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中重溫1840

來自專欄 一個法學生的獨白

【寫在第一篇文章發布前】

臨近畢業，開通了專欄：一個法學生的獨白。

當然法律並非唯一，法律最能讓人引起深思的地方恰恰在法律之外。若將視野僅限於法律，不免狹隘，法律人不僅當揮法律之利劍，執正義之天平，更應當將法律之思辨與理性用于思考社會與歷史。

筆者導師曾說，一個學者要做的是不停的吶喊。

而吶喊，既是最有用的東西，時常也是最無用的東西。學者沒有決定權，唯有吶喊權，這既是學者的職責所在，亦是身為學者在面對現實時對理想世界的一種自我構建。

深受導師啟發，藉此專欄，試圖構築一個屬於筆者自己的「烏托邦」，雖以現有水平還尚且達不到吶喊的功力，但也不失為一種自我修鍊。若是幸而能有志同道合之人共享辯論一二，自然也是再好不過。若是能在此間有所啟迪，自是更好。

當然了，專註案牘也並非筆者全部，生活自是生動，運動也是筆者生活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筆者常自嘲一個不喜歡籃球的裁判不是一個好的法克僧。筆者熱愛籃球，主隊是NBA馬刺，業餘時間考下了國家一級籃球裁判，算是大學時期最業餘但最專註的愛好之一了。

因此，此專欄實屬筆者日常思考的雜貨鋪，加以總結，作為筆者淺略思考的痕迹。

願與諸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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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個寒假開端之際，略讀了羅翔老師推薦的書目《知識分子的鴉片》、《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在研究》兩書，今日讀畢《天朝的崩潰》，不自覺下筆一二。

雷蒙·阿隆生於1905年，適時，清朝已奄奄一息，《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成書於1955年，茅先生生於1954年，《天朝的崩潰》成書於1995年，我也剛出生月余，想來將這兩本書放在一起讀，冥冥之中總有著歷史的偶遇之感。當然，這不過是玩笑話，普通人想與名人搭上關聯，總會「不擇手段」地去尋找共同點，我也不落窠臼。

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始終無法繞開的一個節點，就像是一個界碑，釘在了歷史上。但鴉片戰爭，僅僅是一個開端，論程度，相較於之後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八國聯軍、日本侵華戰爭，實為最輕。但因其史無前例的特性被教科書定義為中國古代和近代的分水嶺，成為了百年屈辱歷史的代名詞。

猶記得高中在即將學到近代歷史時，歷史老師曾凝頓幾許，說出了耳熟能詳的「中國的近代史是一段百年的屈辱史」一話。在當時為應試而學習的高中階段，這凝頓尤其令人難忘。編排於輝煌燦爛的古代中國史和奮進昂然的現代史之間，這段近代史顯得如此扎眼和咋舌。

雷蒙·阿隆在《知識分子的鴉片》中說到：「沒有那個亞洲國家，如圖中國這樣有理由為自己的歷史和文化驕傲，也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一個世紀以來受到了如此深重的屈辱。」中學時代的我不太願意麵對這段歷史，它讓人過於絕望。我們習以為常地在戲劇中感受跌宕起伏的魅力，悲劇通常不會持續太久，但這段歷史卻展現了不斷的沉淪，而唯一淡化殘忍的方式竟是發生了更加殘忍的後來。沒有人能在悲劇前無動於衷，也沒有人願意終生面對悲劇，但可惜的是，起碼有三輩以上的國人，一生都處在國家的悲劇之下。

而這悲劇的開端，便是1840年的鴉片戰爭。

1840年6月，鴉片戰爭第一戰爆發。茅先生分析了中英兩國的軍事力量對比，得出了「鴉片戰爭時期的清軍，本是一個難得見到光明的黑暗世界」，當我們把時間往回撥三百餘年，公元1588年，戚繼光逝世，黃仁宇先生曾作出如此評價「將星西隕之際，我們一個古老的帝國業已失去重整軍備的最好良機。三十年後，本朝的官兵將和努爾哈赤的部隊交鋒.....茲後八旗軍作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於白山黑水之間，其取本朝而代之，也只是遲早的問題了」，曾經象徵著新銳力量的八旗軍變成了一個黑暗世界，可見時間的力量。

茅先生通過大量的史實陳述和分析比對，讓我們能夠儘可能近地接觸遙遠的鴉片戰爭的真相。翻閱時面對種種史實不免加快速度，試圖用一目十行來揶揄對自我歷史的否定，但又常常在冷靜下來後回翻，去看字裡行間便可道明的差距，去體會用了百年才從天方夜譚變成淺顯易懂的道理。

前時代對後時代的衝撞，無知而勇敢，愚蠢而無奈。

但這些史實的衝擊皆不如茅先生在緒論中所提及的思考的衝擊。茅先生通過琦善賣國一事對「忠奸」提出了深刻的思考。指出了「忠奸理論」是中國史學的常用方法，具有掩護君主、道統的本能，因而屢屢被官僚士子用來解釋那些他們不能解釋或不願解釋的歷史現象。如這鴉片戰爭，儘管實力比對瞭然，但基於對傳統的固守，沒有人願意解釋為皇帝無能，天朝回天乏術；基於歷史的局限性，他們不可能解釋為體制的落後。於是，奸臣、貪官就成了詰難的對象。嚴於律人，寬於待己，本就是士大夫的本能，這既是他們的清高，也是他們的無能。他們相信，只要有忠臣良將出現，這一切失敗都可以避免，但唯獨不相信即使能避免一時的失敗，也避免不了失敗的必然。

儘管這期間不乏以身殉國的忠臣良將，但正如黃仁宇先生評述明朝滅亡時所說「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屏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時至鴉片戰爭之時，這句話同樣也適用於滿清王朝的現狀。歷史多麼充滿諷刺。

當然，更諷刺的在於，當滿清和英吉利打了兩年仗之後終於想起來自己連對方從何而來都不知道時，那沉睡在宮中的，在康熙朝就已有的世界地圖《坤輿全圖》，以及被耆英拒絕的奇技淫巧——軍事和科技成果——來自美國總統的禮物。這就好像一個突然接到考試通知的學生，先是忘了自己早已拿到了考試答案，然後自以為是地拒絕了學霸遞上的標答，發現試卷出人意料，手忙腳亂答完得了0分，只覺得是自己運氣不好罷了。

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結束後，各國相繼來華簽訂條約，這些而今看來喪權辱國，令人身心悲痛的事件卻尚未喚醒世人的深思。

鴉片戰爭結束後第101年，1943年，中英在重慶簽訂平等條約；

鴉片戰爭結束後第142年，1983年，中英兩國簽訂聯合聲明歸還香港。

茅先生在自序中所言「中國的現代化一日未完成，鴉片戰爭的意義就一分不會減。」

筆者不禁思考，那麼如果有一天，我們的現代化完成了呢？

自鴉片戰爭以來，喪權辱國成了歷史的主題，與百年的屈辱史相伴的是百年的抗爭史。在這百年之間，有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壯舉，有無數振聾發聵的奔走呼號，有名垂青史的，也有永遠不為人所知的。儘管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負有重大責任的頂級人物既沒有猛烈的反省，也沒有復仇的慾望，戰後沒有革新，沒有振作。但它如同鬧鐘的第一聲，已經讓中國從天朝的美夢中感受到了壓力。接踵而來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日俄戰爭、侵華戰爭......則是對賴在封建制度溫床上的中國的一次次鞭策。

我們的近現代化如此的被動，被槍炮驅趕著向前爬，被不同的學說輪番灌下治國救民的湯藥。因為落後會被挨打，因為挨打很疼，所以我們拚命地向前，不願意再讓近代史重演。後人的奮鬥皆是為中華之崛起，我們在每一項成就達成時總會想起前人的期盼，這隔著時空的響應是對前人最好的反饋。硝煙早已散去，但戰爭的影響時刻相伴。而最深遠的影響，則是時刻的催人上進。我們近現代化的時間遠短於西方的數百年，我們有了新的四大發明，我們逐漸地回到了世界的中央。我們前赴後繼，從未停歇，就是為了實現曾經的仁人志士們所期盼的富國強兵之夢。這就像一個人生目標，一切皆為此讓步。而今，我們的現代化幾近實現，我們的夢似乎觸手可及。如果有一天，現代化真的完成了，鴉片戰爭的意義真的會削減嗎？如果我們依靠現代化從最初的鴉片戰爭中實現了鳳凰涅槃的蛻變，我們又該去往何方呢？我們會又陷入天朝的沉睡中么？

「勝利使人興奮，失敗使人沉思。一個沉思著的民族往往比興奮中的民族更有力量。」似乎在現代化尚未實現的今天提及後現代化之路顯得為時尚早，但這確為被動的近現代化之路上無法迴避的問題。而今中國夢中所蘊含的巨大民族凝聚力，正是鴉片戰爭以來的屈辱。那麼，現代化之後，鴉片戰爭的意義會被削減么？我們民族前進的力量又要從何而來呢？

茅先生說「一個民族對自己歷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覆轍的堅實保證」，

雷蒙·阿隆說「對歷史有真正的認識會使我們時時記得寬容，而錯誤的歷史哲學只會傳播狂熱」。

對於這場戰爭而言，摧毀帝國的並非是被林則徐付之一炬的鴉片，而是橫行在帝國腦海中無法撼動的天朝觀念，這對歷史認識的自大才是真正的鴉片，讓帝國麻痹自己，自我陶醉直到鴉片戰爭的到來。如此看來，鴉片戰爭的叫法，真是再貼切不過了。

讀完此書，總想起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中的話：

「1587年，在西歐歷史上為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征英的前一年......這些事件，表面上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確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期間因果關係，恰為歷史的重點。」

每一個歷史的伏筆都讓人難以揣摩，我們回望歷史常感慨萬千，常嘆息歷史機遇稍縱即逝，但身處歷史的洪流之中，我們亦很難超越歷史去看待而今。我們常說牢記歷史，但當時間呼嘯而過，也許鴉片戰爭也會變得無關痛癢。但若真有了這一天，希望是因為已經找到了從近代屈辱之外可以汲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