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霾越來越嚴重和人均預期壽命越來越長

05-23

霧霾越來越嚴重和人均預期壽命越來越長

霧霾越來越嚴重和人均預期壽命越來越長同時在出現，到底誰在欺騙我們？

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布的《2013年人類發展報告》顯示中國人均預期壽命73.7歲，屬於高人類發展水平（高人類發展水平平均預期壽命為73.4歲）。數據顯示，「十一五」末，中國人均預期壽命達到73.5歲，比上一個五年增加了一歲。20年間增長近5歲。「十二五」規劃綱要首次將其列為一個預期性指標，並提出到「十二五」末，人均預期壽命提高到74.5歲。到2020年這一數字有望達到77歲。　

根據世界銀行的官方統計，1960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僅為43.46歲。經歷半個世紀，到2010年，人均預期壽命已悄然增長至73.7歲。那麼，在媒體上天天吃著地溝油，喝著毒奶粉，呼吸著滿天霧霾的空氣的中國人，為什麼人均預期壽命越來越長呢？

關於這個人均預期壽命，我還發現了一個挺有意思的數據，那就是大家都認為污染嚴重的北京，也就是柴女神口中跟她有「私人恩怨」的北京，2012年人均預期壽命是81.35歲，而很環保的美國，紐約是80.9，居然是差不多的，而且紐約基本是美國這個數據最高的地方。

其實，說起社會輿論關注中國民生，最典型的莫過於高鐵事件。

當時喊得最響亮的口號之一，就是「帶血的速度」，可是，有沒有人想過，慢下來留的血更多。

2011年發生的「7·23」動車事故。對於很大一部分中國人來說，這是比中國擁有隱形飛機和航空母艦更重要的新聞和歷史事件。也許直到現在，最能代表很多人想法的話，依然是「我們不要帶血的速度」！看著那些觸目驚心的圖片，看著在事故中失去父母的「小伊伊」哭著喊媽媽的模樣，筆者也忍不住流淚。

不過如果把動車停下來，讓高鐵慢下來，就能讓更多的「小伊伊」免於這樣的災難嗎？與眼淚和煽情相比，查到的一組數據更令人震驚：

中國2001年道路交通死亡10.6萬人，2002年10.9萬人，之後幾年這個數據都是10萬人以上。

看到這些數字，我最直接的感受是：10萬個人，說沒就沒了？這個數字中隨時都可能包括我自己，我們又能做些什麼呢？

2004年鐵路進行了第五次大提速，時速200公里的「准高速」客車投入運營，2005年道路交通死亡人數回落到9.9萬人；2007鐵路第六次大提速，動車組開始在全國鐵路線上運營，與此同時道路交通死亡人數降低到8.2萬人，2008年降到7.4萬人，2009年降到6.8萬人，而到了2013年，在全國機動車數量突破2.5億輛，機動車駕駛人接近2.8億人。當年汽車駕駛人增加1844萬人，增長了9.2%的前提下，道路交通死亡人數首次降至6萬人以下。

在鐵路提速的這些年裡，每年有越來越多的人倖免於車禍。當然，道路交通事故傷亡的降低首先離不開公路建設者、管理者、交通警察和汽車廠商的努力。不過，動車投入運營之後，更多的人願意選擇鐵路出行，客觀上減少了公路長途客運的壓力。以前我去鄰近城市總是選擇乘坐長途大巴車，現在都是坐城際快速了。

由於客流壓力的減輕，公路部門可以越來越密集地進行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加強道路養護，減少了很多事故誘因，至少這幾年下來，酒駕的越來越少了，系安全帶的越來越多了，每天夜深人靜已經罕有聽到「二環十三郎」極速飈車的呼嘯了。

我們的速度可能無法完全避免帶血，但是，就算是帶著血，這個速度也挽救了每年數以萬計的生命。

幾年以前，全國各地不斷發生礦難，當時的媒體曾經叫響過另一句口號：「我們不要帶血的GDP」，由此引發的社會討論最終導致了「和諧社會」的提出。現在「要不要帶血的速度」？毫無疑問也會引發一場社會大討論，這場討論也許事關更本質的問題——中國要不要堅持快速發展，要不要繼續工業化進程。

我是一個小老百姓，毫無疑問不希望成為犧牲品，然而歷史和現實毫無疑義地證明了一個事實——和成為發展的犧牲品相比，當落後的犧牲品的可能性更大。

田園生活現在是個很美好的字眼，但是，在工業化時代之前的農業時代，大部分人人均壽命只有30多歲，這就意味著父母25歲以後生下來的孩子，很可能幼年就淪為孤兒。在缺乏社會保障體系的農業時代，孤兒是很難生存下去的，所以普通人必須通過早婚和高生育率來保證家庭延續。現在很多地方仍然保留了早婚風俗，窮國不說，和紐約市隔河相望的美國新澤西州就規定男性14歲，女性12歲就可以結婚，類似的州還有好幾個。

早婚是為了儘早生下後代。為了避免自由戀愛耽誤工夫，影響後代的生存率，無論在古代中國還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包辦婚姻都是最普遍的形式。即便到了21世紀，沒有經歷過工業化的地方仍然奉行包辦婚姻，即便是已經非常富裕的中東產油國。普通人能享受愛情的快樂，這依然是工業化帶來的福利。當然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中東國家的男孩子們會買上一打手機，每天上街帶幾個，看到漂亮姑娘就扔一個到對方車裡，然後把電話打過去，聊得來就可以繼續談戀愛，再進一步就是彩信、視頻，談差不多了再找父母提親，所以中國產的廉價山寨手機在中東一直很暢銷。換句話說，中東的愛情也是我們工業國製造的。

在農業時代，早婚加上高生育率就意味著生十幾個孩子平平常常。不過吃的就那麼多，生多了也養活不了，如果非要給新來的孩子加雙筷子，可能讓原來的孩子餓死。所以在農業社會，溺嬰成了一種必然的選擇，甚至是一種風俗，許多家庭在接生的同時就備好了溺嬰的水桶。我讀書的時候課本上就有這麼一句話：「母親一共生了十三個兒女。因為家境貧窮，無法全部養活，只留下了八個，以後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朱德：《回憶我的母親》）

即便是富裕人家養得起一大群孩子，但是當時缺少藥品和醫療技術，新生兒死亡率也極高，一半嬰兒很難活過最初的幾年。所以嬰兒和兒童根本就不被看做一個有完整生命的人，就連皇室都不例外。康熙是順治的三兒子，8歲登基，之所以選他不選別人，就因為他比自己的兄弟先出過天花，而且沒留下後遺症。所以他相對兄弟來說更容易活到成年，更適合延續皇家血脈。至於說萬歲爺因此長一臉麻子，這倒沒人放在心上。康熙是歷史上著名的長壽皇帝，活到69歲。現在說起來倒不稀奇，現在中國人均預期壽命是74歲，69歲是20世紀80年代老百姓的平均壽命。但這個壽命在皇帝中卻是罕有的，中國歷史上一共有過446個皇帝，平均壽命只有42歲。

皇室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可想而知。普通農民的幼年子女生病卧床，一般來說很少有人請醫生，甚至一般都不會為此耽誤下地幹活，只是安排比較大的子女在家照顧一下，然後聽天由命。傍晚父母收工回家，往往就是給子女收屍下葬的時候。我祖父祖母那一代人談到當年小孩子夭折，語氣和朱德談到自己被溺殺的5個弟妹一樣平淡無奇，毫無情緒波動，倒是看我們扔掉舊圓珠筆會心疼。而每次聽到這個話題的時候，我自己想到的往往是，如果那些叔姑姨舅們沒有夭折，我是不是會多點壓歲錢，他們的孩子會不會和我很要好。

說了這麼多，其實就是想說一句話：把人當人看是工業化社會才有的事，工業時代在生產線上大批量製造的醫療器具不再昂貴，消毒也變得簡單高效。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後出現了精細化工，大部分藥品可以用化學手段合成，藥品變得廉價高效。再加上醫療教育體系的成熟，醫療變成普通人也能消費得起的服務。直到普通人懷孕、接生都要找醫生的時候，嬰兒才開始在道德上被看作是一個完整的人。

和嬰兒相對的是老年人，有部日本電影叫《梄山節考》，「梄」是一種樹，「梄山」是一座山，「梄山節」不是一個節日，而是一種風俗，電影說：這個地方的老年人到了70歲，子女就要把他們背到山上喂狼。電影里說的就是這個故事，一位70歲的老娘雖然身體依然健康，但為了讓自己新出生的孫兒有飯吃，毅然砸掉自己的牙齒，選擇了犧牲自己。

這樣的故事並非藝術虛構，筆者去過一趟日本，和導遊說起這個電影，導遊頓時來了精神，路過一個堤壩就說，這是明治維新之後修的，當時為了祈求平安，有老人自願獻祭，把自己澆築在混凝土裡……那個大橋是19世紀末造的，有人一樣被活埋在橋墩下……聽得我毛骨悚然。從結構力學上說，把一個活人埋在混凝土底下，除了留下一個一米多長的空洞不會有任何好處，更何況那是活埋一個人。但導遊認為這是日本傳統文化里崇高的一面，當然這也是對工業社會的一種極端解讀。

　在農業時代，不僅失去勞動能力的老年人可以不被當人，任何一個不能勞動的人都可以為了族群延續而被犧牲掉。在日本，每個村莊都有寺院和神社，很多寺廟歷史上都曾經供奉過一些稱為「肉身佛」的人，一些僧侶、信徒，在發生饑荒的時候或者自願，或者被迫活埋獻祭，後人把他們的乾屍擺出來供奉——不管成神還是做鬼，總之不是可以吃飯的人。匱乏可以讓一切低頭，沒有餘糧的時候，就連社會地位崇高的僧侶階層都不能豁免。

不止日本如此，在歐洲，從中世紀到文藝復興的幾百年里一直在進行著名的「獵巫運動」，老年人、寡婦、身體有殘缺的人一直被當做女巫、巫師，甚至魔物，被活活燒死，原因其實一樣，不過歐洲還要給這些因為沒有了勞動能力被犧牲的人扣個罪名。

在中世紀之前，歐洲人的習俗更恐怖，北歐的維京人從7世紀到10世紀不斷劫掠歐洲大陸，當一個維京人的酋長年邁體衰不能揚帆出海帶領部眾搶劫的時候，就會找一根柱子，用利刃切開肚子，把腸子掏出來掛在柱子上，老酋長繞著柱子轉圈，直到自己力竭而亡。只有完成這個血腥儀式，他指定的繼承人才會被部眾所承認，所謂爹是英雄兒好漢。

即便到現在，印度一些貧困山區里仍然有類似拋棄、殺害老年人的風俗，當地的宗教則把這種風俗神化成至高無上的儀式。不止是老年人，印度至今還有燒死寡婦為丈夫殉葬的習俗。

這段驚悚片一樣的人類貧困史結束於20世紀，原因是工業化社會巨大產能提供的物質財富。動車事故中倖存的「伊伊」現在得到了幾百上千萬人的關心，這種關愛會伴隨她直到長大成人，只有工業化社會才能提供這種關心。古語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當物質上的富足讓社會不再需要合理合法地犧牲掉一些人，保證另一些人的生存，社會才能因此進入一個全新的文明時代，一個拿人當人看的時代，人性、人本才能得以彰揚。

要呼籲公民責任，卻只挑相對而言最容易最高姿態的打電話報警投訴排放超標，輕輕說句少開點兒車，對於最實際但也是最困難最不討好的公共政策選擇卻不置一辭，這些選擇包括：提高入城費，提高限行天數甚至單雙號限行，控制大排量汽車，繼續嚴格的搖號限號政策等。這些都會引起相當多城市中產的埋怨。看來對霧霾的恨還是沒有超過對成為中產階級知性女神的愛。而當談到能源結構的調整與轉型，就完全不顧中國的歷史、地理和實際狀況，忙不迭在完全沒有數據沒有論據的情況下把所有罪過都扣到所謂的國家能源壟斷頭上，為能源的私有化搖旗吶喊，為資本瓜分能源市場鼓噪，至於私人資本的進入如何就能迅速轉變中國的能源結構，如何可能不計成本在中國各地探查天然氣並在全國建設穩定安全的輸氣網路，柴靜抒情之餘估計沒有氣力去論述、論證和論辨了。

說到空氣污染，北京人動不動就罵河北，說河北的鋼鐵廠水泥廠是北京霧霾的罪魁禍首。春節期間包括北京人民在內的大都市中產階級開車自駕到大理，把小小大理堵了個水泄不通，春節期間PM2.5指數飆升。如果關閉了河北的鋼鐵廠水泥廠，河北人民就會下崗失業，而北京人少開點車，頂多就是生活不太方便而已。我想說的是：治理空氣污染，那些充分享受著現代生活便利的大都市中產階級理應承擔更大的責任。一邊控訴著空氣污染，說不許燒煤不許搞水泥廠鋼鐵廠，但卻絲毫不提自己高能耗的生活方式，那是自私自利的表現，只想著別人為自己犧牲而自己壓根沒打算負責任。環境污染毫無疑問應該治理，但治理方式不應該是去砸那些正在發展道路上苦苦經營的欠達地區人民的飯碗，相反，應該充分反思並有效約束中產階級們美其名曰「追求高品質生活」的消費主義價值觀和生活方式。

霧霾並不是這兩年的新生事物，只是這兩年才引起注意罷了。而最關注霧霾的，顯然並不是農民、富士康員工乃至環衛工大爺，而是城市中產、文藝青年、富豪老闆（鋼廠老闆等除外）。後者是這個時代民間最有話語權的，他們脫離溫飽階段，不管有沒有戶口都已將雙腳邁進了城市大門，但他們也只是為自己代言。製造霧霾的「落後產能」及附著其上的人群，在輿論場並沒有屬於自己的話筒。不說話不代表他們不存在。但沒有話語權就意味著他們有可能以「為時代讓步」的名義被犧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