問題，只是本地底層用新移民來做替罪羔羊。當政府告訴他們新移民過來就是佔用你們現在的資源，他們的抗拒當然會很強烈。

「感染」社會

閭丘露薇：耿春亞，你作為一個從內地來香港很多年的新移民，你怎麼看待香港人的身份問題？

耿春亞：我來香港已經8年多了，但還沒有申請永久居民，因為我想不通為什麼要申請。我這輩子從來沒有想過要領綜援，也不可能去申請公屋，所以我不覺得香港身份對我來說是一件必要的事，相反我倒是擔心如果申請了香港永久居民，那就意味著失去中國（內地）公民的身份，這是我不願意的。

我們再來看派錢的事。我到香港8年了，但我不會領這6000塊，說實話，我覺得受之有愧，這6000塊和我沒什麼關係。

接著說生孩子的問題。這也沒什麼可爭的，這個事情很簡單，政府多投資辦些醫院就可以了，當然也可以引進內地的資金和人才，這不是什麼困難的事。還有教育的問題也是一樣，政府增大投入就可以了。內地人來得越多越好，對香港社會而言，這不會造成什麼負擔。這些人都是納稅人，他們能給香港創造價值。

閭丘露薇：針對耿春亞講的，我想提兩點。第一，每個內地來的新移民，當你在香港住滿7年考慮是不是要拿永久居民身份的時候，有一個因素是不該被忽視的，就是你可以有選票，你有了選舉權。另外，這6000塊錢的重點不是說你個人需不需要的問題，它涉及的是一項公共政策，既然是公共政策我們就要去討論它背後的理念和思路。

《蘋果日報》前陣子有篇文章，說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是「內地惡質社會」影響香港的又一個例子。所謂的惡質社會，作者舉了很多例子，比如說貪污、行賄、不排隊、不守秩序等等，他擔心越來越多的內地人來到香港之後，會把這些也都帶來香港。其實我想這也是很多香港人的擔憂。我自己來香港十幾年了，坦白講我是覺得香港現在的公共衛生、公共秩序的確沒有過去好。我自己也見到過一些事，比如有的從內地來的同學會給老師送禮希望能給他一個好成績，這樣的事情可能對香港本地的同學來說是他想都沒想過的。但另一方面，香港和內地的融合是無法避免的。人總是要來，這些不好的習慣也一定會被帶來香港，所以我想問一下何秀蘭，你覺得香港政府在面對這些必然要發生的變化的時候應該要怎麼做？

何秀蘭：文化的融合，其實由政府去做是不夠的，也不會做得很有效，最大的能量是在傳媒。無論是推動融合還是撕裂社群，傳媒的力量都是最大的。這就需要社會上一批有影響力的，拿著筆或者拿著麥克風的人，大家一起打開自己的視野，平等地看待不同地方的中國人，甚至不只是中國人。

政府可以做的事情不多，但也不是完全沒有，但除了資源調配，在文化方面政府能做的很有限。這點可能和內地不同。在香港，政府的管制方式是通過法律，而法律只是管普通人不要謀財害命，不要傷害別人，不要做壞事，但是法律是不會要求大家做好事的，不會說你今天沒有日行一善就要罰款。這可能是香港和內地的一個差異。我以前回內地聽大家講「五講四美」，要這個美那個美，到處都在宣傳，政府機關也掛這些口號出來。要是香港政府說這些，大家一定會笑。

其實香港和內地最大的邊界不是深圳河，是兩地不同的法制。香港人的恐懼，不是恐懼內地人，人和人之間的交往是沒有問題的，商業交往也沒有問題，香港人恐懼的是不守法的管治和行事方法。

（此文根據每月在香港舉辦的「我在中國」論壇「出·走」系列第三場對話編輯整理。整理者：浪子、黃海、黃庭堅、Stephen、田悠、馮自強、黃雋詠、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