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無聲勝有聲

來自專欄 萌穀人

前兩天看了魯迅先生的一篇講演，題目叫《無聲的XX》，是1927年2月18日做的。大約是講佶屈聱牙的古文，難以為民眾掌握，因此幾千年來老百姓就處於一種失聲狀態。想要有所表達，也表達不出來。

不單如此，那些要說話的人，往往也只能用古人的言語說話，因此也難以發出今天的聲音。

不說話的原因是千頭萬緒，表現的結果統歸是一樣，這便是沉默。

在為民眾追求發聲的當口，哲人倒也頌揚沉默的美德。所謂沉默是金。不是主張別人有苦肚裡咽，而是提防言語的歧路。

老子就說過，多言數窮，不如守中。連魯迅先生自己也承認，沉默的時候，他感到充實，一張口說話便覺得空虛。

當然也還有更世俗的箴言，比如說，禍從口出。完全就是避禍的想法了。

本國文化是很講究誅心的。一件事情發生了，從敘述形式上下功夫，通過政治定性徵求最終的裁決。茲事體大嘛。這種作為有時候也會鬧到違背情理乃至於矯揉造作的程度，讓通情達理的人甚為不滿。

比如說我的朋友四哥，對董狐的作為就很憤慨。

晉國發生大事件，趙盾外逃，其間他的堂弟趙穿把國君殺了，趙盾還沒出境就又被迎了回來。史官董狐記錄此事的時候，不提趙穿，偏要寫趙盾弒其君，在史書上記趙盾一個弒君的罪名。意思是你全責。

四哥說，這算不上什麼秉筆直書，欺負老實人罷了。

四哥的話當然有他自己的道理，我在這兒也不好辯駁，畢竟場合不對，現在是就我自己在說話，而他等於是失聲的。

我想說的是，敘述者（史官）也很為難。

董狐活動的當口，紙還沒發明出來，書寫工具笨拙，寫作當然務求凝練，所謂春秋筆法，多少也有些無奈的意思。要傳之後世，做個見證，又書寫不便，那當然得長話短說，抓主要責任、或者有警醒意義的了。

再者講，一件事千頭萬緒，靠一支筆說清還真不大容易。即連宋明時代的話本也為難，講故事的間歇也要插幾句「花開兩朵，各表一枝」、「說書人一張嘴巴如何說的全？」。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一句話怎麼講，就很考驗敘述者的見識了。是為史識。就是說，作者自己的理解和剪裁。

董狐這麼寫，當然是從君臣關係的維護出發，怎麼樣通過塑造意識形態來預防「犯上作亂」，這個才是制度層面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東西。那麼像趙穿弒君，充其量是個技術問題，只要有不滿者，只要君王的安全工作沒有到位，那麼就總會有這種可能性在，而人需要做的也是從安全形度解決它。

趙盾弒君就不一樣了，這是君權和相權之爭，是兩種社會地位、社會角色之間的劇烈矛盾。處在這樣的位置上，今天一個老實的趙盾尚且不免，後世要碰上一個不老實的豈不更加難以避免？比如司馬家和高貴鄉公的事情，就算是一個很典型的案例。怎麼也不能說只是趙濟或者賈充弒君了，還是得追責到司馬家裡。

而司馬就剛好是個不那麼老實的趙盾。

白居易有一首大白話的詩，也描寫了這種處境。後四句說道：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

周公和王莽，當初的社會角色可以說非常接近了。都是當主少國疑之際，監國攝政。特別是王莽，以周公自命，等於說正是有前人的樣板（周公、霍光等等）給了他勇氣和某種合法性。

垂範的作用如此重大，做垂範之用的史書更要誅心了。

周公有恐懼流言的時候，大家都懷疑他要篡權；王莽恰好相反，在沒有做出篡權事實之前，倒是禮賢下士，很得知識分子的擁護。事情的結果卻反了過來，周公倒是不忘初心了，王莽卻還要繼續前行。

兩人行為經歷的對比，就給了白居易思考：要是當初的轉折尚未發生，二人便死了，後人又該如何辨定忠奸，如何追其初心呢？

這裡就出現了一個困境，誅心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誅心是基於見識，恐怕也可以說是基於主觀意見，主觀偏見。並且從這種主觀意見出發，你的敘述很可能就已經偏離事件的表象。倘若你的誅心之論又偏離了你所要追求的、欲圖闡明的那個「真理的表象」，那你又該如何評價自己的行為呢？

你不成了潑髒水嗎？

再者講，人是會變的。

未必就能說今日此人做了此事，就一定證明他一開始就是這樣的人。周公倒是證明了自己的始終如一，王莽卻難講了，很難說他一開始的謙恭便全是作偽，時勢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儒生集團對新政的呼喚，讖緯之說暗示的天數更易，乃至於王莽自己想擼起袖子乾的衝動，都會對他造成不可忽視的影響。

而白居易此處對鑒別真偽提出的方法論，所謂「試玉要燒三日滿」，恐怕也就只能說是書生之見了。玉是器物，是可以試的，是可以定性定量地描述、結論的，而人是活的，對人的評價乃是一種追加、一種敘述、乃至於一種虛構，這與對器物的描述具有根本性的不同，你只能對之塑造一種儘可能合於情理的「整體敘述」，而這種整體感實際上也是近於幻覺。

周公不忘初心是好的，其不忍對制度進行破壞，更是具有政治家的深遠思考。王莽就不同了，王莽未必有周公之才，卻抵達了這個制度的空隙，遭遇到了制度性的問題。

由此，以「真偽」論此二人，不止是對王莽境遇的不同情，實際上也是對周公才幹的低估。

此為言說之難。

韓非子有篇《說難》，洋洋洒洒，專講對君王進言之難。不過韓非子的立場是策士，考慮的問題也只是進言能否被採用、策士如何受益之類，他並沒有講言說在語言層面的困難。或許因為他為人口吃，對此種境遇已然麻木了？

魯迅先生講，古文式的表述鉗制了人的思想，以至於出現了無聲狀態，是深可哀憫的。不過今天顯然是另一種狀況，就是白話文解放了人的思想，互聯網更是進一步解放了人的表達欲，令我們置身於喧囂之中。與此同時，誅心的那一套卻仍舊保存在血液里，雖無能於上升定性，倒熟稔於懷疑動機，於是人人可為刀筆吏，個個都會語言暴力。更有一群從中牟利者，替人罵街以搏彩頭，更是生財有道。

當此之際，可真是此時無聲勝有聲了。

原發於公眾號：凱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