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大曆任校長演講，看北大精神的時代變遷

2018年，是北大120周年校慶之年。其校史起自1898年京師大學堂建立，至1912年改名北京大學。

在這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北大一方面影響著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另一方面其自身也受時代影響不斷變遷。

從首任校長嚴復，到蔡元培、從首任校長嚴復，到蔡元培、丁石孫，再到現任校長，北大曆任校長在就職、開學及畢業典禮上的演講，即隱含著此種變化脈絡。

北大校長談校史

對學生演講時，北大校長們常常喜歡回顧校史。但在不同時期，校長們對「校史」的回顧，側重點大有不同。

胡適側重強調蔡元培、蔣夢麟留給北大的制度建設方面的遺產

1946年北大開學典禮上，時任校長鬍適發表演講，回顧北大「四十八年的歷史」，將之劃分為開創、革新、過渡、中興和流亡五個時期。

胡適特別讚頌了蔡元培對北大的革新和蔣夢麟對北大的中興。胡適認為，建立包括對校長權力的約束在內的新制度，是蔡元培留給北大的核心遺產：

「那時候來的新人組織的委員會，剝削了校長的權力，尤其是用人權。組織聘任委員會，負責聘請教員的事。校長用人也要提交聘任委員審查資格，合則留，不合則退。我舉這例子表示蔡先生確能作領袖，替北大建立新制度。關於剝削校長權力的提議，他說：胡先生（指胡適）提不好，還是我自己提吧！因此能從全國物色人才。……那時的北大轟動了全國，同時，也引起了外界的猜忌，因此蔡先生曾經數次辭職到歐美去休息。」

蔣夢麟於1930年出任北大校長時，北大已成烏煙瘴氣之地。胡適認為，不畏人言，以極大的魄力革新人事，是蔣夢麟讓北大起死回生的關鍵：

「那時候，北京的教育界真是烏煙瘴氣。北平的校長不願到北平之外，到全國去請教員，只是在機關里請人兼課，因此有一身而兼三十點鐘課的，兼三四處課的教授、主任、院長。而有系統的缺課法被發明，每周缺一處的課，像本周缺師大的，下周缺華北的，再下周缺北大的。蔣先生來了，……整個改造了北大，理科除了一位教授外完全解聘，……蔣先生以大公無私之精種，從全國聘請人才。蔣先生請劉樹杞先生主持理學院，請周炳琳先生主持法學院，都付之以完全整頓之權。當時文學科因為老朋友多，改革不能像理法學院的徹底。蔣先生說：『適之你做請新人的好事吧！去舊的惡事讓我去做，你做院長新人由你去聘。』這事情我常常和同事同學提起。……經九月之籌備，一日而恢復了北大的光榮，甚至比過去更為光榮……」

陳佳洱側重強調北大「具有光榮革命傳統」

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時，校長是物理學家陳佳洱。他在紀念演講中說，

「這一百年來北大所走過的歷程，始終是與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的歷史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這使她成為一所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學校……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嚴復、蔡元培曾先後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對北京大學的改革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北京大學曾經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和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運動的策源地，是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和民主科學思想的最初基地，也是中國共產黨的發祥地之一。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以及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都曾在北大任教或任職。」

許智宏側重強調北大「引領了近現代中國的思想解放運動」

2008年，生物學家、北大校長許智宏在慶祝110周年校慶時，再度回顧校史，如此說道：

「中國第一所國立綜合性大學乃至中國的現代高等教育，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地發展起來……可以說，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大學，從誕生那一刻起，就被賦予了沉重的歷史使命感和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就有著『五洲萬國共觀瞻』的志向，就有著追求一流的理想。」

許智宏說，北大經歷了4個重要時期，分別是五四前後、西南聯大、院系調整，及1998年後的10年。他在演講中說，

「蔡元培先生接任校長，他倡導『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將北大改造成為一所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大學。這一時期的北大，引領了近現代中國的思想解放運動，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五四運動的發源地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最早的傳播基地。」

「1952年院系調整，一大批學術巨擘匯聚於此，北大成為以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基礎學科為主的綜合性大學，為後來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學科基礎。」

北大校長對學生的期望

不同歷史時期，北大校長們對學生的期望也大不相同。試舉幾例。

蔡元培希望北大學生不要與時代同流合污。

1917年，蔡元培發表就職演說，對學生提出了「抱定宗旨、砥礪德行、敬愛師友」3個要求。

其中「砥礪德行」的具體內容是：

「方今風俗日偷，道德淪喪，北京社會，尤為惡劣，敗德毀行之事，觸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鮮不為流俗所染。諸君肄業大學，當能束身自愛。然國家之興替，視風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設想。故必有卓絕之士，以身作則，力矯頹俗，諸君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勵人。苟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為人輕侮，更何足以感人。」

所謂「束身自愛」、「以身作則」，不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意即希望北大學子不要與時代同流合污，而要努力去矯正時代的壞風氣。

至於學業方面的期望，可參考蔡元培1919年的開學講話：

「諸君須知，大學並不是販賣畢業文憑的機關，也不是灌輸固定知識的機關，而是研究學理的機關。所以，大學的學生並不是熬資格，也不是硬記教員講義，是在教員指導之下自動的研究學問的……」

「研究學理，不可不屏除紛心的嗜好，所以，本校提倡進德會，對於嫖賭的噁心、官吏議員的運動，是懸為戒律的。研究學理，必要有一種活潑的精神，不是學古人『三年不窺園』的死法能做到的。所以本校提倡體育會、音樂會、書畫研究會等，來涵養心靈。大凡研究學理的結果，必要影響於人生。倘沒有養成博愛人類的心情，服務社會的習慣，不但印證的材料不完全，就是研究的結果也是虛無。所以本校提倡消費公社、平民演講、校役夜班與新潮雜誌等，這些都是本校最注重的事項，望諸君特別注意。」

簡言之，蔡元培希望學生來校是為研究學問，而不是為了畢業文憑。

蔣夢麟希望學生抱持個人主義，「以個人為中心，以謀社會的發達」。

1920年，長期代理校務的蔣夢麟，在開學演講中，也對學生提出了幾點期望。

學業方面，蔣希望學生們切實讀書，不要「連一本好好的書都沒有讀，就飛叫亂跳地自以為做新文化運動，其實連文化都沒有，更何從言新。」

組織方面，蔣希望學生們注重議會法，真正學會如何開會，讓學生自治正常運作，不要一面罵「國會省會如何搗亂」，自己卻連個會都開不好。

人生觀方面，蔣希望學生們「人人都抱個性主義」。其理由是：

「東西文明的不同，即在個性主義。比如希臘的文化，即以個性為基礎，再加以社會的發達，方能造成今日的西方文明。……真正的個人主義，就是以個人為中心，以謀社會的發達，並不是自私自利。西方近代文明之所以如此發達，就因個人與社會同時並重。」

胡適希望學生們有獨立精神，不以別人的腦子為腦子。

1946年，在北大的開學典禮上，胡適發表演講，於「思想自由」、「學術自由」之外，特彆強調了「獨立精神」的重要性，希望學生們不盲從、不受騙，不以別人的腦子為腦子：

「北大向來的傳統是如此，思想當然自由，學術也當然自由，不用再說，而獨立精神倒是值得一提的。自由是對外界束縛的，北大三十年的傳統，並沒有限制先生的思想和學士的研究，自由當作當然的信守。什麼是獨立呢？『獨立』是你們自己的事，給你自由而不獨立，這是奴隸。獨立要不盲從，不受欺騙，不依傍門戶，不依賴別人，不用別人耳朵為耳朵，不以別人的腦子為腦子，不用別人的眼睛為眼睛，這就是獨立的精神。學校當然給你們自由，然獨立是靠你們自己去爭取的。」

丁石孫強調學生「要具有同新時代新任務相適應的思想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

1985年，數學家、北大校長丁石孫在《中國教育報》發表文章，細談自己對包括北大在內的高校教育的期望。

文章說道：

「高等學校培養的人才，除了在專業方向和規格層次方面要同國家需要相適應，還要具有同新時代新任務相適應的思想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在思想政治素質方面，應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熱愛社會主義祖國和社會主義事業……在業務素質方面，我們認為至少應達到以下三個基本要求：第一，要在某一個專業領域具有堅實的基礎；第二，要有較廣知識面；第三，要有不斷開闢新的領域和獲取新的知識的能力。這樣才能適應社會的變革和科技的發展。要使學生具備以上兩個方面的素質，必須改革過去那種封閉、呆板、單調、注入式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

周其鳳「希望同學們始終抱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

2011年，化學家、北大校長周其鳳在開學典禮上，發表題為《從這裡開始 不一樣的精彩》的演講。其中如此表述對學生的期望：

「同學們要好好讀讀北大的校史，認真體悟北京大學『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精神傳統，並將北大人長久以來對於使命的擔當牢記心頭，成為此後流淌於你們血脈之中永遠不變的品格；當你們面臨人生選擇、經歷困苦挫折之時，都始終銘記自己肩頭的責任，書寫一段無愧、無悔、無怨的人生。希望同學們始終抱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將追求科學真理與服務國家民族相結合，秉承中國知識分子『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崇高情懷……真正把自己鍛造成為國家社會的棟樑之才。」

王恩哥鞭策北大學子，須「將個人選擇同國家需要、人民利益和人類文明進步結合在一起」。

2014年，物理學家、北大校長王恩哥在開學典禮上，發表了題為《守正篤實 久久為功》的演講。他舉了樊錦詩、鄧稼先、柴生芳等北大校友的例子，來鞭策北大學子：

「他們的事業之所以成功，人生之所以有意義，還因為他們志存高遠，將個人選擇同國家需要、人民利益和人類文明進步結合在一起。我們北大人，與生俱來就被賦予了「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歷史使命感和理想主義情懷。」

北大校長理解的學校使命

在不同時期，北大校長們的治校理念、治校目標，也是不同的。

因學校的學術底蘊淺薄，胡適對「新文化的中心」這塊招牌，感到非常慚愧。

在1920年的北大開學典禮上，胡適為北大定了一個目標：

「我們北大這幾年來，總算是掛著『新思潮之先驅』、『新文化的中心』的招牌，但是我剛才說過，我們自己在智識學問這方面貧窮到這個地位，我們背著這塊金字招牌，慚愧不慚愧，慚愧不慚愧！所以我希望北大的同人，教職員和學生，以後都從現在這種淺薄的『傳播』事業，回到一種『提高』的研究工夫。……我們若能這樣做去，十年二十年以後，也許勉強有資格可以當真做一點『文化運動』了。二三十年以後，朱逖先先生和陳女士做中國現代史的時候，也許我們北大當真可以佔一個位置。」

蔣夢麟直言北大無成績可言，未來須做好輸入西洋文化等三件事。

1920年，北大慶祝23周年校慶。蔣夢麟在會上直言北大沒有任何成績可以慶祝：

「如果要說今天來慶祝我們過去的成績、現在的成績，可以說是沒有。這是很覺慚愧的！我們今天所當慶祝者，是在將來的希望。因為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所以今天開會慶祝的目的，只好在將來的希望上了。」

他認為，北大未來要做三件事，即輸入西洋的文化、整理國學和注重自然科學。他的期望是：

「等到四十周年或三十五周年時，有了顯著的好成績，也可以在世界上去講，就不至於竟是掛一塊招牌的了。等到那時候，我們當舉行一個公開的大慶祝，因為已經有了許多的成績在社會上了！」

馬寅初強調，「以前我們為資產階級服務，以後要為人民服務」。

1951年，馬寅初被任命為北大校長。他就職時發表演講，如此陳述北大在新時期的使命：

「我們北京大學是全國最高學府，在教育界向來居領導地位。但若不急起而求進步，這地位現在不容易維持。……現在時代不同了，別的大學，正在著手改造，我們若不團結一致積極推進，不免落在人家後面……以前我們為資產階級服務，以後要為人民服務，尤其要為工農開門。……我們不能再以資產階級的一套原封不動地傳給他們。教育者必自己先受教育。」

吳樹青認為，蔡元培的「兼容並包」已經過時了。

1991年，時任北大校長的經濟學家吳樹青，在《中國教育報》發表文章，表述北大的發展方向。吳認為，蔡元培當年提倡的「兼容並包」已經過時了：

「蔡元培先生當年提出『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口號是具有歷史進步性的。……在今天，這個口號不僅已經喪失了它原有的歷史進步作用，……這可能也是有違於蔡先生當年初衷的。」

許智宏提出「三個結合」。

2008年，北大建校110周年，許智宏在談到北大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時，強調了「三個結合」：

「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要繼續以『陶鑄群材、發明新理、引領文化、服務社會 』為己任，堅持把中國傳統教育思想與世界高等教育發展趨勢相結合、黨的教育方針與北大教育實踐相結合、北大的歷史傳統與新時期國家發展需要和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目標相結合，並在此基礎上，不斷豐富和發展辦學理念。」

林建華強調，大學有責任代表社會良知，維護核心價值。

化學家林建華在2015年接任北大校長，他在就職演說中表示，

「我們不能為世俗而拋棄學術的獨立與尊嚴，也不能為名利而嘩眾取寵、放任自流。大學的精神和文化應當是簡單的、純潔的，不允許有爾虞我詐、奉承迎合，也不應有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真理才是我們永遠的追求！大學必須守護真理的純潔，不允許任何不良風氣玷污青年人的靈魂；大學有責任代表社會良知，維護核心價值，只有把師生的個人理想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完美結合，才能真正實現中國大學的使命。」

今天，北京大學將迎來它的120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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