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春秋戰國時期法家發展歷史和存在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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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邀～

先說存在必要。。。題主這個詞用得並不好，充滿了歷史目的論的味道，好像我們必須要在歷史中經歷某一個階段，然後為了這個階段的到來又需要做某種準備。。。這種事後諸葛亮式的說法本身就是很值得懷疑的——社會發展本身是多向的，歷史只能表現已經成為現實的一種「可能」，但是我們不能簡單用「應然性」來解釋這一現象。就法家本身而言，也不過是先秦諸子百家提出的，諸多針砭時弊聲音中的一種，同時也不過是諸多救世方案中比較流行的一種。本身並不是必要的，不過，在「中央集權化」這一「工程」當中，法家思想的「被任用」倒是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有加速進度條之大功。

再說歷史，由於不像儒墨那樣有完整的學術傳承鏈條，所以關於法家的歷史多有茫眛不清之處。下面所說也僅是我一己之見，以就教方家。

傳統的史書一向將法家的歷史追溯到西周時期。比如最早解釋法家源流的《漢書》就認為「法家者，蓋出於理官之流」，也就是說春秋戰國的法家思想根源於西周時期立法司法的官學。這一主張與《莊子》的學術觀一致，實際上就是「諸子出於王官論」。當然這一點近代學者表示過懷疑，比如胡適就認為這一新時代的思想只是根源於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並不是對西周法律思想的繼承。但是現代學者基本都認同前者（包括我看的2017年一篇澳大教授的文章也都支持諸子出於王官）。答主本人也支持這一觀點，僅就法家而言，法家所推崇的之「法」，必然源來有自，不可能憑空出世。而立法和司法的實踐，根據《左傳》，在夏商周三代時期都有。夏姑置之不論，商周有法律基本能夠肯定。不過彼時由中央制定的法律，其適用範圍和施行力度都值得懷疑，譬如西周時期，因血緣紐帶為基礎的宗族熾盛，宗法制根基猶深，法律基本上不可能透過宗族這一壁壘直接作用於個人。維繫這些東西的是雖有強制性但力度較小的禮，法僅僅是對禮的輔助。但是這些法律作為文本，流傳於東周，必然會對法家的誕生有所啟示和影響。

至於春秋時期，隨著宗法的崩潰，諸侯的地方行政架構開始漸見端倪。《史記》，《左傳》均有春秋諸侯置縣的記錄。縣者，懸也，遠也。這一時期諸侯開始兼并擴張事業，所打下來的新土地與國君直轄地間相隔著一堆大夫們的封邑，故言遠。而在新土置縣，等於說這是國君控制的「飛地」。隨著宗法制度的日漸崩潰，國家對地方掌控力更加提高，遂將這一制度慢慢沿用至原大夫封邑處，國家遂漸漸能真正控制地方。這個進程各國不同，晉楚秦可能較早，齊國也不遑多讓，但其中各國的縣制多有不同，國君對地方的控制力也因「國情不同而有所區別」，具體的控制方式也是百國殊異。這一點周振鶴先生的《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先秦卷）》言之甚詳，這裡不解釋了。

既然對地方有了更好的控制，那麼之前所言由中央的法律就開始能夠對國中個人產生較大影響。比如《左傳》記載:魯庄公時期，因自己母親文姜的去世，大赦國家監獄的犯人以示哀悼，可見魯國的法律已經能大規模直接作用國中個人。當然此時宗法根基尚深，宗族抗拒國家法律乃至直接控制國家政權之事多有發生，畢竟這只是轉變時期。。。。正因於此，重視法律的法家思想的萌芽開始誕生。但是這些法家人物及其主張均渺渺茫茫難於取證。比如有人說管仲具有法家思想，是最早的法家，但記錄這些的《管子》一書雖說祖述管法，實質上是戰國齊法家的著作，託名管仲耳。其中真偽難辨，需要好好分析。《晏子春秋》同樣也是。同時，該時期也有大量立法司法實踐，這些在《左傳》中都有記錄。我比較傾向於採用模糊的說法來評述這一時期的法家萌芽——這一時期，法家思想即使有了萌芽，也與後世法家有很大差別。比如在思想上，無法擺脫對傳統禮制宗法的依賴，比如《管子》說的修舊法而用之一語，雖說出於戰國，很可能反映春秋之狀況，又比如《晏子春秋》中晏嬰屢屢禮樂刑法並提。又比如晉國諸立法者，往往到周取禮制經典作為立法基礎。政治上，也無法根除對宗法制的影響，各國即使有所謂「法家人物」掌權，其多任用者也是本國宗親貴族。另外，在對外的軍事上也不像後世法家那樣激烈，還是主張有限的擴張，多採取會盟這樣的形式來確立霸主地位，而不是真正從事兼并。

這一情況到了戰國發生很大的轉變，法家的思想萌芽在經過多年的發展，開始成熟。這一進程開始於東方。東方的法家思想（齊國？）可能與同樣源於此地的儒家思想相結合，並向西傳播。第一個真正被公認的法家思想人物，魏國的李悝便是師從儒者子夏。這引得後世很多學者紛紛猜測法源於儒（遠的不說，近來的武樹臣等學者大家可以關注下）。李悝本人的思想也偏向於儒，比如以德任人，重用儒者，重視禮法，不事戰爭等。但是其本身的某些主張已經具有濃厚的法家色彩（如平糴法，撰次諸國法）。隨著社會的進一步變化，到了吳起之後，三晉地區的法家已經基本上蕩滌了儒家的色彩，轉而具有濃厚的三晉特色，重刑罰，興征伐，尚功能，輕道德等。這一思想為商鞅所繼承傳於秦國，就變成了我們所熟知的秦法家。

而在韓國，因同時靠近楚與魏故，西傳的法家思想在這裡（大概是新鄭地區）遇上了道家思想，遂發展為別具一格的韓式法家思想，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人是申不害。具體可以看《申子》殘本的論述。不過申不害本人的政治實踐並不為時人所重，其記錄亦甚少，時人說其重於術而輕於法。

在東方，東方土生法家融合了儒家和黃老道家，遂生出齊法家一脈。齊地法家的道家色彩，具體可看《慎子》（慎到本人道家色彩特別濃烈）而齊法家的代表性著作《管子》更像是一個大雜燴，儒法道的理論什麼都有，體現了齊法家的雜糅性。該地區特別有意思，法含儒而儒含法——比如後來的《荀子》就是該地區儒法交融的代表。

最後，就是戰國末期韓非的集大成了，這點不必太多論述。《韓非子》一書是一部法家綜述性的著作。研究法家者，必以韓氏為先。

以上，冀指正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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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邀。

上面郊原先生說的太完善了，我也點贊了，我在這裡就不班門弄斧了。

說點淺顯的吧：

戰國時期有明文記載的變法，包括：

魏國：李悝變法，魏惠王變法

趙國：公仲連變法，趙武靈王變法

楚國：吳起變法，屈原變法

韓國：申不害變法

秦國：秦獻公變法，商鞅變法

齊國：鄒忌變法

在上述變法里，除了魏惠王變法（水利/經濟/商業領域）和趙武靈王變法（軍事領域）以外，都涉及到兩個重要的內容：

1.君主的官員的認命權

2.君主對官員的考核權

說到這裡，答案其實已經快出來了。

我們現在看這兩條覺得是那麼的理所當然，但在貴族世勛世祿的時代，真的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情。

它直接打破了貴族對權力的壟斷，轉變為君主集權。

那想實施的話，怎麼辦呢？

當然要制定新的遊戲規則。

有些人選擇了大張旗鼓地制定，快速地執行，也就有了我們上面說的變法。

有些人選擇了暗地裡制定，潛移默化地執行，所以我們會發現楚考烈王、燕昭王的在位期間，沒有任何變法活動，但人事方便已經發生了變化。

但無論選擇怎麼辦，都總得有人給他制定規則吧？

所以題主說的必要性，就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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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世重刑法，治世尚仁政，春秋戰果是亂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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