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層政策基調發生重大變化，從康波的角度分析現在所處的階段

個人不能跟大環境抗衡是博弈論下的優勢策略，有時候跟道德無關

大自然的進化，讓我們每個人打上了自私的基因。自作自受這句話並不完全準確，我們其實都是自作他受。我們每個人都活在上代人塑造的環境里，當我們接班，我們的所作所為對下代人來說又是無法選擇的。

佛家講業力，業力是因果報應的源頭，共業是每個人業力的集合，共業就是一些大的喜、大的哀，或者說是對個人來說無法抗衡的系統性波動。

古代王朝末期，天災出現人禍，人禍指的是流民，流民的溫飽問題不能被基層政府很好解決時，流民就演變為流寇，流寇每到一個村莊，先洗劫當地的生產物資，然後經典的投名狀策略就來了。土匪強制老百姓加入流寇集團，老百姓被斷絕糧食來源，如果不加入就得餓死，但是要加入，就要交納投名狀。

投名狀是什麼，就是一種大家一起犯罪、從此穿一條褲子的證明。土匪頭子打著殺富濟窮的旗幟，挑出一個必死的某某某，那些不得不入伙當流寇的百姓就得拿著刀子你一刀、我一刀的讓刀見血，從此大家都是官府的罪人了，良人當不得，就只能狠下心造反到底。

流寇像滾雪球一樣不斷壯大，所到之處，一片焦土，當辛苦種田收穫的糧食得不到保護時，打砸搶取代老老實實種田成為優勢策略，這樣，饑荒越重，流寇越多，惡性循環，吃雞遊戲開啟，直到過多的人口出清、秩序重建。被裹挾進去落草為寇的百姓可以對抗趨勢嗎，不能，這沒得選擇；奉旨繳匪的官軍有選擇嗎，也沒選擇。

人心的合力也是一種趨勢。人心並不純粹，人心的合力下的結果往往出人意外，但短期內沒人能打破平衡，所以會成為一種趨勢。比如說公司里某個飛揚跋扈的老總眾望所歸，大家選擇他當扛把子，這並不是說每個人都認同他。很可能內部是這樣的:有的人是跟這個大哥穿一條褲子的，真心追隨他；有的人是不服他，但實力真不咋的，所以選擇低調；有的人是牆頭草，既然老大現在強，就繼續抱大腿；也有的人是真有實力，但上位時機不對，心裡上預期自己挑事沒有太多的盟友站隊，所以也只能忍；也有的人單純就是害怕不確定性，怕換個老大公司環境會動蕩，自己有失業風險。

所以綜合下來，就算老大脾氣再不好，老大的威信還是杠杠的，如果有業績，那簡直是封神的節奏。這種機制下良性的建議得不到反饋，老大接受的都是一些處理過的信息，一些真正有能力有思想的人長期被邊緣化，一旦發生重大決策失誤，內部的反攻倒算會很快，摧枯拉朽往往一夜之間。

太平天國幾大天王互殺的歷史，很令人震撼。太平天國有天王、東西南北王、以及翼王共7個王。事件的誘因是南王和西王戰死了，內部的政治天平開始被打破，天王和東王的矛盾激化，東王要天王讓位，天王連夜下血詔讓北王來勤王救駕，北王和東王很早就有矛盾，就借這個機會連夜屠殺東王府。

天王一看北王殺人這麼狠，怕他成為下一個逼宮的東王，就強制北王交軍權，北王一看天王出爾反爾，同時怕東王的餘黨在天王的支持下報復，就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天天屠殺，北王和翼王本來沒矛盾，北王反叛公開化後逼翼王站隊，翼王不肯，北王就屠了翼王全家，翼王當夜翻牆逃跑，在城外召集了老部下靠九牛二虎之力清剿了北王叛軍。

事情沒有結束，剩下來的天王和翼王互相猜忌，翼王帶領天平天國精銳出走，家產一分為二，實力大減的天平天國後來再無回天之力。一環扣一環，個人被大環境裹挾，卷在其中的人似乎都沒法選擇。

你凝視著深淵，深淵也凝視著你，與惡龍纏鬥過久者亦會變成惡龍。

從康波周期的角度分析現在所處的階段

根據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一個資產的波動可以分成非系統性風險和系統性風險兩部分。非系統性風險一般指的是基本面引起的波動，系統性風險指的是大宏觀引起的波動。

每個人的一生的財富如果分解的話，可以分為確實靠自己的能力掙來的（基本面），以及無論是不知不覺還是先知先覺的踩上了時代的大節奏掙來的（大宏觀）。

李嘉誠確實是李超人，從一個普通的塑料花廠起家做到一個商業帝國，他個人能力體現在他的眼光和情商，準確的至少3次抄底了香港樓市，以及最早跟大陸建立商業合作夥伴關係等。

他的運氣也很好，正當壯年的時候踩上了中國改革開放後氣勢如虹的經濟崛起大事件。前幾年曝光的不少財富縮水的煤老闆就是一個反面對比，他們過高的估計了自己的能力，沒有認識到自己的財富其實是時代給予的機會，當11年中國宏觀轉向之後還在加槓桿的做法只能加劇自己的困境。

自我、本我、超我三者的關係中，認識自己有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理性的那個自我，去管住那個潛意識驅動的本我，心中有猛虎，細嗅薔薇；另一個層面是理解超我，開啟上帝視角，去審視自己的價值觀、行為模式，特別是內在的潛意識是如何在與外在的互動中一步步形成的。

我們都曾年少輕狂，有過瘋狂的舉動，我們自以為標榜的自由是真的大腦獨立思考的結果嗎，如果按照現代精神分析的做法，說不定可能是童年時期看著其他小朋友有糖吃，想吃糖，家長又不給，一直壓抑在腦海深處，然後在青春叛逆期爆發。那些自以為很牛比的實幹家，腦海深處可能就有某個已故思想家的默默指引。認識自己很難，覺醒更難。

周期是什麼，周期是慾望和約束的函數。宏觀周期研究就是去研究自我、本我和超我的關係，從一個大的視野去看我們在世界的角色，認識自己，認識大勢。按照周金濤和達里奧的宏觀周期框架，我認為過去的宏觀階段總結如下：

（1）1980-1990：康波復甦階段/長債復甦期，上一波社會債務和財富重組完畢，債權人和債務人的關係緩和，新的頂層設計確立，改革解放了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什麼都是新的。

思想大解放，沒有舊有關係的束縛，包括技術也是新的，國內趕上了國外互聯網驅動的技術革命以及改革開放的紅利，上一批狂妄的人在上一輪康波蕭條期被割韭菜，狂妄的新人還沒成長，社會風氣很好，低通脹伴隨著高增長，小白領和實業老闆的小確幸時代。

詩人很受人尊敬，張藝謀那個時候拍文藝片。60後和70後這波人運氣最好，在年輕的時候就趕上了好的時代。50後由於年紀偏大，在新技術以及改革時代，處處被動。

（2）1990-2001：康波繁榮階段/長債繁榮期，新技術大規模商業化應用，中國輕工業向重工業過渡，農村人口向城市遷徙的城市化啟動，房子作為最重要的財富載體開始走牛，財富效應的出現使得大家開始赤字消費，買買買，這一波的城市化的性質決定了全國各地的房價上漲是雨露均占的。

那時沒有一線城市和學區房的概念，北京和老家縣級市房價差距不高，長債繁榮期的特點是透支性的信用交易流行，牛市加槓桿的做法使得社會內部財富分化開始顯現，第一波開始膨脹的忘記自我的人在這個階段生根發芽，他們財富和社會地位的強勢屬性使得他們要對外面世界打下自己的烙印。

總體上由於新技術的紅利，這個階段還是雨露均占的，每個人都沉靜在歲月靜好中，互聯網的幾個大佬也是在98年附近創業的，香港是美好的，我高中同學流行看《讀者》，覺得一個月4000在一個小城市當白領很爽。

（3）2001-2019：康波衰退階段/長債泡沫期，這個時候上一輪技術創新帶來的紅利逐漸消耗殆盡，經濟高增長伴隨著高通脹，信貸極其繁榮，加槓桿的財富爆發令人眼紅，經濟開始脫虛向實，虛擬經濟的過度發展掩蓋了實體開始衰退的假象，這在2011到2013年特別明顯。

這個階段往往伴隨著工業化大國重工業化，以及中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遷徙的第二波城市化現象，大宗商品和房價出現史詩級大牛市，90年代創業失敗的部分70後沒關係，投機大宗商品期貨和房地產一樣可以成為人生贏家，一線城市和學區房的概念出現，北京甩出老家房價幾條街。拆遷可以致富，讀書無用論開始在這個階段流行，繼續走文人路線的詩人、搖滾藝人落魄，竇唯成仙，向商業化轉型的張藝謀、汪峰等成為贏家。

社會內部意識形態分化，膨脹起來的人一批人開始指點江山，但受不少人反對，五毛黨、自干五和精蠅勢同水火。13年微薄最火的時候，公知大V最愛造謠和發歷史絕密，動車事故後，「中國，請等一等你的靈魂「成為時代語錄。

最危險的時候，共產黨總是能自我凈化，那個決絕果斷的黨又回來了，一如1935年的遵義會議，1978年的改革開放，時間也剛好都接近40年，深入的反腐和全面的改革開始強勢推行。

（4）2019-？：康波蕭條階段/長債蕭條期，長債蕭條期的典型特點是單純的貨幣政策容易失效，社會財富分配機制失衡，社會總需求不足，政治走向前台，內外競爭的壓力倒逼改革，強力政府是各國普遍特點，強力改革本身也是蕭條期出現的信號。

債務人和債權人的矛盾難以從市場經濟層面解決，所以政治明星會取代過去的商界明星成為時代的標杆，強力改革下，落後的社會關係和站錯趨勢的對象會被清理，上一批膨脹的部分人成熟到了會被割韭菜的地步，房產稅大概率會執行。

很認同任澤平和周金濤的中國經濟L型底的判斷，第一波從11年第二季度下探到12年第四季度，第二波從13年中下調到15年底，第三波從17年中下調到18年底，第三撥經濟軟著陸後，中國經濟真正進入6-7%區間的穩定換擋期，轉型成功。同時新一輪的技術革命在醞釀。

總結。康波蕭條期是很正常的現象，很反感陰謀論或者宿命式的悲觀主義，我反而很樂觀。國內的強力改革、強力對外開放，和美國搞貿易戰是一個明顯的對比。為什麼進行強力的改革，是因為人性的自私會使得有優勢的利益集團榨取社會的每一滴財富，不要掙最後一個銅板，說的好聽，很難執行。

加槓桿的市場競爭會加劇社會債務人和債權人的貧富懸殊，總需求不足，信用萎縮，這是全世界的問題，歐洲、美國的情況更嚴重，在存量革命的時代，誰先改革、誰改革深入，誰就能清理落後的生產關係，解放生產力，佔領下一輪技術創新的制高點。

1825-1835年蒸汽革命時代的清朝完全沒抓住機會，被宰割；1929-1937電氣革命時代的民國政府沒有能力完成重工業化，被宰割；1973-1982汽車和計算機時代的新中國稍微抓住了尾巴，建立了地球上最完備的工業體系，工業化大國向工業化強國轉型。

19大是勝利的大會，路線基本確定，後面就是執行。看共產黨歷史，一直是這樣，只要內部路線確定，後面不是想做，而是怎麼做的問題。這一輪康波蕭條期到來，在強有力的政府領導下，至少不會像前二輪那樣在國際上被宰割，積極主動、開放的心態下，強力改革、強力轉型，說不定真有可能實現偉大復興。大國和小國不一樣，幾百年不打仗的小國很常見，大國的國民都是要賭國運的。

高層政策基調發生重大變化

大工業、大信息化時代，現代政府都是超級政府，資源集中和調度的能力遠遠超過以往農業文明為載體的集權政府，從每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政治局會議、兩會期間政府工作報告以及央行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四個維度來看，這幾年中央政府從頂層設計到政策的公開表述，到市場的接受，最後再到實體經濟的表現，政策拐點領先經濟和市場拐點特性還是很精準。

尤其是當國家內部路線清晰化，改革方向清晰化，以及中央在軍隊反腐、經濟反腐、意識形態領域整頓等方面收穫人心，頂層設計傳導到市場的效率更加高。人心齊意味著什麼，意味著社會內部各資源向阻力最小方向運動的路徑逐步清晰化，頂層設計從藍圖轉化成具象的可能性大增。

事實上，成功的改革都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推動形成的，強有力的頂層設計需要強有力的改革團隊，最近幾年國家政策意志深深地打入實體經濟的烙印，並且取得不錯的經濟數據，這說明上層深化改革的能力和決心都很強，那個要麼不做，要麼就秋風掃落葉般橫掃一切的主動的黨又回來了。所以，在存量改革為主的時代，讀懂政府報告是一項很重要的事。

回顧一下，近幾年跟著國家政策走，基本上是正確的，同時政策一般領先市場大概半年左右，國家政策具有相當的反周期性，目的在於前瞻指引，降低市場波動。

15年下半年國內外很多人認為中國經濟要崩盤的時候，國家出台了房地產去庫存政策、三去一降一補的去產能政策、以及積極財政政策，這些做法及時穩住了經濟，帶來了國內外經濟的同步復甦。跟著黨走的許家印成了首富，而看空國內房地產的萬科股票漲幅很小。當時帶頭跑路，事實上做空國內經濟的大財閥後面日子也不好過，比如說AB。

16年底不少城市房地產價格瘋長的時候，政府說「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旋即大多數城市實行了空前嚴厲的限購和限貸政策，在房價、匯率和獨立的貨幣政策鐵三角中，房地產失控的系統性風險被抑制了，17年全國房價整體平穩，沒有產業支撐的炒作城市房價跌得不少。

17年的主題是金融嚴監管，降低金融系統槓桿。事後看，17年央行基礎貨幣增速同比只有4.21%，M2增速、銀行資產增速和同業存單增速下降吻合，去年的貨幣政策其實是偏緊的。從中美10年期利差來看，17年中國國債下跌的時間比國外提前、下跌程度高，說明去年央行的收緊是提前國外的，具有典型的反周期特性。

以及從央行資產負債表流動性結構的變化來看，隨著經濟企穩，外匯占款重新上升，央行對其他存款型公司債權的規模相應的在逐月下降。17年全年看，央行在公開市場上的操作是保守的，四月份和八月份兩次主動流動性收縮均造成了債券和股票市場不小的調整壓力。

展望未來。從去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央行第四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以及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來看，政府的政策著力點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政府的頂層設計領先大眾預期以及實體經濟，而「領先」這一反周期特性，本身也是一個具有主觀能動性的政府防範未來風險的負責體現。

第一，最重要的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在逐步退出。2018年公布的財政赤字率目標是2.6%，低於去年的3%。從財政結餘來看，連續三年超級財政政策已經透支國體，財政結餘已經基本用完，同時經濟穩定的目標已經達到，積極財政赤字政策必要性和可行性均不足。

第二，在對經濟的表述上面，降低了對經濟高速增長的訴求。2018 年政府工作報告確定GDP 增速目標為6.5%左右。與去年相比，目標水平持平，但刪除了「在實際工作中爭取更好結果」的表述。從地方兩會制定的各地經濟增長目標來看，也大多調低了目標增速，顯示政府在今年無意繼續推高經濟增速。

第三，在對房地產的措辭上，不再提房地產去庫存化，棚改目標從600萬套下降到580萬套，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落實地方主體責任，建立健全長效機制。再次提出「穩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貨幣化棚改目標下調意味著拆遷戶一夜爆發，然後拆遷戶買房推高房價的循環鏈條弱化了。17年新房銷售的30%是由爆富的拆遷戶貢獻的。目前的房價很高，地方政府主動下調住房拆遷規模，同時央行專門針對棚改貨幣化的PSL貸款也下降，說明地方政府拆遷的意願在下降，畢竟15年假如一套房貨幣化安置200萬，現在就要給400萬的補償。15年以來房地產價格牛市背後的推動力量是央行背書的貨幣化拆遷買房，目前這股邊際力量弱化了，結合全球背景的流動性邊際收縮，房貸的繼續收緊，房價確實不能再炒了！

第四，不再提「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政策是15年底以來中國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政策，催生了工業品價格牛市，改善了黑色產業鏈國企的資產負債表。隨著國內經濟的企穩，工業利潤的好轉，這一政策不再提了。

政府政策基調的重大變化，從去年12月份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開始就已經體現，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可以理解成政府政策風向轉變的再次確認。16年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鬆的貨幣政策，17年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緊縮的貨幣政策，18年很可能是偏緊的財政政策和中性的貨幣政策，從力度上來看，這三年政府層面刺激經濟的意願是在下滑的，這本身也體現政府宏觀調控的反周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