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意識形態戰爭之路：德國（1918年至1945年）
來自專欄 一條斑馬樹
不考慮政治目的，任何戰略觀念都不能被認為是完整的。
——克勞塞維茨
- 戰敗的後果
「我們必須正視眼前的現實：在某種意義上反對我們的是一個世界性聯盟；我們決不能無視一個事實，那就是如果我們試圖深入地探知這個世界性聯盟的基本緣由，我們就會反覆碰到害怕德國世界霸權的心理……對德國專制主義的恐懼是我們不得不加以考慮的最重要事實之一，也是構成敵人力量的最強勁因素之一。」
——德爾布呂克，1917年
1918年春季德軍在西線孤注一擲的進攻遭到失敗，但直至10月26日德皇才解除了魯登道夫的職位，繼位者為威廉·格羅埃內爾將軍。這位新的軍方領導人面臨著德國政治和軍事上的雙重災難，俾斯麥締造的「准霸權」地位已經喪失，「革命」的影子在隨著戰敗愈發真實。罕見的形勢壓力迫使格羅埃內爾不同於之前的軍方領導人，第一次基於對德國現實環境的理性評估進行戰略締造。他在軍事失敗和國內革命的環境下構造的戰略是：在國內，將軍隊作為保證穩定的一種工具予以維持；在國外，維護德國領土完整。
為了避免革命（十一月革命）後脆弱的新政治秩序再次顛覆，他不僅拒絕了皇帝進軍柏林鎮壓革命的想法，而且迫使威廉皇帝退位，這個聲名掃地的皇帝作為最高統帥已經成為實現戰略的最大障礙。在軍方內部，他壓制了所有繼續進行戰爭的冒險計劃，他很清楚德國已經被打敗，再打下去只會進一步惡化德國的地位。1918年10月至1919年6月，格羅埃內爾在極端混亂的環境下，實現了自身戰略。儘管德國損失了少量領土並擔負起巨大賠款，但這個僅僅統一不足半個世紀的統一體得以保存，經歷四年半戰爭後物資、人力和精神普遍耗竭的德國也終於得以喘息。
凡爾賽條約的簽署讓這個新政治秩序從一開始便聲名掃地，凡爾賽條約的初衷便是剝奪德國的「准霸權」地位，並限制其實現這種地位的各種手段。因此，魏瑪共和國的領導人面臨著三項壓倒一切任務：處理戰爭的經濟後果；對付凡爾賽條約的政治和經濟影響；為共和國確立一個堅實有力的基礎。而凡爾賽條約對於德國軍隊的嚴苛限制，也使德國在俾斯麥離職國家戰略的主導權第一次掌握在政治家手中，而軍人第一次被局限于軍事的專業領域。
- 魏瑪共和國時期的戰略
總體戰不單單是軍隊的事，它直接涉及到參戰國每個人的生活和精神。
——魯登道夫《總體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表明，軍事力量本身不再能夠決定戰爭，這場歐洲歷史上的第一場工業化戰爭表明了國家的物資和精神資源的潛在和實在動員所起的重要作用。戰後德國的將軍和學者們開始對一戰進行評估，這些各種形態的軍事思想構成了未來戰略規劃的基礎。
這些軍事家們關於未來戰爭的討論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新銳武器技術，坦克和軍用飛機成為了解決上次大戰陣地戰和物資戰難題的工具，這些武器的使用預示著戰爭向運動戰和決戰的回歸；第二部分為強調國民生活的廣泛領域在未來戰爭中的重要意義，在總體戰中經濟資源和動員經濟資源的能力已經成為了決定因素。1930年退休中將馬克斯·施瓦特斷定，戰爭的工業化已將工人的武器生產置於同軍人的武器使用同等重要的地位；第三部分為心理戰，這些人認為心理戰同武裝衝突和經濟戰一樣必要，這也反映了革命使德國軍事領導人意識到自身權威崩潰的危險。
當然有些軍事思想的研究也構成了致命的危險，庫爾特·黑塞的《統帥心理學》中希望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統攝人心者」的無限權力來解決所有問題，他們要求和支持和平時期社會的完全軍事化。而1935年魯登道夫出版的《總體戰》一書則強調了「全國的情感統一」已成為戰爭中的決定性因素，而國家的統一則基於民族和種族上的一致。他直接點出了軍事化「國家種族共同體」的國內敵人：猶太人、羅馬天主教會和社會主義者。
當然以上為適應下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略規劃並不適用於剛剛從戰敗和革命中建立起來的魏瑪共和國，隨著威廉·格羅埃內爾將軍在軍方內部的再次掌權，他和他的副手庫爾特·馮·施萊歇爾提出了基於國內鞏固、經濟復興和重建大國地位的三階段綱領，而且其前提為將德國安全置於國際機構和大國集體安全制度之內。而格羅埃內爾一方的對手——以塞克特將軍為代表的一方，卻將國際地位視為國家重建和經濟復興的基礎，把後兩者當作「必然而然」的事情。
1932年12月11日《日內瓦五國宣言》承認了德國在軍備方面的「平等權利」原則，但德國軍方渴求的那種軍力擴充卻遠遠沒有實現。隨後，1933年的經濟危機席捲整個世界，德國損失尤為慘重。這兩件事標誌著德國在戰後集體安全框架內重建大國地位這一戰略終告失敗。
- 重新武裝與軍方：戰略的衰落
「德國人民受到太陽（希特勒）的指引和領導，這一切或許是天註定的。」
——隆美爾
興登堡總統於1934年去世後，德國原先相互競爭的權力中心全都從屬於元首——希特勒。希特勒就任元首和納粹掌權鞏固了政治領導在戰略問題上的首要地位。
此時德國對外戰略的目標：重新確立軍事主權和大國地位與魏瑪共和國時期一樣，但方法卻大不相同。1933年10月德國決定退出國聯和裁軍會議，擺脫了1918年以後的集體安全體系。1935年，德國重新實行普遍徵兵制。1936年德國佔領萊茵蘭。與此相對的是，德國大規模的「重新軍事化」，儘管希特勒和納粹黨侵犯了軍方在國防事務上的壟斷權和組織權威，但由於雙方目標相同，而且經過一戰的失敗和魏瑪共和國時期的磨礪，軍事戰略服從於政治領導的原則已經根深蒂固，德國重新軍事化的主導權也掌握在希特勒和納粹黨手中，軍官團們則只能提供專業的建議並淪為官僚組織。
1936年德國陸軍重新武裝計劃設想創立36個步兵師、3個裝甲師、3個輕型師、1個山地師和1個騎兵旅。計劃中陸軍平時兵力為83萬人，戰時將有462萬人。1939年海軍Z計劃則提出建立包括10艘戰列艦、4艘航母在內的龐大艦隊。但與德國的軍隊擴張史無前例地速度和規模相伴隨著的則是混亂無章，三個軍種都根據其自身的方法、輕重緩急的次序和目的來規劃和實施重新武裝，甚至三個軍種主要潛在作戰目標都不盡相同。最為致命的是德國政治目的持續含混不明，德國軍隊作戰效能往往並不能完全符合下一個戰場環境，空軍從未考慮到對英作戰，未能研發出遠程轟炸機；海軍針對英國的龐大的Z計劃直至1939年1月才提出，而八個月後戰爭便隨即打響，更別說考慮之後加入的美國海軍了；陸軍在取得對法戰爭的勝利後，作戰目標在英國和東歐平原平原之間遊離不定，並分布在從挪威到北非的廣袤戰場。
除了政治目的含混不明導致的各軍種建設的混亂無章之外，納粹德國龐大的重新軍事化還面臨著資源不足的最大難題，經濟資源的不足沒能迫使希特勒放棄或減緩軍事化的腳步，反而激化了他對外擴張掠奪資源的野心，這就使德國陷入了這樣一個戰略怪圈，即只有征服才能維持重新武裝的步伐。德國為了實現軍事主權、大國地位以及更重要的帝國野心，需要建立一支可以進行多線歐洲戰爭的軍隊，但德國本身的資源又不具備維持這樣一支軍隊，只能靠兼并鄰國來攫取資源。但這樣反而激化與強大鄰國的敵意，德國便需要一支更強大的軍隊，並且只能孤注一擲地發動下一場進攻。德國的國家戰略與其資源重未相符，結果在1936年以後形成了一連串的瓶頸狀態，它征服的國家越多，它面對的敵人也越強大。
此外，與德意志帝國時期面臨的局面相同，沒有任何一個戰略計劃支配這樣一個巨大複雜的重新軍事化過程，德國的軍事戰略締造呈現出分散化和不協調的特徵。按照制度設計，戰爭部長兼國防軍總司令應該具有權威，但其卻無法向三軍總司令施加自身意志，在軍備領域尤其如此。戈林和雷德爾與希特勒的特殊關係嚴重妨礙了納粹德國軍隊整體形成一種全面計劃的努力。而且，與德意志帝國時期軍人掌控國家戰略相比，納粹德國時期的軍隊領導人則完全從戰略領域完全退出，他們一如既往地與其他軍種以鄰為壑地相互競爭，並且持這樣的信念，即政治領導堅實地把握了同戰爭操作有關的所有問題，除了「純軍事」問題。這些導致了「純工具性、技術性思維」，導致了對作戰藝術的全神貫注。納粹德國軍隊及其領導人既未產生也不尋求戰略思想，納粹德國的國家戰略成為希特勒的個人戰略。
- 希特勒的戰略
在這些權力藝術家之中，有兩個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具有一種新的哲學思想。他們敢向經濟人(Economic Man)的神話挑戰，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共同基本因素，而想用「英雄人」(Heroic Man)的神話來代替它。……從希特勒眼中看來，國際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是完全一樣的東西。他認為它們都缺乏犧牲精神，是違反自然的，足以毀滅人類。所以他提出了他的教條：「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領袖。」一方面相信雅利安人和條頓族是優秀的，另一方面又對猶太人表示強烈的仇恨，在他的「聖經」《我的奮鬥》一書中，可以看出來他的思想是與坎東的理論極為接近……
——富勒《西洋軍事史 第三卷》
希特勒就任德國總理幾天後在對德國高級軍官們的一次演講中，希特勒部分地透露出他的政治目的和戰略觀念。他在演講的末尾宣布他的目的不僅僅是修改凡爾賽條約，在恢復大國地位後，他「或許要為新的出口通道而戰….征服在東方的心生存空間，並將其無情希特勒的戰略就此明了，即確立德國在歐洲的首強地位，並且使用德國的力量在東方進行征服。
希特勒的世界觀基礎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人類「生存鬥爭」觀和偽生物學的種族觀。前者形成了這樣的政治觀點，即政治「事實上是一個民族的生存鬥爭」。德意志民族或雅利安民族只有征服東方才能獲取足夠的生存空間。後者形成了一種不可動搖的信念：所謂北歐日耳曼或雅利安種族品質高貴，生來優越。而猶太人則被假定成為一個邪惡的民族，而納粹的責任便是與世界猶太人做殊死鬥爭。前種觀點讓希特勒發動了對蘇聯的戰爭，後種觀點則導致了遍布歐洲的大屠殺和集中營。
顯而易見，希特勒的世界觀和政治觀念，導致其無法將國家戰略置於理性估算之下，教條而又殘酷的意識形態將主導戰略的締造。1936年德國進軍萊茵蘭，這標誌著德國徹底與歐洲集體安全體系決裂，如同1914年，德國的安全現在只能依靠德國的力量。1939年德國進攻波蘭後，英國對德宣戰，希特勒卻在很長時間內一廂情願地認為英德將達成妥協，英國將承認德國的霸權，進而放棄對英國的關注，將資源全部都傾注於東方。當1941年，希特勒征服東方生存空間的戰爭業已開始時，這場看似十字軍似的東征卻沒有得到任何大國的支持，包括作為盟友的日本，在通往莫斯科的漫長征服之旅中希特勒和他的帝國也走向了窮途末路。
在這場戰爭中，決定戰略的是種族主義意識形態信條，而不是理性的謀算；其結果既不符合他的意識形態目標，也不符合理性的經濟或軍事目的。
- 戰爭與毀滅
「這場新的戰爭之於德國，要麼意味著全勝，要麼意味著徹底的毀滅。」
——希特勒
1941年12月隨著莫斯科戰役的失敗和希特勒對美宣戰，納粹德國已然失去了戰略主動權並節節敗退，但與上次戰爭不同，德國仍然維持了「內部統一」並將戰爭從他國領土一直持續至首都柏林。
在經歷了並不久遠的一戰「飢餓封鎖」後，納粹德國力圖通過給德國民眾提供可靠的食品供應來保障國內穩定，並且避免在工資、物價和工作條件等方面讓德國民眾做過多犧牲。這種做法一方面使得德國民眾默許了納粹政權將「非德意志分子」從軍事化的「民族共同體」中剷除出去，並在經歷了盟軍大轟炸和一連串的軍事潰敗後這個「民族共同體」仍然保持了「內部統一」並堅持到了最後一刻。但另一方面德國只能在佔領區剝奪資源，導致了諸如大規模饑荒、統治秩序不穩、難以動員佔領區工業資源等災難性後果。而且，這也導致了德國遲遲未能進行徹底的經濟動員。
在德國那種多頭的元首制國家，德國領導人對戰時生產從未達成最佳控制，也未能達到一種界定清晰的戰略要求，更何況這種戰略根本就不存在。這種經濟混亂狀況直至1942年極具天才的阿爾貝·施佩爾出任軍備部長後才得以改善，但此時德國已失去戰爭主動權，而德國的軍備生產在瀕臨失敗的1944年達到最高峰，可就在這一年德國在各條戰線都已發生了致命的軍事災難。未能把握經濟動員的種種難題，意味著到1941年夏天德國就已經輸掉了對英美兩國的「工廠戰爭」。而上一次大戰表明，「工廠戰爭」就長期而言是決定性的。
1940年春德國在北歐和西歐驚人成功決定性地改善了德國的戰略地位，但希特勒對英德妥協的期望和北歐戰役中海軍遭到損耗使得希特勒無限期推遲「海獅戰役」，這無疑是一項戰略失敗。征服英國需要強大的海軍、盟友的配合和美國的不干預政策，這些因素德國一項都不具備。
1940年7月，希特勒指示陸軍總司令布勞希奇審視「俄國問題」，希特勒的意識形態目的——奪取在東方的生存空間和反對「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再次呈現出來，並同一項戰略結為一體，那就是創立一個堪與英美對抗的、自給自足的大陸性世界強國地位。但在這場戰爭中，德國領導層嚴重低估了蘇聯的資源和能力，就像它嚴重高估本身的資源和能力那樣。而且這場戰爭還被規劃成了種族主義滅絕戰，軍方不僅沒有反對戰爭的意識形態野蠻化，反而不同程度參與其中。德國在東方的戰爭方式服務於「雅利安優等種族」征服生存空間的種族主義目的，並將數千萬蘇聯民眾成為它的祭品。
1941年12月5日蘇軍冬季攻勢開始，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12月11日希特勒對美國宣戰，德國徹底陷入了世界上工業最發達的兩個國家——蘇聯和美國的戰略夾擊之中。1942年年末，德軍在北非針對蘇伊士運河和東歐針對蘇聯油田的作戰均宣告失敗，德國永遠地失去了戰略主動權。但如同1914年一般，希特勒拒絕考慮這場戰爭政治解決的可能性，繼續堅持「要麼全有，要麼全無」，從而杜絕了形成一種成功防禦戰略的可能性。事實上，希特勒是強迫國防軍繼續打一場它無法打贏的戰爭。戰爭本身成為了目的。
希特勒戰時政策中的其它方面也加速了德國的失敗進程。首先，德國重未建立一個系統的相互協調的軍事聯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沒能就對方軍事行動作任何有意義的配合。其次，納粹意識形態的種族主義政策使其對佔領地區極盡所能的盤剝，驅使當地民眾反抗而非合作，德國沒能有效動員整個歐洲的工業力量。最後，希特勒的社會主義達爾文信念進一步降低了理性在德國戰時政策中的作用。儘管各個戰場都失去了主動權，希特勒仍然拒絕任何和平試探，仍然決心將戰爭進行到野蠻的終點。他冷酷無情地堅信「最強者的權利」——消滅弱小民族，並將自己的民族當作這一法則的祭品。
從魯登道夫到希特勒，從軍事專家的支配到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絕對優先地位，德國的戰略思想和戰略行為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克勞塞維茨曾寫道:「國務家和統帥必須做出最初、最高也最深遠的判斷行為，是依據那一檢驗，確定自己正在從事的是何種戰爭；既不將它誤解成也不試圖將它轉變成某種與其性質格格不入的東西。這就是第一號的戰略問題，也是最全面的戰略問題。」希特勒很明白自己正在從事的是何種戰爭，然而德國軍方領導人根本漠視了這個核心的戰略問題。對於他們而言，戰爭始終局限於實際的戰鬥，工業化戰爭的政治和戰略方面引不起多少興趣。他們精細的作戰技巧和高超的戰術技藝只是幫助延長了德意志的民族啟示和歐洲的毀滅。
抱歉，好長時間沒更新了。
一條斑馬樹：一個民族的戰略無常：普魯士/德國
一條斑馬樹：他的元首與他的元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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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本人對《締造戰略：統治者、國家與戰爭/The Making of Strategy:Rulers , States and war》第十二章（作者 威廉·戴斯特）所做的筆記與添加的一些感悟。
配圖來自網路，為使讀者更直觀的了解西方學者的思路，部分選取英文圖片。
封面圖是希特勒在國會向美國宣戰。
不出意外的話，會陸續在知乎上發布以下幾章的筆記。
因之後章節涉及到世界歷史和國際政治方面，需要查閱資料更多，需多些時日才能完成。
第一章 導言：論戰略
論戰略
第四章 14至17世紀的中國戰略
14至17世紀的中國戰略
第五章 哈布斯堡西班牙的戰略締造：腓力二世的「霸權圖謀」（1556——1598年）
哈布斯堡西班牙的戰略締造：腓力二世的「霸權圖謀」（1556——1598年）
第六章 全球戰略的起源：英國（1558——1713年）
全球戰略的起源：英國（1558——1713年）
第七章 追逐榮譽：路易十四治下的戰略締造（1661——1715年）
追逐榮譽：路易十四治下的戰略締造
第九章 一個民族國家的戰略無常：普魯士/德國（1871——1918年）
一個民族的戰略無常：普魯士/德國
第十二章 通往意識形態的戰爭之路：德國（1918——1945年）
第十五章 安全幻覺：法國（1919——1940年）
第十六章 階級戰爭的戰略：蘇聯（1917——1941年）
第十七章 以色列戰略的演變：不安全心理與絕對安全追求
第十九章 結論：締造戰略方面的連續性和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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