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執》雜感

近幾日復職，又回歸了上下班擠地鐵的節奏，擠地鐵的壞處在於摩肩接踵，耳鬢廝磨，和氣味迥異的男男女女做肌膚之親，好處在於偷得浮生半日閑，有了一段什麼都可以不做，但又總覺得非得做點什麼的時光。

網上有句話說得好，在咖啡館裡玩手機，回家再看書的是真文青，在咖啡館裡看書，回家玩手機的是偽文青。如此說來，在地鐵上百無聊賴，隨便刷刷，刷到梁文道的文章，並因為旅程過於漫長而點擊閱讀的我，大概是個幸福的偽文青吧！

不料帝都給了我這樣一個接觸道長的方式，真是想不到，想不到。

不過更讓自己想不到的是，閱讀後明明沒有多少成系統的感想，卻打算整理成文，仿照十幾年前寫語文家庭作業的樣子，用「讀後感」、「雜感」、「感悟」、「閑談」等命名，記錄在晃晃悠悠的列車上所茅塞頓開，復又堵上的分分秒秒。

作為21世紀的新興人類，作為曾經在互聯網工作的小盆友，我有大量使用網路筆記工具的癖好。初寫時，覺得激情澎湃，碰到含英咀華的文字，恨不得加幾道紅線，添幾層高光，截個圖，分享出去，好讓更多的人看到我的斷章取義。但這種筆記終歸是零碎的，不理想的，隨著歲月的拉伸，我會慢慢忘記閱讀的書籍，從這本書細膩的情感描寫蛻變到這本書的男女主人公叫什麼名字，發生了什麼事情，再退化到反正就是幾個男的，幾個女的，有了一些糾葛，最後甚至連情節都不記得了，只是別人談論時，我趁著間歇，有點心虛地回答，啊，這本書呀，我讀過。同理，當這本書的印記都和傷口一樣慢慢消退了，還能指望自己回憶起當年閱讀某個段落時，拍著大腿叫好，恨不得鑽進書里，給作者一個大大擁抱的感覺嗎？相傳，李長吉苦吟，喜歡把騎在驢上，路過米鋪，躺在花叢里的每點靈感都記錄下來，所以他隨身帶著很多小紙片，一有覺得不錯的殘句，就立馬寫好揣進褲兜，回家再整理。筆記的意義可能就從這裡開始，是武陵捕魚人從桃花源出來後，「便得向路，處處志之」時留下的標記，想「尋向所志」，吆五喝六，喊一幫人回去，但只能」遂迷，不復得路」。我有時候常想，即便回去了又怎樣，文藝一點叫做，即便回到了當年，也回不到當年的心情了，不文藝一點叫，這條路我明明走了一次，哪有我第一次走的時候刺激？！所以啊，李賀再次讀他的筆記時，還會不會為那個騎在驢上的，長著和自己相似容貌的人狂喜呢？會不會驚為天人，覺得天底下竟還有這樣飄逸的創作呢？筆記在加深我們記憶的同時，弱化了感情，只有歐陽修那樣偉大的老爺爺才能說出「四時之景不同，樂亦無窮」，每次去一個舊地方都要發現新東西，才能有新感動。

廢話說了這麼多，我就是想今天好好整理整理筆記，從這項本沒有什麼意義的工作中提煉一點崇高的東西。

想要接近《我執》一點點，就要接近梁文道一點點，先從梁文道的學生時代說起。我對於梁先生的半瓶醋式的了解來源於鄧小樺的《動物兇猛：梁文道令人髮指的大學生活！》，文章說了作為哲學系學生的梁文道不務正業，戲耍老師，無視法規，結交黑社會，打架鬥毆，惡搞學生會，貼裸女海報，收集一萬多本漫畫的「光輝歷史」。香港當年開山性的情色雜誌叫《龍虎豹》，他們就把《龍虎豹》的內頁撕下來包書，以示對好好聽課的鄙視，還站在高處，對著來來往往的公交車頂尿尿，比賽誰尿得准，總結出這主要看風向的結論。無論從什麼角度講，梁先生都算不得好孩子，但誰也不排除好孩子有好孩子的局限，壞孩子有壞孩子的本領。壞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不服從禮教束縛，敢於挑戰權威，過早地踏入社會，經歷了人性的歷練，所以壞的同時，也可以深刻。梁先生在《我的病歷》裡面曾經用太過客觀，太過幽默的語氣描寫身患紅疹癢病的好處，以至於讓我懷疑，他到底經歷過什麼，可以把這麼一件磨人的事情講得不痛不癢，不負責任！【因為我曾在成都生活了好幾年，西南瘴痢氣，不幸染上了蕁麻疹，有好一段時間每天晚上定時發作，起紅腫，連眼瞼都腫起來，看上去就像剛炸好的小麻球，凸凸楞楞，沒有好皮。太癢的時候就撓，越撓越癢，越癢越熱，便靠在冰涼的牆上，過一會感覺牆都熱乎】雖然筆觸溫暖慈悲，但總有一種余華式的冷眼旁觀在敲打著讀者，你們可不要被梁先生糊弄住了，想當年轟轟烈烈，脖子上都能留下碗大的疤，過敏這點小破事是入不了他法眼的！我們來看梁先生怎麼凝練疾病的：

病有它自己的時間、自己的疆域，像一個個國家，在人體上展開他們的統治。病史是一副歷史地圖。 醫學和它的體制向我們陳示，那種種的專技語言，在我們身上擁有主權，世代相承。正如我們是祖先的血裔；我們的分裂，我與自我並不明了的那一部分的鬥爭，是在我出身以前就被註定了的。

一個乖乖女，乖乖男大概是寫不出這樣的文字的，乖乖們碰見疾病【尤其是治不好的慢性病】的三種典型是：煩躁抑鬱不願承認型、努力抗爭最後泄氣型、無奈接受不願多想型。總之，是沒有勇氣和時間像梁先生一般抽絲剝繭，挑逗疾病的。當然，寫到這裡，自己萌生了一個新想法，一方面固然是道長曆經滄桑，最後從佛，認定了人生一切無常，不必深究，另一方面，壓著感情，不釋放感情也是寫作的有效手段。

就壓著感情寫作這件事，舉個不恰當的比方，我們為什麼經常被上個世紀的同志片搞得五味陳雜，唏噓不已？除了這件事本身有點挑戰日常邏輯之外，更重要的是在社會壓力下，貫穿整個關係的感情是壓抑的，雙方都不敢明確表達愛，都不敢做「出格」的舉動，所以這個時候一旦有一點正常愛的表達，正常愛的舉動，讀者都會跟被點擊一樣，心靈抽搐不已。寫痛苦（疾病當然算一種痛苦）也沿著這條軌跡，作者越說環境好惡劣呀，遭遇好悲慘呀，我好受不了，這哪是人住的，人生活的呀，你看我是不是該發牢騷，該痛恨一切呀，就越缺少一種代入感，主人公的情感演變和情節演變也不能達到相輔相成，水乳交融的目的。我最愛舉的反面教材，就是《庶女有毒》，按理說，女主李未央已經夠慘的了，為了丈夫甘願喝毒酒，驅散時疫，八百里加急透風報信，卻被廢后，失去孩子，斬斷雙腿，終日與虱子為伴，但精神上我就是沒有辦法體會這些文字的徹骨寒冷，為什麼呢？因為作者一上來就開始控訴，好比一座噴泉，我第一眼看見的就是水柱變換的最高峰，既沒有循序漸進，讓我跟著音樂慢慢適應水柱各種形態，也沒有在後續過程中給我更強的感官刺激，越看到後面就越知道不能出格，越索然無味。我抽取了小說中李未央的幾次深情控訴，羅列在下：

1. 其實她從來都不懂這個男人，她不知道自己愛上的究竟是怎樣一個男人，可以溫柔到何種程度，可以無情到何種程度，甚至於，她覺得自己就像一個天大的笑話，那麼巴巴地倒貼著痴戀著自以為是的付出，卻不知，他根本從不稀罕。

2.「衣食無憂？」，心底像有什麼堅韌鋒利的東西正一點一點刨著，有淺坑慢慢匯聚成深淵，李未央的面容如一塊馬上要碎裂的浮冰，八年夫妻，患難與共，他最困難的時候只有她站在他身邊，可是他登基為帝，卻對李長樂愛慕如斯，不但要廢掉她，還對她口口聲聲說衣食無憂。

3. 李未央只是覺得自己說不盡的可笑，拓跋真的聲音如同一把鋼刀，一刀一刀刺入她的心頭，鮮血淋漓，隱隱有熱淚從她乾涸而空洞的眼窩中緩緩流出。

做一個小遊戲，給李未央的情感發展排序，到底哪一段在前，哪一段在後呢？反正我是沒有辦法理出一條清晰的線，更沒有辦法沿著這條線強化自己的情感。相反，如果一開始，作者只是陳述事實，不做宣洩，讀者會從事實中總結自我感覺，這時候再引導，可以達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扯了這麼多，就是佩服梁先生的閱歷和對文字的掌控技巧，給了我一種斜暉脈脈水悠悠式的留白性情感體驗。

除了少年時代的荒唐不羈，梁先生最重要的屬性是「公知」。公共知識分子這個詞在現代社會有點扭曲，人民日報還批評了部分大V冒充公知，虛無了青年一代的價值觀。當然，公知本身是個好詞，梁先生也沒有縹緲我的價值觀，反而見微知著，賦予了價值觀更多內涵。

舉兩篇小品為例，第一篇是《選美》。如果讓我這個俗人來批判一場選美比賽，我會怎麼批判呢？不外乎下述三點：

• 美這件事情本身沒有定論，環肥燕瘦，千人千面千種理解，按照評委眼光評選出來的不一定就是美。
• 選美比賽具有公共影響力，不應該因為某幾個人的理解，就像流水線一樣給社會生產美女，生產關於美的價值觀。
• 選美比賽關注的更多是外在美，並非內涵美，在極短的時間內可能選出表裡不一的「美人」。

可是梁先生怎麼看待選美這件事情呢？他的觀點也有三個：

• 女性主義，「我們所有讀過點女性主義的人都知道，女性並不是生為女人的，而是被造成女人。而這製作女人的主要力量，就是男人的目光了。」
• 選美比賽在放大女性的辛酸，」看見了每一個女人的心酸，在經過編排的舞步底下，我看到每一個人原有的走路姿態；在很標準化的走路格式之中，我試著去聽每種聲音的來歷。我怎能對她們視而不見？人所承受的，人怎麼可以裝作看不見？」
• 選美比賽是惡毒的人性試煉，像港姐選美，催生了很多周邊產業，觀眾關注的也不僅僅是台上選手的美貌，還有美貌背後的八卦緋聞，勾心鬥角，私生活泛濫。骨子裡，我們是喜歡看人鬥來鬥去的，與人斗，其樂無窮嘛，《甄嬛傳》就是這種心理的產物。當一個美女為了拔得頭籌，潑其他選手髒水時，人們說，你看嘛，活該被刷，心思怎麼這麼歹毒呢，當冠軍誕生時，人們給她附會一段生活不易，但是永葆初心的佳話，所以道長說「只是，我們為什麼把人投進這樣的處境呢？我們想證明人性的什麼？」，創造這個試煉場的人一早就知道自己想要的答案了。

公知看問題的能力總是異常深遠，我對選美的理解可以很輕易地被「女性主義「一詞代替掉，但是對於社會制度下人類生存現狀的同情，和對制度背後作惡的人性的反思，是遠遠未曾想到的。

第二篇文章頗有點打著愛情的幌子批判香港政府的意味，《容器》懷念我和戀人的舊時光，也懷念了有花有樹，有人文情懷的香港。梁先生寫道：

維多利亞為什麼不是香港的中央公園呢？那是因為我們不允許空洞。曾經它的草皮要比現在多，它的空地要比現在大，可是你一定記得那可恨的市政局和那幫沒水平的議員吧，他們嫌它太空，覺得是一種浪費，於是加建了好幾個球場。所謂公園，在我們這裡也是有功能的，那就是「滿足市民休閑康樂活動的需求」。還記得嗎？那時我質問他們，為什麼草木就滿足不了市民休閑的需要？一定要球場才算實實在在康樂了一把呢？然後，功能出現，我們對一座公園的需求卻就此消失了。

可能是從事過量化職業，我對數字具有一定的敏感度，也能體會在大數據背景下，什麼東西都往數字上靠的悲哀。政府好壞的定義生存在窄窄的績效中，像普羅大眾拿工資那樣，確定今年為民服務的多寡。員工完成了多少OKR，獲得多少年終獎，政府衝刺了多少GDP，獲得多大的勤政牌子，於是，凡不能數量化的東西，都成為不能帶來利益的東西，不被納入考量。一塊長著草，開著花的空地有什麼用呢？能摺合成多少經濟價值呢？能成為政府服務工作的一份子嗎？在這個過度依賴數字的時代，不要說人和政府，便是親密愛人之間也會變得相距甚遠。文中這樣描述道：

你還是會去的吧？每年的那天。我也是。以後我們的關係也許就是數字的關係，一個是矩陣的兩點，坐標上的X和Y，第367和第25433，也許我會尋索這些數字間的奧秘，找到其中隱藏的聯繫和暗示。無論如何，我發現裡頭還是有些共性的。例如，你我均在人均收入中位線以上，你我皆是一億粵語使用者的一分子，在全世界不挨餓的伍拾億人里有我們兩個。距離再遠，我們始終是伍拾億中的兩個人。

成為數字中的人，還可以稱之為人嗎？這是作者所構建的虛浮幻想嗎？而我們終將被這不可思議的幻想壓得喘不過氣來嗎？

可能吧，因為除了你之外，知道它是幻像的人並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