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分析為什麼西方國家要圍堵中國

南海仲裁案，美國在這場角力中的作用已經非常明顯。兩天前，美國又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對中國的安全構成進一步威脅。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愈發看到西方對中國的影響。事實上，包括美國大選候選人特朗普和希拉里對中國的言論、歐洲對中國興起的貿易保護主義，背後都影影綽綽地留存著「中國威脅論」的影子，對中國的「圍堵」也沒有放鬆過腳步。

為什麼西方會這麼做？我們今天選擇這樣一篇文章推薦給大家。

這是鄭永年新書《中國民族主義的復興:民族國家向何處去》的前言和第一章中的部分內容，東方出版社授權俠客島發布。該書主體內容寫作於1998年，但今天讀來依然有啟發性。由於微信篇幅所限，俠客島有編輯刪減。略長，但很值得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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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西方世界的角度來看中國，為什麼中國鄧小平時代的經濟發展對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是』有害』的？為什麼中國的崛起必然會對現存國際秩序構成挑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崛起會有什麼樣的戰略？」

1 轉折

2008 年從西方開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機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從前西方經濟好的時候，信心十足，並沒有感覺到一個崛起中的中國能夠真正「威脅」到西方。但是今天仍然深陷經濟危機的西方開始對自己信心不足，認為中國的崛起已經對西方構成了實實在在的威脅。

這種被中國「威脅」 的感覺促成西方做出各種有悖於中國利益的事情。西方對中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美國「重返亞洲」來平衡中國的崛起，同時進行排斥中國的TPP 經濟談判。

冷戰格局的解體表明原來的美蘇兩大國之間的權力平衡體系的消解。兩極平衡的消失使原來受這一體系遏制的各種國際政治力量獲得相當的自主性，紛紛爭奪美蘇兩國留下來的權力真空。

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看來，在所有因素中，最有能力，也最能威脅世界政治的就是中國了。中國在過去的改革年代中，經濟發展佔世界首位，使得其有能力在亞洲，甚至在全世界範圍內搶佔美蘇兩大國留下來的權力真空。如果西方世界要維持其現在在世界 事務中的主宰地位，防止中國崛起後對西方世界過去的作為進行報復，那麼西方世界應該共同努力來圍堵中國，遏制中國力量。

這就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世界出現的「中國威脅論」和「圍堵中國論」的背景，也是中國民族主義崛起的國際原因。

2 建構

就東亞在美國外交戰略的重要性，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的麥克諾格說得很清楚：冷戰後，沒有其他地區像東亞地區那樣對美國具有如此的重要性。這一地區是當今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特別是現在美國國內經濟增長停滯不前，美國的對外貿易，尤其是對東亞的貿易，對改善美國的經濟的總體情況顯得極其重要。

美國人希望，東亞國家最好只專註於經濟的發展，和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修好經濟關係，而讓西方人來安排東亞的安全問題。然而，東亞國家並沒有朝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希望的方向發展。俄羅斯為國內經濟問題所制約，需要有很多時間來重新確定其在東亞的新角色；中國發展是通過經濟分權取得的，經濟發展因此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朝鮮和韓國不能輕易排除兩國間戰爭的可能性。

基於對這些問題的認知，美國在東亞仍然全副武裝，但又沒有具體的目標。大約10萬美國軍隊仍然留守在包括日本和朝鮮半島在內的東亞地區。然而，由於蘇聯的解體，美國在東亞的軍事目標也模糊起 來。美國人聲稱美軍保護日本和朝鮮半島以及美國所有的海上運輸線。但蘇聯人走了以後，誰在威脅日本和朝鮮半島呢？如果這樣，那麼多的美軍地面力量又是幹什麼用的呢？

隨著東亞國家間經濟貿易活動的急增，它們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也在減小。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宣揚「中國威脅論」和「圍堵中國論」呢？

這在很大程度上與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理解國際關係的方法有關。用社會學的言語來說，「 中國威脅論 」 是基於西方利益之上的一種社會建構。

3 三種策略

1993年，《紐約時報》前駐北京記者克里斯托夫在美國《外交事務》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之崛起」的文章。它大致上反映了一部分西方人對中國崛起的認識和他們的「恐中」心理。

克里斯托夫的邏輯是，中國經濟發展在過去的十幾年裡為世界上最快，同 時中國的軍事預算的增加也是最快的。中國是世界上核武器成員國，和周邊多數國家都有領土上的糾紛。經濟發展的結果必然使中國的國力大增，使其有能力根據自己的意志來解決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問題。儘管美國充當世界頭號經濟強國為時已長，但如果中國像今天那樣發展下去，就會在下一個世紀超過美國。屆時美國人就不再有任何手段來遏制中國的擴張了。

他說，中國下一次戰爭很可能在距中國數千里的南海爆發（俠客島註：23年前的論斷）。另一個戰爭源是台灣海峽。

許多西方觀測家近來紛紛譴責中國的軍事發展。這並不公平。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說，中國正在做它應該做的事。如果說中國有領土和軍事上的野心也是應該的。任何中國政府，不管誰當政，都會有差不多的外交政策。例如，不管什麼樣的中國政府，如果其放棄南海和台灣地區，都會受到來自國內的強大的壓力。中國所提出的領土野心也不是野蠻無理。中國可以列舉無數的歷史證據證明其對南海和台灣地區的主權。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一些先發展國家乘中國軟弱之際，實行帝國主義的政策，佔領了許多中國的領土。任何一個國家在其政府有能力時都會像中國那樣，恢復其領土主權的。

可以看到，克里斯托夫等人的推理帶有很大的主觀猜測性，有些甚至是無中生有。但這種思維無疑是基於西方國際關係史中發展出來的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這種理論也不可避免地對西方世界的對華政策起著深刻的影響。

道理很簡單，按照現實主義的說法，經濟增長意味著活力，活力意味著不穩定。歷史上，美國在19 世紀的崛起對拉丁美洲國家來說簡直是個噩夢。美國的經濟起飛是拉美國家受其奴役的開始。一戰前德國的崛起，二戰前日本的崛起 及二戰後蘇聯的崛起都在世界歷史上創下了不可抹消的痕迹。那麼現在中國的崛起是否會使歷史重演呢？

按現實主義的說法，在國際政治上，國家充當主權者。如同個人，一個國家所受的羞辱是有限度的。自鴉片戰爭後的一個多世紀里，中國不斷失去領土，主權為其他國家所分割。作為一個大國，中國人從此再也沒有得到過他人的尊敬。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推進了中國的工業革命，使得中國有可能建設一支強有力的軍隊，有能力糾正西方國家過去的錯誤。

很顯然，如果中國民族主義重蹈西方民族主義的覆轍，中國很有可能成為 新的戰爭根源。或者說，如果我們用理解西方民族主義的思路來理解中國民族主義，那麼，我們就必然得出中國威脅論的結論。

那麼，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世界應當如何對付中國的崛起呢？

圍堵中國有三種可稱之為宏觀性的策略。其一是強硬派現實主義的圍堵論，其二是牽制中國論，其三是分而治之論。

4 圍堵論

東亞的和平與安全最終還是依賴於這一地區的兩大國，即日本和中國。然而在西方人看來，因為日本是西方世界的盟友的一部分，所以真正的麻煩會來自中國。要避免新的戰爭，保護西方的利益，圍堵不失為上策。

這一觀點最激進的要數《時代周刊》專欄作家克勞特哈默的文章。他認為，中國勢力的急劇擴張正在給整個世界造成不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應當共同圍堵中國。

具體的做法可以包括:與中國的強鄰越南建立外交關係，鞏固美日關係，拉攏俄國等。圍堵策略在國際政治中並非罕見。維也納公約圍堵拿破崙帝國，北約圍堵蘇聯都是較為突出的例子。他甚至建議美國政府拒絕邀請中國參加 2000 年奧運會，阻止中國參加世界貿易組織。

像克勞特哈默這樣強硬的敵視中國的人並不少見。在這些人看來，西方必須採取一些手段去平衡中國的力量以避免東亞國家之間的無政府狀態。所有強硬的現實主義者認為，美國和西方現在應當做的是千方百計地弱化中國政府，停止和中國的科學技術的交往，以免使西方的高級技術落入中國人之手。

5 牽制論

與圍堵中國論相應的另一理論是「牽制中國論」。

簡單地說，這一策略的目的是要把中國拉入現存世界體系，迫使中國接受現行國際關係原則，在西方和美國人設置的制度框架內活動。

如何把中國拖入世界體系呢？這些策略包括:

（1）因為中國在和發達國家的經濟交往過程中獲得貿易順差，中國的主要貿易對象如美國、歐洲共同體就對中國擁有強有力的制衡手段。

（2）因為中國在很長時間裡會需要進口西方的科學和技術，西方技術出口國就會有方法過問中國本身的技術出口問題。同貿易的例子一樣，西方可以用積極的條件性來決定是否向中國出口先進的技術。

（3）西方現在同中國爭論的一個大問題是人權。在這個問題上，西方最有效的方法是用援助換取人權。西方的援助可以有很具體的目標，如幫助建立中國的市民社會和某些社會團體。在東歐解體之前，歐洲國家曾這樣做。這一方法也可以應用到中國。

（4）西方國家很容易把「積極的條件性」應用到中國經濟發展的消極方面，包括環境污染、走私、移民和毒品貿易等。

6 分治論&分離論

圍堵中國的第三種方法是分而治之。在輿論界我們可以以西格爾為例。我們來看看他的邏輯推理。

從國際關係的角色來看，中國鄧小平時代分權改革的意義在於:當中國的經濟發展為世界最高時，國際社會也獲得了機會來重新定義什麼是「中國」。經濟分權弱化了中央政府的權力，地方實力大增，慢慢地不順從中央的政令。而中央政府也發現，一旦權力被下放，就難以收回。從很多方面來看，改革開放已經使中國從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變成了一個「模糊狀態國家」。

那麼，中國的經濟分權到底導致了怎樣的消極後果呢？對農村的控制再也不能像毛澤東時代那樣嚴緊了；企業和各級政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經濟決策權，中央政府慢慢地失去了對地方的控制；大量外國資金流入中國，但中央政府並沒有能力去控制這些資金；經濟決策權從中央政府流入各級地方政府、地方企業和各類外資企業。

西格爾等人的「分而治之論」正是建立在中國改革開放所帶來的這些消極後果之上的。這一政策在目前階段可由下列策略組成。

（1）西方國家需要對中國地方文化及地方經濟和政治情況作深入的了解，了解地方政治和軍事精英們，以及他們與中央政府和其他地方的關係。

（2）西方政府需要成立有關中國地方的諮詢公司。他們也可在中國的地方建立自己的貿易公司。西方政府有能力用貿易和投資要求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接受西方自由價值觀。

（3）西方政府可以開始把中國的地方政府視為一級比較獨立的政府。這樣的外交政策能夠鼓勵中國各省去認識自己的國際地位，為它們提供更多的信息。從長遠來看，開放的中國地方政府有利於西 方的利益。

總之，由於內外力量的作用，現在很難預測中國的未來。重新回到高度集權的過去已經是不可能了。同樣中國在近期解體的可能性也不大。但有很多因素能促使中國往這一方向發展。外部力量儘管在影響中國的發展，但其能力總體是有限的。中國人的前途自然掌握在中國人自己的手裡。但是，隨著中國的瓦解，「中國威脅」也一去不復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