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布切克的「布拉格之春」
杜布切克和布拉格之春
1968年是現代史上的「捷克斯洛伐克年」，這個中歐小國以「布拉格之春」而聞名於世，成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一顆明星。
然而「布拉格之春」的開端是默默無聲的。當時，阿以衝突還沒像今天這樣血腥，美國人在越南的日子才剛剛開始；而當時世界的革命中心的中國正轟轟烈烈的進行著法國大革命以來第二次大民主實驗。人們無暇顧及這個僅有1500萬人口的內陸小國。因為，捷克一直是個很穩定的國家；
東歐充滿危機和火藥味的20世紀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可以算是最安定的國家：沒有戰爭，沒有饑荒，沒有革命。 熟悉世界史的人也知道，這個小國曾出過一位不安份守己的、敢於造反的宗教改革家胡斯。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的著名改革。但他並不出名-----
「布拉格之春」能以聞名世界，不在它的開端，而是它的結尾——悲壯的、震驚世界的結尾。
等到全世界開始矚目這個震驚世界的事件時，她已經終止了，春天早已逝去——那一刻的時針已經指向1968年8月20日的晚上11點……
佔領軍衝進捷共黨中央大廈，扣押了這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捷共第一書記亞·杜布切克，國民議會主席斯姆爾科夫斯基；政府總理切爾尼克也在政府所在地被捕。
捷克在一夜之間出名了。不過歷史上，捷克人以這種悲慘的方式聞名於世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1620年，她曾以白山戰役聞名於歐洲。那次，捷克被哈布斯堡王朝的軍隊打敗，喪失了主權，淪為奧匈帝國的一個省。從那時起，捷克斯洛伐克沉默了300年，一直到1918年才獲得獨立； 1938年9月，慕尼黑會議，捷克又一次聞名於世。這一次，她成為歐洲大國妥協的犧牲品，被迫屈從於納粹德國的佔領。
這個問題不複雜，人們馬上就找到了答案——勃列日涅夫的槍炮是針對著「布拉格之春」的。
於是全世界又開始探問下一個問題：什麼是「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人在1968年春天到底幹了什麼？ 最初，捷克斯洛伐克是平靜的。因為在那裡，有一位相對保守的本土派領導，他不僅沒有像哥穆爾卡和納吉等人那樣在捷克樹立自己的威望，相反他在布拉格保留了世界上最大的斯大林塑像，這就是捷克總統——諾沃提尼。
作為保守派，諾沃提尼是自信的。他總是不厭其煩的告訴人們：50年代蘇東陣營在折騰和流血；然而，折騰和流血換來了什麼？並沒給建立起一個新秩序；恰恰相反，赫魯曉夫因為他的折騰而被趕下台去，納吉因為他煽動起來的民粹而被絞死，而為民請命的哥穆爾卡上台後才發現：波蘭的問題絕不僅僅是趕走蘇聯……
但如果你僅僅把諾沃提尼當成一個窩囊的好好先生那你就錯了； 1952年12月3日，以捷共莫斯科派的總書記斯蘭斯基、外交部長克列門蒂斯以及其他9名政府部長被絞死捷克斯洛伐克的大清洗達到高潮。
諾沃提尼絕不是只會殺人的屠夫，清洗了高層的莫斯科派後，他立即落實政策大清洗中被捕的7萬人和被開除出黨的15萬人全部恢複名譽，恢復工作。
兩件事情居然讓一個人完成了，捷克百姓都私下嘲笑諾沃提尼
但諾沃提尼並不覺得有什麼，尤其當看到納吉山東民粹招來蘇軍，哥穆爾卡為改革窮折騰了一陣又回到老路以後，他更為自個兒的政策穩定性而驕傲。 諾沃提尼有驕傲的本錢——他的政權是穩固的，他的國家是安定的。 可是在這種穩定和粉飾太平的宣傳聲中，諾沃提尼也有頭疼的事情。沒有受到反對和威脅的官僚政權的腐敗和特權，對公眾的掠奪和和損害所造成的災難卻是巨大的。的確，斯大林體制集權式經濟管理，已經使捷克脫離了社會主義目標。官僚的腐敗已經到了這樣的程度：圍繞在諾沃提尼這位總書記周圍的已經不是馬克思主義信徒，而是權力的信徒。在這個權力結構中心，起作用的已經不是能力和黨性原則，而是取決於當權者在下面有多少親信，在上層有多大的靠山。 這些人過著貴族式的腐化豪華生活，他們的月工資可以高到2．5萬克朗，相當於全國平均工資的20倍。而工資還不能說明問題，因為他們的幾乎所有開銷——香煙、食品、飲料、汽車、別墅、出國旅遊都是由國家開銷的。
腐敗和特權所造成的政權危機十分深刻，而由此帶來的經濟衰退更使諾沃提尼感覺到了的致命傷痛。這才是諾沃提尼書記頭疼的；
越來越嚴重的官僚主義，使捷克這個在戰前就是工業發達的國家每況愈下：效率率低下，技術落後。1963年工業生產總值下降到－3％，農業生產總值下降到－7.5％，生產性國民收入下降到－2％，整個國民總產值的增長率只有0．5％，幾乎等於零。同時，由於忽視農業、輕工業，造成消費品供應不足，並導致通貨膨脹。它的災難性後果是農業生產水平低於戰前，工人實際收入下降，人民普遍不滿，工廠出現騷動。
在這種形勢下，連最不願意承認問題、最害怕破壞了政策穩定性的諾沃提尼也感到了頭疼。他已隱隱約約感到，不實行改革，會出問題的。 然而改革很可能導致動亂，這是諾沃提尼最難接受的，於是他採取了這樣的策略：抓緊權力，放開經濟。 諾沃提尼要實行經濟改革了-------當然要在不觸動官僚政治的前題下解決經濟難題。據說，改革的啟動總很有戲劇性
60年代，諾沃提尼的副手、捷共三套馬車之一的科爾特曾以代表團長的身份去過巴黎。那裡的百貨公司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仔細地從下面看到上面。晚上，在大使館，科爾特一杯接一杯地喝著悶酒。突然，他若有所思地說；「我們的人民錯過了多少好東西呵，真可怕！難道他們不配享受這些東西嗎？」
這也是一種諾沃提尼式的想法：簡單卻真誠，原始卻有意義。
應該說，這些措施在當今的許多進行改革的社會主義國家，仍然是綱領性方針，因此，我們很難說這樣的改革是不需要的。問題只在於它的難實現性。
這次改革失敗了。不是因為希克教授無能，也不是因為諾沃提尼------- 改革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層層阻撓，改革措施大多沒能實施外，即使得以實行的部分也適得其反——擴大了許可權的企業片面追求利潤，盲目生產，使一些獲利多的產品大量積壓，而某些人民需要的產品卻因獲利少而減少了；有的企業利用價格下放，趁機哄抬物價，牟取暴利。
勞動群眾的利益受到了損害，得到好處的只是利用權力下放和價格開放的特權者和依附他們的各類投機者。 新經濟措施沒能解決因工人勞動積極性不高而造成生產效率低下的這個經濟衰退的根本問題。希克教授要求擴大企業領導權力的同時，相應擴大工會權力，實行工人自治。對這個措施看過本人文章的應該很熟悉，本人從不支持這種改革
工廠仍然是老樣子；「冷漠的工人不聽領班工長，領班工長不理廠長，而廠長則用謊言來欺騙布拉格的部長們。」
這次改革招致了更多的經濟困難：物價上漲、食品短缺、工人缺勤嚴重、生產停滯、政府財政赤字在1967年達到50多億克朗（約合6億美元）。
經濟解決失敗了，政治解決的課題肯定會提到日程上來；
希克教授得出了這麼一個結論：經濟改革沒有政治上的改革配合，就不能發揮作用！ 於是，希克教授等科學家開始將注意力轉到政治解決上，呼籲政治改革的迫切性。這種智囊式的呼籲和進諫當然不可能動搖一個經營了數十年的官僚結構。 但這卻讓諾沃提尼無比為難，作為改革支持者他沒有能力迫使龐大的官僚機構接受經濟改革，又怎麼可能迫使他們接受對官僚來說更加致命的政治改革？ 希克失敗了； 這一切都發生在「布拉格之春」之前，可以說，「布拉格之春」的產生不是因為保守和拒絕改革所致，而是一場不徹底的、失敗的改革所引發出來的更深刻的革命。
赫魯曉夫1962年下台，諾沃提尼竟給勃列日涅夫拍了一封對赫魯曉夫下台表示難過和遺憾的電報。這是他一生中許多政治錯誤中最嚴重的一次；或許，他1968年3月的下台與此不無關係。
從1964年改革開始，捷克斯洛伐克人就焦急而又理智地關注著改革形勢。他們願意將耐心給予官方，讓政府有時間穩步實施。 這絕不是對漠不關心，而正是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成熟——1956年的匈牙利悲劇記憶猶新，他們認為狂熱的民粹只會來干擾他們的目標。但他們失望了；於是泛政治化的批判開始出現
決定性事件是在1967年6月27日捷克斯洛伐克第4次作家代表大會上。
這次在布拉格舉行的會議，有400多名作家出席。黨的代表由捷共中央主席團成員、負責宣傳和意識形態的中央書記亨德利赫帶領。包括教育部長、文化部長和新聞部長。 這次的會議火藥味一開始就很濃重 作家昆德拉首先發言。他的報告題目是自由與專制、人道與非人道；「當我們談到自由的時候，有些人就會感到不舒服，他們會說：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當然，任何自由都要受到種種限制。但是沒有哪一個進步的時代曾經為自己的發展規定過限度……只有在我們這裡則不同，把維護禁區看作是比衝破禁區更大的美德。」
昆德拉還評價了斯大林。他說，他不把法西斯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相提並論，前者並不存在道德問題，它根本沒有人道主義。但斯大林主義則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繼承者，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人道主義運動的繼承者，它保留了這個運動的許多理論、觀點和口號。而實際上，「這樣一個人道主義運動正在走向相反的歧途，正在擯棄人類的種種美德，正在把愛護人類改變成殘害人民，把愛好真理改變為指責真理……」
同志們，你們今天談了民主，人道，我應該說：
你們今天之所以能在這裡討論，是因為你們斥之為不人道的共產主義給了你們比一般人民舒適多的生存環境，工農群眾給了你們太多。我覺得，我們的制度的真正弊病之一，正是給了太多人搭便車的機會，以至於車上的人居然產生了不再珍惜那四個輪子的古怪念頭。言論自由讓他們愛說什麼就說什麼，集會自由讓他們天天遊行抽大麻，過剩的福利讓他們不用努力就能過同等而上的生活，完善的醫療保險甚至連墮胎的費用都包了。但諸位卻不需要承擔任何相應的責任，甚至逃避應盡的義務。他們可以在這裡嘲笑社會主義體制，卻不敢當面對抗布拉格的納粹德國；他們對官僚和審查制度嗤之以鼻，但真的給了你們創作自由你們也未必寫的出什麼同胞們，你們所了解的所謂民主；人道等辭彙，只是建立在浮光掠影上的淺薄；你們完全並不知道，或者裝作不知道，這個世界無時無刻充滿了殘酷的鬥爭
1967年，這位年僅46歲的斯洛伐克人，擔任著斯洛伐克黨的第一書記和捷共主席團成員。他畢業於莫斯科黨校，是一位職業政治家。
今天來看，杜布切克就是一個悲劇的理想主義夢想家。這個人難以捉摸，沒有捷克斯洛伐克人能真正了解他。他不獨裁，不擅長演講，公眾場合時常笨拙，有時優柔寡斷，善於聆聽，斯洛伐克人認為他是自己的民族代言人。
就是這樣一個人成為了改革派的旗手
對抗是在我們前面提到的九月中央全會上開始的，杜布切克對新的文化專制和鎮壓浪潮表示反對，他不同意開除作家們。 杜布切克與諾沃提尼的關係嚴重惡化了。 10月底，黨中央再次舉行全會，杜布切克激烈地發言重申他在九月全會上的立場，同時指責諾沃提尼蓄意破壞改革，指責他的獨裁專制、壓制民主權力；尤其在民族問題上，杜布切克尖銳地批評諾沃提尼干預斯洛伐克事務，損害斯洛伐克的經濟。 由於歷史原因，由於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地理、經濟、文化和人種上的原因，這兩個民族的差異是很大的。民族問題——或者說較為落後的斯洛伐克問題，一直是捷克斯伐克的一個大問題。 諾沃提尼暴怒，他可以容忍作家反黨，可以容忍經濟改革，但分裂國家絕對不行，因為在這方面，他是貝奈斯的信徒，他指名道姓地說杜布切克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 開始，斯洛伐克的官員站在杜布切克一邊，但當矛盾進一步激化，問題進一步擴大到黨在人民中的威信以及政府機構的權力職能、政治體制的根本改革等一些更重大的問題時，一些捷克領導人也支持了杜布切克的立場：要求黨政分開，要求諾沃提尼辭去第一書記的職務。 民族與分裂，改革與反改革，兩種截然相反的政治立場使捷共分裂了，而且優勢在以杜布切克為首的改革派一邊。為此雙方又一次像納吉和拉科西一樣把官司打到了莫斯科。
但此時，蘇聯的命令又來了，勃列日涅夫——把諾沃提尼拋棄了。11月8日，勃列日涅夫到達布拉格。11月9日晚上，捷共中央主席團設宴招待勃列日涅夫。宴席進行到中途，他突然站起來宣布：「這是你們的事情，同志們，蘇共和蘇聯不干涉你們的內政。」
勃列日涅夫用不加干預的方式完成了對捷克內政的干預。 勃列日涅夫幹了一件地整個政治生涯中最失策、最讓他後悔的事——幾個月後，他就為這次錯誤付出了代價：他的道義和政治資本都輸得精光。 但捷克斯洛伐克軍隊卻準備挽救黨和國家；1967年12月中旬，捷克斯洛伐克部隊舉行大規模的冬季演習會議。負責捷克斯洛伐克黨、政、軍保衛工作的黨中央第八部部長馬穆拉，國防部副部長楊科上將，國防部黨組書記謝伊拉少將提議軍隊開進首都；
同時，對改革派領袖和進步人士進行逮捕——其中有杜布切克、斯姆爾科夫斯基這樣的政治家，也有瓦丘利克那樣的作家、知識分子。
但這次行動被軍隊總政治部主任普爾赫利克中將察覺了，而這位將軍又是傾向於改革的將領。這個行動尚未實行便流產了。軍隊的擅自行動不僅沒有幫上忙，反而使得諾沃提尼成了風箱的老鼠
形勢變得對諾沃提尼更加不利，但他仍然憑藉著幾個親信的支持，在全會上繼續鬥爭。至少在主席團，諾沃提尼的支持者還能佔有微弱的多數。 全會繼續了3天，均勢不能打破，只好又一次休會，準備過完聖誕節再開。 1968年元月2日，捷共具有歷史意義的全會繼續召開。但是此時，改革派卻發動內情外泄，把中央的派別鬥爭已經傳到社會上，公眾和新聞輿論開始對政治家施加壓力——要求諾沃提尼下台。1月4日，主席團進行表決，諾沃提尼以4比7的劣勢，被迫交出了第一書記的職務。
1月5日，廣播電台向全國廣播了諾沃提尼辭去第一書記、並由杜布切克繼任的消息。 2月25日，捷軍少將、捷共軍隊黨委書記楊·謝伊納帶了他的兒子及其未婚妻叛逃美國。國防部副部長楊科上將自殺身亡。這件事情導致諾沃提尼長了一百張嘴也說不清楚了，改革派提出：
一、要求諾沃提尼離開總統府； 二、正式取消新聞檢查制度； 三、實行遷居自由； 四、實行有效的政治、經濟改革； 五、對一切事情都應向人民說真話； 六、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七、與蘇聯建立平等的關係。 最終，諾沃提尼搬出了他呆了12年之久的總統府。同時，黨內改革派的政治改革設計——四月《行動綱領》出爐，「布拉格之春」降臨捷克斯洛伐克大地。 在經濟體制改革部分，除了以前有過的擴大企業許可權，加強市場機制之外，還包括「成立工人委員會，實行工人自治和民主管理」。「企業職工選舉產生的職工委員會有權任免企業經理、決定企業方針和計劃」。 綱領將擴大了的企業自主權直接交給了工人委員會。
綱領對民主、自由作了十分具體的規定：
1，要由法律保證公民有建立自願組織，興趣組織和社團的可能性，不要以官僚主義加以限制；2，公民有討論和影響國家決策的自由，「不能通過任意解釋、依靠權力規定允許他們知道什麼和不允許他們知道什麼，他們哪些意見可以公開講，哪些意見不可以公開講……必須系統地研究輿論，研究的主要結果應公佈於眾。」3，實行新聞報道自由，取消新聞檢查，「排除實際上存在的事先進行新聞檢查的可能性……在報刊中要把國家的官方立場、黨的機關報和新聞評論加以區別」。4．遷徙自由，「法律要準確地規定行動自由，特別是公民到國外旅遊的自由；主要的是公民有權在國外長期或持久居住，不許把人們無根據地置於流亡者的地位。」
綱領中稱這是： 「新的、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 「具有充滿活力的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 「擁有現代文明的社會主義」； 「具有發達文化的社會主義」； 其實我可以給他一個更準確的提法：戈爾巴喬夫的「具有人道面貌的社會主義。」因為老實說這個改革文件中的措施，無論政治經濟都無法改善經濟，只能加劇混亂甚至可以說布拉格之春就是蘇聯解體的預演，只需要等多等幾年，結果就見分曉
但此時偉大的蘇聯人又來救場了-----------
5月29日，華約部隊總參謀長、蘇聯將軍卡扎科夫率代表團抵達布拉格，宣布華約部隊將在捷、波境內進行軍事演習；5月31日，布拉格電視台播放了蘇軍演習部隊從烏克蘭調往捷克的新聞……
蘇共其理報也展開了宣傳政勢，說類似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反革命勢力」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國內蔓延；捷克人的政治視線被這突如其來的軍事行動吸引過去。剛剛被所謂改革、民主鼓舞起來的氣氛頓時被民族主義所取代；
1968年7月29日，一輛專列從蘇聯開到切爾納，載來了蘇共三駕馬車：總書記勃列日涅夫、總理柯西金、國家元首波德戈爾內都在其中；同時，另一輛專列從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發開來，送來了斯沃傅達總統和杜布切克。雙方準備會談解決爭端，但一次就象老百姓在生活中吵架一樣的會議，就能將國家問題調和起來嗎？據說會議上勃列日涅夫哭了，但局面已經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了；
1968年8月20日的晚上11點……該來的終於來了
8月21日凌晨2時，捷共在得知入侵消息兩個多小時後，中央主席團的告全國人民書在布拉格廣播電台播出了。 告全國人民書宣告：5國軍隊越過了捷克斯洛伐克邊界，「共和國總統，國民議會主席，政府總理和黨中央第一書記對此一無所知」。干涉軍「應邀」而來的政治欺騙破產了。 另一方面，凌晨3時，一排傘兵衝進政府所在地。切爾尼克總理正在他的辦公室召開政府部長會議，他要表明捷克斯洛伐克的合法政府仍在行使權力。 政府官員全部被捕，被迫臉朝牆壁站成一排，切爾尼克總理卻被押上一輛裝甲車帶走了。 凌晨4時半，一隊裝甲車，一隊坦克車和幾卡車傘兵在蘇聯大使館的小轎車帶領下，包圍了捷共中央大廈，士兵封鎖了這座建築。一些軍官和便衣人員衝進去扣押了杜布切克、斯姆爾科夫斯基和民族陣線主席克里格爾。 軍事行動完成了，政治較量開始了。 在政治較量中，節節敗退的註定是蘇聯
因為勝利者陷入了困境，這裡沒有民粹摧毀政權，改革的負面結果還沒有出現，工農群眾還是相信新政府，因為誰會相信未來的威脅呢？
1968年8月22日11時18分，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會，在布拉格著名的切卡德工廠禮堂召開。（瀋陽中捷友誼機床廠就是它援建的）
原本是一場經濟和政治路線討論，卻被勃列日涅夫搞成了民族戰爭。最後蘇聯只能迫使被押到莫斯科的杜布切克等人回去收拾局面；
1968年8月27日下午5時，布拉洛電台播放了貝多芬第五交響樂《命運》後，杜布切克發表了8月21日悲劇以後的第一次廣播電視講話。 他的整個神情是疲憊不堪的，他的講話斷斷續續，並且常常停頓下來有時是在痛苦的追憶，有時是極力地剋制。 他向人民報告，已經有了一個讓5國軍隊分期撤出的協議。他說，為了這個協議，我們付出了昂貴的代價……我們不得不採取若干臨時性的特殊措施來限制我們所取得的民主和自由……」「布拉格之春」還沒有展現它的全部，便匆匆從布拉格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有趣的是，蘇聯挑選了曾被喔諾提尼以資產階級民族分子關押的胡薩克為新的總統。 斯姆爾科夫斯基、克里格爾等最激進的改革家被開除出黨，許多編輯、作家和電視台評論員被放逐到工廠、農場勞動，有的進步人士甚至被逮捕關押。 對杜布切克則是一點一點地對他進行剝奪——1969年4月，他被撤銷第一書記職務；9月，被解除中央主席團職務；年底，被任命為駐土耳其大使，實際上是被放逐到異邦；1970年元月，被停止黨籍；5月，被召回國；6月26被開除出黨。杜布切克沉默離開了布拉格，到斯洛伐克的一家工廠辦公室去工作了……
同一時間，另一次衝破斯大林體制禁錮的運動----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用的是納吉的辦法，暴風驟雨效果顯著，為未來的中國開放接受外資鋪平了道路；
於是有些人說：因為中國有一支強大的人民軍隊，所以中國成功了，捷克斯洛伐克失敗了
歷史真的如此簡單嗎？
1989年，主要由被開除出黨的杜布切克集團和自由知識分子組成的七七憲章大選勝利，親蘇的胡薩克集團被自己的黨開除黨籍
勝利了！！！！布拉格之春戰勝了莫斯科之冬
但冬天說：把克勞斯和馬利安?恰爾法送去吧
1989年底，一場非流血革命成功，本身是作家出身的哈維爾，和他同樣是文人知識分子的盟友們，正在討論如何接管共產政權，推行政治與經濟的改革，此時，克勞斯不請自來，推門而進，指著哈維爾，說：「你們需要我！」
克勞斯是一名經濟學家，早在共產時代已高喊只有自由經濟才能挽救捷克，但他卻不算是政治異見分子，亦沒有如哈維爾等反對派遭到迫害和受牢獄之苦，事實上1971年至1986年他一直是在銀行官員。他參與政治也是在革命成功之際。
他向哈維爾毛遂自薦，這對於完全不懂市場經濟運作的哈維爾團隊來說，的確沒有別的選擇，便接受他成為推動自由捷克經濟的大旗手。 克勞斯一開始即大力主張他所稱的「戴卓爾夫人政策」，他通過拋出一大堆自由經濟學大師的名字如海耶克、弗里德曼、亞當·斯密等，並讚揚「無形之手」的威力，完全震懾了只念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哈維爾團隊。未幾，克勞斯很快便全速推行私有化，他以售賣「股份券」形式來私有化國有資產，結果最大的得益者是他的近親盟友和脫離捷共的前共產黨幹部（捷共後來遵從杜布切克理論），貪污謠言此起彼落，國有資產都落入了權貴腰包；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
哈維爾曾痛心指克勞斯所實施的其實是「黑幫資本主義」（gangster capitalism）。當時哈維爾是總統，而克勞斯則是總理，這兩位國家領導人旋即成為政敵。公民論壇瓦解，克勞斯與盟友另立右翼政黨——公民民主黨。2002年擊敗哈維爾，成為捷克的贏家；
克勞斯繼續推進經濟改革，消解了第一波私有化高潮給帶來的和哈維爾的發展路徑分歧。此後捷克基本上就恢復了二戰前的常態，給德國充當農產品、資源和勞動力的供給基地；其製造業規模大幅度衰退了，殘存的也被西方資本所控制。
不過隨著加入歐盟，捷克與歐洲一起經歷了繁榮時期。其實，在這個繁榮時期中，不論你走什麼樣的道路，經濟增長速度都是比較快的。普京領導的俄羅斯「崛起」了，波蘭、羅馬尼亞發展得也很快，就是「走老路」的朝鮮古巴還一派欣欣向榮的架勢，各自都有自己的一套神話，像不同套餐一樣可供不同政治傾向的中國人閱讀。
那杜布切克呢？他則卷進了和斯洛伐克獨立運動的爭吵中
1989年11月，天鵝絨革命發生。在捷克一方，發動革命的是：公民論壇，在斯洛伐克一方對應的是：公眾反暴力組織。幾個星期之後，共產黨失去政權。捷克人哈維爾當選為聯邦政府總統，而斯洛伐克人馬利安?恰爾法被選為聯邦政府總理，斯洛伐克人一一前被流放的共產黨總書記一一杜布切克當選為聯邦議會議長。
此時，斯洛伐克內部出現了獨立的呼聲(但只是少數人)。
而此時一項人事紛爭也加重了這個國家的病情。
4月，斯洛伐克執政黨「公眾反暴力」組織發生分裂，總理馬利安?恰爾法被解職，他旋即另組新黨「民主斯洛伐克運動」。立刻改換立場，他指控這些杜布切克等人是捷克的「走狗」，只有他自己才是斯洛伐克利益的忠實代表。
由於這個新黨有大批前國企管理人員和前共產黨幹部。再見上馬利安?恰爾法極受群眾喜愛，這次分裂直接導致斯洛伐克再次變天
對此，曾經不怕做民族分裂分子的杜布切克公開宣稱自己是捷克斯洛伐克民族主義，但時代變了，沒人聽他的什麼人道社會主義了
1992年9月1日，杜布切克因為神秘的車禍重傷，於11月7日十月革命這一天逝世。
現在的歷史只剩下了美國人描寫的「布拉格之春」在這個故事裡沒有杜布切克，沒有改革，沒有少女和蘇軍街頭辯論，只有青面獠牙的蘇軍無緣無故入侵一個國家（嗯，這很伊拉克）
據說，杜布切克的父親，曾經懷揣美國夢，去了他心目中自由和民主的美國。他失望了，美國並不像他想像的那樣。他成了社會主義者，在杜布切克三歲時他們全家移民到了心中新的燈塔——蘇聯
為了社會主義夢想而努力。杜布切克從此有了一個濃濃的蘇聯情懷，蘇聯和共產主義代表著正義，直到1968年。
我個人一直覺得杜布切克和哈維爾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歷史上相輔相成，都是悲劇夢想家。 杜布切克以為只要給蘇式體制一張人道面孔就不是官僚體制了；哈維爾以為美式體制只要給它一張人性面孔就不是資本體制了。但杜布切克最終只能面對勃列日涅夫和蘇聯的鐵騎，而哈維爾只能面對他所痛恨的克勞斯與"黑手黨資本主義"
我覺得，我們的制度的真正弊病之一，正是給了太多人搭便車的機會，以至於車上的人居然產生了不再珍惜那四個輪子的古怪念頭。----------------------------------捷共代表團團長亨德利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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