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從此改變命運的拍攝
來自專欄 攝影如奇遇
一切要從1968年說起。
1968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掀起了一場名為「布拉格之春」的大規模民主化改革運動，旨在走出斯大林體制的誤區、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 這場改革運動之所以聞名於世，不在它的開端，而是它震驚世界的悲劇式結尾：同年8月20日晚11點，蘇聯糾集波蘭、民主德國、匈牙利、保加利亞四國，以應捷黨和國家活動家的請求為由，悍然出動50萬大軍，一夜之間佔領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
8月21日凌晨3點，一個30歲的捷克年輕人被友人的電話吵醒。兩天前，這個熱愛攝影的年輕人剛從羅馬尼亞拍攝吉普塞人回來。友人告訴他蘇聯人來了。他認為對方在說醉話，把電話掛了。直到友人打第三次電話，他才聽到外面飛機掠過天空的聲音。黎明前這個年輕人已行走在布拉格的街頭，手上拿著他的裝備：愛克山泰相機（Exakta Varex）+25mm Flektogon f4鏡頭+東德400 ASA電影膠片。
這個年輕人叫約瑟夫·寇德卡。
最初他並沒覺得這個城市處境危險。捷克電台廣播著：「我們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寇德卡後來回憶：「我對蘇聯士兵沒有仇恨，他們就像我，相同的年紀，也許更年輕一點。我對他們感到抱歉，因為我知道他們是無罪的。有罪的是蘇聯的政客。很多士兵甚至不知道他們在哪個國家，有些士兵認為他們在德國。」
「我在拍照時看到人們在大街上死去，而捷克斯洛伐克的電台在說，布拉格的每個人都因為蘇聯人的到來感到高興。」
寇德卡當時用的膠片，是從一個朋友那裡很便宜買來的電影膠片碟片，他要將其剪成段，然後搭在肩上，再裝入相機。
「我總是跑著回家換片，常常想我會因而錯過什麼。有一次，我覺得換片救了我的命。我正在裝片時聽到爆炸聲，那次爆炸讓電台外的很多人喪命。」
在這樣需要來回倒騰換片的情況下，寇德卡在一周的時間裡（8月21日到27日）在布拉格的街頭拍了5000多張照片，而且常常是在極端的情況下。他曾被一個蘇聯士兵槍擊，在人群里及溫賽斯拉斯廣場附近的巷子里被追捕。
「人們說我瘋了，因為蘇聯人會向任何拍照的人射擊 -- 而我正站在他們坦克的前方及坦克頂上。數年後攝影師伊安貝瑞（Ian Berry）說他當時看見我了，並認為『這個傢伙要不是完全白痴，就是非常勇敢。 我其實一點也不勇敢，我只是想拍照片。」
「當時瑪格南不相信這是一個人拍的。哪裡都有我的影子，因為那時不管走到哪裡拍照片，都感覺在另外一個地方還有一張照片等著我。我沒有時間考慮自身的安危。
我不是一個很勇敢的人。我拍這些照片不是因為我勇氣過人，而是因為那是一個極端的情況。有些東西從我身上流露出來了，也許那是我最好的部分。那並不只限於我，當時大多數在街上的人們都這樣。我們並不在思考，我們在行動。我從來沒拍過新聞，從來沒碰到過那樣的處境。。。到處都是照片。我拍這些照片並不是為了發表，大概一兩個月之後我才把膠捲沖洗出來。我印了一些出來，但並不是為發表而印。後來發生的一切純屬偶然。」
「當時瑪格南沒有一個人聽說過這個年輕人，但照片拍得非常出眾。我想：WOW，一定要想辦法發表這些照片。」
底片後來通過諸多友人和聯絡人在行李中夾帶的方式帶出捷克。這些照片最早出現在《LOOK》雜誌，後來出現在全世界重要的新聞媒體上，成為這次國際政治事件最具代表性的視覺見證。為了保護這個年輕人和他的家人，這些照片均署名為P.P.（Prague Photographer，布拉格攝影師的首字母縮寫）。1969年的羅伯特·卡帕金獎被授予這個匿名的攝影師。而對於這一切，寇德卡一無所知。
「我記得很清楚那是一個星期天的早上，是入侵的周年紀念日，劇團中有人買了份《星期日泰晤士雜誌》，裡面刊登著我拍的照片。他們指給我看，上面寫著這些圖片來自一名布拉格無名攝影師並被偷運出國。當然他們不知道是我拍的，而我也不能說。這種感覺很奇怪。那是第一次我看到這些照片被發表。從那一刻起，我很害怕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因為我知道如果他們想查明這些照片是誰拍的，那一定會找得出來。」
後來，以瑪格南資助其在西歐參與一個吉普賽人的拍攝項目為由，寇德卡在1970年5月得到了一張為期三個月的英國簽證。在去機場的路上，他告訴父親那張標誌性的照片是他拍的。到英國後，他獲得了政治庇護。
說說這張標誌性的照片。
關於手臂，有說是寇本人，有說是路人，俺比較傾向路人說。
關於手錶，據說是當時蘇軍進入布拉格的時間。 畫面遠方是溫賽斯拉斯廣場(Wenceslas Square)。 注意他把鏡頭下壓了，作為前景的手臂與腕錶因而顯得更為突出，同時天空的比例變少，空曠的街道佔據了大部分畫面，營造出一種失落壓抑的悲劇性氛圍。 豆瓣上有人去他拍照的這個地方朝聖過，說「這裡的街道已經完全變了模樣，有軌電車的路線被改為步行街，周圍的街道也好像拓寬了一些」，而據他推測寇德卡曾經站立的地方，「現在已經是一個某國外品牌佔領的大商場了」。「我離開捷克是因為我說過我不是一個勇敢的人，我知道他們會找到我，而我沒有足夠的勇氣去坐牢。他們是可以找到我的。。。因為我是那個拍得最多的人。這個大家都知道。」
為了家人的安全，寇德卡一直沒有公開承認那些照片的作者身份。直到1984年父親去世，同年那些照片在倫敦Hayward畫廊展出，照片下終於不再署名為「布拉格攝影師」，而是：約瑟夫·寇德卡。
每當人們誇讚他的勇氣時，寇德卡總覺得誇錯了人：「勇氣屬於那些去紅場抗議蘇聯入侵的人們。從紅場出來只會通向監獄。」
入侵後在莫斯科展開抗議標語的8個人之後被捕入獄。後來其中三個示威者被授予瓦茨拉夫哈維爾（Vaclav Havel）勳章。2008年光圈出版社將寇德卡在1968年拍攝的入侵照片結集出版時，他找到了他們，並每人送了一本畫冊。「他們哭了。我很高興。他們有勇氣。而我沒有。」
「我甚至不覺得自己是以新聞攝影師的方式參與這件事。我從來沒拍過你們所說的「新聞」。那時發生的一切和我直接相關。那是我的國家，我的問題，和我的生活息息相關。我不知道在冒多大的險，我只是對正在發生的事情作出反應。有些人告訴我我可能會被殺，但那時我並沒考慮這一點。我只知道重要的是要儘可能多拍。」
冥冥之中，蘇軍在1968年的入侵成了寇德卡人生的分水嶺。
在1970年5月離開捷克到英國後，寇德卡在長達17年的時間裡一直是個無國籍的人（直至1987年在布列松的幫助下取得法國國籍）。
「我本人並不想離開捷克，但在我必須離開的情況下，我決定不要為此而悲傷。我從攝影中得到的最大啟發之一是，正如負片可以變成正片一樣，壞事也能變成好事。離開祖國之後，無人知道你，必須重新開始。流放給予你自由，當然，你還要知道如何利用這種自由。。。流放會帶來兩份禮物：一是你的生活可以從頭開始，二是如果你有機會回去，我以前沒想過會有這一天，你看事物將會完全不同。」
離開家人和祖國的那一年他32歲，懷抱著對攝影的巨大熱情以及幾近於零的物慾，開始了在異鄉的漂泊生涯。除了在寒冷的冬天回倫敦沖片外，其餘時間他都背著精簡得不能再少的行囊行走在歐洲各地，只做一件事：拍照。
每天睜開眼睛就去拍照，心裡只有一個念頭：盡量多拍，直到天黑不能再拍為止。這是寇德卡在蘇軍入侵時的拍攝狀態。這種由突發事件激發起來的本能般的反應，卻不限於那七天，也不限於流放的十七年，而是自此貫穿了他的一生。
這種用生命在拍攝的純粹，對攝影不帶功利心的全然熱愛，才是真正愛攝影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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