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探「科學」：基於認知語言學視角的重要政治術語的案例研究
來自專欄 抱雪齋
摘要：政治術語（Political terms）的形成，它不單是涉及到社會結構、社會觀念，甚至是社會思潮所具有的思想底色的變動，進一步講，它作為辭彙的本質特徵，保證了這一過程遵循語言發展的規律。在重要政治術語形成史的研究中，已有的研究成果由於研究者的專業限制，只能局限於對形成史的相關歷史事件的描摹中，而很少涉及從語言學角度展開對重要政治術語的探討。本文則基於語言學，尤其是認知語言學的角度，以「科學」一詞為例，嘗試結合相關歷史事件同術語本身的辭彙特徵出發，再更進一步的描寫政治術語的形成過程。以期提供語言研究者對類似的辭彙進行研究時有一個新的思考角度。
關鍵詞：政治術語 科學 辭彙 認知語言學
一、引言
政治術語（Political terms）在現代社會生活中不是一個稀客，在今天信息交流最為頻繁的網路社交空間尤其如此。不是稀客意味著對於政治生活的高參與性，但是同時往往又帶來了極多的「爭辯」。分析這些「爭辯」，除了深陷於「非黑即白」的邏輯漏洞之外，往往牽扯到的是「定義之爭」。當然，這裡不是意味著誰執掌了一本「權威詞典」即可以立足於「定義之爭」的不敗之地。更進一步來看，所謂的「定義」之爭，恰恰符合著具體的個人認知A，同某一言語社團的共同認知B，亦即A、B之間的矛盾的發展到消亡/凝結過程。
牽涉到這一過程，如果認為僅僅描寫A、B之間的矛盾的發展史就已經足夠，那麼從實際上說，並沒有更有力的解釋，或者更進一步的描寫——這無疑令人遺憾。
具體到本文所探討和分析的對象——「科學」一詞來說，儘管一些成果[1]的能夠解釋清楚「科學」一詞——這一政治術語——形成史上較為重要的關鍵。但是由於其對於「科學」一詞的發展史的描寫不夠，這些成果仍然有補充和加強的地方。
從語言學的角度出發，儘管「科學」是政治術語，然而「科學」並不能改變它作為一個雙音節辭彙的本質。《漢語大詞典》載「科學」一詞，一共詳載了三種釋義。分別是：
【1】科舉之學。
【2】反映自然、社會、思維等的客觀規律的分科知識體系。
【3】合乎科學的；合理的。
「科學」一詞最早對應「科舉之學」不言自明。其次的發展過程，亦即在近代中國的變革過程中，「科學」取代了「格致」，作為「science」的 譯名，承擔了「science」應該有的含義。但是出現第三種「合乎科學的、合理的」的詞義，這一過程如果單靠對於「科學」這一政治術語的發展史的描寫，是不足以解釋第三種詞義的出現的。
另外，在實際交際的語境中，「科學」還具備另外兩種意思，第一種即「自然科學」的代稱。如下例：
(1) 白吃，白喝，白住，研究科學，研究美術，研究文學，研究他們每個人所喜歡的，為中國，為人類謀幸福。（曹禺《北京人》）
第二種即「學科」之義，如下例：
(2)飭議特舉制科。試以經史時務及各項專門科學 。（《清實錄·光緒朝實錄》）
(3)江西方言豫備學堂科學並未完備。普通科學，亦多缺略。現擬增廣名額，擴充普通科學。於英法俄日四國語言文字科學外，添設德文一科。（同上）(4)惟是言語未能一致，教化難以強同。欲求輸入新知，不得不授以中文科學。 （《清實錄·宣統朝政紀》）
為了表徵「科學」這個同一辭彙形式所具備的五個詞義不同，我們做如下處理：
- 具備「科舉之學」義項的「科學」，記作「科學1」；
- 具備「學科」義項的「科學」，記作「科學2」
- 具備「反映自然、社會、思維等的客觀規律的分科知識體系」義項的「科 學」，亦即作為「science」的譯名的「科學」，記作「科學3」；
- 具備「合乎科學的；合理的」義項的「科學」，記作「科學4」；
- 具備「自然科學」義項的「科學」，記作「科學5」。
下面，我們將從認知語言學角度，結合已有的成果，利用BBC語料庫與北大CCL語料庫爬梳語例，重新探索出現在今天人們社交中的「科學」一詞的發展歷史。
二、「科學」五義項發展史
2.1 「科舉」與「科學1」、「科學2」
「科學」最早是用以指稱「科舉之學」，如下例：
(5) 永淳年，以鄉貢進士擢第，又應文藻流譽、科學擢第，授襄州安養縣尉。（《大唐故朝議大夫行尚書兵部郎上柱國馮翊嚴君墓志銘》）
(6)自科學之興，世之為士者往往困於一日之程文，甚至於老死而或不遇。（宋 陳亮《送叔祖主筠州高要簿序》）
在這些語例中，「科學」是由「科舉之學」簡併而來的。「之」作為結構助詞被省略；而「舉」則是由於韻律結構被省略。具體而言，例(2)中，「科學」對仗「文藻」，如果只是單單省略了「之」字，在韻律結構上，「文藻」就必須和「科舉學」對仗，然而這根本不可能。因此必須要省略掉一字，那麼何以省略掉「舉」字呢？
我們觀察，在「xy之z」結構中，「xy」的所能涵蓋的範圍要小於「z」的範圍，換言之，為了指稱對象「z」的明晰且確定，就必須要「xy」對「z」進行限定。由此，當「xy之z」結構縮並時，在此條件下必然指向「xz」。而觀察「xy」的結構來看，「xy」往往是一個有序的結構，亦即「x」一定要領先於「y」。這樣，在縮並時候，「xy」的指稱作用，可以由「x」來承擔。因此，從結構的能產性來說，「xz」遠遠超過「yz」。這正如「韓愈之文」縮並為「韓文」的情況遠遠高於「愈文」的情況。
例(3)的情況正與此類似。「科學之興」其原來的結構為「科舉之學之興」，但是「之」的重複造成了語音上與句子形式上的累贅，加上其受到「xy之z」結構縮並為「xz」的規則的管轄，因此，出現了「科學1」這一形式。換言之，「科學1」是一個短語，而不是簡單的辭彙。但是這個短語在後來的使用中逐漸凝固，有了新的義項，從而形成了專門的辭彙。
以上，我們分析清楚了「科學1」的由來和實質。但是，「科學1」在今天的平常的語言社交中，並沒有再介入。而這一從有到無的過程中，並不是突變的，而存在著一歷史過渡的形態，這正是「科學2」。
在晚清的社會變動的過程中，人才選拔制度逐漸由原先的科舉制度轉變為新式學堂。考試科目也由原先簡單的經藝考察轉變為多種學科並舉的特徵，如上文語例(3)~(5)所舉的那樣，至少擴展到了「外文」。那麼這裡的「科學」是什麼形式呢？
我們觀察到，「科學」在近代的發展歷程中，最早出現的意義為「分科之學」[1]。換言之，「科」在這裡似乎是「科別」之義。然而，結合上文所舉語例(3)~(5)，指稱「學科」的「科學」中，亦即本文所提的「科學2」中，「科」應該訓為「課」，也即「考察」。換言之，上述語例中「中文科學」、「專門科學」的「科學」，是一個名詞性的短語，儘管這個短語本身是「V+O」結構的。
需要指出的，以上語例中的「科學2」，其存在的時間明顯短於「科學1」的過程，是晚清時代特有的辭彙，在這個時代之前沒有過這樣的語例出現，過了這個時代，也不再出現這樣的語例。緣何？我們認為，「科學2」是「科學」這一形式從短語發展到雙音節詞的過渡形態。先於「科學2」的時代，尚未開始辭彙化過程，後於「科學2」的時代，辭彙化已經完成了。那麼，辭彙化的內部機制是什麼呢？
促使這種凝固過程的產生，我們認為，具備「科舉」義項的「科學1」是一個比較重要因素。因為「科學1」和「科學2」在使用的範圍，都沒有逃離「選拔人才」的認知背景。這種認知背景的延續性保證了辭彙化的外部環境。從內部環境來看，首先是單音節詞轉變為雙音節詞的發展趨勢，保證了「科學」這一形式辭彙化。其次是在句中擔任「名詞性」成分的頻次增加促進了「科學」這一形式的進一步凝結。
試看以下語例：
(7)今科學尤繁，課程太密，即上智之士，亦不能專力治經，是以大義不明。（皮錫瑞《經學通論》）
在此例中，「科學」是「科學2」，同時，從「科學」同「課程」的對仗關係來看，它已經完全是一個「名詞」。而在此例之後，使用「科學2」的地方已經不再廣泛了。易言之，在皮錫瑞時代（皮錫瑞為清道光至光緒年間人），「科學2」作為一種過渡形態，開始退出歷史舞台。而其指向「學科」的含義也逐漸消弭，成為一個歷史的義項。這同前人研究的相關結果是吻合的。
金觀濤（2005）通過統計「科學」一詞中，對於本文所指的「科學3」的分析認為，本文所指的「科學3」的產生應該同本文所指的「科學1」的消亡有著極大的關係，而產生這一「突變」的時間點，在1905年前後[2]。我們認為，辭彙某一歷史義項的消亡，在結果上是突變的，但是在過程上應當還是漸進的。「科學2」正是這一過程中的過渡形態。皮錫瑞為晚清著名經學家，其活動年代為1850年至1908年。結合金觀濤（2005）的研究來看，「科學1」的消亡過程，應該就是在這一段時間接近的終點，而「科學2」的過渡過程，也在這時期完成。
但令人注意的是，在1916年，仍舊出現了「科學不能因其用科舉學校之字，而謂經義試貼之屬，皆即賽因士」[3]的語例。這也就是說，在當時的知識界，尚有混淆「科學1」同「科學3」兩者的社會現象。分析這一現象，我們認為儘管在內部結構上，「科學」這一形式在當時（1916年）已經完成辭彙化過程，但是由於語言社團更新的滯後性，仍舊在認知上存在一個「科學1」的處境。而在認知上「科學1」在今天已經成為歷史，其正是因「科學3」在當時社會中的出現、傳播所致。
另外，需要強調的一點是，「科學2」的消亡，也需要同「科學3」的發展來看。「科學2」在句子中所承擔的功能與指稱，結合相關的研究，在1900~1915年前後，還有出現。如劉承禺在《史學內篇廣義》一文中使用的「歷史科學」（1903），登載於《外交報》的《論英俄之於西藏》一文使用的「政治科學」（1908），皆是作為「學科」義出現的。但是「科學2」後來完全讓位其義項「學科」，分析其緣由，也正是由於「科學3」傳播、宣傳的結果。
總之，「科學1」、「科學2」退出歷史舞台，「科學」凝結為一具體辭彙，不僅僅是辭彙形式本身的發展所致，而且同當時「西學東漸」的大風氣下的語言的使用主體——人的主觀意願是分不開的。
2.2 「格致」的消亡、「科學3」、「科學5」的出現與「科學」的辭彙化
在構建中國的科學史時，我們一般認為徐光啟和利瑪竇合譯《幾何原本》是西方科學傳入中國的開始。在而表徵西方語境中的「科學」時，當時的士大夫們選擇用「格致」一詞來代替。這種情況，當然同明季重理學的風氣是不能割裂的。但是，應該注意的是，「格致」其來源是《大學》中「格物致知」的縮並。而《大學》在理學體系中是極其重要的文獻，同時，它又是科舉考試中必然牽涉的對象。這樣的歷史背景，使得「格致」一詞帶上了舊有的意識形態色彩，在倡導「新」的當時來說，「格致」的消亡是一件必然的事情。
但是，一個辭彙的消亡並不是意味著同時它的義項消亡了。在這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科學」取代「格致」，出現「科舉3」的過程，正是體現著辭彙義項的轉移。
要理解這個過程，就有必要較為細緻的爬梳整理一下「格致」到「科學3」的發展史。
2.2.1 「格致」沿革小史
在中國的古典時代，知識分子介入傳統的學術體系過程中，其研討對象是「五經」，其研討的終極目的，是保證具體個人的在自然-社會中所處位置的「圓滿」。這一「圓滿」的具體體現之一，就是對於個人道德同社會道德的通融。而正是由於沉浸在這種的文化背景中，知識分子們對於「五經」牽扯的對象，都自發地進行細緻的討論。而作為「五經」的精神內核之一的「禮」所牽涉的對象，更是有必要去討論。
在漢唐經學的研討中，對於「五經」文字中牽涉的天文地理、冠服宮室、飲食車舟、樂器耕具、草木魚蟲等等，都儘可能去「通融」在具體經學文本中的意義。這一過程，一般被稱為「博物」。「博物」之學，雖然到宋代，為當時學者所鄙，然而，當時學者卻並沒有廢棄這一過程，反倒把他同窮盡事物之理結合起來。而「博物」之學，從經學討論中脫離出來自由地生長之後，被當時的人用「格致」來指稱。
從語言形式上來看，「格致」無疑是「格物致知」的縮並，由於「格物致知」是強調「格」、「致」這樣的行動，因而「格物致知」縮並為「格致」之後，突出了該短語的重心所在。這無疑促使、促進並保證了「格致」最終凝結為一個辭彙。
「格致」等同於「窮盡事物之理」，而「事物」是無所不包的，天文地理、冠服宮室、飲食車舟、樂器耕具、草木魚蟲等等都是「事物」的範疇。因而對於這些「事物」的描寫與解釋，都被稱為了「格致」。元代醫學家朱震亨將其所編著的醫書命名為《格致餘論》，正是由此書探求疾病的起源與發展，窮「事物」之理而來。
由此可見，當西方的science傳入中國之時，面對「應該要用什麼來指代這個包涵範圍廣大的『新事物』」這一問題的回答，「格致」就成為了不二之選。而明末清初著述中使用「格致」一詞時，其指稱對象範圍很廣，並不僅僅限制於「science」本身，傳統的「博物」的內容也被包涵其中。這無疑表徵出當時「science」同中國舊有的學術相比，是處於一個弱勢地位的。並且，由於這種弱勢地位，使得「science」被「格致」所包涵。
但是，這種「包涵」在無須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並沒有什麼問題。而到必須要用「science」來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舊有的「格致」，就過於泛泛。其作為辭彙所具備的舊式的意識形態色彩，也決定它不能在提倡「新」的時代重煥青春。而正是這個時候，「科學」一詞開始為人看重，逐漸承擔起同「science」聯繫的重任。
2.2.2 日譯名詞的流入與「科學3」的出現
在以往研究中，作為science的譯名的「科學」，也就是本文的「科學3」被認為是日譯名詞的流入[4]。從相關的研究成果來看，中國人中較為早的使用「科學」一詞的，應該是康有為在1897年撰寫的《日本書目志》，並且康有為是「最早也是最多用科學指代science的人」[1]。但分析其背景，康有為能夠用科學指代science，恐怕還是由於日譯的影響。易言之，儘管「科學」作為「science」的對譯而廣泛使用的現象，出現於明治後期，但是早在1881年的《哲學字彙》中，「科學」就已經明確被用為了「science」的對譯。但無論如何因素，「科學」作為「science」的對譯，保證了本文所提的「科學3」已經從母胎中誕生。自然，這個胎兒接下來需要面對的就是成長。
當然，與「科學3」幼年同時的，恰恰是「格致」的老年。換言之，在「科學3」出現的時代，「格致」尚未完全消亡，它與「科學3」並存，在一些具體的語境中承擔起作為「science」譯名的作用。但是，即將步入歷史的「格致」早已餘暉不在。語言發展的第一目的就是傳遞信息，而「格致」作為舊有的傳遞信息方式，粗放而且模糊。從社會變革的角度來看，「格致」的消亡雖然同其作為辭彙的使用頻率的減少直接相關，但是促使這個過程的發生，恰恰意味者在「格致」的使用場合正在轉變。
金觀濤（2005）曾分析1894年到1915年報刊言論中「科學」與「格致」的使用次數，結果在1903至1905年左右，「科學」一詞的使用次數超越了「格致」。（其成果圖錶轉引見附圖1）金氏解釋這個過程，認為同1905年9月正式廢除傳統科舉制度有關[1]。但是結合相關歷史事實，我們可以知道1903年前後，商務印書館在上海成立了「上海編譯所」，並組織編纂新式教科書，翻譯外國名著[5]。同年，由上海科學儀器館主辦的綜合性自然科學刊物《科學世界》創刊[6]。而正是由於這些出版機構在辭彙傳播中承擔的重要作用，保證「科學3」的使用場合的擴大。
由於出版書刊的提倡，外加上科舉制度的廢除，「格致」的消亡在1906年時完成。此後「格致」的再次出現，除了追溯洋務運動的發展史中再次出現之外，不再具備有了新的含義。至此，「科學3」完全出現，同時，隨著「科學1」的消亡，「科學3」進入語句，「科學」一詞在外部環境中的辭彙化也完成了。
2.2.3 「科學」的辭彙化與「科學5」的出現
前文我們梳理了「科學1」、「科學2」的消亡，「格致」的退出與「科學3」的出現，並且指出，正是這樣的過程，從內外兩個方面保證「科學」從原先的短語，凝結成為了一個辭彙。這正是保證「科學4」與「科學5」出現的基礎。「科學4」由於其誕生過程與社會變動的複雜性，因此選擇另起一部分論述。「科學5」則在本部分中予以交代明。
從辭彙的角度來看，「科學5」出現是通過對於「科學3」的限定角度來的。換言之，「科學3」是指稱著具備現代意義的學科研究的總稱，他包含著「自然科學」、「社會/人文科學」等等諸多學科。「科學5」則僅僅代表者這個總稱下的「自然科學」一個含義而已。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回溯西方語境中「science」的發展過程可知，「science」其拉丁語源是「scientia」，具體語義是「知識」。隨後的發展中，「science」更是被認為是「自然哲學」，而後直到17世紀早期，逐漸誕生出「自然科學」的含義[7]。從這裡看，似乎應該認為「科學5」先於「科學3」的出現，並且誕生「科學3」的過程，正是源於「科學5」所指稱對象的擴大化。然而，這一過程似乎並不符合「科學5」的產生歷史。
分析「science」傳入中國時，其所研究的對象與研究的方法，在當時士大夫看來，可以說不曾在中國的歷史上產生過具備廣泛且持久的發展。傳統學術中，我們尤其強調經學、史學、文學，這些等待西方的研究理論傳入，往往即可重新結合而獲得新的生命力。至於其他的「science」，我們看到的結果是，西方數學傳入時，傳統學術尚有算學予以包容；西方天文學傳入時，傳統學術尚有歷學予以包容。西方地理地質學傳入時，傳統學術尚有輿地學予以包容。但是研究起現代學科意義的「物理學」、「化學」、「生理學」等新興學術的時候，就無法從傳統的學術中尋找他們應在的位置。
另外，隨著近代社會的變動，舊有的意識形態同帶有這種意識形態色彩的辭彙也逐漸被疏離開使用的範圍。例如「輿地學」最終為「地理學」、「地質學」等替換。這時候，就必須要一個新的形式去承擔這種具有豐富的新含義、新概念的指稱。而在這一歷史環境中，無疑作為「science」對譯詞的「科學」在語言社團中諸個成員交往的過程更具有經濟性。
試看以下語例（這裡特地把成書年代標出）：
(8)恨自己不懂得西文，諸多不便，隨即發了個宏願，請一位卒業生許鴻賓，每天來寓教授。不上一年居然深通西文了，自此翻譯些普通科學書，灌輸中國，倒也博得許多厚值。（旅生《痴人說夢記》第二十一回1904）
(9)世界學問，不出科學 、史學、文學。故中國之學，西國類皆有之。西國之學，我國亦類皆有之。 （王國維《文學小識》1908~1909）
(10)是以僧學校內仍宜添設物理學、化學、生理學、天文學、地質學種種科學。（馮煦《皖政輯要》1909~1910）(11)兼理想、科學 、社會、政治而有之者，則為《新石頭記》 （吳趼人《近世社會齷齪史》1910） (12)戰時公法，徒虛語耳。甲寅歐戰以來，利器極殺人之能事，皆所得於科學者也。孟子曰：『率烏獸以食人。』非是謂歟？」（嚴復《何嗣五赴歐觀戰,歸出其紀念冊子索題,為口號五絕句（其一）〔自注〕》 1914年以後 ）(13)《仁學》之作，欲將科學 、哲學、宗教冶為一爐，而更使適於人生之用，真可謂極大膽極遼遠之一種計劃。（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1920）
在上述的語例我們可以看到，在「格致」一詞消亡以後，「科學」的使用往往是較為曖昧的。它一定是「科學3」，但是同時又帶著偏向「科學5」的意味。——這很好解釋，「科學3」的指稱範疇大於「科學5」的指稱範疇。往往在「科學5」指稱範疇成立的條件下，「科學3」是必然成立。除非如同語例(1)、(8)、(12)那樣，在語境中出現了限定條件。
以語例(8)的分析為例，「世界學問」這一指稱範疇排除開「史學」、「文學」之後，剩下的都是「科學」。而我們知道，「科學3」最為經典的區別法是，根據研究對象的不同，可以區分出兩個詞，一者是「自然科學」，一者是「人文社會科學」。後者牽涉「人」，而在語言社團的體現為一種共性的文化認知中，「科學」是僅僅針對「物」的。換言之，「史學」、「文學」作為牽涉「人」的學科，如有必要，即可以離開「科學3」。而「自然科學」在這種文化認知中，如果離開「科學3」便無家可歸了。因此，「科學3」可以進行極其平常的，對於「科學5」的推出過程。
但是，應該提醒的一點是，這種推出過程是極其依賴語境的限制條件的，如果沒有語境的限制條件，我們認為句中的「科學」這一辭彙處理成「科學3」可能更加符合認知。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科學3」與「科學5」是相互糾纏的，「科學3」出現的同時，已經隱含著「科學5」的出現，促使隱性轉變顯性，依賴於對「科學」這一辭彙的限制條件。同時，這一派生，也是「科學」完全進入了辭彙系統的標誌。
2.3 「科學4」的演化史：現代常識與「科學救國」
在理解了「科學3」的出現與發展之後，我們來嘗試描寫「科學4」的演化史。可能有人會奇怪，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由「科學3」派生出「科學4」是極為正常的事，何必要專門拿出來論述呢？
的確，當「科學」從短語凝固為一個名詞性的辭彙時，其在句中承擔定語的功能不過是一步之遙。但是，通過使用語料庫的檢索來看，在「科學3」的廣泛使用的時代，「科學4」並未介入。換言之，即使從「科學3」的角度出發，出現作為定語用法的「科學」，是「科學的」，是「scientific」，與現在使用的「科學4」決非一致，試看如下語例：
(14)希仙就便請教他些科學，大約普通的淺理，是說得出的。（旅生《痴人說夢記》第八回1904）
(15)又有些科學門徑，兼貫中西，那些學生見所未見，如何不佩服呢？ (旅生《痴人說夢記》第二十二回 1904）
以上兩例全是局限於「科學3」所派生出的「科學的」（scientific）的用法。並且，這些語例的時代恰逢「科學3」的發展的初始階段。由此可見「科學4」的出現，並不是與「科學3」是同步的，只有作為「scientific」的「科學」，是與「科學3」同步的。
結合金觀濤（2005）的相關研究，我們認為，「科學4」是在「現代常識」這一認知的形成過程中出現的。
對於「現代常識」這一認知的形成過程，我們這裡結合相關的研究成果來看，其發軔於梁啟超在1910年創作的《說常識》一文。在此文中，梁氏試著擬出作為普通的中國人應該具有的常識同作為學者應該具有的「專門學識」的區別，並藉此標準「檢查了當時中國知識界」，結果牽涉於新知、新識的外國留學生有現代生活所應具有的常識，卻於本國常識一無所知；而久浸本國常識的士大夫們，卻於新知、新識毫無所知。做出了「由此言之，則謂全國四萬萬人，乃無一人有常識焉可也」的論斷[1]。由此可見，「現代常識」並未建立，語言社團並未產生，「科學4」始終缺乏其存在的土壤。
但這樣的情況不久即發生了改變。文上我們指出了在「科學3」發展歷程中，出版刊物在其中承擔更為重要的角色。結合熊月之的相關研究[8]來看，「現代常識」的產生、傳播，形成認同，凝結為「社會共識」，都依賴於這些出版刊物，尤其是「教科書」的出現與傳播。
試看以下語例：
(16)估料著陳蒿一個年輕輕的女學生，縱有知識也是平常，除了在學校里幾門普通科學之外，還有什麼常識？（向愷然/平江不肖生《留東外史續集》1916年以後）
上例中所舉出的，是民國人向愷然在其著作《留東外史續集》的具體例子。《留東外史》是描寫民國初年中國留學生留學日本的小說。因而我們認為在這裡「普通科學」同「常識」的結合，恰恰正是民國初年（1911~1915）時存在於當時知識分子中的認知的反應。並且，通過對當時語料的分析，「科學」成為一種評斷標準越來越大眾。而這正是，「科學4」的出現在語言社團的成立這一條件上的必要保證。
不過，我們發現「科學」成為一種評判標準，不僅僅同「現代常識」的建立有關，它同「科學救國」的社會思潮也是「點」與「面」的關係。不過，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存在著狹義與廣義兩種「科學救國」，而「點」「面」關係，更適合廣義的「科學救國」。
狹義的「科學救國」，其起始標誌應該是1915年，《科學》雜誌的創辦出版與科學社成員藍兆乾發表《科學救國論》一文。這一「科學救國」的總體特徵是強調「科學」同在「亡國滅種」的大危機下的「救亡圖存」是一體兩面的事情，因而如果需要「救亡圖存」，就必須要「科學」的指導與發展，需要現代的技術、現代的自然科學理論體系。並且，這種「科學救國」，主要是圍繞於科學社成員周圍[9]。
廣義的「科學救國」，則可以說是當時中國的社會潮流。金觀濤（2005）《從「共和」到「民主」》一文曾指出，在當時的知識分子這一社會群體中，無論持何種立場，都強調「科學」。換言之，「科學」成了知識分子們的共同追求[10]。我們不認為這種社會潮流肇起於1915年，但是，最能代表「新文化運動」的刊物——《青年》雜誌在此年出版（也就是《新青年》的誕生），這可以說是這種社會潮流由隱性轉到顯性的標誌。因為我們知道，「科學」與「民主」被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大旗而高揚——而在此之前，從未有對「科學」如此高的期許，有如此高的地位。
分析兩種「科學救國」，可以說狹義的「科學救國」是廣義的「科學救國」的一面。而廣義的「科學救國」，正是1915年以前對「科學3」傳播積累的結果。對於這種廣義的「科學救國」來說，不斷強調的「科學」，是符合「現代常識」的。是「實用」的，是一種區別新舊的「普適標準」是它的重要特徵。換言之，「科學」作為一種評斷標準的地位越來越首要，其使用頻次隨著這個過程越來越高，而這一過程，促使「科學4」逐漸進入到語言使用中來，。
至此，現代辭書中陳列的「科學」一詞，終於可以說是完全誕生了。換言之，「科學」作為一個辭彙，我們在引言部分所舉出5個義項，到這裡全部出現了。但是，在這裡需要強調的是，「科學」雖然終於獲得了它所具有的5個義項，卻尚未成功進入廣泛的語言使用者，亦即語言社團中來。
三、尾聲：作為政治術語的「科學」
在上一部分的描寫中，我們只是在描寫「科學」這一辭彙的幼年與青年，但是我們知道的是，「科學」在今天是一個重要的政治術語，亦即「科學」在今天是它的壯年。青年進入壯年，依舊需要時間的推動。作為一個辭彙，「科學」又是如何進入他的壯年時期的呢？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壯年時期的「科學」，不僅僅具有「科學4」（合理的），而且，更進一步地出現了具有「正確的」這一意味的「科學」出現。為何會出現這一情況呢？
針對第一個問題，我們認為，從20世紀20年代的「科玄論戰」到50年代以後的教育普及是重要的推動力。針對第二個問題，我們認為這正是由於人在認知上影響所致。
下面將由內及外地論述這兩個問題。並且，為了討論方便，我們把具有「合理的」這一義項的「科學」稱呼「科學4」，把具有「正確的」這一含義的「科學」記作「科學4*」。
3.1 從「科學4」到「科學4*」(「正確的」)
在第二部分的第三節中，我們詳細的討論了具有「合理的」這一義項的「科學」，也即「科學4」出現的過程。但現實情況卻不容樂觀，「科學4」的使用常常派生了「科學4*」的用法存在。試看如下語例（取材自BBC（微博）語料庫）：
(17)大學食堂用蘋果炒豆腐 營養專家：混搭不科學。
(18)男女如何婚配才科學？(19)男女太胖或太瘦除了影響身體健康，還會給男女各方面帶來不好的影響，但受社會文化等各種因素的影響，男人胖更能被社會接受和認可，相反，女人胖則會比男人遭受更多的非議和不公平待遇，這不科學!(20)【上班族，你為什麼越來越胖？】1.工作壓力大：減緩新陳代謝容易胃口大開。2.活動時間少：上下班都不愛動「坐等」肥胖上門。3.飲食不科學 ：白天太馬虎晚上太豐富。4.睡眠不足：生理時鐘紊亂影響「瘦素」分泌。(21)讓民眾一邊承擔高油價，一邊為環保買單，這真的科學？
(22)晚上太晚睡，早上太崩潰，因此很多人已經養成了「天塌下來都要午睡」的習慣。於是，我躺、我靠、我趴，堅決午睡主義！可是，很多人都有一個疑惑，午睡後頭疼、腰酸、精神獃滯、眼睛無法聚焦……那是因為你還沒學會午睡。那麼，怎麼午睡才科學？
在上述語例中，「科學」都是充當定語的。並且，分析其在語境中的作用，毫無疑問句中的「科學」應該是「科學3」。但是，細細揆探其語境，我們發現「合理的」一詞並不能夠代表其語境的傾向色彩。進一步說，在上述語境中，都在強調「合理的」所隱喻的「正常的」、「正當的」，更進一步看，其語句的價值取向都在強調一種「正確的」。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我們了解到，人的認知過程，往往是極度遵循「排中律」的，換言之，在認知一個事物A時，我們最初的判斷都是先依照某一具體的判斷條件進行一步是或否的的判斷。出現判斷結果導向是否之外的第三種情況的現象，是在後天有大量有專門針對的訓練之後習得的。
把這一規律套用到「科學」這一辭彙，我們便能逐漸認清楚，「科學4」所代表的「合理的」這一意義，由於在認知中，「理」代表了現代常識中的「正當性」，於是就派生出來了「正確的」這一隱藏的含義。
須知，絕對不能對這一派生過程有所忽視。因為單就辭彙的角度看，「合理的」並不是一個具有排他性的詞，「合理」即可以意味著「合A的理」，也可以意味著「合B的理」，而「A」、「B」之間，並不是非「A」即「B」的關係。但是「正確」是一個具有排他性的詞，在日常的交流中，我們找不出一個既「正確」又「不正確」的東西來。質言之，「正確的」與「合理的」在功能上實際並不等價。
進一步，我們認為，當帶有「正確的」這一含義的「科學」，也就是「科學4*」，取代具有「合理的」這一義項的「科學」，也就是「科學4」，出現於日常的語言交流中時，「合理的」所強調的「理」必然是具備排他性的隱藏性質，如此才有可能，推到「正確的」這一價值取向上來。
而「理」如何產生排他性呢？結合已有的研究成果看，當「理」代表現代常識的「正當性」這一認知過程也是逐漸成熟的[11]，它才能保證「理」產生出排他性來。易言之，當「理」代表現代常識的共同認知在語言社團中廣泛成立，才保證了「科學4」產出「科學4*」來。這也符合歷史現象——在「科學3」與「科學4」的傳播時代，「科學4*」並未出現。一直到當代，「科學4*」才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顯露它的身影。
3.2「科學」渡過它的青年：從「科玄論戰」到新中國的教育普及
爬梳過「科學」作為一個辭彙的形成與發展史之後，我們看到，這個過程同當時發生的重要的歷史事件是密不可分的。辭彙形式的形成到每一個辭彙義項的誕生都折射了社會思想的變動。而「科學」作為一個辭彙進入它的壯年的過程，同樣離不開當時諸個歷史事件的發展。
第一個歷史事件就是「科玄論戰」。
「科玄論戰」是20世紀20年代的一件重要的大事，以張君勵為代表的「玄學派」，同以丁文江為代表的「科學派」，就「人生觀」這一大事發生爭論。「玄學派」認為人生觀不能依靠科學，而「科學派」強調人生觀是受科學支配的。隨著爭論的加劇，後來以陳獨秀、瞿秋白為代表的唯物主義派也介入其中，批評「玄學派」的同時，強調「科學派」在人生觀的建立中，並沒有找到真的合理的方法。
在以前的研究中，「科玄論戰」一般認為是代表中國思想界「開一新紀元」的大事，並重點強調此事對於後來唯物主義發展的重要影響[12]。我們認為，對於描寫其歷史以及其帶來的影響固然重要，但是，其對於「科學」這一政治術語的形成的影響，卻有所忽略。
分析其原因，一是「科學」作為辭彙所具有的「科學4」進入語言使用，二是「科學」在「科玄論戰」的一方「科學派」中被反覆提及。這兩點都會促使後來者在認知上主動省略「科學」作為政治術語的意識形態色彩是有一個誕生過程的。不幸地是，「科玄論戰」正是這個誕生過程重要的一步。
在上兩部分中，我們描寫了「科學」有一個「科學4」存在，也就是「科學」在使用時，「科學」具有「合理的、合乎科學的」這樣一個意義存在。站在此意義的立場上去看，「科玄論戰」就有一個在認知上被預設的情境，即考慮「論述是否合理的」。站在這一認知的情境下，不言而喻，「玄學派」天然的不具有什麼合理性。並且，「科學派」天然的具有「合理性」。
基於這種「合理性」，「科學派」在現代常識中往往更能立住腳，換言之，這種「合理性」開始同現代常識結合。而在3.1部分中我們論述了，產生「科學4*」的基礎條件之一，就是這種現代常識同「合理性」的結合。
但是，隨後的發展中，同「科學派」主張系聯的「科學」，也正是由於「合理的」這一義項的促使，使得「科學」同唯物主義聯繫起來。當唯物主義與「科學」聯繫起來之後，隨著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進行，唯物主義作為極其重要的意識形態開始在社會中逐漸增加比重，同時「科學」也就逐漸凝固成為一個極其重要的政治術語。
不過，在以往的研究中，沒有指出來的一點是，「科學」作為一個政治術語，它影響的是當時社會中知識分子群體，要形成廣泛地介入語言社團的使用，必然的保證是，現代教育制度的確立與現代教育的普及。而這，在1949年以前，並不具有相關的土壤。依照《劍橋大學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卷）》的記載[13]：
1949年中國的文盲率大約是80%，而且被視為識字的20%的人當中，已經包括了那些只認識幾百個中國漢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為半文盲的人。
如此低的識字率，是無法保證如今天這麼大的一個語言社團的產生與發展的。換言之，如果語言社團過於弱小，是保證不了「科學」作為一個重要政治術語能夠在今天這樣得到廣泛的使用。
另外，還應該注意的一點是，建國以來，「科學」被作為新時代的特徵而著重強調。縱觀整個中國近代史歷程，從未有一個詞過如「科學」一樣，成為知識分子到整個國家機器的熱切追求。這也就保證了在社會傳播中，「科學」成為一個經常使用的對象，成為一個日常的辭彙。
四、結論：從辭彙到術語
在前文中，我們實際上梳理「科學」作為一個辭彙和一個術語的形成歷史。從辭彙角度看，是短語的辭彙化，辭彙義項的擴展。從術語角度看，是作為一個辭彙形式折射出的半個世紀以來的社會思想與社會結構的變動。前者賦予「科學」作為一個語言學的研究對象的可能，後者則賦予「科學」作為一個辭彙，不斷發展出帶有認知中所具有的情感色彩與價值取向的深層含義。
我們把這一過程以如下的圖表形式表現出現：
作為辭彙與政治術語的「科學」演化的全過程
從圖中可以看到，「科學」作為一個辭彙與政治術語，是由內部（辭彙形式）和外部（情感色彩與價值取向）相互協調式的演化而來。這無疑向我們揭示了兩個重要的情況，第一，辭彙的辭彙化過程與辭彙義項的增加過程是漸變的，不是突變的，背後是韻律結構的改變、語言社團的擴大。第二，辭彙的辭彙義項與其隱喻的情感色彩與價值取向是語言社團在共有的社會認知擴大的結果，並由此產生一定的社會意義乃至政治意義。這無疑對我們去探究「人民」、「民主」、「自由」、「共和」等重要的政治術語，和研究「黑啤」等一般的新生辭彙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進一步說，我們認為，研究新生辭彙必須要把其發展過程中的相關歷史事件予以結合，從內外兩方面描寫其發展過程無疑是較為好的研究手段。
附圖1：「科學」取代「格致」的歷程（1984~1915）[1]
參考文獻：
[1]金觀濤，劉青峰：《從「格物致知」到「科學」、「生產力」》，載氏著《觀念史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頁325-364.
[2]金觀濤，劉青峰：《「科舉」和「科學」——重大社會時間和觀念轉化的案例研究》，載《科學文化評論》第二卷第三期（2005），頁5-15。 本文後來有所修訂，收入氏著《觀念史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頁421-433.
[3]歐陽仲濤：《宗教救國論》，載《大中華》第二卷第二期（1916年2月20日），頁5.
[4]島尾永康：《漢語科技辭彙的中日交流與比較》，第三屆國際中國科學史討論會論文，北京：中國科學院主辦，1984。
[5]當時人記述出版之況，謂「吾國近年之學風，以餘所見，殊覺有異。敎科書—政法、實業、科學專門各書，新譯者歲有增加，而購書者之總數日益見絀，一異也。」參觚庵《觚庵漫筆》，載《小說林》第十二期（1980）年。
[6]謝振聲. 上海科學儀器館與《科學世界》，載《中國科技史雜誌》1989年第2期，頁63-68。
[7]參看David C. Lindberg (2007), The beginnings of Western science: the European Scientific tradition in philosophical, religious,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 Second ed.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8]參看熊月之： 《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頁664-672，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1.
[9]張帆.：《「力」與「理」之間:歐戰語境下中國「科學」概念的道德困境與意義轉向》，載《學術月刊》 2016年第7期，頁109-122。
[10]參看金觀濤、劉青峰：《從「共和」到「民主」》一文的引言部分，載氏著《觀念史研究》，頁252-255。
[11]參看金觀濤、劉青峰：《「天理」、「公理」和「真理」》一文，載氏著《觀念史研究》，頁27-70。
[12]江瓊：《「科玄論戰」的歷史回顧與當代反思》，載《黨史研究與教學》 2003年第4期，頁35-41。
[13]謝亮生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卷）》，199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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