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蓄持續下降，銀行還撐得住嗎？

儲蓄下降是一個值得重視的信號，它直接威脅到資產的流動性，有觸發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第一經濟首席宏觀經濟學家運用全新的宏觀貨幣流工具分析其原因，並提供解決方案以供參考。

2018年3月24日，中國工商銀行董事長易會滿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8年會」上表示，我們應該高度重視居民儲蓄率問題，防止居民儲蓄率過快下降引發的經濟金融風險及連鎖效應。易會滿指出，從2010年開始，中國居民儲蓄開始出現持續下降。從增速角度看，中國儲蓄從2010年的16%下降到了2017年的7.7%，同期，居民儲蓄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佔比則從25.4%下降了近一半至12.7%。理財、信託、互聯網理財等都分流了存款。

易董事長來自一線，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作為最大的商業銀行掌舵人，對具有系統重要性銀行的真實狀況了解應該超出了一般的學院派經濟學家，其講話凸顯了當前商業銀行的普遍困境——儲蓄是商業銀行的命根子，儲蓄的持續下降引發深深的憂慮。

2004年——2013年中國銀行業走過了黃金10年，它們行業利潤高、不良貸款率低、網點不斷擴張、櫃員風光體面，然而，今日卻是利潤下滑、不良上升、員工流失、裁撤網點。這其中，最要命的是攬存難，因為商業銀行的核心業務是存貸差，有了儲蓄存款才能放貸，更重要的是取款也要依賴於新增存款，大規模的員工流失並非因為櫃檯操作辛苦，而是無法完成日益加重的攬儲任務。

攬存難在於進入銀行的儲蓄下降，那麼，影響它的因素是什麼呢？

首先，因為儲蓄來自收入，故收入的變化是一大因素，收入低了，儲蓄自然下降。

其次，儲蓄率的變化，儲蓄率降低，儲蓄也必然隨之減少。

最後，儲蓄的流向，如易董事長講的理財、信託等分流。

先看理財，這些年移動支付突飛猛進，支付寶、微信支付逐步成為習慣，然而，消費者的收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消費，一部分儲蓄，消費部分以現金、銀行卡、支付寶、微信等不同方式支付，其實對銀行儲蓄影響並不大，因為銀行存貸差主要來自儲蓄，儲蓄是消費剩餘的部分，傳統上就是定期存款，這是攬存的關鍵，它的競爭對手是餘額寶，因為收益更高，但是，餘額寶有額度上限，收益率觸頂回落，它的總體規模不足2萬億，且增速在下降，因此，並沒有對銀行存款形成真正威脅。

隨著加強的監管推進，前些年野蠻擴張的表外、同業也逐步回歸表內，樓市、股市、債市低迷，也無法分流儲蓄。

居民儲蓄率是有所降低，主要因為央行降息刺激購房所致，目前基本趨於穩定。

由此看來，攬存難的關鍵在於收入減少了。

那麼，收入是如何決定的呢？

新宏觀將經濟運行分為實物循環與貨幣循環，這是完全有別於新古典的實物貨幣二分法，由於經濟周期的難點在於通縮、滯脹與債務危機，因此，考察的重點在於貨幣循環。

先用一個最簡模型來釐清基本概念。

整個經濟體是封閉的，廠商為所有廠商的集合，居民為所有居民的集合。

廠商從央行借貸100的基礎貨幣投資，該基礎貨幣最終全部流入居民手中，形成其100的收入。居民消費傾向80%，那麼儲蓄率即為20%。實施月薪制，意味著貨幣流通速度為一月一次，一年12次。

這樣，第一個月，廠商投入100，銷售收入80，貨幣虧損20；居民消費80，儲蓄20存入商業銀行。由於折舊的影響，利潤表反而是盈利的，廠商為了獲取更大利潤，同時保證就業規模，於是向商業銀行借貸20，假設零準備金率。現實中，企業利潤為正，但現金流為負是非常普遍的。

以下各月重複上述過程。

一年的結果是：

居民總收入100*12=1200，消費80*12=960，儲蓄20*12=240；

廠商借商業銀行貸款240，廠商借央行貸款100，總貸款340。

十年的結果是：

居民總收入100*120=12000，消費80*120=9600，儲蓄20*120=2400；

廠商借商業銀行貸款2400，廠商借央行貸款100，總貸款2500。

期間，廠商的生產效率非常高，結果庫存非常大，但儲蓄並沒有去購買該庫存，結果只能消滅掉，這就是大蕭條中金的生產過剩，而廠商累積債務無法償還。

可見，月GDP=100，年GDP=1200，一年M2=240，十年M2=2400。

故，一年M2/GDP=0.2，十年M2/GDP=2。

因此，M2並非貨幣供應量，也非準貨幣，而是儲蓄總額；M2/GDP並非貨幣超發的標準，而是債務率的高低。

這就反駁了吳敬璉、賀鏗的以M2/GDP高低來比較的貨幣超發論，同時也否定了孫國峰的貸款創造存款論。顯然，這裡的貨幣流量只有100，貸款來自存款，沒有存款，就沒有貸款。

實際上，缺乏貨幣銀行實際操作經驗正是吳敬璉、賀鏗、孫國峰等學院派經濟學者的軟肋，他們要麼不理解M2的真實含義，要麼不理解易董事長對存款下降的憂慮，更無法體會銀行普通員工攬存的酸辛。

上面模型還表明，GDP是由消費與借貸創造的，而借貸形成了債務累積，長此以往，債務不堪重負，於是通過倒閉、跑路以強制去債務，這就是債務長周期。

由於實際銀行運行中實施法定準備金制，因此，要在上面模型中加入法定準備金率，它對儲蓄施加影響。

法定準備金是由央行提取的，它平時為央行所控制，因此被提取法定準備金，就意味著失去了流動性，因此，準備金中流動的只是超額準備金。

另外，現實中紙幣的存在，故，真正的流動性是現金M0+超准，M1、M2的流動、轉賬、變現，要取決於商業銀行M0與超準是否充分，該值也決定了當期居民收入的高低。

正是由於提取法定準備金，使M0+超准逐步衰減，直至為零，那麼儲蓄當然也隨之減小直至為零。

因為當期新增儲蓄=當期貨幣流量*儲蓄率=（M0+超准）*儲蓄率。

根據《2017年第二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2001年超額準備金率超過7%，2017年超額準備金率在1.5%，下降非常明顯，儲蓄的源泉——M0+超准已達低限，自然儲蓄下降，無存款可攬了，這就是攬存難題的根源。

據此判斷，當前的貨幣政策實際是緊縮的，而非超發論所謂的寬鬆。這也可以從央行頻繁進行MLF、SLF操作中得出流動性短缺的判斷。但是，這些短期再貸款一是需要商業銀行有合格抵押品。二是要支付較高利息。三是商業銀行無法將這些短期拆借長期放貸以支持實體經濟，只能投機炒作，它應為2015年股市暴漲暴跌負有責任，它帶來了融資融券的激增。四是降低了央行管理效率，整日手忙腳亂而無濟於事。五是法定準備金制度本意是防範流動性短缺而引發恐慌，現人為將法定準備金率置於高位導致流動性短缺，反受其害。

因此，為了避免儲蓄減少導致流動性危機，進而引發擠兌恐慌蔓延，防範系統性風險，降准迫在眉睫，這就需要新任央行行長按下該按鈕。

根據新宏觀理論，存款上限為基礎貨幣M/準備金率D，因此，在不增加基礎貨幣供應量情況下，降低準備金率可以增加儲蓄增量，同時，也會使GDP增加，因為周期GDP=基礎貨幣M/（儲蓄率S*準備金率D），以實現穩增長的目標。

當然，這樣勢必導致債務上升，但這恰恰說明了經濟增長是由債務拉動的，要從根本上消除它，那就需要改變債務貨幣發行制度，以及將儲蓄貨幣轉化為儲備實物，這就是新宏觀的儲備需求解決方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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