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談沙俄末年社會革命（關鍵詞：中產分化，權力資本）

一.中產階層的分化與俄國革命

觀察早期的沙俄工人革命領導人，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無產階級革命領導的出身，基本都不是無產階級，而是破產的小資產階級居多。

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都是小資產階級出身：其中斯大林是破產的小資產階級，父親是皮鞋鋪老闆，破產後一心恢復昔日的小產業，但是阻力很大，鬱郁不得志，靠酗酒陶醉自己；而季諾維也夫的父親則是小牧場主，但季諾維也夫少年時便打工，做過教書匠和公司小職員，體驗過無產階級的辛酸。如果再鋪開看，沙俄時代的小資或小市民出身，後來加入蘇維埃革命成為領導人的簡直不要太多，而且都曾有淪為無產階級的經歷：朱可夫元帥是毛皮匠出身，出師後本來打算娶妻生子攢錢開毛皮鋪，結果一戰爆發被徵召入伍給沙皇打仗（去了很可能回不來那種）；羅科索夫斯基元帥的爸爸是火車司機媽媽是教師，結果父親工傷後家道中落，少年便不得不輟學外出務工…

事實上，破產的小資產階級是革命中最強大的力量，比起世襲無產者，他們具有更強的革命動力和能力。而一個社會的中產階層開始分化，一部分墜入底層，進而中產人數減少，那麼社會就會動蕩，嚴重的爆發革命。

首先，小資產階級破產後，其革命性（即，造反動機）會有空前的提高——由小資產階級的軟弱，蛻變為無產階級的革命渴望和對大資產階層的仇恨，他們甚至比5代貧農、世襲無產者更激進。因為破產小資產者體驗過富足舒適、充滿希望、有階層上升空間的生活，知道無產階級的勞累和貧窮不是與生俱來的，他們不甘心墜入貧困；他們見識過資本增值的流程，雖然資本量不大，但也知道「世襲無產階級」之外的精彩世界，他們渴望在社會階層的階梯上繼續向上爬。所以當他們發現自己為數不多的財產被寡頭們擄走、使自己墜入窮困窘迫後，他們的革命動機除了改變自身貧苦地位、追求幸福生活外——這點是世襲無產者也具備的，還有世襲無產者不具備的動機——向寡頭們復仇。

其次，破產小資產階級多數受過教育，具備革命所需的技術和能力，是理想的革命領導階層。比如，分析和宣傳，讓世襲無產者看到更廣闊的世界和受壓迫的真相；組織工會活動，制定計劃，領導組織無產者發動革命。

二.中產分化的步驟和表現

中產階級由於兼有資產階級和無產者的特點：一方面是一定程度的保守，另一方面追求進步，所以中產階層是社會漸進式進步的中堅力量，是社會的穩定劑。這點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德國社會學者早已經指出，也被之後各種社會運動證實。

中產階級分化的前奏是上升通道阻塞。中產階層一旦發現各個上升通道開始阻塞，進步空間變小，其保守性就凸顯出來，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於是整個階層開始焦慮，力圖保住自身不多的財產：當下我國中產投資買房；加強子女的教育，拚命上輔導班考試；移民出國，資產向境外轉移…都是表現。在這一階段，中產尚可忍受，但是無產者發現他們躋身中產的希望破滅了。

分化之後就開始了。位於整個中產階級底部的小資產階級，利潤空間變小（比如，大資本尋租，租用權力打壓小企業利潤空間），成本提高（比如大資本炒地皮、各種生活必須品、工業原材料，間接拉高人力成本），結果中小企業破產風險變大，賺錢變得越來越難。在難以跨國投資的沙俄時代，他們只有2個選擇：要麼破產，像斯大林他爸那樣；要麼把生產資料／公司廉價賣給大資本，結果資本更加集中，大資本更強大。大資本對小資本的這種打壓是系統性、全面性的，是社會大趨勢；它使小資本無路可逃，使大量小資產者財富縮水或者破產。

於此同時部分中產階級的頂層，因為其在地方的影響力（地方企業主或者官僚），會被寡頭集團拉攏收買，給予一定的權力。沙俄末年，沙皇就設立了國家杜馬（下議院，相當於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這加劇了中產階級兩極分化，使中產階級空殼化、雞肋化。

下面討論，是什麼導致了中產階層的分化。

三.權貴集團的權力自租

沙俄權貴集團的權力自租自肥，是中產分化進而導致革命爆髮根本原因。

權力階層並不是天然擁有大量財富或資本的。蘇聯戰時糧食軍需部長也曾餓得低血糖昏倒，卻不曾使用權力為自己調動一袋麵粉。那時幹部清廉是普遍情況，而且戰時物資匱乏部分幹部營養不良，所以列寧批准建設幹部療養食堂。然而一但權力階層掌握了大量資本，就會蛻變為最保守、最反動、最腐敗的權貴階層。沙俄帝國的皇帝和貴族就是這種典型。

權貴階層牟利簡直可以用大量、便捷、快速來形容。在政治經濟學的貪污理論中，一般的貪污歸結為「權力尋租」，即當權者和資本家合作分利；但是權貴階層的腐敗是無需配合的：他們把權力租給自己，再利用自己的資本來經營增值，所獲的利潤無須分給任何人，權力的租金都免了——「肉爛在鍋里」。所以沙皇非常樂意打世界大戰來攬權圈錢：參戰的命令是自己的；打仗用的槍炮子彈是自己的資本參與制造的；打贏了，沙俄的勢力擴張到巴爾幹半島，那麼巴爾幹各國人的政治權力、礦山農田、消費市場就收入自己囊中；只是打仗會死人，不過打死的士兵都是俄國底層人，不是自己。

權力的自租自肥，使權貴階層被全社會孤立起來。1915年，在俄國參戰的第二個年頭，沙皇的軍隊就被打死了200萬人。為了繼續打，他又徵召一批青年入伍——其中就有經過艱難困苦學成出師、剛賺到錢看到了美好生活、熱戀中準備結婚的朱可夫。如果不是沙皇徵兵，估計朱可夫會成為一個毛皮鋪的老闆，而不是元帥。可惜沒有如果。朱可夫剛參戰時還積極要求上前線立功，按今天的話說就是「自帶乾糧五毛黨」和「小沙皇粉」，但是他的連長——一個熱心腸、身經百戰、知識水平很高的沙俄軍官——給他潑了一盆涼水，大意是【不值，別作死】，具體：1.打贏了算羅曼諾夫們的，而他們是近衛軍，名校畢業不上前線，只掛職鍛煉；2.打輸打死算你的，但你要蹲戰壕泥水坑，頂子彈；3.就是你真犧牲了——當然這很有可能——也沒人認你是烈士；我那麼多戰友死得屍體找不著，都按失蹤上報的。朱可夫在連長的啟蒙下，覺悟不斷提高，最終加入了布爾什維克。

「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反動派的確佔了很多資源，很有勢力；但是他們孤立了自己，沒人真心為他們賣命幹活。全世界的反動派都一樣：古巴的巴蒂斯塔政府軍數千人，和乘船登陸共81人的古巴游擊隊打了3年，打死打傷游擊隊員69人，結果最後這12人趕走了巴蒂斯塔，建立了新政權。義大利共產黨游擊隊戰鬥力頑強，絞死了墨索里尼，二戰後期3支意共游擊隊展開車輪大戰，把1個德軍坦克團拖在山區數月不能抽身；但是義大利的帝國主義權貴的軍隊呢？同樣是義大利人，腐敗的大資產階級用火炮和機槍武裝的軍隊入侵衣索比亞，卻被手執燧槍長矛的衣索比亞軍隊擋住了，無法前進，以至於最後動用毒氣才取得勝利…

四.革命爆發的原因

1.概念：權力資本的運作

權力實質上是一種帶有自然壟斷特性的資本，具有一定程度的集中。按盧梭《人類不平等起源》，權力最早起源於部落軍事首領。在部落圍獵、部落間武裝衝突中，人們發現把個人部分自由出讓給最能幹的部落成員，聽從他／她的指揮，收穫會比各自為戰、相互獨立不配合得到的更多。進而，部落各成員出於個人生存和為全體成員牟利的目的，在戰時把部分個人自由出讓，通過信任的方式選出部落領袖。所以：

權力的資本收益=實際的（現有社會制度下）全社會收入—無政府狀態下的全社會收入

當收益為正的時候，權力具有合法性；當收益為負時，社會傾向於崩潰和動蕩，滑向無政府狀態，然後重組形成新的社會制度和管理組織。

權力的來源決定了權力的性質：即，權力是整個部落的公共資本，而不是某一個利益集團或某一個人的，特別不是部落軍事首領的。理想的、無人格化的權力，是100%服務公眾的，是0%尋租的。但是權力天然壟斷特性和權力運作的不透明特性（即，掌權利益集團和該集團之外的全體社會成員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會滋生一定程度的腐敗。所以，不透明度（按概率計）是理性的權力尋租的上限（超過上限其違法行為就會被追究），對應地透明度（透明度=100%—不透明度）就是尋租的機會成本，即

尋租利潤=理想權力系統下全社會收入*不透明度

假設所有腐敗都是理性的，並忽略贓款投資消費對社會的貢獻（贓款投資消費的影響因素眾多，假設功過相抵）：

實際的全社會收入=理想權力系統下全社會收入*透明度

=理想權力系統下全社會收入—理想權力系統下全社會收入*不透明度

=理想權力系統下全社會收入—尋租利潤

考慮到穩定社會和權力系統存在的大前提，那麼尋租空間會有一個上限，低於此是可以被容忍的：

尋租利潤空間=理想權力系統下的全社會收入*可容忍不透明度

<理想權力系統下的全社會收入—無政府狀態下的全社會收入

可以看出，尋租利潤空間和不透明度都是有上限的。超過這個限度，權力集團會面臨垮台危險，社會出現動蕩和無政府傾向。很顯然，沙俄超過了這個限度。

2.滑向無政府狀態的原因

首先，近代工業的產生提高了社會生產力，進而提高了無政府狀態下的社會收入，縮小了尋租利潤空間。

工業革命後出現了個體與合夥資本家，他們通過自由的商品市場來調控、管理自己的小工廠，和上下遊資本家配合，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封建領主的行政權力干涉；進入壟斷資本時代，壟斷企業儼然小型王國，各壟斷企業配合形成了康采恩、托拉斯，初步實現了社會化大生產，而且壟斷企業聯盟能量巨大，一定程度上可以影響政府政策，從政府分走了部分權力，甚至承擔起公司福利、募捐慈善等社會義務。進入大數據時代，行業數量和行業內分工激增，在數據信息的指導預測下，資本鏈條的各個環節甚至可以跨鏈條合作，模塊化重組，柔性生產；自由分散到各個資本環節，實現了計劃經濟時代行政權力都無法做到的快速、準確、有效。總之，工業技術越發展，生產力越發達，資本越自由，對權力的擠兌也越嚴重，行政權力越分散。

所以，工業革命完成後，沙俄出現了獨立於農業生產、封建生產關係之外的資本主義工業體系。新生的小資產階級具有一定的獨立自主經營的能力，需要更多的自由，對行政權力的依賴減小，客觀上權力尋租的利潤空間減小；而沙俄的舊君主不願意稀釋手中的權力，反而把權力自租自肥，這損害了權力的合法性，也使自身的統治難以為繼。現實中，我們可以發現獨裁的國家，比如歷史上的沙俄和當代北韓，往往不願意教育本國公民獨立思考、學會分析自身的利益並實現自身價值最大化，因為奴化教育培養國民對權貴階層的依賴，有利於降低無政府狀態的全社會收入，使權貴階層的尋租利潤空間變大，而民眾不得不忍受貪腐的權貴階層。而往往民眾素質高、個人獨立性強的國家，比如德國瑞士，即使無政府狀態秩序依然可以維持，生產依然可以進行，所以政府必須做到很好才能滿足民眾，這樣的國家其大資產階級權力尋租的利潤空間小，腐敗程度也比較低。

其次，不透明度極高。

沙俄統治時期，設立「第三局」審查報刊書籍來鼓勵作家同行內部互相揭發高密，跨過言論自由隨意查封報社；議會基本無法監督皇帝和沙俄政府，甚至革命前沙皇下令解散國家杜馬。

所以，最後整個國家陷入事實上的無政府狀態：力主改革的宰相斯托雷平家屬和彼得堡總督本人被革命者炸殘炸死；沙皇派去鎮壓杜馬的軍隊嘩變；密謀用炸藥炸死沙皇的列寧的哥哥，在其母親的四處活動和「紆困」下，竟然放出獄了；斯大林7次被捕，6次流放後出逃，有一次甚至在警察監視下逃回彼得堡，還寫完了幾篇報紙的宣傳稿才被捕——沙俄警察不願意得罪革命者。

3.特定情況下，革命是盈利行業，甚至是暴利行業

當沙俄帝國高度腐敗，權貴階層已經對國家失去控制力的時候，「造反」，也就成了一項投入小破壞大的暴利行業。因而在境外勢力看來，這是有利可圖的。

革命成功，境外支持的勢力自然可以分到新生政權的一杯羹（譬如蘇聯，把蒙古的85年租借變為獨立）；即使不成功，利用巨大的革命破壞敲詐現政權，或者乾脆把革命黨賣給現政權，獲利也不菲（比如晚清時的英國政府，曾經資助過孫中山起義，但後來又看跌民間的反清起義，設計把孫中山訂在箱子里賣給清政府，未遂）。歷史上，境外勢力對執政府和革命者兩邊下注，從中牟利屢見不鮮。

某種程度上說，正是沙俄權貴階層的腐敗和貪婪，把這兩者逼倒了一起，形成了革命盟友，促成了境外勢力和本土革命者的合作。客觀上說，德皇威廉二世對列寧的資助，幫助了俄羅斯人，尤其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底層貧苦的農民工人、破產而憤怒絕望的小資產者們擺脫了封建奴役，也促使歐洲東部儘早結束殘酷的世界大戰恢復生產，因而是具有進步意義的。而極度腐敗的沙俄貴族，恰恰也是最愚蠢的，給了境外勢力挑撥國內各階層關係、推翻本階層統治的「絕佳」的機會——又一次在歷史舞台上詮釋了，大資產階級的「排外孤立」和「自噬」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