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導言-Part II
來自專欄 Mundus Meus Novus
《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導言 Part II
Harvey J. Kaye
本書的大綱
本書以如下方式來組織：章節2-6選取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們的作品，並分別檢驗他們對其歷史研究的特定場域和時段做出的貢獻，然後分別討論他們對歷史和社會理論的共有貢獻的發展。因此，章節2討論的是莫里斯·多布，尤其是他的《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他在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大轉型中堅持了一種階級鬥爭分析的視角，由此，初步描繪了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們的問題型和分析方法。在章節2中，我也討論了多布的作品在當時引起的爭論，以及一些近期考察資本主義轉型的作品，這些作品提示我們遵循多布的論點的實用性和重要性。
章節3在佃農研究、尤其是中世紀歷史研究的相關背景中檢驗羅德尼·希爾頓的作品，我們要特別聚焦的是，他堅持階級鬥爭在中世紀的歷史發展中具有中心性，也堅決肯定英國佃農制的歷史貢獻。章節4會考量克里斯托弗·希爾關於十七世紀尤其是關於英國革命的豐厚寫作，主要是關於他在兩個方面做出的理論貢獻：1.關於革命假說——英國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2.對英國革命中失敗了的「民主革命」的認識。此外，就如後文將要顯示的，對希爾頓和希爾來說，階級鬥爭分析仍只是被限制在政治經濟問題上。
章節5則討論研究議題不論是在時間上還是空間上都十分廣泛的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尤其是他為勞工、佃農和世界歷史研究，以及為擴展所謂的階級經驗而作出的貢獻。章節6里，我將檢驗E.P.湯普森：首先，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然後是他對十八世紀英國的研究，最後則是他在歷史編纂學以及社會理論方面的寫作。尤其要注意，本章仍是把湯普森對階級形成以及階級意識的問題所做的理論貢獻同一種階級鬥爭分析的視角相聯繫的。
到了章節7，我將檢驗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共有貢獻：他們對自下而上的歷史視角的發展——我將這種視角同其他自下而上的視角相比較；以及他們對作為一種階級決定理論的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最後，我以思考他們對歷史意識中的政治問題所做的貢獻作為全章節的尾聲。
導言的剩餘部分將會簡要檢視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歷史理論傳統的背景或者說這個傳統的「形成」。
理論傳統的形成
在不列顛，做一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意味著要在這樣一種傳統之下工作：由馬克思所創立，被威廉·莫里斯獨立的和補足性的洞見所充實，並且在近期通過專家方法被下列優秀的男士女士所豐富，他們是——V.戈登·希爾德、莫里斯·多布、多娜·托爾和喬治·湯森；同時，你會同這樣一群專家-同僚共事：克里斯托弗·希爾、羅德尼·希爾頓、埃里克·霍布斯鮑姆、V.G.基爾曼以及（也許還有人會提到一些其他的學者）這份Socialist Register期刊的編輯們[約翰·薩維爾還有拉爾夫·米利班]。面對他們，我感到自己沒有什麼正當的理由來忝列在這份傳統的門牆。
——E.P.湯普森
儘管我認為多布、希爾頓、希爾、霍布斯鮑姆以及湯普森代表了一種理論傳統，近來有三份文章卻不這麼看待這些歷史學家們。拉菲爾·薩繆爾書寫了其中的一篇文章，他討論了「馬克思主義歷史的源泉」，並認為，根據他的所見所聞，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本身就是從馬克思肇始的發展了一百多年的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編纂學傳統的固有部分。在第二篇文章中，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回憶了他們曾於1946-1956年間活躍其中的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並認為他們向心於它。在一個有所分歧的背景里，理查德·約翰遜用一種不同的視角來看待這些歷史學家，並主張他們與戰後特定時期（五十年代晚期和六十年代）英國歷史和社會研究中的「感知結構」脫離不了關係。
在拉菲爾·薩繆爾的分析中，他展現了一個基礎的、但卻特別全面的過去一個世紀內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編纂學的歷史。他的主題是要討論自馬克思以來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研究發生的種種「變異」，並將這些變異同社會文化背景聯繫起來，這些背景可歸納為：許多歷史學家在過去的一個世紀內為英國建立起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傳統；在這個漫長的時段里，不同的社會主義以及非社會主義運動產生的不同的主題關切的影響；還有每一代歷史學家都分別要面對的不斷改變的（政治經濟）歷史條件。因此，打個比方，薩繆爾討論了自由主義和激進民主主義歷史學家如哈蒙德的影響（我們將在章節5討論霍布斯鮑姆的時候提到他），還有那些非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歷史學家如G.D.H.科爾（費邊主義）還有R.H.托尼（我們將在章節4討論希爾的時候談到托尼）。他評估了以上要素的影響，而他特別把這些要素同他自己的一個概念即「人民歷史」相聯繫，因為他認為「人民歷史」是後來成其為希爾頓、希爾、霍布斯鮑姆、湯普森書中自上而下的歷史的一個主要來源。
薩繆爾同樣討論了新教倫理和不服從傳統對不同代際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影響。他指出有時這種影響較為直接，比如衛斯理宗的撫養以及/或教育，體現在如希爾和E.P.湯普森身上（湯普森本人則拒絕這種假設）。有時候，這種影響則是非直接的，正如獨立工黨與約克郡西區衛斯理宗之間的關係所說明的。（就此，我們應看到，羅德尼·希爾頓的父母活躍於獨立工黨，他對自己的評論則是，他是在一個「不服從主義的非宗教、文化傳統」中被撫養大的。）此外，薩繆爾還說道，新教不服從傳統對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編纂學的影響還可以從一些歷史學家試圖挖掘展現清教的「激進遺產」的努力中看出來，即所謂的異見和不服從。這最明顯地表現在克里斯托弗·希爾關於清教和激進教派的那些作品中。除此之外，在總標題「科學理性主義」之下，薩繆爾考慮了那些政治和知識趨向的影響，如「自由意志」、反教權主義、科學、生產主義和進步主義。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則聲稱——與薩繆爾相反——在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產生之前，「在不列顛並沒有什麼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但無論薩繆爾是否把有一個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不斷自我發展的連貫傳統的存在作為非常可靠的論題展現出來（我覺得他做到了），他表示這種傳統的形成是一個非常開放的過程，牽涉到不同的乃至有時候甚至是相反、相對立的矛盾要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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