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達恩頓：出版業的過去和現在

來自專欄 法師塔觀察

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1939-），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哈佛大學圖書館館長，是英語世界最重要的法國專家之一，也是書籍史/閱讀史領域的領軍人物，因《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屠貓記》《啟蒙運動的生意》等經典著作而為中國讀者熟知。他的興趣遠遠超出了啟蒙運動的皇皇大著之外，而將「較次要的著作」也包含在內，而後者卻往往被人錯誤地認為對歷史沒有多少影響。照今天的標準來看，它們或許沒有什麼價值，但在達恩頓看來它們或許比流傳至今的名家名作更深遠地表達和影響了過去某個時代的心態。

在達恩頓的新書《法國文學之旅》（a Literary Tour de France）中，他描述了舊制度下法國圖書貿易的一個引人入勝的圖景。2018年4月11日，《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對於那些對這本書的歷史感興趣的人來說，法國的文學之旅真是不可思議。請給我們講講這本書的起源，關於大革命前的法國，我們怎麼能知道這麼多圖書業的事情呢?

1965年，我進入了一個「歷史學家的夢境」:在瑞士納沙泰爾的一個閣樓里，有5萬封信件被埋沒了。這些手稿來自納沙泰爾出版社(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Neuchatel)，它是18世紀最大的出版商和批發圖書經銷商之一。當我還是牛津大學的研究生時，我偶然發現了他們的腳註：當時我正在尋找法國大革命中最傑出的領導人之一雅克-皮埃爾·布里索(Jacques-Pierre Brissot)的信息，他是吉倫特黨的領導人，納沙泰爾出版社在1789年之前出版了他的書。腳註表明他的一些信件可能收藏在納沙泰爾圖書館，於是我寫信給圖書館的主管，他回答說他們收藏著119封布里索的信。1965年，加入哈佛大學研究員協會後，我直接去了納沙泰爾。那裡不僅有布里索的信件，總共五萬份文件，都是由與印刷和圖書貿易有關的人寫作的：作家、印刷工、印刷工、印刷工人、走私者、小販、不同類型和規模的書商。在寫完布里索的傳記後，我改變了主意，開始研究書籍的世界。書籍史現在是一個重要的學科，但在那時它幾乎不存在，甚至連名字都沒有。

在我們看來，圖書業的現狀很嚴峻。能為我們描述一下，一名生活在18世紀的年輕旅行推銷員眼裡的書籍的世界嗎？

我在這些信件中發現了一個充滿魅力的世界，這個世界充滿了默默無聞的人們。他們很少出現在歷史紀錄中，通過向讀者提供印刷文字而勉強謀生。這與巴爾扎克在他偉大的小說《失去的幻想》中所描述的世界相似，但他們是真實的、有血有肉的人物，我要重新塑造他們的生活。

在《法國文學之旅》中，我將追尋一位旅行推銷員的足跡，他在1778年7月騎上一匹馬，花了五個月的時間遊覽了他路線上的每一家書店，這是一個貫穿法國東部、南部和中部的巨大線路。在這次旅行中，他一直在寫日記，並與納沙泰爾的總部辦公室通信。材料非常豐富，你可以從街道的層面上，根據書商的經歷和出版商專業代表的評估來了解圖書交易。這位推銷員所見到的書商也在納沙泰爾出版社的檔案中有記錄，從1769年一直到1789年。因此，可以在1778年將整個出版系統的橫向視圖與數十家書商的縱向視圖結合起來。通過系統地研究他們的訂單，我們可以發現有哪些暢銷書，甚至可以製作出一份回顧性質的暢銷作者列表。

那麼在大革命前夜的法國讀者中最受歡迎的是什麼，你可以告訴我們嗎？

是的，我統計了1145個標題——我相信，這足以讓我對大革命即將爆發前的文學需求有一個清晰的概念。我可以證明，啟蒙運動確實通過一類被遺忘的文學題材，深入滲透到舊制度當中：異國旅遊書籍,感傷的愛情小說，流行歷史讀物，給孩子看的道德故事，參考書，科普，對公眾人物的私生活的大段誹謗。諸如《路易十五的私生活》（The Private Life of Louis XV）和《杜巴利夫人真相》（Anecdotes about Mme la comtesse Du Barry）這樣的作品，讓法國看起來像是一個墮落的專制國家。這些書籍並沒有直接導致革命，但它們對1789年前的公眾輿論的激進化起到了很大作用。

你在書中詳細描述的盜版和走私者的角色特別讓人著迷。如今，數字時代的出版商們擔心的是另外一種不同類型的盜版，你能談談18世紀的盜版嗎?

除了在英國(《安妮法令》，1710)，版權在1789年以前都是不存在的。但是，盜版者可能會因為侵犯了「特權」（privileges）而受到懲罰，儘管荷蘭和瑞士的出版商不會受到法國法律的約束。這些盜版者們非常精明，他們盜印了法國圖書，在法國與法國書商串通把這些盜版書賣出去，特別是在那些對巴黎出版商的控制和高價感到不滿的地方。存在一個龐大的為書商供貨的地下系統，儘管它偶爾發生災難，但仍能有效運作。

當時市面上的盜版書籍有多流行?

我研究了走私行業和地下交易，因為據我估計，它所運輸的書籍超過了發行量的一半。此外，地下充滿了色彩繽紛的人物，我也很高興能重建他們職業生涯的軌跡。18世紀的書商沒有回報，貿易被公會壟斷，巴黎公會主導著出版業，甚至有權力通過檢查商店和商品來加強其壟斷地位，而對文學的監管也涉及到廣泛的審查制度，以及專門的警察檢查人員。考慮到以上幾點——沒有版權，沒有回報，公會壟斷，審查，警察——你可以看到盜版會繁榮起來的原因。事實上，盜版發展地如此廣泛，以至於你可能會認為它幾乎和今天的信息一樣，通過互聯網在商業貿易之外傳播。

今天，你向出版商詢問他們在互聯網時代的主要挑戰，他們通常會說是「如何被讀者發現」（discoverability）。在18世紀，法國的出版商和作者是如何理解這一點的?

18世紀的出版和圖書貿易最讓我驚訝的是信息流動的強度，主要是通過郵件。納沙泰爾出版社收到了法國各地的書商們源源不斷的來信，而歐洲其他國家的書商們則在他們的訂單中加入了書店的談話、閑聊和一般性的觀察。重要的出版商會派出銷售代表從口頭交流中收集信息，市場營銷涉及到說明書、目錄和通知的流通。信息並不缺乏，但大部分都是假的。事實上，盜版出版商經常會宣稱他們重印一本書只是為了測試需求，或者是為了嚇跑其他的盜版者。在巴黎，盜版者公然反抗合法的出版商，在19世紀開闢了一個規模龐大的廉價市場，稱為「le grand public」。有時，作者把相同的作品賣給不同的出版商。而在盜版者中，對原始文本的作者的尊重相對較少，因為盜版者們很願意通過消除所謂的「印刷奢華」（typographical luxury）來降低價格。

你是一個作家，一個閱讀史/出版史領域的著名歷史學家，在一個吸引人的技術變革時期，你管理著哈佛大學圖書館系統，特別是在谷歌圖書產生巨大爭議的時代。你如何看待現今的出版業與圖書館?

我不相信任何關於「圖書已死」和「圖書館過時了」的哀嘆。我們在哈佛發現，每年出版的書籍都比前一年多，電子書的銷量趨於穩定，我們的圖書館也擠滿了讀者。我在那裡管理圖書館系統已經八年了，公共圖書館也見證了這一切。

圖書館獲得了新的功能，特別是作為互聯網上的資料的看門人和材料的保存者，圖書管理員也在培養新的技能，他們中許多人掌握了技術上的、教學上的和職業技能。歸功於我們在2010年在哈佛大學開發的美國數字公共圖書館（Digital Public Library of America ,DPLA）這樣的新機構，絕大多數人都能自由地接觸到我們的文化遺產。我相信，現在的圖書管理員是美國所有公務員中最受低估，薪水最低的。

現在的出版商一直在關注技術和互聯網的影響，以及版權和知識產權法律的發展狀況。你對圖書業務如何處理數字化、網路化的世界有何看法?

我對18世紀的盜版者懷有某種程度上的同情，我也知道今天的出版商必須堅持嚴格遵守版權法。但是現在版權涵蓋了作者的有生之年再加上去世後70年，這使得圖書館和像DPLA這樣的組織不可能提供上個世紀大部分的作品，我認為這無法充分地為公眾服務。

雖然我們在互聯網的觀點上已經經歷了幾個階段，但我仍然認為它是一種促進知識民主化的力量。我們現在非常關注隱私問題，以及通過濫用技術操縱政治的現象。儘管如此，我們現在仍然應該認識到，在開國元勛們的時代，這只是一個烏托邦式的夢想。如果讓我來推薦兩種變革方式，我主張創建一個更靈活的版權法，還有採取措施防止谷歌和Facebook這樣的商業巨頭壟斷信息。

原文鏈接：London Book Fair 2018: Robert Darnton on Publishing Then and Now

圖片來源：A Literary Tour De Fr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