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分層與不平等：大家眼中的貧富差距
來自專欄 小雨一日談
Perception and Popular Attitude of Inequality in China （這回說國內的事）
中國經濟不平等狀況
國內社會分層學者們關注經濟不平等已有多年了，官方數據和學者研究都反映出國內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自2003年我國基尼係數已超越安全警戒線0.4，官方數據在0.5邊緣徘徊，學界研究結果直逼0.6）。隨著國家主要矛盾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關於「大家掙得不一樣多」這一事實人們已經達成共識。同時，不管是個人還是國家都意識到社會貧富差距過大會影響社會穩定，所以收入和財富差距不能太過。但是，有共識是一回事，怎麼理解共識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什麼叫過大的貧富差距？不同群體怎麼看待貧富差距（公不公平）？貧富差距怎麼影響人們的生活？這些問題的答案則是千人千面。
收入差距公平嗎？
先來一個大致感受。鄭功成2009年通過對北京、溫州等10個城市的調研數據進行分析發現，相比於社會其他方面，認為目前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人是最多的。然而儘管超過70%的人都覺得收入差距不公平，還是有部分覺得目前的狀況是公平的。為什麼會有這種分歧呢？
- 我的社會經濟地位決定我的公平感。這一說法基於自利理論，即人們基於最大化收益原則判斷收入是否公平。所以該理論認為那些高地位、高收入，現有分配製度下的既得利益者越傾向於認為收入分配是公平的；而底層人則會有其他意見。
- 這一說法雖然大體上合理，但被批評過於結構決定論，忽視了具體的社會情景。相應的，實證數據也並不怎麼支持這一理論，尤其是在教育水平對收入分配公平感的研究中，各種分歧特別大。儘管教育和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高度相關，但是有些研究發現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越覺得分配不平等或者兩者沒有顯著關係（見趙曉航 2015），這與自利理論的預測相悖。
- 自我評價和社會評價的一致性決定我的公平感。這一解釋由劉欣和胡安寧提出，指個體自身的評價和社會共識評價是否統一會影響人們的公平判斷，若是自我評價低於社會共識則會覺得自己所得的社會資源低於社會認可的價值，從而覺得不公平；反之，若相等或者高於，則覺得公平
- 兩人基於2006年CGSS數據的實證檢驗也支持了這一解釋，且在不同性別、地區和收入群體中結果都一致。
- 這一說法還可以解釋為什麼有些底層群體並不覺得收入分配不公平。該理論認為，職業聲望低的底層群體通常對自己有較高的評價，所以他們覺得自己得到了應得的，於是覺得公平。
- 我跟別人比怎麼樣決定我的公平感。這一解釋基於相對剝奪理論，即人們對事物的判斷需要有一定的參考系，並根據參考系的不同得出不同的結論。如果通過比較發現自己境遇比較差，那個人的公平感通常比較低。
- 馬磊、劉欣 2010和周兵、劉成斌 2015的研究都支持這一說法。他們發現無論是橫向和別人比較還是縱向和過去的自己比較都對一個人的公平判斷有顯著影響。
- 我對收入差距的歸因決定我的公平感。這個更加微觀的解釋認為如果一個人認為目前的收入差距來自於個體資質差異等績效因素，那麼ta越可能認為收入差距是公平的；而如果個體採取批判式歸因或者認為收入差距是外部不可控力量造成的，那麼ta就越傾向於認為收入差距不公平 （趙曉航 2015）。
- 歸因方式的差異解釋了部分教育水平和公平感之間的關係：教育水平更高的人可能更傾向於對目前的收入政策採取批判態度，從而公平感更低。
怎麼測量公平感的？
部分研究直接問，「你覺得自己的收入是否合理？」或者「你覺得收入分配是否公平？」。但這種測量方法缺乏客觀性。於是另一部分則採用了實然收入和應然收入的測量方式來反映收入差距的公平性，詳情請見（李路路、唐麗娜、秦廣強，2012；秦廣強，2014，2015）。貧富差距擴大了，你幸福嗎？
當年還嫌棄央視記者到處拎著個話筒問別人「你幸不幸福」，後來發現大部分學術研究對幸福的測量也都是問的這個問題（信度效度都還不錯）。不過除開這個簡單的問題，世界幸福感報告則用了一個更加複雜的量表（人均GDP、社會支持水平、預期壽命、做人生選擇的自由、慷慨程度、對腐敗的感知、積極情感和負面情感；中國2013-2015平均排名83，2017年排名79，2018年排名86）。當然，目前國內數據有限，滿足於「你幸不幸福」也是可以的。
關於幸福感的研究也是有很多，一開始人們關注絕對收入水平與幸福感的關係，然後就發現了一個著名的現象：Easterlin悖論，國民的平均幸福感不隨收入增長而提升。由於收入本身並不能很好的解釋幸福感的變化，人們將目光轉向了收入差距，然後提出了以下幾種解釋：
- 改變預期說：Hirshman提出人們注意到收入差距的增大並不一定是壞事。假設有兩列車堵在隧道入口，當你看到旁邊的那列車走的更快時，你可能會高興因為你覺得自己也即將快要向前走了，即正向隧道效應（Tunnel Effect, 1973）。也就是說，收入差距增大有時會提高個人的收入預期，從而增強幸福感。
- 一些研究數據支持這一說法，比如Knight發現中國農村居民的幸福感與基尼係數正相關（2009），而Jiang et al.也發現城市居民的幸福感隨貧富差距提升而提升（2010）。另外，王鵬發現收入差距對幸福感的影響呈現倒U型，所以在一定區間內，收入差距的增大確實是會增強幸福感的（2011）。
- 相對剝奪說：和上面提到的一樣，幸福感的變化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於參考系的不同。當人們和別人或者和過去的自己進行比較，發現自己混得不好的時候，那幸福感就比較低。
- Brockman使用了World Value Survey的數據。研究發現這一說法成立，相對剝奪感與幸福感呈負相關關係 (2008)。
- 公平觀說：個體覺得收入差距、貧富差距是否公平會影響ta的幸福感。
- 史耀疆和崔瑜（2006）通過對CGSS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個人發展機會是否公平顯著影響幸福感，公平感越低，幸福感越差。另一方面，何立新和潘春陽（2011）也發現機會不平等降低幸福感。除此之外，他們還發現收入差距降低幸福感，但是僅對低收入階層影響顯著。
關於幸福感的一些共識：收入差距對幸福感有負面影響，收入高、教育水平高的較高階層群體受這種負面影響小於底層群體。
研究結果可信度：
- 內生性問題：目前翻到的研究大多使用CGSS的數據，雖然每年受訪人數不一樣，但是有效數據不會低於4000個。現有研究統計模型中的N並不大，所以就表明有數據缺失的問題。數據缺失會影響研究結論的代表性以及研究結論。比如幸福感的研究中，有可能是教育水平高或者收入高的人才可能對幸福感問題作出回答，這就意味著收入差距與幸福感的關係可能並不顯著或者比現在觀察到的更強，即數據有自主選擇帶來的內生性問題。然而，目前看到的研究里很少有對缺失數據進行討論的，所以讀者並不清楚那些納入到統計模型里進行分析的數據是否還具有代表性。即使不直接討論缺失數據，嚴謹的研究也應該對內生性進行一個檢驗，在確保不受影響後再報告結果。不幸的是，對內生性的討論也是很少。所以，對目前的結論需要先存個疑。
- 線性相關：目前已經有研究表示收入差距和幸福感的關係不一定是線性的，但是讀到的研究里大多都還是默認這是線性相關，所以如果在統計模型里將非線性考慮進去，研究結論可能會更加微妙。
參考文獻：
陳池波、李成豪， 2016：《收入不平等、再分配偏好與居民主觀幸福感研究》，《財政研究》第12期。
郝身永， 2015：《究竟是患寡、患不均還是患不公？——基於CGSS（2006）對居民幸福感決定的經驗研究》，《雲南財經大學學報》第5期。
何立新、潘春陽，2011:《破解中國的「Easterlin悖論」:收入差距、機會不均與居民幸福感》,《管理世界》第8期。
洪岩壁， 2017：《再分配與幸福感階層差異的變遷（2005——2013）》，《社會》第2期。
胡洪、曙魯元平，2012:《公共支出與農民主觀幸福感———基於CGSS數據的實證分析》,《財貿經濟》第10期。
懷默霆，2009：《中國民眾如何看待當前的社會不平等》，《社會學研究》 第1期。
黃嘉文， 2016：《收入不平等對中國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及其機制研究》，《社會》第2期。
李駿、吳曉剛，2012：《收入不平等與公平分配：對轉型時期中國城鎮居民公平觀的一項實證分析》，《中國社會科學》第3期。
李忠路，2018：《拼爹重要，還是拼搏重要？當下中國公眾對績效分配原則的感知》，《社會》第1期。
劉欣、胡安寧，2016：《中國公眾的收入公平感：一種新制度主義社會學的解釋》，《社會》第4期。
李路路、唐麗娜、秦廣強，2012：《「患不均，更患不公」———轉型期的「公平感」與「衝突感」》，《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第4期。
馬磊、劉欣，2010：《中國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研究》，《社會學研究》第5期。
孟天廣，2012：《轉型期中國公眾的分配公平感: 結果公平與機會公平》，《社會》 第6期。
秦廣強，2014：《當代青年的社會不平等認知與社會衝突意識———基於歷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分析》，《中國青年研究》第6期。
秦廣強， 2015：《收入差距與公平認知——現階段北京市民的「分配公平觀」及其區域比較研究》，《開發研究》 第2期。
穆懷中、范洪敏，2015：《收入不平等認可影響機制：社會結構地位與流動性預期》，《廣東財經大學學報》第1期。
史耀疆、崔瑜，2016：《公民公平觀及其對社會公平評價和生活滿意度影響分析》，《管理世界》 第10 期。
湯鳳林、雷鵬飛， 2014：《收入差距、居民幸福感與公共支出政策——來自中國社會綜合調查的經驗分析》，《經濟學動態》第4期。
王鵬，2011:《收入差距對中國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分析———基於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的實證研究》,《中國人口科學》第3期。
王韜、魯元平，2011：《收入不平等、社會犯罪與國民幸福感——來自中國的經驗證據》，《經濟學》第4期。
吳菲，2016：《更富於是否意味著更幸福？基於橫截面時間序列數據的分析（2003—2013）》，《社會》 第4期。
吳菲、王俊秀， 2017：《相對收入與主觀幸福感：檢驗農民工的多重參照群體》，《社會》第2期。
謝舜、魏萬青、周少君，2012:《宏觀稅負、公共支出結構與個人主觀幸福感兼論「政府轉型」》,《社會》第6期。
謝宇，2010：《認識中國的不平等》，《社會》 第3期。
趙曉航， 2015：《轉型期中國民眾的分配公平感與不平等歸因——基於「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0」的實證研究》，《甘肅行政學院學報》第5期。
周兵、劉成斌， 2015：《中國青年的收入分配公平感研究》，《中國青年研究》第4期。
鄭功成，2009：《中國社會公平狀況分析——價值判斷、權益失衡與制度保障》，《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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