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張愛玲筆下的男性形象

05-24

終身安所在何處有灘頭

----淺析張愛玲筆下的男性形象

鮑靜珍

摘要：本文試圖以張愛玲在各個時期創作的小說中的男性為研究對象，在這些小說文本中尋找出別具特色的東西，通過分析張愛玲小說文本中的男性群像的書寫模式發現，我們找不到正直、可靠、有責任心的男人，也找不到擁有幸福的女人，當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作者正試圖在小說文本中使女性們自然而然地突顯出悲涼來。

關鍵詞：張愛玲　男性女性主體性

張愛玲筆下的男性蒼白、渺小，沒有高尚的情操，沒有真情，也沒有質樸、憨厚的性格，儘是些玩世不恭的享樂主義者。他們在獸慾、習俗的擠壓下沉淪，精神蒼白。張愛玲從人的「虛偽性」來揭露「人性惡」，人的「靠不住」。尤其是生活在名門世家的公子哥兒，一旦掀去了罩在外面的面紗，剩下的便是赤赤裸裸的虛偽，「爬滿了虱子」。

一、佟振保——好人？

《紅玫瑰和白玫瑰》的男主人公佟振保，他靠自己的努力奮鬥，在社會上有了體面的地位，事業成功，提拔兄弟，辦公認真，熱心待友，侍奉母親，「他做人做得十分興頭」，「整個地是這樣一個最合理想的中國現代人物」。張愛玲用嘲諷的筆調冷冷地掀開了這個「大好人」臉上的面紗，他在妻子與情婦之前還有兩個不要緊的女人。第一個是巴黎的一個妓女。他認為在這樣一個充滿狐臭汗酸氣、低級下賤、骯髒的妓女身上花錢是最不上算的事，從那天起振保就下了決心要創造一個「對」的世界，隨身帶著。在那袖珍世界裡，他是絕對的主人。他所謂的「對的世界」無非是每次嫖得精刮上算。第二個女人便是玫瑰。玫瑰是個混血姑娘，她和振保隨隨便便，振保認為她是天真，她和誰都隨隨便便，振保認為她有點瘋瘋傻傻，這樣的女人，在外國或是很普遍，到中國就行不通，把她娶來移植在家鄉的社會，那是勞神傷財，不上算的事。與玫瑰，振保並沒有打算用真愛，當玫瑰在分別之際緊緊抱住他時，總算良心發現玫瑰是個正經姑娘，才沒毀了她的清白，為了這件事，朋友中沒有一個不知道他是個坐懷不亂的柳下惠。他這名聲是傳出去了。他對他自己那晚上的操行充滿了驚奇讚歎，但是他心裡是懊悔的。背著他自己他未嘗不懊悔。虛偽的本性顯露無疑。後來，振保又同朋友的妻子嬌蕊戀上了，文中對佟振保的情慾的刻畫非常細膩：「這女人把右手從頭髮里抽出來，待要與客人握手，看看手上有肥皂，不便伸過來，單只笑著點了個頭，把手指在浴巾上揩了揩。濺了點沫子到振保手背上。他不肯擦掉它，由它自己幹了，那一塊皮膚便有一種緊縮的感覺，像有張嘴輕輕吸著它似的。」「燙過的頭髮，稍子上發黃，相當的硬，像傳電的細鋼絲。他把它塞到褲袋裡去，他的手停留在口袋裡，只覺渾身燥熱。」與其說是王嬌蕊勾引了他，不如說是他主動調情。在為自己尋找種種說服自己的理由後墜入了肉慾的深淵。他與她睡了覺還冠冕堂皇地為自己辯解是「愛上了她的靈魂，她有許多情夫，多一個少一個，她也不在乎。王士洪雖不能說是不在乎，也並不受到更大的委屈。」十足一個不負責任偽君子的形象。對方一旦要與丈夫離婚，他就對自己的行為感到慌張了，便怯懦得要死，連那他與嬌蕊偷情的公寓「像大得不可想像的火車，正沖著他轟隆隆開過來，遮得日月無光。」他又「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他怕毀了自己的前程。在世俗和功利的進攻下，他萎縮了，他冷酷的撲滅心中的情焰，甚至犧牲他所醉心的女人作為代價。他明白這會危及到他的形象，秩序和利益。他不願「墮落」，他要做一個「好人」，他要對自己負責。於是，匆匆忙忙選了一個好女子煙鸝結婚，婚後，她成了他眼中一個「很乏味的婦人」，他開始宿娼，「他對於妓女的面貌不甚挑剔，比較喜歡黑一點胖一點的，他所要的是豐肥的屈辱。這對於從前的玫瑰與王嬌蕊是一種報復……」可悲可笑的是他自己並不肯這樣想，認為是褻瀆了過去的回憶.他對妻子的冷落導致了妻子的出軌，在雨天回來拿雨衣時發現了妻子與裁縫的私情後，心靈再度被曲扭，在外面常常酗酒，公開嫖女人，回來則砸東西打妻子，他盡情的發泄著他的冷酷、變態。

這裡，作者露出了佟靈魂深處的卑鄙，冷酷變態，自私與好色，展示了一個靈肉分離，表裡不一，人格萎縮的「兩棲人」的心理世界。但他仍戴著面具做他的「好人」，在善的外衣下裹著惡的本質。在佟這個形象中，「好人」是他的第一個層次，也是他最表面的層次，還是他自我塑造的形象。「虛偽」是他的第二個層次，他既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在《紅玫瑰與白玫瑰》（以下簡稱《紅》）中，張愛玲對男女不平等關係有極致的描寫，對男性性心理有入木三分的刻畫：「振保的生命中有兩個女人，他說一個是他的白玫瑰，一個是他的紅玫瑰。一個是聖潔的妻，一個是熱烈的情婦。——也許每個男子全都有過這樣的兩個女人，至少兩個。」男人總是貪心而自私的，他們「最高的理想是要一個冰清玉潔而又富於挑逗性的女人。冰清玉潔，是對於他人；挑逗，是對於自己。」當兩美難全時，他們就娶「冰清玉潔」的做妻子，納「富於挑逗性」的做情婦，前者出於社會倫理的要求，後者出於自身肉體的需要，——當然，如果這個情婦威脅到他的社會地位時，他就會毅然撒手。在《紅》，振保對於紅玫瑰只是逢場作戲，誰知道她竟然認了真，於是他立即從「唧唧喳喳的肉的喜悅」中抽身出來，「你要是愛我，就不能不替我著想（他何曾替她著想過？）」。多年之後他邂逅紅玫瑰，發覺她已不再是他當年的紅玫瑰了，「自己當時並不知道他心頭的感覺是難堪的妒忌。」他哭了，還想：「在這一類的會晤里，如果必須有人哭泣，那應當是她——應當她哭，由他來安慰她的」——張愛玲把一個男人的自私本質刻畫的淋漓盡致。因為這個女人曾經愛過他，他就認為她應該一如既往地愛著他，——他不僅要佔有他的身，還要佔有她的心，可是，她卻變成了一個平凡的婦人，有著平凡的幸福，他還是做不了她的主人，因此就連這平凡的幸福也令他妒忌。因為自己的不幸福，也不能讓她幸福，他要她為他受苦——為了證實這自己的想法，他讓弟弟發表看法，弟弟用「老了，老得多了」來結束這個女人，其實大半是為了讓他心理平衡，——一個女人再老，男人因為沒能得到她，多少也有點值得留戀罷？可不是？「連她的老，他也妒忌她，」——這是一個怎樣自私的男人啊。當振保發現他「聖潔」的妻子竟然與裁縫有染時，他徹底崩潰了，瘋狂地在外玩女人，——是報復妻子（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也報復自己。一次撒潑之後，他「覺得她完全被打敗了，得意之極，立在那裡無聲的笑著，靜靜的笑聲從他眼裡流出來，像眼淚似的流了滿臉。——第二天起床，振保悔過自新，又變成了好人。」——這是因為妻子的妥協，也是他對自己的妥協——除非他成了瘋子，否則他還要繼續打造他的「對」的世界，他逃不了——他要做好人，就做不了真人，現在連真人也做不成了（紅玫瑰「背叛」了他），只好死心塌地做回好人——偶爾的墮落並沒有使他失去男人的理智，他終究是個男人，虛偽、貪婪、自私、無恥（真正無恥——「從前的男人是沒有負心的必要的（張愛玲）」，只有女人才會如此的難堪——純潔呆板如白玫瑰，男人認為無趣；熱烈風騷如紅玫瑰，男人認為放蕩，而他們心裡是喜歡「放蕩」的，因為他們本質如此。）。紅玫瑰與白玫瑰典型地代表了兩類女人，一是熱烈風騷的有著鮮活的生命力的女人，一是溫柔嫻靜缺乏個性的女人。對於男人而言，缺少任何一個都是不完美的，只有兩者合一才是最理想的，而女人在男性的選擇中，無論前者還是後者都不可能得到幸福。在《紅》中，紅玫瑰成了犧牲品，而白玫瑰由於社會的支持佔了上風，得到了社會的合法地位。紅玫瑰若想得到合法的身份，只好轉變成白玫瑰那樣沒有特色的女人。然而即使勝者如白玫瑰，她們也只是「繼續在一個多妻主義的丈夫面前，愉快地遵行一夫一妻主義。」只要男性貪婪的本性不變，她們的命運就不會改變，因為愛是自私的、排他的，任何第三者的介入都是破壞。張愛玲筆下，男女之間是無愛的，或者說，沒有完滿的愛。「朋友妻，不可欺」，這句流傳了幾千年的俗語，規約了一種人際關係。可振保與紅玫瑰的交往似乎是又一次對傳統的反叛。只是這次反叛多少有些下流和無恥。他與紅玫瑰的交往純粹是出於精神的空虛和情慾的需要，並無崇高的目的。這一次「做自己的主人」卻被自己的行為染上了不光彩的意味。作者在開頭讓振保立志做自己的主人，卻又一步一步地消解這一「理想」，一步一步地抽空振保生活的底蘊。與玫瑰的交往是「坐懷不亂」，這多少有值得讓人讚揚的地方，而與紅玫瑰的交往卻是「始亂終棄」，扮演了一個不光彩的角色。

情人和情婦畢竟是從西方舶來的東西，無法在中國得到完全的實現。做不成自己的絕對主人，退而求其次，振保又想做「家庭的主人」，於是向母親屈服，娶了煙鸝為妻，算是向傳統靠近了一步。讓他和讀者所沒有想到的是，這個看來老實巴交的妻子，卻讓振保戴了綠帽子，與裁縫偷情。作者在這裡徹底抽空了振保身上所有理想的光環：個人永遠都是渺小的，在社會的漩渦中永遠無能為力。於是振保破礶子破摔，「常常喝酒，在外面公開玩女人。不像以前，還有許多顧忌。」這种放盪，純粹是個體在感到力不從心時的必然結果。只是作者在結尾處又讓振保「覺得舊日的善良的空氣一點一點偷著走近，包圍了他，無數的煩憂與責任與蚊子一同嗡嗡飛繞，叮他，吮吸他。」於是，「第二天起床，振保改過自新，又變了個好人。」生活似乎和振保開了個不大不小的玩笑，轉了一個圈，又回到了起點，似乎一切都沒有改變，只是這種不變多少讓人有些「蒼涼的回味」。振保的轉變，真實地傳達出了當時上海灘小人物的生存狀態--平庸、麻木和無能為力，只是為活著而活著。

二、范柳原——新派？

《傾城之戀》中的范柳原，英國長大的廣東生意人，事業成功，對女人存有戒心。他遊戲於情感與女人之間，對女人就像是對生意一樣知根知底。他風流自持，精神空虛，精明而計算。雖是庶出，憑著一點家底和俊朗外型，范柳原早被捧成作單身貴族，早已被名門閨秀和野草羣鶯包圍。

范柳原很新派，西化洋化十足，三十三歲還是個玩世不恭的浪蕩子。從英國回來的時候，無數的太太們急扯白臉的把女兒送上門來，硬要嫁給他，這一捧卻把他捧壞了。從此他把女人看成他腳底下的泥。由於幼年時代的特殊環境，他的脾氣本來就有點怪僻。他父母的結合是非正式的。他父親有一次出洋考察，在倫敦結識了一個華僑交際花，兩人秘密地結了婚。原籍的太太也有點風聞。因為懼怕太太的報復，那二夫人始終不敢回國。范柳原就是在英國長大的。他父親故世以後，雖然大太太只有兩個女兒，范柳原要在法律上確定他的身份，卻有種種棘手之處。他孤身流落在英倫，很吃過一些苦，然後方才獲得了繼承權。至今范家的族人還對他抱著仇視的態度，因此他總是住在上海的時候多，輕易不回廣州老宅里去。他年紀輕輕的時候受了些刺激，漸漸的就往放浪的一條路上走，嫖賭吃著，樣樣都來，獨獨無意於家庭幸福。在現實生活里他似乎能夠左右逢源，得心應手。在這個新舊雜糅與交替的時代里他似乎代表了一種「新」的趨向。然而，張愛玲以她獨到的眼光看透了他洋裝里包裹著的陳舊靈魂，以她對歷史與文明的悲觀氣質為背景，仍然洞悉了籠罩與這些新派人物內心的荒涼。頹廢的生活方式所隱藏的仍然是脆弱的生命，朝不保夕的恐慌。

范柳原本打算保持自己的「自由」，不願意負家庭的責任，他對流蘇說的那些話，她一句也不相信。她看得出他是對女人說慣了謊的。可見，范柳原對女人了如指掌。他是玩慣了女人的。然而他還想博得女人的同情和理解，他對流蘇說：「我知道你是不快樂的。我們四周的那些壞事，壞人，你一定是看夠了。可是，如果你這是第一次看見他們，你一定更看不慣，更難受。我就是這樣。我回中國來的時候，已經二十四了。關於我的家鄉，我做了好些夢。你可以想像到我是多麼的失望。我受不了這個打擊，不由自主的就往下溜。你……你如果認識從前的我，也許你會原諒現在的我。」但那些偶爾出現的真心一晃就不見了。他一邊與流蘇調情，一邊整日的和薩黑夷妮廝混著。他對流蘇說「死生契闊——與子相悅」，他只想把流蘇當情人，不想花了錢娶一個人來管束他。然而傾城的覆滅成全了他和白流蘇的婚姻。他不禁感慨「這一炸，炸斷了多少故事的尾巴！」文章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柳原歇下腳來望了半晌，感到那平淡中的恐怖，突然打起寒戰來，向流蘇道：「現在你可該相信了：『死生契闊，』我們自己哪兒做得了主？轟炸的時候，一個不巧——」流蘇嗔道：「到了這個時候，你還說做不了主的話！」柳原笑道：「我並不是打退堂鼓。我的意思是——」他看了看她的臉色，笑道：「不說了。不說了。」他們繼續走路。柳原又道：「鬼使神差地，我們倒真的戀愛起來了！」流蘇道：「你早就說過你愛我。」柳原笑道：「那不算。我們那時候太忙著談戀愛了，哪裡還有工夫戀愛？」

流蘇的對手柳原是一個自私的男子，也可以說是頹敗的人物，不過是另一種的頹敗。他和她要好，不打算和她結婚。這樣的人往往是機智的，伶俐的，可是沒有熱情。他的機智與伶俐使他成為透明，放射著某種光輝，卻更見得他的生命之火是已經熄滅了。結婚是需要虔誠的，他沒有這虔誠。他需要娼妓，也需要女友，而不需葯妻。他與薩黑荑妮公主往來，這薩黑荑妮公主對於他毋寧是娼妓，他決不把她和流蘇同等看待。保持這樣的女友關係，靠的是機智與伶俐，不是靠的熱情。

重到香港之後，一個晚上柳原吻了她。第二天他卻告訴她，他一禮拜後就要上英國去。他是要逃避自己的這一吻。流蘇被留在香港，獨自住在他給她新租下的一所房子里。一切竟是這樣的空洞，不切實，這樣的沒有著落嗎？不，就是夢也要比這更分明些。她搬進了新房子，客廳里門窗上的油漆還沒幹，她用食指摸著試了一試，然後把那黏黏指尖貼在牆上，一個綠跡子。為什麼不？這又不犯法？這是她的家！她笑了，索性在那蒲公英黃的粉牆上打了一個鮮明的綠手印。她要證實給自己看，就是欺騙自己都好。

流蘇的掙扎和反抗竟然修成正果，終於得到了眾人虎視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在這姻緣里，他們遭遇了個體時間之外的集體時間——戰爭。我想，這是遭遇，而不是參予，這一點，仍然是張愛玲與那些側重表達集體感受、民族意識的作家的區別。戰爭作為這個體生命時間的威脅介入流蘇和范柳原的關係，令他們不能不重新考慮兩人關係的價值，從而加速了締結正式婚約的程序。在這樣一個處理中，我們又可以看到張愛玲如何利用傳統的美色「傾城」這一語義向寫實「傾城」這一語義的轉換。在淺水灣一邊山的高牆下，范柳原對流蘇說：「這堵牆，不知為什麼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類的話。……有一天，我們的文明整個的毀掉了，什麼都完了——燒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許還剩下這堵牆。流蘇，如果我們那時候在這牆根底下遇見了……流蘇，也許你會對我有一點真心，也許我會對你有一點真心。」

　　這一幕，曾被傅雷稱絕：「好一個天際遼闊胸襟浩蕩的境界！」其實，這不止是人物的感覺，也是張愛玲對個人時間與歷史時間相遇時二者關係的感覺。在那個眾多作家認為嚴峻的時代，這嚴峻對於張愛玲來說更重要的是它對個體生命的威脅。相對於眾多作家的民族本位，張愛玲是以個人為本位的。這才是她所理解的個人時間與歷史時間相遇的含義。她在不止一個地方說過：「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里有這惘惘的威脅。」[1]

范柳原愛白流蘇，但他卻又是現實的，他很清楚地知道他需要的是白流蘇的一份感情，只想讓白流蘇做他的情人，而不是成為他正室的妻子。所以，著了惱的范柳原很冠冕地將充滿戒心，不肯就範的白流蘇送回了上海的娘家。但不久，他又一紙電文將白流蘇召回了香港，白流蘇終於無可奈何地做了她所不願做的情婦，畢竟，如果她是純粹為范柳原的風儀與魅力所征服，那又是一說了，可是內中還攙雜著家庭的壓力——最痛苦的成份。一禮拜後，范柳原預備遠赴英倫，卻不肯將白流蘇帶走。最後小說情節突變——香港陷落，范柳原最終沒有走成。傾城的戰事讓動蕩的世界裡的「錢財、地產，天長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凈化了人的心靈，升華了人的情感，也促成了一些本來不那麼急的事。戰爭終於讓白流蘇和范柳原在患難中變得相濡以沫，「在這一剎那，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這口氣，還有睡在她身邊的這個人。」「傾城」就這樣成全了白流蘇，柳暗花明的她做了范柳原的妻，也算圓滿了現實層面上的一段平凡的塵世姻緣。

在時代的沉落中任何一種「文明」都是脆弱的，生命易逝，到處充滿了恐慌的生活使范這個張狂的人感到荒涼，自私的他終於接納了自私的白流蘇。

三、鄭先生——名士？

《花凋》中的鄭先生，不但被嬰孩兒化，同時亦無能，扮演著猥瑣無能的父親和丈夫的形象。哄騙妻子的錢財嫁妝，用於揮霍。鄭先生是個遺少，一副「標準上海青年紳士」，「不承認民國，自民國紀元起就沒長過歲數——是酒缸里泡著的孩屍。」養了一大群孩子，「全家不斷吃零食，做汽車看電影，孩子蛀了牙卻沒錢補，孩子在學校買不起鋼筆頭」。孩子多，負擔重，鄭先生常弄得一屁股的債，可是鄭先生究竟是個帶點名士派的人，看得開，有錢的時候在外面生孩子，還把姨太太的幼子帶回家養。沒錢的時候在家裡生孩子。沒錢的時候居多，因此家裡的兒女生之不已，生下來也還是一樣的疼。逢著手頭活便，不能說鄭先生不慷慨，要什麼給買什麼。在鴉片炕上躺著，孩子們一面給捶腿，一面就去掏摸他口袋裡的錢；要是不叫拿，她們就捏起拳頭一陣亂捶，捶得父親又是笑，又是叫喚：「噯喲，噯喲，打死了，這下子真打死了！」過年的時候他領著頭耍錢，做莊推牌九，不把兩百元換來的銅子兒輸光了不讓他歇手。在請章雲藩吃飯那天，還把鄭夫人一隻戒指押掉了。可是女兒川娥生病，不願「把錢扔到水裡」，不給女兒看病，使其「一寸寸死去」。鄭先生認為他花錢要花得高興，給孩子看病是花冤枉錢，是一種拖累。「做老子的一個姨太太都養活不起，她吃蘋果！」

在川嫦死後，他卻將她墳上加工修葺了一下，墳前添了個白大理石的天使，天使背後藏著個小小的碑，題著「愛女鄭川嫦之墓」。碑陰還有託人撰制的新式的行述：「……川嫦是一個稀有的美麗的女孩子……十九歲畢業於宏濟女中，二十一歲死於肺病。……愛音樂，愛靜，愛父母……無限的愛，無限的依依，無限的惋惜……回憶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安息罷，在愛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沒有一個不愛你的。」全然不是這回事。的確，她是美麗的，她喜歡靜，她是生肺病死的，她的死是大家同聲惋惜的，可是……全然不是那回事。

鄭先生是連演四十年的一出鬧劇，他夫人則是一出冗長的單調的悲劇。她恨他不負責任；她恨他要生那麼些孩子；她恨他把下流胚子的孩子帶回家；她恨他不講衛生，床前放著痰盂而他偏要將痰吐到拖鞋裡。

作者通過對一個沒落時代家庭的敘述，揭露了一個虛假、做作的舊家庭，展示了「家」溫情脈脈的面紗下，人情、親情的虛偽、自私、做作。這裡的鄭先生完全是個不負責任、不正派的壞男人。

張愛玲筆下的男性或猥瑣無能，或狂嫖濫賭，或昏庸懦弱、或浮華浪子，喪失了精神人格。表現為以下幾種：

第一種，張愛玲喜歡在小說文本中，把成年的男性或者父親描寫成為小孩子的，孩屍、或者未發育完全的孩子形象。這在花凋中充分表露出來了：鄭先生被描寫成為「泡在酒精缸里的孩屍」。

第二種，張愛玲喜歡把男性或者父親角色拼貼成為不務正業，狂嫖爛賭，抽鴉片，逛窯子，玩女人或者昏庸猥瑣的形象，這樣的形象如：《花凋》中鄭先生、《傾城之戀》中的范柳原，《沉香屑--第一爐香》中的喬琪，《紅玫瑰和百玫瑰》中的佟振保等人物形象。

　這些男人們從外表看來，他們成熟穩健，事業成有，渾身散發著成熟男人的魅力。他們擅於掌握女性心理，得體地同喜歡的女人說俏皮話，調情。在外人眼裡，他們是好丈夫、好男人。但他們在明媒正娶了「白玫瑰」時，背地裡又不動聲色地惹了「紅玫瑰」。相對來說，這類高級別的花花公子，更加務實了。他們不會因為外面的紅玫瑰，而打破自己的生活秩序，他們更懂得在情感調劑的同時，如何保全自己。「及時行樂」是們的人生信條，張愛玲對這些公子哥們的無恥給予了入木三分的揭示，她對他們的心理狀態有了清晰的刻畫，張愛玲筆下「沒有一樣感情不是千瘡百孔的」，男人們無真情，在玩著愛情遊戲，進行著玩世不恭享樂主義的精神遊戲。視婚姻為裝飾，作為社會角色的一件雅緻的擺設，一件必不可少的擺設。《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振保娶了索然寡味的煙鸝，僅把她作為役用的什物，《沉香屑—第一爐香》中的喬琪要了微龍，只不過是為了「高級調情」的需要。婚姻在張愛玲筆下是無愛的，「有愛的婚姻是痛苦的」，愛成就不了婚姻，婚姻是枷鎖，妄想用它來鎖住別人，鎖住愛情，都是不可能辦到，結果只能毀了自己。男人有的是花心與假心」。不知道誰說過「女人的軟弱，其實僅僅針對愛情」，愛情對女人而言有著神秘的魔力，為了它，女人可以付出一切，包括名譽、人格、生命，而男人卻不。

張愛玲深諳女性心理等因素，曾對婚姻有十分精闢的闡述。她說：「女人為了生存而嫁人，本質和妓女沒什麼兩樣，不過是批發和零售的關係。」真是一針見血。但遺憾的是，生活中的張愛玲，對於婚姻的態度與表現，卻完全和認知相反。女人畢竟太過於感性，一旦被自己在想像中完成的偶像所蒙蔽，就變得愚不可及。她以為那「一剎那」的溫柔就是一生一世刻骨銘心的愛戀，她以為他會給她的人生創造無窮盡的一剎那的驚悸和感動。被愛情沖昏了頭腦的張愛玲也像所有的笨女人一樣，進行了一場曇花一現的愛情，但對於她本人來說，這一年的時間卻是永遠無法數清的歲歲月月。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個有月亮的晚上……我們也許沒趕上看見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輕的人想著三十年前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暈，像朵雲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糊。老年人回憶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該是歡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圓、白；然而隔著三十年前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帶點凄涼。」張愛玲用她那枝獨特的筆為我們講述了一個又一個「真實」的故事，使我們在今天仍然能夠感知那一個個「美麗的蒼涼」的故事。

參考文獻: 《蒼涼的手勢—張愛玲的悲劇意識初探》（一）

《試論張愛玲小說的思想內涵》作者:彥子

《張愛玲小說中的女性主體構建》悠悠蚊子

[1]張愛玲：《<傳奇>再版序》，見《張愛玲文集》第4卷，第138頁。

反傳奇--解讀張愛玲的《傾城之戀》/艾曉明

荒涼中的守望——張愛玲小說《傾城之戀》解讀作者：潘一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