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摩擦的根源：走樣的全球化

進入2018感覺整個世界紛爭不斷，彷彿山雨欲來風滿樓，尤其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給全球經濟籠罩上了一層濃濃的陰影，時不時讓各國金融市場抽抽風，當然目前還是「小」case，就像感冒一樣，別發展為「非典型」癥狀就好。

回顧今年以來中美貿易摩擦的進程，雙方你來我往的相互加征關稅，從鋼鋁到大豆汽車，從500億到1000億美元，直到一個小高潮：制裁中興（被禁止從美國購買關鍵產品，期限7年）、宣布調查華為。

不過這些舉措還未真正實施，對特朗普這個「要價」高手來講，前戲做足後，2018年4月25日公開表示將於5月初派貿易代表團來華談判，美國的幾位「尚書級」鷹派過來談完一輪結果怎麼樣？沒談攏，繼續談。

就像公子文章「美元帝國：肆虐五十年（上）」里說的，2018是個很整的年份。

從商多年的特朗普善於討價還價，卯足了勁想要拿走什麼，最終能如願嗎？實際上，寄希望於一次兩天甚至多次幾周的談判就解決足以影響全球經濟格局的貿易失衡問題實在太過草率，要知道中國加入WTO與美國達成雙邊協議就談了好幾年，只能說中美貿易戰僅僅是拉開了序幕：

中國通過新一輪全球化接入世界大家庭以後帶來的震蕩，使得全球治理系統需要再尋平衡點的序幕。

始作俑者

無風不起浪，事出皆有因。

美國人如此大動干戈源於曾給其帶來了無數榮光和利益的一件事：「全球化」。曾幾何時，這套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體系，冠以「普世價值」的名號，在民主、自由、人權等一系列意識形態配合下，在經濟、金融、政治、文化領域追尋著「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開放、大同。

然而，美國並非天生就是全球化、自由貿易的代名詞，在其歷史中也曾盛行貿易保護主義，尤其在19世紀下半葉，為了抵擋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國所倡導的全球化，美國為保護本土工業發展，奉行了「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即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那一波全球化當中，恰恰不是美國，而是英國在引領全球自由貿易。1897-1901年任美國總統的威廉·麥金萊就提到：「我們成了世界第一大農業國、世界第一大礦產國、世界第一大工業生產國，這一切都緣于堅持了幾十年的關稅保護政策」。

那英國就一直是自由貿易的支持者嗎？答案是否定的。在發達國家的經濟史上，都或多或少推行過貿易保護主義以保護本國的產業，當積累足夠實力確保可從自由貿易得益，便開始積極推行全球化。英國在18世紀至19世紀中期也曾實行保護性的工業政策，當完成第一次工業革命確立領先地位後，便轉向支持自由貿易。

所以從本質上來說，不同的貿易政策立場源於經濟上是否獲益：受益方自然希望貿易壁壘越少越好，這樣自己的產品、企業、資本就可以暢通無阻大行其道。

回顧近代以來全球化的進程，以兩次世界大戰為分界線，第一波全球化（19世紀末到一戰以前）由英國主導，第二波全球化（二戰以後）由美國主導，尤其在中國加入WTO以後，進入了「超級全球化」階段。而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反全球化浪潮高漲，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全球經濟深陷泥潭，這也是為了補償「輸家」而付出的昂貴代價。

美國在二戰後正式超越大英帝國成為帶頭大哥，為了避免重蹈其覆轍，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便是其產物），搭建起以美元為儲備貨幣的全球貿易系統，再配合「PC + Internet + Smartphone」一套技術革新組合拳，業務遍及全世界的跨國集團和資本在新一輪全球化里如魚得水，賺的盆滿缽滿。

美國既然是主導者，也是受益者，怎麼會出現如此大的爭執和矛盾？原因在於這個治理系統出了兩方面問題：

1、美國人民毫無疑問享受了全球化帶來的好處（近些年趨勢則不太妙），但是受益者更多還是指美國的華爾街資本和跨國集團（所謂的1%階層）；

2、柯林頓執政帶來的「超級全球化」讓事情發展變了形走了樣，科技上脫實入虛、金融上放鬆監管，為2008年的次貸危機奠定了「基礎」，也導致了今天特朗普的「矯情」。

起點可算作20世紀80年代里根、撒切爾推行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核心思想是通過自由貿易、開放市場、私有化、放鬆管制、政府支出縮減等措施增大私營部門的作用，從而刺激經濟增長。

1992年柯林頓當選以來，美國更是在「新自由主義」道路上狂飆不已，發展成為「超級全球化」，自此其經濟發展模式發生了根本變化，曾讓「精英」們振臂高呼以為找到了獨家秘方：實體經濟外包和以信貸（債務）為錨的准「貨幣」供應。

柯林頓是個幸運兒，站在里根的肩膀上，在天時（冷戰結束）、地利（簽署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成立WTO）、人和（互聯網誕生）的多重利好刺激下，率領美國進入了繁榮的「黃金時期」，之後又大力撮合中國「恰逢其時」的加入了WTO，為華爾街及跨國大鱷們精心打造的全球化外包模式提供了必要資源：廉價勞動力。

從此王子和公主就該手牽手過上幸福生活咯？可惜的是，精英們漏算了一點：新模式固然使GDP漲了又漲，卻使貧富差距日益增大，最終導致美國老百姓投票給了不那麼「靠譜」、非政客出身的特朗普來收拾殘局。

不平等現象日趨嚴重

「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自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以來，就像梁朝偉在《無間道》里說的，「都十年了老大！」 很顯然，儘管危機已十年，其影響還未得以平復，只是通過量化寬鬆（QE）、部分加強監管（Dodd-Frank Act）等手段進行了掩蓋和拖延。

概括的說，掌控在精英集團手裡的「新自由主義」系統除了自由貿易做買賣以外，還有一層潛在的更為致命的邏輯鏈條：通過全球化外包降低成本-->壓低消費價格-->控制通脹-->獲得規模性低息金融資本-->全球投資/投機-->通過加息等手段收緊貨幣使美元迴流-->掃蕩/收割。

順利完成這一系列「規定動作」的根本就在於自由貿易：貨品、服務、資本在全球範圍內的自由流動。根據近百年以來美國的通脹率數據統計，進入「超級全球化」以後，美國再也沒有出現之前階段性的惡性通脹。

但是金無足赤、人無完人，這套系統的內生性缺陷也無可避免：貧富差距擴大導致系統不穩定性隨之增加。一方面，美元脫離了金本位以後逐漸演化成為以債務推動經濟發展，刻意打造的低息環境造就了全球性的資產泡沫，對中低收入階層是一種間接的財富「洗劫」；另一方面，更為直接的是，由於全球化外包導致其中產階級收入受到影響，帶來的負面效果更為明顯，致使系統運轉難以為繼。

World Bank經濟學家布蘭科?米蘭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於2013年提出著名的「大象曲線」（Elephant Curve），生動的展示了全球化帶來的不均衡現象。

曲線統計了1988-2008年全球各階層實際人均收入增長情況，縱坐標表示增長幅度，橫坐標是全球收入分布的百分位數（類似高考成績的相對分，如橫坐標90百分位數表示該處超過全球90%的收入，橫坐標百分位數越大就代表越富有），可以看出：

1、收入增幅相對較小的兩撥人：貧困人口（百分位數低於5）和發達經濟體的中產階級（百分位數位於80到95）；

2、收入增幅相當可觀的兩撥人：全球頂級富豪（百分位數高於99）和新興經濟體的中產階級（百分位數位於45到65）；

來自美聯儲的家庭實際收入數據和製造業就業人數也同樣說明問題：直到2017年，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代表中產階級普遍情況）才超過1999年峰值；從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來，美國製造業就業人數便呈大幅下降趨勢，直到次貸危機後才有較弱反彈。

儘管業界對「大象曲線」還有一些爭議的說法，導致百分位數位於80到95的人群收入增長緩慢的原因，還包括蘇聯解體、日本經濟停滯、自動化生產使工人需求減少等，但對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全球化進程已有相當的共識，最大的輸家是發達經濟體中的中產階級（尤其是中下層中產），這也是西方民粹主義和逆全球化浪潮興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治標還是治本

一百年前，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大英帝國從自由貿易的擁躉轉向貿易保護主義，通過一系列關稅法案，旨在抵擋崛起的美國的競爭，不料卻傷及到一旁的德國、日本，因此發生的更為慘烈的二戰，使其徹底喪失了全球經濟的領導權。一百年後，誰能想到歷史在一個輪迴里打轉，而今的美國無法不讓人想起當年的大英帝國，病根就在全球治理系統出了問題。

從柯林頓打經濟牌上台，1992年憑藉競選口號「Its the economy, stupid！」如願登上總統寶座，「超級全球化」就給今天的不平衡種下了惡果，尤其自2008年次貸危機以來，美國經濟健康程度受到嚴重影響，國債/GDP之比從次貸危機前的64%升至現在的103%，可選擇騰挪空間日益縮小。

儘管奧巴馬上任伊始就高調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然並卵），這個世界該戰爭的繼續戰爭，該失衡的繼續失衡，不是說奧巴馬有什麼問題，相反，奧巴馬冷靜輕鬆的魅力以及良好的相關記錄深討圈內外的喜歡，問題出在挺他的「新自由主義」改良派寄希望於能修理改善這套治理系統，但位置決定想法，奧巴馬只能選擇治標，比如號稱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金融監管法案《Dodd-Frank Act》也只是限制了特定行業風險，並無意與華爾街大鱷們直接為敵，而在其後還爆發了「We are 99%」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反抗大公司的貪婪及導致的不平等，反對在全球經濟危機以來對法律和政治的負面影響，雖然這次運動很快無疾而終，卻在美國廣大中產階級群體里種下了「反抗」的種子，並在2016年大選年生根發芽，特朗普當選正式拉開了逆全球化的帷幕。

既然這套系統的內部不穩定導致無法繼續良好運轉，就必須對「症」下藥，如果說奧巴馬治標，那特朗普打算治本。也許由於非職業政客出身，也許由於商人本色，特朗普著手解決這個問題的手法也很奇特：退群，然後挨個談判以爭取最大利益。

2017年1月23日，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

2017年6月1日，退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巴黎氣候協定」；

2017年10月12日，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稱該組織對以色列存在偏見）；

2018年5月8日，退出伊核協議以迫使伊朗重上談判桌；

當然，退群只是短時行為，更長遠（如果有下一任期的話）來看，特朗普的目標是要進行系統升級，重新打造一套能夠保持內部穩定的全球治理系統。所以在退群的同時，還啟動了各種內外「戰」，為達戰略目的埋下伏筆。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上任第一天就宣布廢除「奧巴馬醫保」，啟動醫保改革；

2017年5月25日，要求北約盟友分擔防務支出；

2017年9月5日，宣布廢除奧巴馬簽署的DACA（童年入境暫緩遣返）計劃；

2017年12月6日，宣布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

2018年4月6日，宣布對俄羅斯進行新一輪制裁，包括寡頭、高級官員以及相關公司，並凍結其在美財產；

2018年5月14日，將美國駐以大使館遷往耶路撒冷，從而引發加沙地帶暴力衝突；

2018年以來特朗普還一直在和加拿大、墨西哥進行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而中國作為美國的最大貿易赤字貢獻者，自然會受到特朗普的額外「關注」，經過這一輪全球化，美國實體經濟的基礎早已被大銀行和大財團外包給了國外廉價勞動力市場，中國當然首當其衝，擁有的巨大潛能和不斷上升的綜合國力，與華盛頓、五角大樓、華爾街打造全新治理系統的戰略迎頭相撞，中美之間的貿易爭端不僅僅是眼前焦點，也是長遠戰略競爭的著力點。

總結起來特朗普的治本第一招就是「前任說的不算數，重新聊」，吃相稍顯難看了些，但比起風度翩翩卻無所作為的奧巴馬，也不失為一次嘗試。

2017年1月20日，柯林頓夫婦出席了特朗普的就職典禮，希拉里·柯林頓是特朗普的競選對手，比爾·柯林頓是特朗普接手的這套系統的締造者，擊敗柯林頓「二號」-希拉里賦予了深刻的寓意，「從哪裡開始，就在哪裡終結」，柯林頓開創的曾經美好的「超級全球化」在特朗普手裡行將結束，隨之而來的是一個新系統的構建，只是不知將會是一個怎樣的未來？一將功成萬骨枯，還是攜手奔向美麗新世界？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