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與文明進程

來自專欄 國史館

撰文：李永晶

《東方歷史評論》

問題：何謂「蘇聯解體」？

從多種意義上來說，蘇聯在 1991 年 12 月的解體堪稱 20 世紀最有影響的歷史事件之一，而且這種影響還將持續下去。蘇聯解體二十年以來，關於解體原因，包括學者的分析、記者的報道、當事者的回憶與證言等在內，相關文獻可謂汗牛充棟。鑒於這一歷史事件對世界秩序、對人類文明進程所具有的深刻影響，可以預見，各國學者們仍將持續對其進行探索和解析。那麼，這裡所說的蘇聯解體的「影響」究竟何指？這種對影響及意義的探尋，將我們的注意導引向一個被視為自明的、因而未得到解釋的前提性問題：什麼是「蘇聯解體」。我們將發現，對「蘇聯解體」事件自身的認識決定著我們對其影響及意義的表述。

事實上，「蘇聯解體」是一個極其曖昧的說法。如果我們有意注意到這個說法的全稱，即「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解體」，那麼我們就不難發現，所謂的「蘇聯解體」乃是一種複合現象，它具有相對容易觀察的多重結構——僅就「蘇聯」全稱的字面意義而言，我們可以從「聯盟的解體」的角度思考，亦可從「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解體」的角度展開分析；同樣，我們還可以將焦點對準「蘇維埃」及作為其核心的「蘇共」這個組織。此外，「解體」含義也並不明確：這是一種「自然解體」現象，還是一種「被解體」的結果？與前者強調的自然過程相比，後者意味著蘇聯這 一組織形態尚未耗盡其繼續存續的動力，甚至還意味著有其他的可能。由於多數論者沒有注意到「蘇聯解體」這一現象與意義的多重結構，相應的各種論述也就未達到一定程度的明晰，如果不說是混亂的話。

在形形色色的分析與解釋中，意識形態層面的解釋佔有顯要的位置——諸如「資本主義的勝利」、「社會主義的破產」、「邪惡帝國的崩潰」之類的說法充斥著人們的耳目。然而，這與其說是解釋，莫若說是對既定事實的同義反覆：這些說法僅僅是對「蘇聯解體」這一整體現象的另一種表達，因而只是一種循環解釋。與這種論述 相對，從某種具體事實的角度的分析也很常見。比如，蘇聯的「中央集權」、「計劃經濟」、「精英主導」、「民族主義」、「民主化改革」等具體內容得到了關注。誠然，這些角度的分析將曾經猶如暗箱的蘇聯體制的方方面面展示給了世人，但它們還不足以說明蘇聯解體的本質。事實上，「中央集權」、「計劃經濟」等在歷史上曾被認為是導致蘇聯強大的要因。事後解釋雖然更容易得到理解，但卻不免事後聰明的嫌疑。因此，這些基於後見之明的解釋有時被尖刻地譏諷為「預測過去」。這是一種嚴厲的批評。正因為如此，論者就有義務為自己的解釋的有效性進行辨明——從普遍 的原理上、而非已經發生的個別事實上對蘇聯解體進行說明。

這裡我們還有必要注意一種特別形態的論述：蘇聯解體時而被視為「悲劇」，時而被視為「警鐘」。這些論述的特別之處在於，意識形態的因素得到了有意的弱化、甚至掩飾，「蘇聯」被視為一個中性的國家實體與統治機制；僅僅在與自身的利益——比如說多民族國家的統合——相關的聯繫上，「蘇聯」才被視為具有正麵價值的一種機制與符號。不過，這種中立的解釋依然有著隱性的意識形態前提：如果作為統治技術的「蘇聯」的「中性」是成問題的，那麼無論持「悲劇」論還是「警鐘」論， 都無益於我們對真相的探究，因而也無益於國家與社會的真正福祉，因為這種論述依然無法客觀地審視「蘇聯解體」的真正經驗與教訓。

要注意的是，我們在這裡進行的概括並不意味著簡單的批評，而是首先意味著我們要將分析更推進一步。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一方面，對事實的零散觀察與描述構不成真正的分析，另一方面，意識形態——無論是來自左翼還是右翼——先行的解釋，將導致客觀事實的嚴重變形，甚至取代事實本身。在這個意義上，意識形態角度的解釋自身就是不折不扣的社會事實，儘管這種事實不再與我們試圖探討 的對象自身有關。在探尋蘇聯解體的本質的過程中，意識形態會成為我們認識的首要障礙，我們需要科學的視角。

事實上，社會科學的分析正意味著，各種意識形態上的對立與論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克服。在社會科學的視角下，包括意識形態在內的林林總總的觀念，僅僅作為構成多元的社會事實的一種要素而存在，而非我們進行認識與理解的前提。那麼，這種社會科學的、懸置了意識形態的分析，在何種程度上能更接近「蘇聯解體」的本質解釋？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在進行具體研究之前，我們顯然無法得出更明確的回答。不過，本文將從社會科學的一個特定角度，通過舉例來說明社會科學 分析的有效性。無需贅言，這種說明僅僅意味著我們剛剛開始對「蘇聯解體」的原因進行分析，而絕非意味著結束。

韋伯的「俄國革命論」：預言未來

不同於迄今的論述，我們將目光首先投向蘇聯於 1922 年 12 月成立前後及其發展的歷史中。現代社會科學的奠基人、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1864-1922）的「俄國革命論」，成為一個恰當的視點。韋伯自 1905-1906 年間發表關於俄國革命的所謂「編年體」歷史敘述以來，一直關注俄國革命的動向。1917 年 2 月到 10 月發生的革命，則為他的俄國論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新素材。雖然韋伯極其罕見地謙稱其文是「編 年體」的歷史敘述，甚至是「新聞報道」，然而由於文章中所展示的關於俄國革命本質的洞見，他的文章成為同時代人中相當重要的俄國研究。事實上，1906 年第二篇論文《俄國向偽立憲主義的轉變》發表後，俄國學者隨即進行了翻譯，並在俄國出版。這篇論文獲得了俄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熱烈支持，而職業革命家，例如列寧本人，則對其公開表示不屑與反對。與這些歷史事實相比，我們將看到，韋伯俄國革命論的意義更是在當下。

從內容上看，韋伯的第一篇題為《論俄國的立憲民主形勢》的論文，是針對解放同盟於 1905 年以俄文和法文刊行的《俄羅斯帝國基本法》的評論，文章的重點是介紹自由主義運動一側的動向。第二篇論文《俄國向偽立憲主義的轉變》，則主要是針對沙皇政府的偽善進行的揭發。正是在這篇論文中，韋伯展示了基於兩個普遍主義視角的分析：一方面，俄國的政治現代化半途而廢，另一方面，沙皇的官僚制專制體系順利運行。在本節以及下一節中，我們將分析這兩個相互聯繫的視角的有效性及普遍性。

今天看來，首先讓人驚訝的是韋伯在文中進行的極其謹慎的「預言」——由於它們構成了不折不扣的「未來預測」，那麼重新審視韋伯的這些論述，我們就能獲得關於俄國革命、尤其是關於革命後蘇俄社會問題的有效視角，因為韋伯的「預言」恰恰是後來的現實。更重要的是，這種視角將給我們提供一種關於「蘇聯解體」的社會科學的解釋——這種解釋因其不再是事後解釋，因而更顯示出真正的社會科學分析可能具有的科學性與洞察力。

韋伯在上面提到的第二篇論文的結尾寫道：「無論在最近的未來將發生多麼嚴重的倒退，俄國仍然會不可改變地對接到特定的歐洲發展軌道上來。」這就是說，俄國可以選擇走自己的路，但它最終還是要回到歐洲、亦即西歐發展的道路上。韋伯 在這裡沒有、或不願挑明的是，「歐洲發展的道路」正意味著一種普遍性的道路。在這種發展道路上，俄國不可能持久地脫軌。對這種結論的「引而不發」，表明了韋伯作為社會科學家的審慎——他對俄國自己的「選擇」有所保留。這一點我們也將在下文闡述。

同樣讓我們感到驚訝的是，上述「預言」是在與美國形勢的對比中作出的，因為他再次看到了社會發展的收斂趨勢。韋伯指出：「兩者都不可避免地沒有『歷史』的羈絆，另外，它們的地理疆域那種幾乎是無邊無際的『大陸』特性也在發揮同樣的作用。」由於這兩種獨特的要素，「世界將大大依賴它們的發展；在某種意義上說， 它們大概的確是『從頭開始』建設『自由』文化的『最後』機會了。」

這裡我們要注意的是，韋伯在這裡保留的「最後機會」究竟意味著什麼？美俄兩國資本主義經濟建設具有共性，這或許會對「歐洲發展的道路」作出最後的審判——審判其道路是特殊西歐的，還是普遍人類的。這裡我們還要注意的是，韋伯並非簡單地期待俄國的道路會成為一種所謂的「超越現代」的模式。

韋伯的論述僅僅體現了他的謹慎：在現代化這一不可逆的社會歷史面前，俄國知識分子這一獨特的群體，這一群不顧 惜個人利益、以人民乃至人類為思想出發點的知識分子，究竟能怎樣改變現代化的道路與面貌。

在回答這一問題之前，我們暫且轉向 1918 年韋伯對一群奧地利軍官發表的關於俄國革命的演說。時值著名的「十月革命」後半年有餘，韋伯全面跟蹤了俄國發生的最新事件。這種全新的狀況會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他在 1906 年作出的不乏樂觀情緒的預言？針對這次俄國發生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驗，韋伯指出了兩種態度：「在中產階級社會裡享有既得利益的人……會說，『看在上帝的份上，讓他們做完這場實驗吧，它必定會失敗，然後可以用它作為一個警示。』」但是，「我們會說，『如果這場實驗 獲得成功，我們就能看到這個基礎上的文明也是可能的，然後我們也許會改宗。』」

要注意的是，對韋伯的審慎表述不能做過大的解釋，因為他已經從一個普遍的角度對俄國革命的本質及其困難進行了分析。這個角度就是政治社會學，這是韋伯觀察近代政治的一個技術性的視角，其中「官僚制」居於核心位置。官僚制之所以成為中立的、普遍的角度，就在於它內在於近代以降合理化過程自身。

事實上，官僚制視角貫穿於韋伯對俄國革命的全部觀察。韋伯注意到，俄國從19 世紀中後期開始，警察國家與官僚國家統治形態逐漸形成。在這一視角下，從 1905年 10 月沙皇尼古拉二世頒布立憲詔書到 1906 年 7 月 6 日議會解散，該過程正標誌著「現代化官僚制的集權統治的明確建立」，意味著官僚制的最終完成，並最終取代了沙皇專制。

然而，這種取代沙皇專制的更為隱蔽的專制，成為俄國此後、直至蘇聯末期難以去除的毒瘤——專制獲得了合法的外套，而欺瞞得到了掩飾。作為首位闡述近代官僚制的學者，韋伯對這種欺瞞洞若觀火，因而他明晰地剖析道：「就我們所能預見的東西來看，俄國當前的獨裁製，也就是中央集權的警察官僚制，除自掘墳墓之外，已經無路可走。獨裁製出於它的自我持存的利益，指望一種開明專制，其實所謂的開明專制純屬子虛烏有，還有，為了保持威望，獨裁政府必須與那些經濟勢力交好，在俄國的條件下，這些經濟勢力承擔著不可阻擋的『啟蒙』和解體的重任。……如果獨裁政府不重創自身，就不能解決任何一個重大社會問題。」

今天看來，這實質上構成了他對 1917 年俄國革命的預言：以沙皇及其大臣會議為核心的官僚專制，走到了末路。不過，這僅僅是開始，因為革命後的俄國並未解決內在於官僚制的問題。到了 1918 年俄國革命形勢逐漸明朗後，韋伯再次從官僚制的角度對俄國的社會 主義進行了分析。韋伯指出，社會主義在原理上意味著經濟生產的社會化，這就意味著「帶薪經理們的股份公司正在取代各個企業家，屬於國家、自治市和單一目的聯合體的工商企業正在興起，它們不再像以前那樣奠基於單個（或者實際上是任何）私人經營者的風險和利潤。」然而，「這種社會化一方面意味著官員和受過商業或技術專業訓練的職員的增多，另一方面則是食利者數量的增多……這等於是公開承認企業以及單一目的聯合體是完全排他性地由官員、而不是由工人統治，在這裡，工人要想通過罷工行動達到什麼要求，會比私人企業家統治時更為困難。這是官員的 專政、而不是工人的專政，就目前來說，談論工人的專政，無論如何都還為時太早。」官員的專政，在韋伯這裡是科學分析的結果，而對革命後的俄國而言又僅僅是一個事實。

另一方面，從管理技術的角度來看，「所有現代工廠的管理完全都是基於對生產的計算和知識、對需求和技術培養的知識，所有這些都越來越需要由專家來做。」那麼，俄國必然需要的這種專家來自何處？韋伯再次進行了預測：「無論在工會成員本身還是在工團主義知識分子當中，我都看不到有誰掌握了在和平時期管理生產的技能。俄國正在進行一場大實驗。」「那裡正在發生的情況是：布爾什維克政府如今已在那些還能開工的工廠……轉而實行計件工資制，否則產量就要蒙受損失。」「這些工廠把企業家留下來領導企業，並付給他們非常可觀的補助金。……布爾什維克以撤銷麵包供應卡為要挾，迫使官僚系統也不得不為他們工作。然而，國家機器與國民經濟不可能長期以這種方式運轉，這場實驗目前看來並不那麼鼓舞人心。」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對官僚制的屈服，與其說是意味著革命的蛻變，毋寧說是在客觀技術面前的必然選擇。

緊接著上述悲觀的預測，韋伯給出了另外的分析：「令人驚訝的僅僅是，這個組織畢竟一直在發揮功能。之所以能夠如此，因為那是一種軍事獨裁統治——而且確鑿無疑，它不是將軍的獨裁，是下士的獨裁，還因為從前線返回的厭戰士兵和習慣於農業共產主義並渴望土地的農民會師了……」

軍事獨裁早早地取代了革命浪漫主義。然而比這種結局更為黯淡的是，一種多重的、因而是致命的官僚制專制應運而生。至此，韋伯展開了一幅完整的畫面：俄國革命中舉足輕重的三個主體，即知識階層（包括職業革命家）、士兵、農民因各自合理的行動而結合在了一起。

他們推翻了 1905 年革命後形成的「中央警察官僚制」，然而，取而代之的是新的、複合的 官僚專制，包括蘇共組織、政治警察、技術專家與各級行政官員。如果說韋伯在 1906年已經預測了 1917 年專制制度的解體，那麼，韋伯 1918 年的分析則可視為對 1991年蘇聯解體的預言：「如果獨裁政府不重創自身，就不能解決任何一個重大社會問題。」當然，「預言」是這裡借用的說法，韋伯進行的僅僅是基於社會科學的分析，以及對這種分析結果進行的客觀表達。在第一次俄國革命期間，韋伯觀察到，「在城市民眾和農民眼中，凡是官僚制禁止的東西，必然是官僚制不想讓『人民』獲得的好東西，對此我們無需驚訝。」

這種對官僚專制的不滿乃至敵意，因其源於人們對「好東西」亦即好生活的內在追求而無可消除。然而這種無可迴避的事實有著更為深遠的政治意義，因為它將我們導向對政治事務進行普遍主義的探究，這也正是韋伯本人的立場。

俄國歷史的必由路徑：官僚制、民主制與人性

上文對韋伯俄國革命論的概括進一步引出了兩個問題：第一，當韋伯說俄國未來將不可改變地「對接到特定的歐洲發展軌道上來」時，他是否在重複人們耳熟能詳的、黑格爾以降德意志觀念史中所表述的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與「法則」？第二，韋伯對俄國革命的觀察自有其特定的德意志視角，那麼這種視角，包括對德意 志帝國利益的關注，是否會讓他的俄國革命論多少承載了一些意識形態要素與功能？如果我們試圖確定韋伯「俄國革命論」的社會科學視點，並進而確定其普遍主義視點的有效性，那麼這兩個問題就非常突兀地呈現在我們面前。

首先，如果韋伯因襲了觀念史上的歷史的「必然性」，那麼他的觀察與分析都將是徒勞的。因為這種彷彿如自然界規律一般的「必然性」取消了現實主體的存在與作用，將現實的人或者導向宗教信仰的領域，或者帶入意識形態的囚籠之中。結果，這種觀念上的「必然性」成了人們無可奈何的宿命。其次，如果德意志民族主義者 的身份與心情成了韋伯觀察俄國革命的前提，那麼我們就很容易批評說，韋伯不過是在近代「民族國家」不可或缺的民族主義這一意識形態層面進行評論而已。由於這兩種情形都遠離了科學與理智，它們如果是事實，就將顛覆韋伯社會科學可能具有的普遍意義。下面我們將指出，韋伯並未被這兩種特定的意識形態所束縛。

（一）韋伯觀念中的「必然性」問題

在上述兩種意識形態中，「必然性」問題最為棘手——俄國必將走上特定的歐洲道路，這是否是對德意志觀念論中「必然性」的一種具體表述？事實並非如此，因 為，韋伯自始至終都從近代社會組織的機制這個視角分析問題，而非在歷史發展階段論這一歷史哲學層面論述問題。如前所述，「官僚制」之所以構成俄國革命前與革命後必然要採取的管理體制，僅僅在於，近代官僚制是西歐近代合理化在技術上的表達。作為一種社會機制的技術表達，它並不含有任何關於歷史發展階段的「必然性」含義。換言之，作為客觀、中立的管理技術，官僚制並不具有意識形態上的含義。

事實上，官僚制在俄國現代化過程中的過早成熟，正意味著這種理性化的管理技術具有無可替代的力量——在以「自上而下」為本質特徵的俄國現代化進程中， 居於上位亦即主導地位的階層必然要藉助科學的、有效的管理手段推進社會變革。官僚制正產生於這一社會變革的模式中。因此，如果說官僚制與近代俄國社會有「親和性」，那麼這種說法只意味著理性化力量的勝利。

在上一節中我們已經看到，韋伯的俄國革命論中反覆出現的論斷乃是，這種官僚制如果不加以控制，就必然導致官僚專制。如果說韋伯願意使用「必然性」這個說法，那麼上述說法就是其對這一術語的全部表達。那麼，如何避免這種作為「必然性」的官僚專制的出現？俄國在將來「不可迴避地對接到特定的歐洲發展道路上來」，不多不少正意味著，俄國不可迴避地要採用西歐已然發展的政治技術：立憲主義與議會制，亦即人們常說的民主化。然而在韋伯看來，這種民主化與意識形態無關，而是作為近代社會合理化統治技術的另外一種必然結果。只有通過立憲安排，通過議會尤其是特別委員會的監督，官僚制所代表的行政權力才能得到有效制衡，官僚制的專制才能得到避免。這正是韋伯「俄國革命論」的主旨所在，也是其普遍意義之所在。

因此，對於是否有「俄國道路」的問題，韋伯實質上持否定態度。尤其在被俄國知識分子珍視有加的思想與觀念上，韋伯對俄國知識分子的努力，不時流露出輕 蔑的態度：他時而視之為「小孩子的玩意」，時而視之為「就像我們每天的麵包一樣不值一提。」

在他看來，俄國知識分子觀念上的花樣的虛妄，早已被西歐的社會經驗所刺破。那麼，如何理解韋伯對俄國知識分子和革命者有可能創造「全新自由」的論述？這是否意味著有另一種超越上述「必然性」的邏輯？事實絕非如此。在官僚制—議會制的權力制衡技術中，韋伯為主體即政治家的作用留下了足夠的空間，這是理解「全新自由」這一說法的關鍵。換言之，如果出現真正的政治家，出現他所說的「偉大領袖」，那麼，官僚制—議會制這一複合的統治技術的合理一面， 將得到充分的發揮。值得注意的是，在迄今為止的蘇聯解體論中，有俄國學者認為蘇維埃政權「在政治領導人培養方面沒有作為」是一個重要原因。

顯然，與韋伯的分析相比，這種看法是浮淺的。在韋伯看來，凡是在官僚專制的地方，人們無法指望真正的政治家出現。真正的政治家也只有充分利用官僚制—議會制技術，才能發揮其主體的創造性與主觀意志，才能在這個意義上創造歷史，而不會受制於歷史發展階段論所規定的那種「必然性」。人類自由的任何可能性，只能同時依賴於對客觀技術的尊重與對主觀創造的珍視。 其實，韋伯在 1906 年論文末尾提到「全新自由」之前，他對經濟發展與自由關係的闡述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當人們提出的唯一問題是『民主』——實際上是『自由』（就任何意義而言的『自由』）——何以從長遠來看在資本主義的統治下完全還有『可能』存在時，把它歸因於今天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則是非常可笑的。事實上，只有一個民族具備了永恆的堅定意志不再像一群羊羔一般被統治，才有可能支持它們的存在。」

韋伯在當時俄國知識階層的身上看到了這種主體的熱情與意志，而正是這種主體要素才真正支持人類普遍追求的生存狀況：自由。只有在自由 的歷史狀況下，人的創造性才能得以發揮，從而「全新自由」的出現也就有了可能。韋伯對俄國革命的期許，只有從這個意義上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事實上，也只有在上述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韋伯在其 1906 年論文中對沙皇尼古拉二世進行的諷刺與批評：「沙皇本人從未真誠地促進俄國變成一個立憲國家：……對沙皇來說，只有治安利益。」

沙皇政權的政治穩定壓倒一切，這種鼠目寸光的治安利益綁架了這個國家的和平前程，也綁架了這個國家與民族的真正利益。另一方面，沙皇政府的「官僚制根本沒有準備就其獨斷的行政權力作出真正有深遠 意義的犧牲。」

沙皇尼古拉二世

政府高官完全受限於官僚制的惰性與消極控制。韋伯據此對俄國第一次革命的結局嘲諷道：「正如『偽善是惡性（vice）獻給德性（virtue）的敬意』一樣，這樣一種虛偽至極的立憲主義的明確法典化，也是獨裁製的『理念』獻給立憲原則同樣令人羞恥至極的敬意。」

專制者屈服於虛偽的立憲主義，這正意味著立憲原則具有一種普遍性的力量。由於沙皇念茲在茲的僅僅是「治安利益」，他全然不具有任何意義上的政治眼光。韋伯不無遺憾地論述道：「如果『立憲』體制在法律中得到充分貫徹的話，局勢的發 展可能就完全不同了；因為到那時候官僚制就可能要依靠君主來反對議會，並與君主休戚與共。儘管這聽上去可能很奇怪，但是君主要是還想繼續做官僚制事實上的主人，這就是必經之路。」

沙皇本來可以得到恰如其分的政治位置：在有效的議會、政治家、官僚的相互作用中，存在著真正的政治。然而由於沙皇維持專制的野心及政治上的無能，更由於他對官僚制的無知，他最終葬送了政治改革的良機。上面我們看到，在官僚制—民主制的技術對立中，韋伯引入了主體對於自由的意志要素。這裡要強調的是，正是這一主體要素，這一內在於普遍人性的要素，作為近代組織管理技術的官僚制—民主制暗含的某種「必然性」得到了最終的控制；歷史重新回歸到了人的掌控之中。這樣，韋伯觀察俄國革命進程的普遍主義的視角得到了完全的展開。

這裡同樣需要再次強調的是，韋伯所言的「民主」或「自由」與作為意識形態的「自由主義」並無關係。正因如此，韋伯對俄國知識分子持有的自由主義觀念進行了分析與批評。

在分析沙皇於 1905 年 10 月頒布的立憲詔書時，韋伯對其第一條承諾的各種自由進行了分析。如同德意志帝國國會的做法一樣，俄國自由派知識分子要求立即實行以普通、平等、直接、秘密為原則的選舉法；他們期望這種民主原則將保障自由 的實現。韋伯對此疑慮重重，因為他發現俄國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熱情阻礙了他們對人類事務本質的思考。茲舉一例：韋伯通過展示「學術自由」與大學民主機構「議事會」之間的緊張關係，對作為意識形態的自由主義進行了批評。

韋伯指出，「俄國同仁對一種良好的無記名投票體制的效能的信念，甚至是在那些涉及個人品質的地方也不例外——人們只能期望他們能放棄自己對『議事會』效能的特殊尊敬。」然而，民主的「議事會」在這裡成為「學術自由」的障礙。在韋伯看來，「當需要對一個特定學科的一名學者的學術水平這類問題作出正確決斷的時 候，議事會是毫無用處的，這類問題應該只根據特定的最少人數的教學人員的直接要求來運作。」

這裡同樣意味深長的是，韋伯從一種普遍人性的視角對上述論斷進行了解釋：「就人性弱點可以允許的範圍而言，真正的『學術自由』，只是考慮候選人的學術水平（和教學能力）的意義而言，絕不可能通過絕大多數一知半解的成員組成大型會議進行無記名投票來實現，正如這種學術自由絕不可能通過政黨庇護關係或者忠於國家的官僚機構的干涉得以實現一樣。」

我們看到，韋伯對這一具體情形中民主制、 無記名投票制的批評，並不是某種精英或賢人統治論的翻版，而是考慮到「人性弱點可以允許的範圍」後，對真正自由的探究。顯然，這種對自由的探究正源於對作為主體的人的意志的尊重，因而同時是近代官僚制—民主制技術下自由得以保障的內在要求。

（二）韋伯的「民族主義」立場問題

讓我們轉向第二個疑問：韋伯固有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的身份在其論述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我們要問，韋伯的俄國論是否是與德國純然無關的超然論述？事實並非如此。不過，韋伯的德意志立場並未影響他的客觀判斷，甚至可以說正相反，韋伯要從俄國革命及其失敗的經驗中吸取必要的思想養分，最終為德國的政治 改革提供知識與智慧上的支持。在批評俄國阻礙變革的勢力的愚蠢的同時，韋伯對德國進行了異常辛辣的批評。「俄國正在經歷慘痛的陣痛之時，即便在這種時候，德國人還有一個荒唐習慣，要尋找『要譴責』的人，『當然』不能去指摘君主及其親密隨從，因此德國人就很喜歡一種極端卑劣的、針對議會政治的批評，在德國無教養的人看來，犯錯的必定是杜馬。他們稱杜馬『政治無能』，沒有完成任何『實際的』事務，然後他們又提醒德國的讀者注意，不論從何種情況來看，俄羅斯民族都還沒有為一個立憲政權做好『准 備』。」

韋伯接連使用了「荒唐」、「極端卑劣」、「無教養」的措辭批評德國人，因為他們（當然並非全部）僅僅止於對政治的表面現象、尤其是對政客們舉手投足進行膚淺的觀察，人云亦云，毫無動用自己理智進行客觀分析的準備與能力。如果任這種「無教養」狀態持續下去，德國國家與民族將付出不可挽回的利益代價。韋伯對俄國的分析與批評，同樣有效地指向了德國。因此，作為「德意志民族主義者」的韋伯，並未因這一身份而影響了他對客觀形勢的判斷。相反，他的民族主義、他對德意志民族的忠誠，正體現在他對客觀事 實分析技術以及政治眼光上。這裡值得注意的是，韋伯所展示的分析技術與政治眼光，可以說得益於他卓越的社會科學視角。作為大變革時期的德國知識分子，在韋伯看來，如果不經過理智的、科學的審視，「民族利益」、「國家利益」這些說法無異於內涵蒼白的空洞口號。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韋伯在論述觀察、論述俄國時，不具有作為德意志民族主義者的特殊關懷。事實上，早在 1887 年，還處於少年時期的韋伯就注意到了「俄國的威脅」。到了 1908 年 11 月，在海德堡的國民自由黨集會上，針對公法學家耶利內克（Georg Jellinek）的講演，韋伯又公開進行了如下評論：「強大的俄國如果有了民 主的憲法，有了議會制，事態將令人震驚。俄國是最讓人恐怖的列強，正因為它現在的議會和憲法毫無意義，才縮小到現在的樣子。」在 1906 年論文的末尾，韋伯其實已經表述了類似的看法：「一個真正立憲的俄羅斯會是一個更強大的俄羅斯。」

與後者相比，前面說法中的「恐怖的列強」一說，流露了他的憂國情懷，因而遭到了俄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批評。正是在這些特定的表述中，我們得以確定韋伯作為德意志民族主義者的品格。作為民族主義者，韋伯必然要關心德國在國際政治中的競爭對手、甚至是天然敵人 的俄國。正因為如此，當韋伯指出立憲俄國因強大而產生威脅時，他同時在警告他的德意志、乃至人類同胞：議會與憲法在現代國家建設、在實現強國過程中具有無可比擬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由分裂到整合的歷史，再次證實了韋伯的「預言」。

從韋伯的俄國論來看，我們可以說，韋伯因其真正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的身份與立場，獲得了觀察近代以降人類政治生活的普遍主義視角。俄國革命論就其這種普遍有效性而言，也就成了後人思考人類普遍事務、關於文明進程的傑出的歷史與思想文本。

蘇聯解體的經驗教訓：社會科學的視點

回到本文最初的話題。「蘇聯解體」這一歷史事件無疑具有多重的歷史意義與經驗教訓。然而如前所述，在學者們迄今為止的論述中，意識形態成了多數論述的起點與終點——論者們傾向於在觀念的某個環節上進行或正或反的論述。比如，對「蘇聯實驗」持正面看法的論者常常運用一種可稱之為「背叛論」的思維方式。他們相信，蘇聯的社會主義代表了歷史發展的必然方向，而蘇聯解體僅僅意味著現實中的主體的背叛。在他們舉出的背叛者名簿中，我們可以看到葉利欽、戈爾巴喬夫、斯大林、甚至列寧本人；我們還可以看到蘇聯精英「整體背叛」的觀點。

由於這些人背叛了「真正的社會主義」，所以才有了 1991 年的悲劇結局。然而如前文所述，意識形態角度的解釋無論是來自左翼還是右翼，與其說是解決了問題，不如說是轉換了問題——論者將問題轉換到了各自未加質疑的、特殊的、因而必然激發對立的立場上。這些解釋無益於我們吸取經驗教訓，因而也無益於人類文明的進步。我們需要更高一層的普遍主義視點的分析，這正是本文的出發點。舉例而言，關於「蘇聯解體」，多數論者都認為是專制制度的必然結果。然而除去價值的好惡，單純從統治技術的角度來看，這一「專制制度」的具體內涵是什麼？ 遺憾的是，在這一至關重要的問題面前，「斯大林專制」、「蘇共專制」等方便的、意識形態色彩濃烈說法阻止了人們探討的腳步。因此，本文有意提供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析視角，即官僚制。

當然，從這一角度指出俄國革命後面臨的困難，韋伯之後並非無其他人。比如托洛茨基在其《忠誠的革命》（1936 年）一書中，就曾注意到官僚特權的形成，指出「官僚主義在這個決定性的領域裡取得了勝利」，並認為社會主義的命運就在於是否能戰勝官僚。

本文重新討論韋伯的官僚制視角，並非僅僅因為韋伯是首位從這一角度論述俄國革命的學者；本文討論這一視角的原因更在於，韋伯基於社會科學的分析——因而不同於托洛茨基（及其後學者）對官僚制弊端、比如對官僚主義的直覺認識——，首次將官僚制的內在機制揭示了出來。托洛茨基提到官僚制與社會主義命運的關係，這種洞見遠遠超過了後來那些僅僅注意到官僚制負面效果的學者；然而他仍然未能揭示這種關係的本質。

在韋伯所進行的對現代化、合理化的社會科學研究中，我們看到官僚制乃是經濟生產合理化、統治合理化的必然手段。就其純粹的形態而言，官僚制在效率性、嚴格性、可預測性、普遍應用性方面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與此相對，這一制度的消極性也異常突出：官僚制動輒演變為官僚機器的專制統治，作為主體的人或者成為機器的部件，或者成為其統治乃至奴役的對象。既然官僚制內在於近代組織自身，因而內在於近代企業生產與管理，內在於國家統治自身，那麼如何駕馭這種技術，就成為事關文明進程、事關人類生存境遇的性命攸關的問題。

十月革命後，俄國一方面事實上屈服於官僚制管理與統治的必然，另一方面又試圖在觀念上消除這種官僚制統治的表象，比如，將「政府」改稱為「人民委員會」等等。當然，俄國革命家更試圖在制度上對這種官僚制進行控制，眾所周知的以黨務系統進行控制，就是革命者想到的核心對策。然而這種做法的問題在於，它沒有意識到官僚制也必然內在於黨務系統本身。結果，屋上架屋，官僚制無法控制官僚制。官僚制的優點未得到發揮，其缺點反倒因雙重的官僚制而大行其道。

因此，從歐洲近代以來的合理化、現代化的普遍角度來看，革命後俄國走自己的道路，最初就面臨著難以克服的困難：如何在近現代的工業生產與管理、近現代國家治理過程中控制官僚體制，在制度上為自由創造留下空間，從而發揮人、發揮主體的選擇與熱情的歷史作用？這個問題如果無法處理，那麼俄國體制的結局只能是在官僚專政與個人專制之間搖擺。在這個意義上，蘇聯是否解體自身並不重要，因為蘇俄社會並未解決內在於現代化進程的普遍問題，亦即上文提到的官僚制、議會制問題。這些問題只有在人性普遍要求的「自由」框架內，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決。當韋伯在 1906 年說，俄國（還有美國）的選擇是從頭開始建設「自由」文化的「最後」機會時，他對俄國知識分子的主體熱情表達了最高的敬意。這種表達並非是同樣作為知識分子的韋伯的惺惺相惜之情，而是源於他對近代社會組織原理的洞察。而當他在 1918 年說，如果俄國實驗證明這個基礎上的文明是可能的，因而「我們也許會改宗」時，他表達的已不再是敬意，因為他對俄國此後的道路，其實已經瞭然於胸。在作為管理技術的官僚制與作為政治主體的人之間，俄國只能回歸到他所說的「歐洲發展的道路」。在這個意義上，1991 年末蘇聯的最終解體，只是給韋伯的「俄國革命論」、給韋伯的社會科學分析的有效性，增添了一個事實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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