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20年了，這些人過得究竟怎麼樣？

灣區人生活掠影

來自中國新聞周刊

我們都是「灣區人」

本刊記者 | 徐方清 閔傑

本文首發於總第810期《中國新聞周刊》  

48歲的洪為民、40歲的黃卜夫和38歲的吳新，如今都是香港人。

但20年前，香港回歸時，廣州出生的黃卜夫剛在杭州開始大學生活，在香港一所技校讀高中的吳新卻覺得自己不是讀書的料，還不如早點踏入社會。

1997年7月2日，香港回歸後的第一個工作日，現為深圳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的洪為民做了一件至今仍讓他感到驕傲的事。一早他就帶了一本金庸小說，去香港移民局申領第一批香港特區護照。隊伍排得很長，下午四五點鐘，他終於在快要下班的時候拿到了護照，序號292。

東北小伙鄒友仁當時才11歲，在那個網路還沒有興起的年頭，他在電視機前懵懵懂懂地見證了英國米字旗降下、五星紅旗和香港特區區旗在香港會展中心升起的時刻，「挺激動的」。

現在已經在駐香港的一家國企工作了7年的鄒友仁，3年後就有機會申請成為香港永久居民。是保留現在的深圳戶口還是拿香港身份，經濟學碩士畢業的他還在權衡利弊，「現在還不是做決定的時候，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他說。

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吳新倒是想清楚了，如果有機會，寧願選擇放棄香港身份。在深圳開著一家快餐廳的他，如果能有內地身份，做生意和日常生活都會方便很多。「既然內地去香港那麼方便了，我幹嗎非要香港人身份？」

2003年浙江大學碩士畢業後，黃卜夫到香港中文大學讀博士。他找工作的時候正趕上香港回歸十周年，當時深圳有工作機會，但他選擇留在了香港。「那時候跟內地比，香港的優勢還是很明顯，很多人畢業的第一反應都是留在香港。」

但不過五年後，2012年，已經擁有香港身份並定居香港的黃卜夫「逃不過大勢」，又到深圳做了一名「創客」，過上了他曾經最討厭的每天要將大把時間耗在上下班路上的「雙城生活」。

  2010年8月25日，晚上下班後張婷通過口岸回深圳。遼寧大連女孩張婷（左），上午10點從深圳家裡出門，過福田口岸到位於香港的公司上班，晚上8點下班後在通過福田口岸回到深圳的宿舍，星期六和星期天晚上有時還會加班。

張婷說，像她一樣住在深圳每天往返深港的同事和朋友還不少，現在連接深圳和香港的地鐵非常方便，過關也很方便，很多人都是「一簽多行」。圖/新華

  2017年4月26日，回程的港鐵上只有一個空座，爸爸讓女兒張悅彤坐下，自己站在一邊，聽她講晚上訓練時的趣事。

13歲女孩張悅彤是深圳一名初一的學生，4歲開始玩攀岩。課餘時間，張悅彤與父親張建東每星期穿梭於深圳、香港之間，「打」遍兩地攀岩館。她9歲成為廣東省冠軍，12歲成為全國冠軍，目前是中國國家攀岩集訓隊最小的運動員。張悅彤家住在深圳南山區。爸爸做銷售，工作時間有彈性，只要不出差，張建東就把「女兒時間」安排出來，雷打不動。從彤彤八九歲開始，爸爸每周都會帶她去香港攀岩。父女倆的深港雙城記，已持續5年。圖/新華

父輩的國

十歲那年，洪為民和母親一起，第一次到了香港。「1979年1月16日下午五點鐘左右。」洪為民脫口而出這個日子，「冬天，我們到的時候天快黑了」。

火車從深圳穿過，窗外是一大片麥田。母子兩人在羅湖口岸排了一天的隊，也找不到地方吃午飯，邊檢處還是木頭搭建的房子，「紅頭髮的印度兵很兇」。在港英政府時期，口岸工作人員多是印度人。

洪為民的父母都是印尼歸國華僑，祖籍福建省龍海市，新中國成立後響應建設祖國的號召回國。洪為民的小學是在上海和江西兩地讀的。同為大學畢業生的父母，分別在上海和江西做電機方面的工作。

爺爺去世後，1978年，父親就先行去了香港。洪家在內地沒有多少親戚，反倒是爺爺和父親的兄弟姐妹，在香港的還比較多。由於父母的大學學歷在香港不被承認，一開始也就只能在工廠做工。

父親先是在香港租了個只有4平方米的房間，對於一家三口來說，房間實在太小。他們看中了海邊菜田裡的一個10平方米的木屋，買了下來。「就是現在香港大學足球場那片，房子還是小，但環境很好，每天可以看日落。」

住了大約半年之後，木屋被政府拆了，一家人就搬到了臨時房屋安置區，這些臨時房屋主要是給受水災或者拆遷影響的人準備的。政府已經提前搭建好了屋頂，住戶需要自己用鐵皮和木頭圍起來，就是房子了。三口人10平方米，四口人12平方米。

到了香港後，洪為民直接上了初中。他不會說粵語，英文也只會26個字母，心思就全放在學業上，幾乎沒怎麼關心時事。就是住在鐵皮屋的這大約6年的時間裡，洪為民考上了香港理工學院，15歲的洪為民成了學院里年紀最小的學生。

隨著洪為民大學畢業開始工作，母親學了會計，在一家公司做財務，父親也找到了在一家美國公司做測試工程師的工作，家裡的條件才逐漸好起來。

雖然剛到香港後生活艱苦，但當時香港人對內地人歧視很少，這種對外來人口的包容性和改革開放之後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後的深圳特別相似。而香港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作為一個國際性社會，其居民除了中國人和英國人之外，還有很多來自菲律賓、葡萄牙、美國、加拿大、印度、泰國、日本等國家的人口，共計超過20萬人。這相當於，在上世紀80年代初香港的500多萬人口中，每30人當中，就有一個外國人。

「香港排外，也就是最近幾年的事。」吳新說。

位於香港北區和深圳鹽田區邊界上的沙頭角，橫跨深港兩地。1896年6月9日，中英兩國在北京正式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就此強租新界，租期為99年。1899年3月18日，雙方勘定新界北部陸界，劃定沙頭角（原名桐蕪墟）內乾涸河底的中線為界限，東側屬中方，西側屬港英當局。1997年香港回歸後，東側屬香港，西側屬深圳。其中，河尾一段長約200米、寬約7米的街道被稱為「中英街」，形成獨特的「一街兩地」「一街兩制」。

因為沙頭角裡面含有香港區域，所有進入的人都要辦理邊境通行證，而沙頭角居民也需要憑證出入，這讓沙頭角有著「特區中的特區」的稱謂。除了中英街的街道是無阻隔的外，其他地方都有界河和高高的圍牆隔開。透過幾處圍牆的鐵柵欄，可以看到香港那邊的汽車都是右置駕駛位。

雖然居住的地方屬於深圳管轄，但作為香港居民的吳新卻要在香港的學校上學。這種每天都要「跨境」的經歷倒沒有給吳新留下多麼特別的感受。在香港的很多天主教、基督教學校里，宗教的色彩比較濃厚，國家的意識比較淡薄。吳新的印象中，學校里就沒有舉行過升國旗之類的儀式，作為學生，他除了上課，剩下的主要就是玩，很少去關注香港和內地的不同。

反倒是他父輩那一代，對於國家的認同比較強，即便很多人為了生計和其他原因換成了香港身份。他們可以容忍別人說他們的不是，但不能接受有人罵自己的國家。

在「文革」中受到衝擊的洪為民的父母，到香港後也沒有對國家有什麼怨言。在印尼長大的他們，從小就受到歧視。上世紀印尼發生幾次排華事件時，不論是在內地還是在香港，父親經常對洪為民提起，他有哪些同學、老師、朋友在排華事件中遇難了。

「國家作為中國人的後盾，在父母的心裡是毋庸置疑的。」洪為民說，即便他們對某些政策和做法有異議，但不會影響對國家的認同。性格比較活躍的洪為民母親，如今經常參加愛國愛港團體的活動。

香港的「簡單」生活

「我們放學就玩，不像內地放學了還得補課。我小時候雖然家裡條件不怎麼好，但我老婆說，我比內地的學生幸福多了。」吳新對於內地的比較多的了解，是在和女朋友拍拖後。一個2008年來深圳走親戚也順帶著旅遊的安徽姑娘，經人介紹和吳新相識。如今，兩人有了一個7歲的兒子，現在正等待他們第二個孩子的降生。

2009年的婚姻和2010年兒子的出生，改變了吳新的生活軌跡。為了照顧家庭，他又回到了他不喜歡的餐飲行業，並在2014年在自己的房子里開了快餐廳。

在這之前，吳新幹得最開心的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可口可樂在香港的公司當送貨工。從2005年到2009年，他做了五年。每天早上5點起，路上要將近兩個小時，先坐大巴「過境」去香港，然後換火車到公司附近，再走上一段。 儘管是份苦力活，掙得也不多，但按時上下班，吳新覺得內心是自由的。

從1988年舉家搬到沙頭角，這些年裡，吳新也認識了很多新朋友，但能真正聊到一起的哥們兒還是在上學時候一起玩的人。吳新所在的沙頭角沙欄嚇村是一個有三百多年歷史的客家古村，和香港的哥們兒在一起，要簡單和快樂得多。

簡單，也成為黃卜夫2007年博士畢業後舉家選擇留在香港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的太太比較喜歡簡單和規則化」。

在浙江大學的7年本碩連讀課程讀完之後，黃卜夫同時拿到了新加坡國立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OFFER，最終選擇了香港中文大學去讀人工智慧的博士學位。除了因為離家近外，還因為導師徐揚生在業界是權威，而香港的學術氛圍、國際化視野也都頗有吸引力。

作為廣州人的黃卜夫小時候看香港有點鄉下人看城裡人的感覺，而很多香港人過來則很是「衣錦還鄉」的模樣。但對於這個一水之隔的「城裡」，黃卜夫一直等到去香港中文大學上學，才第一次去。讓他一上來就感觸頗深的是當時香港最先進的支付系統和地鐵公交系統。

在學校里，讓黃卜夫至今覺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他在實驗室里遇到一個香港同事，是虔誠的基督教徒，他同對方進行過很多交流。雖然黃卜夫現在依然不是一個基督教徒，但如果沒去香港讀書，他不會開啟了解宗教的興趣，也不會去看很多宗教方面的書。

對香港的整體教育環境感到滿意，更堅定了2007年黃卜夫博士畢業後和太太留在香港的想法。越是經濟發達的地方，會越重視教育，香港在教育資源上和制度上，已經處於精雕細琢的階段。就在今年，黃卜夫的女兒剛剛經歷過申請小學的過程。要經過三輪面試，前兩輪是女兒，最後一輪是家長，5000人報名，最後挑了120個。雖然過程不容易，父母也特別操心，尤其是不能女兒面試過了可老爸老媽面試砸掉了。

「選拔全程是透明的，結果是一清二楚的。你可能也會有遺憾，但不會覺得過程不公平。」黃卜夫想都沒想過托關係的事，他聽說過曾經有老師暗中照顧，但最後要負刑事責任。

「香港願意用十塊錢的成本去防止一塊錢的過錯。」黃卜夫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弊病是，如果是我們去推進項目，會覺得香港的很多程序導致效率很低。」

鄒友仁近些年回到東北老家，會時常被問到，香港是不是已經亂了。他會回答說，「我所生活和感受到的香港是一種很穩定的狀態。」在工作中，鄒友仁遇到的香港人「第一非常專業，第二非常敬業，第三人也很友善，很守規則 」。

兩地都是歸處

下午4點一過，沙頭角很快沉靜下來。大雨也突然而至，一下就是一個多小時。吳新的餐廳開在臨道路的平房裡，屋子裡的悶熱一散而盡。

餐廳晚上不營業，這原本是吳新一天中最放鬆的時候，但淡淡的愁容一直在他臉上。「我太累了」「為了家庭，我是男人，我沒辦法」「我做出多大犧牲都沒關係，只要家人過得好就行」，這些話他重複了很多次。

每天凌晨4點，吳新就要起床準備，有時3點鐘就得起來。白天他一般不怎麼睡，因為睡不踏實起來會更累，到晚上九點半，他必須強迫自己上床休息。

吳新的累不在體力上，而是他「被餐廳困住了」。在夜生活豐富的香港，他這樣的作息幾乎不可能和哥們兒有聚會的機會，更何況住在沙頭角這個深圳和香港交界處的他，也幾乎是距離聚會地點最遠的那個人。

打電子遊戲是性格內向的吳新排遣壓力的主要渠道，有時也聽搖滾樂隊Beyond的歌曲。70後的他，對於那個時代紅極一時的流行歌星都「不感冒」，包括香港「四大天王」，「只有Beyond 能感動到我」。

吳新上次休息差不多是一個月之前，因為要陪懷孕的愛人去香港做產檢。他只要一休息，就會把店關上，「店裡包括我、老婆和我媽，再加上雇請的三個員工，總共就六個人，我不在，我怕他們會出錯。更何況現在一缺就是兩個人。」

吳新媽媽是反對他動不動就關店的，父母那一輩人，覺得關一天就少掙一天的錢。但在吳新看來，一年少掙幾天的錢對他的生活也沒有本質的影響。每到春節，他都會關店十幾天，或者帶上孩子陪愛人回家過年，或者就是趁寒假多陪陪孩子。

有人勸吳新晚上也營業，他拒絕了，一是因為晚上顧客少，二是他的店在居民區，那樣會影響大家的休息。

從兩年多前開始，為了「反水客」，沙頭角加強了管理，不僅遊客購物會限額，超過需要補交稅款，而且持「藍證」（藍色紙張的邊境通行證）遊客必須在6點前離開。如今，每天下午4點開始，中英街的商鋪就陸續打烊了。

影響中英街生意的，不僅是沙頭角多起來的管制，更主要的原因是現在內地去香港很方便了，尤其是在2003年實施「自由行」之後，沙頭角原有的獨特優勢一天天在流失。

  2013年5月29日早上7點多，在深圳福田口岸，跨境兒童在工作人員的看護下通過學童專用通道過邊檢。

在深港口岸，經常可以見到一群群孩子背書包、身穿制服，由保姆帶領著通關出入境。他們被稱為「跨境學童」，即生活在深圳，在香港讀書，擁有香港居民身份的孩子。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後，跨境婚姻大幅增加。2006年起，赴港生子潮興起。2009年內地孕婦在港所生嬰兒3.7萬人，佔全港新生兒的45%。這使得居於內地而擁有香港身份的兒童數目不斷增加。香港教育局提供的數據顯示，2012至2013年度，有1.6餘萬名跨境學童在港就讀。圖/新華

  2017年5月25日，陳熙文（左）在生產線上與林師傅討論裁剪布料。林師傅同樣來自香港，從2013年開始就跟著陳熙文創業。

1993年出生的香港青年陳熙文，13歲那年出國留學，20歲學成歸來，放棄了繼承香港中心區的一家高級定製西裝店，北上深圳，開拓自己的事業。

在經營門店的過程中，陳熙文開始嘗試開拓B2B市場，發現海外市場對高級定製西裝有大量需求。在靠近東莞的深圳觀瀾地區，他租下了一棟廠房的一整層，作為事業的新起點，利用海外學得的銷售經驗，開始接洽國外訂單。「我對香港的感情是不用說的，畢竟是土生土長的地方，是自己的家；而深圳，作為事業起步的地方，我對她慢慢產生了感情和興趣，這裡變得越來越熟悉。」圖/新華

黃卜夫當年在去香港中文大學讀博前，急匆匆地跟在杭州當老師的女朋友完婚。除了要給對方一個定心丸，還因為當時如果不結婚，女朋友以居民因私方式辦通行證去香港都很困難。

就在2003年7月28日，經國務院批准，包括廣東在內的11個省（直轄市）的部分城市陸續開辦居民個人赴港澳地區旅遊。

一年後，黃卜夫的愛人也到了香港，繼續求學。2007年，博士畢業的黃卜夫選擇留在香港工作，儘管在深圳也有很好的就業機會。對於當時從內地到香港讀書的人來說，這是第一反應，就像在內地，外地人去北京、上海讀書，畢業後肯定想留下來，只是得看有沒有好的機會。

但五年後，黃卜夫就又回到了深圳。其實2007年黃卜夫已經意識到香港產業空心化的問題，如果沒有產業的支撐，那麼做研究就是無本之木，隔靴搔癢 。隨著工作的推進，這種感覺越來越強烈。

這個時候在香港求學的內地畢業生，也不再把留在香港作為最優選項。他們的訴求已經多元化，有人更崇尚法治，看重教育，有人會更喜歡充滿活力的環境，看重經濟發展的前景。

已經在深港兩地工作了7年的鄒友仁就還拿不定主意。他的工作關係在香港，戶口還在深圳。近些年，他的社保都是自己按照大陸最低標準在深圳交的。「內地社保跟很多東西掛鉤，沒敢斷。」

2010年7月在美國一所大學取得經濟學碩士學位後，鄒友仁應聘進入現在的這家央企，他看重的一點就是，這家央企在深圳和香港都有總部，這樣他今後可以有更多的選擇。

「我是一直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鄒友仁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距離可以申請香港身份還有三年時間，他要考慮個人職業、家庭規劃等重重因素，根據後面的變數隨時調整。總的來說，就是在雙城態勢下，最大限度地利用雙城優勢，靈活規劃。

鄒友仁現在會在淘寶上買些家裡的生活用品，寄到深圳同事的家裡，他從深圳回香港時再帶回來。因為如果直接郵到香港得好幾十塊錢，郵到深圳則免費。而從香港回深圳時，他就成了代購，幫深圳的朋友買些他們需要的香港奶粉、藥品等等。

對於像鄒友仁、黃卜夫、洪為民和吳新這樣經常穿梭於深港兩地的人而言，他們習慣了跟人說「回香港」「回深圳」，或許潛意識裡，兩地都是歸處。

在大學畢業兩年後，洪為民就選擇創業，與朋友創辦軟體公司，也熱心於社會活動。2007年香港回歸十周年時，他是香港大球場四萬人參與的青年大匯演的召集人。2008年，他被評為2008年香港十大傑出青年，後還曾任全國青聯常委兼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特邀顧問。

2014年，深圳前海管理局聘任洪為民為前海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他的生活軌跡進入深港「雙城模式」。他認為自己的優勢在於，「香港人不會把我當深圳人，深圳人也不會把我當香港人」。很多香港人把他當成香港政府的人，而深圳的政府官員會好奇地問他：你還拿著香港的身份證嗎？

洪為民確實希望人們能不再在意他是香港人還是深圳人，「如果有一天，兩地的居民不再強調自己是深圳人還是香港人的身份，而是說，我是灣區人，那就好了。」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提到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這是粵港澳大灣區概念首次出現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

在洪為民看來，粵港澳大灣區除了是一個好的品牌和擴大範圍的生活區，更重要的是，它還具備非常完整的產業鏈。香港有設計、金融基礎；深圳有應用研究和小規模的批量生產，還有金融；東莞、惠州、中山則有大規模的生產。再有，灣區內有三個全球前十位之內的碼頭，有全球排名第一的空港。

「這個產業鏈除了東京灣，沒有別的灣區可以比擬。」洪為民說。一些障礙也是特有的，比如兩種制度、三方海關、三種貨幣。因此，大灣區需要優勢互補，互相欣賞，互創價值。

每個地方有每個地方的優勢。黃卜夫認為，如果能突破一些政治壁壘，實現兩岸三地甚至四地之間的優勢互補，是能產生化學反應的。

再過四五個月，吳新的第二個孩子就要降生，他最迫切的希望是，岳父母可以不受一個月只能在沙頭角待一周的限制。再長遠些的期待則有，沙頭角的人員出入能更加便利，居住在深圳的他能有張深圳的身份證。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吳新、鄒友仁為化名）

值班編輯：飯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