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邏輯，變革和社會責任投資

來自專欄 組織與管理評論

最近在ASQ上發了一篇文章，對於做制度理論(institutional theory)和社會責任投資(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的朋友，可能會有些小幫助。

一個社會有不同的層面，比如有市場，政府，宗教等。每個層面有自己的制度邏輯(institutional logic)。這些邏輯影響著基本的價值假設，觀念和實踐，而且不同的邏輯之間經常存在互斥的情況，例如市場的邏輯往往就和宗教的邏輯會有衝突。在金融市場，最主導的邏輯指向的是個人主義和最大化逐利的原則，我們且稱為「金融邏輯」。這套邏輯，結合全球自由化的浪潮，席捲世界各國，但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社會責任投資基金組織(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 fund)的不斷壯大，就顯得特別令人費解。照理說，社會責任投資基金，加入了社會邏輯的內容，強調了環保和社會福利的概念，理應違背了金融邏輯的根本，不會有這樣的興起才對。

這篇文章，追溯制度邏輯理論的根本，提出其實金融邏輯的作用比想像中的複雜。一方面，過往研究確實發現金融邏輯抑制那些具有社會導向的金融組織。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研究指出各種邏輯之間可能也會有互補的情況。為了理解這些邏輯什麼時候互斥，什麼時候互補，這篇文章用社會責任投資基金的創立率為指標，進行了一番探究。

簡單來說，金融邏輯的作用其實有兩層。如果抽取金融邏輯的「目標」，則金融的存在是為了逐利，那麼社會責任基金是有悖於金融邏輯的「目標」的。但若抽取金融邏輯的工具性，金融的存在也提供了各種資源，工具和手段。在很多情況下，金融邏輯的「目標」和「工具」是緊密結合的，但也有疏鬆結合的時候。

文章認為，一個社會裡金融邏輯的強度，跟社會責任基金的產生，有著一個倒U的關係。一開始，金融邏輯的「工具」性發揮作用，不斷地提供給社會責任基金產生的資源，因為那時候金融邏輯的逐利「目標」，還不緊迫，還沒有被制度化。但隨著金融邏輯佔據了太大的社會比重，逐利就會成為唯一可取的目標，而社會責任基金的社會傾向，就會被認為是不專業不恰當的。因此，在金融邏輯的比重適中的時候，金融邏輯的「目標」限制不太強，金融邏輯的「工具」供給還不錯，社會責任基金這樣有所偏離「金融邏輯」的組織，就會得到最大的發展。我們還探究了工會，基督教和政府對於金融邏輯和社會責任基金之間關係的影響，具體細節歡迎各位讀者參照全文。

總的來說，這篇文章有三大要點。第一，看不同邏輯之間可能從互斥轉為互助，這裡面主導的邏輯（金融邏輯）的社會成分起到了決定作用。第二，過往研究認為金融邏輯，一般會比較排外，可能抑制其他邏輯所影響的組織，但是我們的研究發現其實金融邏輯也可以自生地產生變革，促成社會責任基金這樣的變革型組織。第三，對於社會責任基金這樣比較複雜的現象，過往研究往往比較個例，缺少體系。這篇文章填補了這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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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e of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 Funds: The Paradoxical Role of the Financial Log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