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從業者啊，還是要有點理想主義精神的

最近二更食堂被封號，成了網路上熱議的事情。

打碼內容污穢不堪

就因為一句話，CEO被免職，千萬級粉絲量的大號徹底涼了，冤嗎？

不冤。因為作為媒體，二更食堂沒有對公眾最基礎的責任感。

在信息時代，更加迅速、龐大的新媒體迅速崛起，傲視著年邁體弱的傳統媒體。

可新媒體的運作背後，仍然是資本與權力。沒有新舊之分，勇於追求真理的才是好媒體。

但追求真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美國空軍最北端的基地，位於丹麥境內的格陵蘭島，叫作圖勒空軍基地。

1968年，B-52轟炸機在此墜毀。

這一年共發生了27起航空事故，這架飛機本沒什麼值得注意的。但它攜帶了4枚氫彈。

因為有安全機制，劇烈撞擊後的氫彈沒有核爆，卻以類似臟彈的方式大面積散布放射性物質。

鈈、鈾、氚。每一個都是高度污染分子。

丹麥和美國隨即開啟了「Crested ice」行動——對污染物進行清理。9個月後，宣告項目完成。

這類不會引發戰爭的核事故被美軍稱為「斷箭」，就這麼載入了史冊。

但偏偏有人較真兒，要翻案。20年後，一個叫作保羅·布林克的電台記者重新調查此事，力圖還原事實，伸張正義。

此人為了追求真理不惜和兩個國家作對，我們稱之為——

[理想主義者]

理想主義者走在象徵權力的兩面國旗之前

IMDb和豆瓣都是7.0

影片的導演克里斯蒂娜·羅森達爾說——

「我希望激勵其他人，比如歷史學家、教師等人，來完成圖勒案的集體表述，我的目標是追求歷史的正確性。這部電影不支持任何陰謀論，但它反映了許多還沒有得到解釋的問題。」

▼

一切都從卡爾·迪內森開始，他是曾參與「Crested ice」項目的工人。如今，他身上共有六處銀屑病和一處淋巴瘤。

接受治療的卡爾·迪內森

卡爾不是個例，圖勒工人患銀屑病和癌症的比率，都遠高於普通人。

這點引起了電台記者保羅·布林克的注意，他最關注的問題是——

1、核輻射是否為圖勒工人患病率高的原因。

2、1968年的清理行動，是否確保了工人的身體健康不受威脅。

保羅直接聯繫到了當年參與「Crested ice」的丹麥核調查中心保健員。片中的第一段採訪，就將這名記者的形象刻畫出來了：直逼關鍵、窮追不捨。

他先是提出問題：「丹麥工人會因為清理現場遭到輻射嗎？」

保健員稱，這絕不可能發生——他們採取了廣泛的預防措施，在未經調查之前沒有人能離開污染區域。

保羅緊接著就反問：「既然如此，為什麼有必要進行這樣的檢查？」

「因為只要有一個人的衣服被污染了，後果就會很嚴重。」

當時採取的措施是，洗洗。

「這些人都經過了測試，身上沒發現輻射。」

面對言之鑿鑿的保健員，保羅沒有輕信，反而要他們拿出證據：「卡爾·迪內森是怎麼回事？他的記錄是怎麼寫的？」

保健員找到的總結報告中顯示15次尿檢全為陰性。然而，在保羅的詢問下，發現上一次和上上次的尿檢記錄，都是空的。

保羅又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那鼻腔切片記錄呢？」保健員很清楚，吸入鈈元素才是最危險的。

可這項檢驗仍是空白。

最關鍵的測試沒有做，就斷定工人身上沒有輻射，還說患病率高是因為圖勒空軍基地「又冷又黑又寂寞」。

總之，與清理核污染沒有一點關聯。

這條報道在電台播報後引起很大反響，有越來越多「知情人」打來電話提供信息。還有一個人直接找上門來，馬里·烏斯施密特，核事故的消防隊隊長。

消防隊長由索倫·莫靈飾演

馬里現在的身份是圖勒工人維權會的組織者，他一直被國家衛生局拒絕，只好找到保羅尋求幫助。

深受健康困擾的圖勒工人們

於是保羅又多了一個關注的問題：如何幫這些工人維權。要幫他們維權，首先要拿出證據，比如圖勒工人的體檢報告，還有被美國帶走的污染雪樣。

這就要求他進行更深入的調查取證，在這個過程中，保羅發現這件事情不只是衛生局的失誤那麼簡單。

而是兩個國家的陰謀。

▼

丹麥在1957年頒布了無核政策，禁止任何核武器在丹麥領土或領空出現。

為什麼攜有4枚氫彈的B-52會出現在格陵蘭島上空呢？

格陵蘭島位於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在冷戰期間，這個位置對美軍的意義不言自明。

早在1946年，美國就想把這座島買下來，丹麥雖然沒有同意，但允許美軍在島上建立了圖勒空軍基地。

圖勒地理位置

B-52出現在圖勒上空，絕非偶然。

丹麥政府和美國政府都聲稱並非是在基地執行任務，而是因為「緊急情況」轉移到那裡。

這個聲明直到1995年丹麥政治醜聞爆發才被打破。

正是保羅·布林克揭發的這一切：丹麥首相HC·漢森默認讓美軍在圖勒儲存核武器。

HC·漢森（1906—1960）

由兩個國家苦心經營的謊言，被一個電台記者戳破了。保羅·布林克不是高官也不是富豪，他只是個理想主義者。

1997年保羅·布林格獲得最佳記者獎

理想主義者強調觀念、信仰以及價值觀，他們相信是這些塑造了社會。

在唯物主義環境下成長起來的我們，可能覺得這些描述有些虛妄。但你看看影片對於理想主義者的詮釋，就會相信這樣的人是可以真實存在的。

因為這部電影毫不煽情，不是傳奇故事。

影片的敘事十分冷峻，以原創鏡頭和檔案鏡頭相結合的方式講述真實故事，頗有紀實風格。

檔案鏡頭：1968年清理現場

原創鏡頭在模仿新聞報道中的推鏡頭

獨立影評網站the reel bits描述本片的節奏——儘管是在表現核災難，也常常用炸彈的鏡頭作為插頁，但影片還是緩慢地進入高潮。

冷峻的敘事與緩慢的節奏，再加上皮特·潑拉格伯格的精湛演技，就還原出了保羅·布林格尋求真相時的那段經歷。

也使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形象變得真實可感。

他永遠目光炯炯，清楚自己想要什麼。

片中保羅的所有鏡頭，都看不到一絲迷茫

可以為了見到採訪對象，「一直等著，直到你讓我進去為止」。

可以為了問出真相，完全不按提綱來，甚至威脅外事部長。

可以為了拿到證據，在檔案部外面等上四天。

可以為了將真相公之於眾，冒著牢獄之災的風險，也要對著鏡頭讀出漢森信件內容。

後來保羅真的被警察帶走了

影片所有的表現手法都在告訴你，理想主義者不是只能存在於浪漫文學中，還可以存在於現實生活中，保羅·布林格就是。

這是一個很倔的人，憑著信念，以一己之力對抗兩個國家——還原真相，改變歷史。

對於公眾而言，並不是非得這麼倔才能好好生活；但對於媒體從業者來說，必須得倔一點。

在信息時代，自媒體能夠更快、更廣、更自由地產生影響，這就更需要點理想主義精神，才能堅守媒體的擔當和責任感。

因為我們該考慮的除了不被世界改變，還有如何改變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