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站街的東北女人》和《下海》反映的情況是否屬實？當時國內女性在法國的情況是怎樣的？

05-21

一條：【在巴黎站街的東北女人】上世紀90年代末國內爆發大規模下崗潮，女性失業尤為嚴重。很多女人聽說當法國保姆能賺錢，便不惜背上巨債出國。到巴黎後發現求生無路，只好去「站街」。比利時導演奧利維耶偶然遇到她們，進行了長期調查，並找到王小帥任監製，以此拍攝齣電影《下海》。
電影《下海》：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27170563/
有了解那一段歷史的嗎？下崗潮情況如何？當時有多少國內女性去了法國？她們的生存狀況怎麼樣？

看到這個題目，不禁想起了早在11年前，2007年南方周末的專稿《非法移民劉春蘭之死》。

如果想要了解這段歷史，我建議你找來原文閱讀。相比獵奇的關鍵詞「妓女」「巴黎」「東北女人」「非法移民」，更沉重的是這些人的命運在改革變革的歷史車輪下被無聲的碾壓和犧牲。

2007年9月20日，來自中國撫順的無證件移民劉春蘭為躲避警察，跳窗而逃，結果重傷身亡。當時南方周末在2007年12月的周刊，用了很大的篇幅來講件事。劉春蘭和他的丈夫都下了崗，生活拮据，為了給自己的兒子買房結婚，舉債7萬偷渡到巴黎打工掙錢。當時在任總統薩科齊頒布新法案, 要求每年遣送25000名非法移民出境，生活在底層的老實的移民人心惶惶。在巴黎打黑工三年，好不容易還清債的劉春蘭，剛剛開始為自己獨生兒子掙婚房錢，在警察到她居住的樓里搜捕小偷的時候，誤會成警察要抓她，想從二樓跳下逃走，不幸失足，這位昔日的"技術革新能手"，被送到醫院後搶救無效身亡。

來自中國東北的非法移民潮始於1998年，其背景則是中國東北1995年到1997年間的大批產業工人下崗。此前從事的工作有服裝廠工人、鋼鐵廠工人、電工、推銷員等，絕大多數為離異的、四五十多歲的中年婦女。這些下崗女工中的很多人，是為了供孩子上學或是為了給孩子娶親而走上了這條非法踏足異鄉的道路。

除了像一切「無證者」那樣處於社會底層、生活沒有保障外，即使在華人社區內，東北非法移民們也被邊緣化。不像溫州非法移民那樣多數是有移民傳統的農民，並且在國外已經存在一個相對成熟的網路。通常一個溫州人來法國之前就已經聯繫好親友，來到法國之後立刻可以尋得依靠。東北非法移民的到來則多是「降落傘」式的，最常見的方式就是找個當地的「旅行社」交六七萬的偷渡費，然後報個「旅行團」到法國後「自行消失」。

由於不會說法語，他們常常只能在那些已經在這裡立住腳的華人手下打工。人單力薄、先來後到、南北之分、語言的差異，再加上城裡人和農民之間那種似乎無法消除的先天隔閡，使得這些後來者很難融入當地的華人社區。

和做生意的溫州人比，東北新移民往往從事著最臟最累的苦力勞動。他們中，有的在溫州人開的大型批發市場裝貨，也有的在溫州人開的服裝廠做工，晚上合衣而睡；即便是在餐館打工，他們常常也輪不到做服務員，乾的多是刷盤子、清潔工的工作。

東北非法移民中婦女居多，教育程度相對較高（多為高中畢業），普通話說得又好，正好迎合了溫州人對保姆的需要。帶小孩、當保姆就成了大多數東北非法移民婦女的出路。一個月的收入約為六七百歐元（法國政府規定最低月工資收入為1254歐元），每天要承受長時間高強度的勞動。

大多來這裡的東北非法移民婦女都和國內的丈夫離了婚。在這裡，她們都幾乎不可能依靠自己獲得合法居留，惟一出路便是通過嫁給法國人來獲得身份。由於語言不通，性也就成為了她們和法國人為數不多的接觸途徑之一。

誰把巴黎站街女推向死亡

「我出生在加沙附近的一個小城，父親是商人，母親是家庭主婦。」奇亞德像很多生活在巴黎的外國人一樣，當談到自己的家鄉時，往往會覺得那個拗口的地名說出來也沒人知道，索性以一個廣為人知的城市為坐標。

這種「不自信」很快就消失了，他顯然為這次陳述做了充足的準備，語氣沉著，不緊不慢。看得出來，奇亞德還精心打扮過一番：他的頭髮黑而濃密，連同鬢角都被修剪得整整齊齊。眉毛粗重，像是用筆畫上去的。橘黃色帶有暗格紋路的襯衫，外罩著一件黑色雞心領羊毛衫，顯示出他還有著不錯的穿衣品位。這樣的陳述很像是法語課上一次輕鬆的口語練習，但事實上，奇亞德是站在巴黎司法宮的重刑法庭接受審判。兩名精壯的憲兵坐在他身後，還有一名阿拉伯語同聲傳譯員坐在一旁，不時地提醒一些法語單詞。

「但你持有的是埃及護照。」法官說。

「那是一本假護照，我是巴勒斯坦人。」奇亞德淡定地回答。

審判一開始，就出現了出乎意料的狀況。在此之前，無論是警察局的資料還是法新社的新聞稿里都表明，奇亞德今年26歲，埃及人。根據法新社在11月10日發的每周開庭短訊，奇亞德在2012年8月殺害了一名來自中國福州的賣淫女胡媛娥（音譯），經過兩年多的調查，他將出庭受審。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在11月10日當天就把這條短訊翻譯成中文刊發，巴黎的一些華人媒體隨後轉載。案件審理了三天，它算得上一條新聞，但並不會引起太多關注，在巴黎，類似的案件時有發生。據統計，從2009年到2014年，這裡已經有三名中國性工作者被殺。最近的一次發生在2014年3月31日，一位55歲姓馮的女人被嫖客殺死在家中。

人們已經習慣了這樣一種事實：一名來自中國的中年婦女，為了生計偷渡到巴黎，語言不通又沒什麼技能，只好站街從事色情服務。其中有的人遇到了「惡嫖客」，被打、被性侵犯，在發生嫖資糾紛的時候，為了幾十歐元，嫖客把站街女殺害——兇手的身份一般也是底層的移民。每起兇殺案都有著類似特徵，使得它們看起來都一模一樣，無論是受害者還是兇手都那麼「典型」。

作為世界醫生組織的一個下屬機構，「荷花巴士」一方面定期給站街女發放安全套和潤滑劑，一方面也在做一系列調查。他們的分析表明，來自中國的性工作者平均年齡45歲，主要是東北人，因為「下崗」出來謀生，但是她們既不能融入法國社會，又與在巴黎生活的溫州人格格不入，最終從事了性服務。

媒體報道的此類案件都過於「典型」，反而使得所有牽涉其中的人都面目不清。在2014年11月12日，我到司法宮旁聽庭審的現場，試圖在胡媛娥命案中有自己的發現。

「司法宮」在巴黎的西岱島上，與巴黎聖母院只有步行不到５分鐘的距離。其實整個西岱島就是法國的一個司法「重鎮」，大法院，憲兵總隊，巴黎警察總局都坐落在這僅有22.5公頃的「寸土」之上。

進入司法宮，現實的戲劇性就擺在眼前，各種衝突匯聚在這個始建於５世紀的超大型宮殿之內。不用任何證件，不用申請或預約，任何人只須通過安檢就可以到司法宮裡，推開任何一個法庭的門，進去旁聽一場公開審理。各色人等混雜其間，披著黑色長袍、昂首闊步的律師，端著相機四下張望的的遊客，坐在中庭里歇腳的流浪漢，一邊走還在一邊大吵大鬧的訴訟雙方。

在重刑法庭旁聽要麻煩一些：旁聽者要重新過一遍安檢，並把手機關機後上交給憲兵保管。在法國，只有重刑法庭才有陪審團，30多位陪審團候選人的名字被寫到「骰子」上，法官通過從一個木盒子里抽取「骰子」來隨機組成8人。按程序，被告律師有三次機會否決隨機選出的某人，11月12日這天，他拒絕了三位年齡偏大的候選人進入陪審團。直到審判過後我才大概猜出他拒絕的理由：年輕人更容易接受一個徹底顛覆的無罪辯護。

「在巴勒斯坦，我上了一所宗教學校，那裡教四五歲小孩讀《古蘭經》，然後上小學，在我們那兒，很多孩子一邊上學一邊隨大人做生意。12歲那年，有一天我去幫叔叔賣貨，回家發現房子被炸成一片廢墟，父母和比我大6歲的哥哥都死了，我成了孤兒。一個以色列婦女幫我偷越邊境逃到了黎巴嫩，當時我身上沒有任何證件。」奇亞德不緊不慢地講述著，講他在黎巴嫩被一個麵包師傅收養，講他16歲就結婚但不久逃婚，講他嚮往歐洲的「和平環境」偷渡到英國繼而到了法國，他口中的「身世」雖然簡短，卻有不少生活細節，甚至包含了很多國際政治、宗教的背景。

法官並不認可他的講述，「你的手機通訊記錄顯示，你有80個打往埃及的電話。你怎麼解釋？」奇亞德不作聲。

「另外，儘管目前找到你的護照只是個複印件，但是埃及大使館證實上面的信息都是真實的。」法官繼續說道。

奇亞德堅稱自己就是巴勒斯坦人。在法國，「巴勒斯坦難民」可以博取同情，可以觸及這個國家的政治正確，何況還有苦難的童年故事。

在庭審間隙，我和同聲傳譯員阿希德先生聊了幾句，他名片上標註著「可口譯來自所有阿拉伯語國家的阿拉伯語」。

「通過奇亞德的口音，您能判斷出他是哪裡人么？」

「不行。因為加沙地帶和埃及挨著，兩個地方的口音區別不大。」

法庭用了兩個多小時來辯論被告的身份問題。根據法國法律，奇亞德如果被判刑，服刑後一定會被驅逐出境並終生不得再來法國，但是在他身份不明的情況下，很難將他遞解出境。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是所有非法移民逃避被遣送的方法，所謂「黑」在巴黎，必須把自己的護照藏起來，出門時絕對不帶，以防遇到盤查。無論哪裡人，偷渡到法國以後就鐵下心，不能輕易被遣送回去，就算吃苦、坐牢也要留下。

阿拉伯人在西歐生活相對容易，他們在這塊土地上有相當長時間的移民歷史。但是，中國人來法國卻沒那麼簡單。1990年代初，據說有人真的是「走」過來的——從東北越過中俄邊境，然後一站一站的坐長途汽車，橫穿整個俄羅斯，接近東歐以後，由當地蛇頭帶領，徒步翻山越嶺繼續跨越邊境，有些人就在這種長途跋涉中凍餓而死。進入西歐以後，這些人逐漸散落，有的人留在德國、荷蘭，有的人走到法國、西班牙或義大利。2000年以後，這種危險的長途跋涉似乎越來越少。

2008年，我曾在撫順採訪過一些偷渡黑工的家庭，他們說的偷渡方法是：辦一張去波蘭商務考察的簽證，以波蘭為跳板前往西歐國家。由於波蘭簽證並不是「申根」的，他們要被當地黑幫鎖進火車的悶罐車廂，一路偷運到法國或是義大利。

2012年，我再次在巴黎走訪黑工，詢問他們來法國的途徑。儘管不再是悶罐車廂的故事，但一路上依舊是糊裡糊塗、提心弔膽。一位女士對我說，她們那一批人集體辦了東歐一個國家的短期簽證，說不上來是哪個國家。一路上有個香港「導遊」帶隊，先是帶著他們進入某個東歐國家，裝模作樣地「考察」幾天，再轉機到荷蘭或是巴黎。一旦進入海關，香港「導遊」立即在機場消失，而且並不發還護照。事實上，黑幫蛇頭與外交機構在偷渡鏈條上深度合作，偷渡客一直處於被擺布的境遇。假如沒有護照或護照缺頁，在法國幾乎是寸步難行，無法申請難民身份，也無法在銀行開戶。

偷渡客到中國駐法使館申請新護照也不容易，因為中法之間的反偷渡合作，他們在申請過程中要繼續受到各種質詢，拿到新護照是一個漫長等待的過程。

我試圖弄明白受害人胡媛娥是怎麼來的法國，但是一無所獲。警察對於胡媛娥的描述是：身高1米53，47公斤。法庭傳喚一位姓單的證人，她也是一名站街女，聽口音來自東北，曾是胡媛娥的同屋室友。黑色皮短裙，黑色毛領子大衣，濃重的口紅，修剪整齊的眉毛，緊緊紮起來的馬尾辮，單女士似乎想讓自己顯得年輕一些，實際上沒有絲毫的青春氣息，反而是一種僵硬的神態。

單女士說，自己跟死者根本不熟悉，平時很少聊天。面對法官的所有問題，單女士幾乎都回答說記不清或不知道。語氣之堅決，像是在宣稱：你們休想把我拖進這個案子。即便這樣，單女士能夠出庭作證也實屬難得了。法官試圖聯繫更多的證人，這些人不是手機換號聯繫不上就是一口回絕。

「你認識死者胡媛娥么？」房東鄭先生被傳喚到法庭作證。

「我跟她不熟，只是把房子租給她。」鄭先生回答的聲音非常小，以至於儘管他在說中文，我坐在旁聽席上還是聽不清他在說什麼，只能去聽同聲傳譯員說的法語。

「那你跟胡媛娥有性關係么？」法官繼續問。

「沒有。」

「那為什麼死者的內褲上有你的精液呢？」法官拋出了一份法醫鑒定，頓時旁聽席上一片嘩然。

「沒有，我跟她沒有任何性關係。」

「你是拉皮條的么？」辯方律師起身發問。庭審至此，辯方律師第一次站起來，他身高超過1米8，光頭，絡腮鬍子，聲音帶著迴響。

「不是，我只是租房子給她們，至於她們幹什麼我不知道。」鄭先生駝著背，壓低聲音說。

「但是警察調查了門房。門房說你曾經送他禮物，讓他對賣淫的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光頭的辯方律師拋出了一份警察局提供的筆錄。

「我沒有賄賂過門房，我連法語都不會說。」

「鄭先生，今天是為了審理奇亞德涉嫌殺人案，並不是審判你，所以還請你如實作證。」作為起訴方的檢察官提醒。

「我說的都是實情。」

「那你解釋一下，8月2日當天你都看見什麼了？」法官不再糾結剛才那兩個明顯的疑點。

「8月2號那天上午我陪一個朋友去醫院看病。回家的時候我開門，發現門沒鎖。我推開門，從門縫裡看到胡媛娥躺在床上，感覺她已經死了。我當時就把門關上了，然後讓朋友先離開。我再次推門進去，用腳輕輕踹了一下屍體，確認她的確是死了，我就找了塊布把屍體蓋住。房間里還有個小套間，我走進套間把自己的一個行李箱拿了出來。出門以後我想到要報警，但是不會說法語，就打電話求助一位會說法語的朋友。」

「50號對面的攝像頭顯示，你進門到出來，間隔20分鐘。你陳述的那個過程用不了20分鐘吧。請能解釋一下，這20分鐘你在屋子裡還幹什麼？」

不僅是辯方律師，旁聽席上的所有人都身體前傾，急於知道答案。

「我就是蓋單子、拿行李，其餘沒幹什麼。」鄭先生保持一貫的態度，不解釋。儘管鄭先生身上疑點重重，法官還是讓他走了。我事後得知，警察雖然沒有拘捕他，但是限制他離開法國，繼續對他進行調查。

鄭先生的這一番「作證」，使得奇亞德的翻供更值得討論了。奇亞德推翻了對他的全部兩項指控：強姦和殺人。他承認和胡媛娥發生性關係，但那只是嫖娼，他也和胡媛娥有過糾紛，但起碼離開的時候她還活著，而且自己還把四十歐元甩在了胡媛娥的臉上。

隨後，公訴方和辯護方都開始對同一組證據進行解讀：監控錄像。不僅是50號對面舞廳的的攝像頭，奇亞德還被地鐵站、餐館等攝像頭拍下。8月2日中午，監控錄像里的奇亞德是這樣的：他一臉輕鬆地走出了50號公寓樓，然後到一個餐館吃了頓午飯，繼而來到附近的共和廣場，乘地鐵到13區義大利廣場站。他出站的時候還笑嘻嘻地幫另外一個乘客拉了一下閘門。第二天，奇亞德還到埃菲爾鐵塔閑逛，並興奮地和一群姑娘拍合影。這一組監控視頻既可以解讀成奇亞德極度冷血，也可以認為他確實被冤枉了。被告席上的奇亞德越發顯得神秘，他依舊是面無表情，說話時保持非常平穩的語速，甚至連自我辯解都不帶有一絲激動的情緒。

這場庭審持續三天，每天旁聽席都坐滿了人，多半是法學院的學生和退休老人。在巴黎，老人們孤獨至極。你會在電影院里見到一些老人枯坐一整天，手邊放著麵包、水，一場場地看下去，一天天就這樣度過餘生。旁聽庭審也是老人們打發時間的一個方法。

保羅·格魯洛先生看上去年紀不小了，出席庭審的這幾天一直穿一件新得還帶有摺痕的條紋襯衫，戴一條紅色圍巾，這種一絲不苟的打扮使他看上去和其他打發時間的旁聽老人不太一樣。「你是死者的家屬么？」格魯洛看我是中國人，在庭審間歇主動過來打招呼。

「不，我也是來旁聽的。您呢？」

「我是奇亞德的探訪者。昨天下午來作過證。」

「什麼是探訪者？我不太懂。」

「像奇亞德這樣的外國人，在法國被抓進監獄，親戚不在這邊，根本就沒人去監獄探望他。法國政府就指派一名探訪者，每周去監獄看他一次。我退休後就做義工，專門到監獄探訪這樣的人，陪他們每周聊一次天，每次一個小時。奇亞德被抓到現在，我已經探訪他兩年了，一共探訪了89次。」

格魯洛先生說，奇亞德非常聰明，剛進監獄的時候幾乎一句法語都不會說，他們還需要用英語交流，後來奇亞德的法語進步很快，在監獄裡他還當起了會計。探訪人相信奇亞德是無辜的，通過89次的探訪，他認為奇亞德是個善良的人，他願意為此出庭作證。格魯洛舉例說，奇亞德對人態度很好，和監獄裡工作人員相處融洽，而且他非常守時，不會像多數羈押人員那樣隨便找個借口就放探訪人的鴿子。

大家津津樂道地猜測誰是兇手，至於死者所遭受的痛苦與折磨，很快就被忽略，直到辯方律師又出示了一個證據，才把旁聽者拉回到血腥殘忍的現實。法醫鑒定發現，死者胡媛娥的肛門內外一共有13道傷口，並且流過很多血，這些創傷不可能來自男人的性器官，應該是硬物傷害所致。警察至今沒有找到這個硬物，更無法確定是誰幹的。

據其他賣淫女說，胡媛娥生前有一位歐洲裔的情人，這位情人也有暴力傾向，曾經因為持刀傷人被警察傳喚過。但是，警察對此人的調查最終不了了之。

胡媛娥的家人或是奇亞德，作為貧窮的外國人，他們不可能為調查和訴訟掏一分錢，從律師到探訪者，一切費用都出自法國政府。當然，政府只能提供基本的法律權利的保障，但不可能在這種調查中動用更多的公共資源。

一樁疑點重重、線索稀缺的站街女命案，看起來將長久地懸在半空，無法解開謎團。

第三天上午，法庭調查結束。休庭時，辯方的光頭律師打開法庭的窗戶透氣，他站在窗前沉默不語，一股又冷又濕的空氣直撲進來——這是典型的巴黎深秋的天氣，大西洋上空的風暴夾帶著凍雨整日侵襲這座城市。窗外是始建於公元６５１年的「神宮」醫院和巴黎聖母院的鐘聲。如果說西岱島上保存完好的古建築讓人感到穿越，與之一起穿越百年的是無數流落他鄉的人所經歷的動蕩與苦難。這些人有的是施暴者，有的是被害者，他們要麼苟活，要麼死去，有的逍遙法外，有的得到懲罰。幾個世紀以來，巴黎作為歐洲大陸的中心，慷慨地收留了無數避難者，可惜這些人卻很難融合進來。阿拉伯人，黑人，中國人，來到巴黎之後都成了空無一物（包括合法身份）的人，在這裡，最常發生的就是他們之間的野蠻傷害。

再次開庭，光頭律師做最後陳述，他直視著３名法官和８名陪審團成員，提醒人們，對於有很多疑點和灰色地帶的案件，應該首先認為被告人是無辜的，「我再次請求你們慎重，確認自己在沒有絲毫疑慮的情況下做判斷，否則，我不知道你們今晚是否可以睡得安穩。」光頭律師的聲音在法庭內發出金屬撞擊般的迴響，讓人覺得四下里異常安靜。

庭審最後的步驟是陪審團閉門討論。「討論多久？」一位聽眾問站在門口的憲兵。「最少要——」書記員經過，立刻提醒憲兵：「沒有最少時間。」

「最少也要三個半小時。」憲兵看書記員走遠了，偷偷跟旁聽者說。在這段時間裡，所有旁聽的人幾乎一個都沒有離開。

下午５點多，天已經黑了，重刑法庭門口的走廊里只有一盞昏黃的燈，等候結果的聽眾們昏昏欲睡，靠在椅子上或是索性坐在樓梯上打盹。奇亞德的探訪者格魯洛先生靠在一個角落裡看書。４個多小時以後，當憲兵再次把人放進法庭，大家都睡眼惺忪，像是又過了一天。

判決結果讓許多人意外——強姦、殺人罪名成立，26歲的奇亞德被判入獄２０年，出獄後將被驅逐出境，永生不得踏上法國領土。法官用極快的語速念完判決書。奇亞德依然如故，臉上沒什麼表情。

書記員、胡媛娥的代理律師都忙於收拾材料，被告人的光頭律師則靠在隔離欄杆上，和奇亞德輕聲說著什麼，看上去他比當事人還要遺憾，最終，只見奇亞德輕輕搖了下頭。旁聽席上，格魯洛先生筆直地站著，凝望著奇亞德，一動不動。

當時是什麼情況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現在還是有這樣的事情，而且沒有看到有減少的趨勢。

坐二號線或者11號線到belleville，一下車你就會看到一些打扮比較稀奇古怪的亞洲中年婦女。走近一聽，有的說東北話，有的說溫州話也有的說廣東話。

一開始我以為他們只是普通的華人女性，因為我每次去的時候都是早上，去中超買菜。

直到有一次和朋友晚上在那附近吃飯，才知道她們是在做什麼工作。他們大概會被一些中年法國人領走，然後去做什麼？想必大家都知道了。

因為法國人不太能認得出亞洲人的年齡，所以聽說這些人的生意還挺好的。你在法國的華人論壇上能看到很多奇奇怪怪招聘的廣告，就是招這樣的人。

最近關於東北的話題，走向十分耐人尋味。前面討論東北人偷香蕉、偷豆角，現在又討論東北婦女為什麼站街，不知道接下來要討論什麼。

就說下崗工人的處境一事，國外的我不清楚，但國內的，我還是知道一點的。我小時候住在工人村，雖然我父母不是工人，但是目睹了大下崗如何波及我的街坊鄰居。

他們的狀態，只能說，活不下去的人，為了養家糊口，為了供孩子上學，從事什麼職業都是有可能的。

運氣好的，家裡還剩下一個工作的人，繼續維持下去不難。運氣不好，夫妻雙雙下崗，連帶親朋好友無一倖免。

就算大學畢業，但是分配在企業工作，一樣下崗失業，四十多歲的人還要從頭再來。

一個魚缸打破，裡頭的金魚掙扎活著，樣子就算再難看，其他魚缸里的魚評論起來，也別太刻薄。

畢竟其他魚缸也不是無堅不摧的。

那些流落異鄉操皮肉生意的人是我的姐妹。無論她是東北的、溫州的、福建的、河南的、湖南的、四川的……

她們都是時代巨輪下的犧牲者。

不知道未來會不會有一座紀念這個時代的巨碑，不知道那座碑上有沒有她們的身影？

不知道將來有沒有一部大電影給她們，拍一部中國版的《望鄉》？

望鄉（1974年熊井啟執導日本電影）_百度百科

遙望中國，這些女子對她們的祖國是愛是恨？她們有多少人？多少死，多少屈辱地生，一天又一天？

這個問題你以為羞辱的是東北人？是身為東北人的我？

不知道那位敢闖地雷陣的貴人面對我的這些流落異鄉的姐妹可有顏面？

這個問題給這個時代一記耳光，血印滿臉！

這崛起的時代，如你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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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不了解。

東北大下崗是很慘的，慘到有女工淪落風塵也是真的。這個和東莞廠妹主要來自湖南四川江西，性質相似。

但是說跑到巴黎去站街，這需要文化程度、語言能力、出國費用、入境許可……這恐怕不是什麼普遍現象，這個要放到出國潮的出國從業研究中去考慮，不一定和東北有什麼直接關係。就好比2000年前去日本的上海姑娘們很多，然後有人在日本的風俗店聽到上海方言，你也不能說就是上海姑娘喜歡到日本去從事這種生意。

另外，中國女性在海外從事色情業，大概是有人在研究的，但是相關研究國內大概也看不到什麼數據和統計。總體上應該沒有東歐劇變之後東歐女性流落出去的那麼嚴重吧？

看過一個研究，貌似說在海外從事色情業的東亞女性，以韓國人最多，這個也不知道統計是否準確。

反正這些話題如果真能做一個嚴肅課題研究並且在國內發布，也不是什麼壞事。希望中國女性能得到更多的保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