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蒙先生：胡適的思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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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觀

中西文化

中國文學

整理國故

　　二十世紀的思想，胡適影響最大。這種影響最初來自於他對文學改良的倡議，雖然胡適並不以文學家自居，而自認為是文學革命運動者。他說：「我的文學革命論也只是進化論和實驗主義的一種實際應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就表達了這個意思。胡適認為自己有三點貢獻可以說：「（1）我指出了『用白話作新文學』的一條路子。」「（2）我供給了一種根據於歷史事實的中國文學演變論，使人明了國語是古文的進化，使人明了白話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占什麼地位。」「（3）我發起了白話新詩的嘗試。」（《介紹我自己的思想》）從這裡來說，與其說胡適做的是文學工作，不如說他做的是語言工作。文學與語言二者經常連在一起，所以容易混淆。說到語言問題，比如白話文運動，我們應該怎麼看呢？歷史中不是沒有白話文，而且歷史中的白話還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尤其是中古以後。像《朱子語類》等大量理學著作就是用白話記錄的，這是學術方面。至於文學方面，《紅樓夢》等小說的寫作就更不例外了。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歷史中不提倡白話運動，而到了二十世紀，白話文運動卻搞得那樣如火如荼呢？我們的意見是：文言是帝國文體，而白話則是民國文體。從規定性上來說，文言為主體的時代，並不妨礙白話的並行使用。而白話的使用量無論多麼大，也不意味著古人就要作文言本位上的改變。正如白話時代文言也可以使用，但卻不再居主體地位一樣。至於先秦時代所使用的則是自然實用文體，所以很多人說先秦文字就是當時的白話，我們今天看也不吃力。其實這只是說明了文體出於自然，正如六書出於自然，一切都是出乎自然的。明白了這一層，我們就知道歷史中的事物什麼是勢所必然的，是不必多去糾纏的。白話在提倡之初，自然會經歷一番拉扯緊張。但一切都會過去，後人來看這一段，只具有複述的意義。在當代，各種反覆也是不稀奇的。文言的繼續使用，表達了歷史交際處人們的感情方向。正如古代也不是沒有白話，我們只能看其主體規定性。帝國文體在以後只是一種修養，民國文體的流行使用是不可回復的，所以語言問題正好全息地反映了中國歷史的宏觀分期。

 胡適認為，白話應該成為標準國語，他對國語有兩點界定：一、通行最廣的方言。二、它產生的文學最多。胡適說，一切方言，都是候補的國語。像現在的英語，就是從倫敦周近的方言而來。中國的最大方言，就是所謂「普通話」。有一種觀點認為，白話是古文的退化。胡適說：「白話是古文的進化呢？還是古文的退化呢？」（《國語文法概論?國語的進化》）這是國語運動的生死關頭！其實這裡面有一點需要澄清的，就是：大白話人人會說，只要能說就能寫，除非不識字。說得通自然寫得通，說與寫一一對應。但是古文卻需要專門的訓練，文言能夠勝任愉快的，文字功夫一定更高。所以在這裡，「水平論」與「進化論」在概念上必須分清，不然是很礙事的。胡適明白提出，雅俗一類標準不能作為文字進化還是退化的標準，而應該以歷史的態度為準。胡適的標準是：「表情達意的能力增加嗎？紀載人類經驗更正確明白嗎？還可以做教育的利器嗎？還可以作共同生活的媒介物嗎？」（《國語文法概論?國語的進化》）這幾種用處增加便是進步，減少便是退化。可見胡適的態度和標準乃是公共社會的，而不是紙上談兵的。簡單的說，文言以後只適合於作為一種儀式語、面子語，而不是日常性的實用語。但是話說回來，假如全國連一篇像樣的古文也寫不出，以至於紀念慶典性的勒石立碑活動也不能夠進行，那麼也會有國家面子的問題。因為不是所有場合都適合於用大白話的，在很狹小的範圍內也會有應用文言的需要。所以古文雖不能通行，但也不能絕對不保存，這是顯而易見的。現在的中國已經拿不出一篇像樣的古文了，這正是歷史的必然結果。所有這些當然都是問題。白話的進化是為了滿足廣泛的實用要求，而這正是文言不方便的地方。

說到中國語文，當然會觸及到文法學問題。胡適說，中國的文法學在世界上發育最晚，直到馬建忠的《文通》出世（1898年），才有了中國文法學。究其原因，胡適認為有三點原因：一是中國的文法本來很容易，所以沒有急切的需要。二是中國的教育不普及。三是沒有別種高等語言文字來作比較參考，這一點最要緊。中國歷史語文當然是以文言為主，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語文是最簡單的（這源於華文化至簡的特性）。另外，這種簡單性與漢語自身的種種性質也有直接的關係。比如時態、語態、動詞變位等等，很多東西中文都沒有。因此，即使建立中國文法學，以漢語之靈活，也很難機械地籠括之。所以陳寅恪等人批評馬氏《文通》有種種的不通，就是因為傳統的漢語言有很多極難處理的東西。由於這些客觀的因素，初創的《文通》自然會「格不相入」了。胡適一直很推重《文通》，他提出了三種研究文法的方法：歸納的研究法、比較的研究法和歷史的研究法。從中國文法學的晚熟我們也可以知道，華文化是最難用公式、條律、定理、定律等等去框之的。它只能「例之」，也就是體例。中國並非沒有通則，只是它的通則是最大而化之的。

 國語早已經產生了偉大的第一流文學，為什麼還沒有得到全國的公認呢？胡適認為有兩個原因。「一是科舉沒有廢止，一是沒有一種有意的國語主張。」（《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為什麼沒有有意的主張，這個是關鍵。胡適對文學的態度，始終只是一個歷史進化的態度。他說，文學革命已經過了討論期，以後完全是新文學的創造期了。他指出幾個要點：白話詩走上了成功的道路；短篇小說漸漸成立；白話散文進步了；但是戲劇和長篇小說的成績很壞。白話運動就是要建設新中國的活文學，其唯一宗旨是：國語的文學和文學的國語。按照胡適的觀點，中國歷史上有生命的文學都是白話做的。而死文字――文言則不能產生活的文學。「若要活文學，必須用國語。」（《建設的文學革命論》）那麼國語從哪裡來呢？只有以中國曆來的白話文學為教科書。所以這裡有一個「白話文學＝標準國語」的關係。真正的國語，都是文學家造成的。為什麼胡適要講國語呢？因為需要一種民國語言的時代到來了。胡適提出了一個根本的問題：



 我常問我自己道：「自從施耐庵以來，很有了些極風行的白話文學，何以中國至今還不曾有一種標準的國語呢？」我想來想去，只有一個答案。這一千年來，中國固然有了一些有價值的白話文學，但是沒有一個人出來明目張胆的主張用白話為中國的「文學的國語」。有時陸放翁高興了，便做一首白話詩；有時柳耆卿高興了，便做一首白話詞；有時朱晦庵高興了，便寫幾封白話信，做幾條白話札記；有時施耐庵、吳敬梓高興了，便做一兩部白話的小說。這都是不知不覺的自然出產品，並非是有意的主張。因為沒有「有意的主張」，所以做白話的只管做白話，做古文的只管做古文，做八股的只管做八股。因為沒有「有意的主張」，所以白話文學從不曾和那些「死文學」爭那「文學正宗」的位置。白話文學不成為文學正宗，故白話不曾成為標準國語。

 我們今日提倡國語的文學，是有意的主張。要使國語成為「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方有標準的國語。（《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

 胡適認為，新文學的實做，就是要以白話為工具，並注意文學的方法。中國的舊文學都有精神上的懶病，不注意結構布局。具體地說，就是要有材料和經驗，要有可寫的東西。真正的文學，不是感同身受是寫不出來的。否則，寫出來也是狹窄的、胡編的故事。有了切身經驗，才能描寫。而當務之急就是翻譯，只有學習西洋文學名著，才能創造出新文學。這些意見現在來看可能不覺得什麼，因為它早已成為事實。但是我們要知道，現在的事實都是當初各種倡導之功的歷史結果。像商務印書館譯介西書，中華書局整理古籍，基本上都是民初整理國故、紹譯西籍的主張和思路的兌現。所謂功不唐捐，我們現成享受的就是歷史的果實。胡適對自己的主張是身體力行的，雖然他創作不多。胡適寫詩主白描工夫，要求言之有物，也就是尚樸實一路。胡適自己說，「歷史的文學進化觀念」是他文學革命的基本理論。所謂《嘗試集》，其實就是「文學的實驗主義」。所以從理念上來說，胡適的文學是科學主義的文學，是進化論的東西。最開始胡適很孤立，以至於他說「白話詩的試驗室里只有我一個人」。（《嘗試集自序》）胡適的文學革命論，全在一點試驗的態度和實驗的精神。因為他認定：死文字決不能產生活文學，這就是提倡白話的原因。

 胡適談文學進化是與中國戲劇結合著說的，他講得很明白，主張舊戲的人，明擺著是沒有歷史進化的觀念，「同是缺乏文學進化的觀念。」（《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這個觀念有四層意義。第一，生活決定一切，文學當隨時代。第二，文學的進化，有各種的情況。但都是從極低處到完全發育。西洋戲劇是自由發展的進化，而中國戲劇只有局部的自由。胡適這話是不錯的，因為中國戲劇始終不曾脫離音樂的元素。所以它無論如何發展，都不可能最終不隔著一層。而且在歷史中，音樂往往還是居本體與主導地位的。這種戲劇規定性，註定了中國戲劇只能是一種混雜藝術，或者稱之為綜合藝術。獨立的戲劇本體，單獨的戲劇規定性不容易確立和成立（當然是以話劇為坐標，是否的當另論）。這是最根本、最關鍵的問題癥結所在。所以中國戲劇的改革，就是規定性上的變換和正名。但這並不意味著舊戲劇――戲曲的禁止，所以戲劇改革最終還是一個加法問題。亦即，將話劇這種單純形式補加進來、補充進來。民初用舊戲曲排演許多新戲，都是時代的一種調和的表示。話劇與戲曲的差別，從京白和韻白中就能看出。胡適指出，從崑曲到俗戲（以京劇為代表）的興起盛行，是中國近世以來戲劇的大趨向。但是俗戲帶來了大量的惡習，亟需改正。所以中國戲劇的將來，就是「使他漸漸自然，」（《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完全地發育。第三，文學的進化，總是帶著以前時代的舊原始性的遺留。中國戲劇中原始性的保留尤其多，比如臉譜、把子等等。但是這裡有一個問題，就是在戲劇，文學從來是不獨立的。也就是說，戲劇的文學性無論多強，「戲」本身都是用來看的，而不是用來閱讀的，「讀」只是其中的對某一部分的揀取接受，並不是戲的原始初衷。另外，從重複欣賞性來說，話劇趕不上歌劇也是顯然的。音樂是最不怕重複的，音樂本身就是重複性的，所以音樂總是周期性地重複搬演。而閱讀文學卻是生活中很狹小的一部分，而且文學閱讀只屬於一部分人。在論衡中國戲劇時，這些因素要充分考慮才行，否則會走題。說到這裡，我們就要揭出胡適的本意和真實意向――他並不是對戲劇本身多麼感興趣，而只是考慮的社會進化問題。胡適是一個很淡的人，他對任何事，無論有多好，都沒有過分的興趣和嗜好。但是有一點，胡適對中國社會的進化最關心，可以說這也是他唯一關心的。知道了這一層，其他的便都是皮相，只有這個才是本質。我們對胡適所說的就能夠具體地理解，不至於胡亂苛責了。民初的時代，提倡新文藝是各種社會「到位」中的必要環節，所以無論詩歌、美術、戲劇等等，都必須動作。當時是以硬體建設為主，所以不能多糾纏於一般是非。這就是民初思想、民初文化的歷史的過程性。所以對民國初年的東西，不能作普通論理的對待，這是一條基本原則。只能進行揭示還原，不能糾纏於是非對錯，否則會跑題。這也就是胡適總說的歷史的具體的態度和視點。第四，文學的進化（包括文化），一定要有別種區域高形態的東西相攻錯。中國千百年來文藝（形式）上受西域的影響極多，比如京劇的胡琴。但是西域文化其程度有限，不可能對中國有根本的終極的提升。孔子說君子無友不如己者，文化上亦然。更何況西域文化只是一些風俗上的事情呢？所以胡適論事還有一個最大的關鍵的意思，就是對水準的關注。胡適認為，只有近代西洋能為中國提供這種水平上的參照，這不是簡單崇拜，而是比較出來的。為什麼胡適不提倡印度文化，並且還多有批評，正說明了胡適的選擇性，即只好不壞的原則。負文化、負思想當然都在汰除之列，胡適對待俄蘇就是這樣的。所以諸如世界、域外等等概念並不能說明任何問題。換句話說，「建設性勢利」是一層非常必要的保護。

 胡適指出，中國人缺乏悲劇精神，迷信大團圓，這是思想薄弱、精神說謊作偽劣根性的鐵證。「故這種團圓的小說戲劇，根本說來，只是腦筋簡單、思力薄弱的文學，不耐人尋思，不能引人反省。」（《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胡適提了兩條意見：悲劇的觀念和文學的經濟（避免汗漫）。像我們後來所熟悉的莎士比亞戲劇，等等，在胡適的時代還在做劇情故事方面的介紹。這裡有一點要辨明的，就是：到底戲劇是文學中的一類，還是文學是戲劇中的一類呢？戲劇與劇本是兩個概念，戲劇是綜合的，劇本是書面的。文學可以作為戲劇的一元素，但是戲劇不能作為文學的一元素（劇本除外）。因此談戲劇改革，就不能也不是單純地談文學改革，而是要談一種綜合改革。比如說表演改革，表演與文學就是平齊的。但是所有這些問題現在來看都顯然太老了，因為胡適講的中、西戲劇無論哪一方都怕一個宿命――現代影視。影視一興起，戲劇本身就成了完全古代的東西（或者就是給影視打工）。而傳媒、賣點遂主宰一切、作成一切。所以胡適的意見還是一種最後的古代的東西。

整理國故

　　關於整理國故，胡適說：「第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研究的範圍。第二，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研究的資料。第三，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材料的整理與解釋。」（《介紹我自己的思想》）這是胡適的方法總論。說到歷史的眼光，就要看是否包含大歷史的觀點。所以，無論是《紅樓夢考證》，還是別的題目，甚至《水經注》專題在內，都只是胡適歷史考證方法下的應用題而已，只是一些具體的「例子」。「我的幾十萬字的小說考證，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的實例來教人怎樣思想。」而「這不過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實際應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就是要展示一種「考證學的方法」，因而也是例題意義上的東西。他說：「我在這篇文章里，處處想撇開一切先入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讓證據做嚮導，引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去。」這就是「創造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紅樓夢考證》）胡適是紅學研究的開拓者，他的紅學研究是為了用來說明科學方法的。不僅《紅樓夢》研究如此，胡適的其他一切專題研究都貫穿著科學方法這一主線。所以說，《紅樓夢考證》只是很典範的一道例題，只是一道科學方法的應用題罷了。

 胡適對整理國故是有一個通盤的計劃和構想的，他提出了三點：一、整理古書。二、發現古書。三、發現古物。並指出國故學的缺點是：一、研究的範圍太狹窄。二、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三、缺乏參考比較的材料。因此，國故學要注意擴大研究的範圍，注意系統的整理、博採參考比較的資料。胡適說到，索引式的整理，是要人人能用。民國編定的大量引得，可以說是這方面的成績。檢索方便了，才能人人用古書，國學才能得到提倡。而結賬式的整理，則是為了要人人都能讀。比如說《十三經註疏》，便可以節省人的精力、方便普及。所以《十三經註疏》在歷史上非常重要，這也就是集成式的做法。至於專史的整理，比如政治史、經濟史、文學史等等，各種門類的齊備，也都是必然的歷史成果。所以民初的學者，他們所做的都是分類學的工作，也就是基本的搭架子，否則一切便無以附著。胡適自己就實幹了不少，所以胡適的思想不是空想，而是入手去做的。他說：「最淺陋的是用『附會』來代替『比較』。」（《國學季刊發刊宣言》）這是二十世紀國學研究最根本的問題，比較總是搞成了比附。所以胡適的主張是比較的，而不是比附的。他說：「第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第二，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第三，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比較的觀點十分清楚。

因此，治學的材料與方法相輔相成，偏一不可，否則人類人文的進展終會受到限制。胡適認為，中國的樸學，方法完全是科學的，就因為材料始終是文字的，所以導不出西洋近代實物科學的宏偉局面，最終限於故紙堆。「這條故紙的路是死路。」（《治學的方法與材料》）胡適在這裡講的材料其實就是研究對象。樸學研究處理的對象僅限於文科領域，並沒有進入自然物理之域，如何能導出近代西式科學呢？而實驗就是對實物的經驗，所以同樣是科學方法，中西卻有文、理之別。當然這是從現象上說。為什麼會如此，構成了人文反思的一大問題，而且也是關鍵問題。我們當然不能從書面上來看這件事，因為它直接決定於人文本體規定性。中國古代的自然之學雖然也很盛，但始終是以文科為主體的。中國的傳統是實學的，不是科學的。實學傳統異於神學傳統，而實學對科學的推進沒有神學猛。因為神學是反科學的，反者道之動，只有反科學的才能真正推動科學、作它的原動。所以，為什麼近代科學不由僅一步之隔的中國來導出，其原因就是這樣簡單。知識分類弄清楚了，所有的問題就不成其為問題。我們看牛頓、愛因斯坦搞的都是物理神學，便能明白其中的「鍵鈕」。這些其實並不費解，只是百年來學人沒有說透、說到點子上去。這樣，問題的根結自然也就不能被揭破了。

在胡適的學說中，整理國故問題實際上是與新學說、新思潮的輸入相關聯的。胡適說，報上關於新思潮的文章，「不能算作新思潮運動的真確解釋，」（《新思潮的意義》）那麼什麼是真確解釋呢？胡適有四點提法：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可見四者是一體的，整理國故只是再造文明的預備，是提供礦料。胡適指出，陳獨秀等人有一個簡單的公式：要擁護民主科學就不能不反對國粹與舊文學，這顯然是有毛病的。胡適認為：「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可叫做『評判的態度』。」（《新思潮的意義》）具體地說，對風俗、古訓，以及社會習性，都要追問其現在的價值。胡適說，新思潮無論怎樣不一致，但「評判的態度」是共同的，這就是所謂真確的解釋。在評判的精神下，很多以前的大問題，後來不成其為問題了，這都是研究問題的結果，也是新思潮運動的大教訓。胡適說：「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種評判的態度。」「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問題與輸入學理。」「新思潮的將來趨勢，」是研究人生社會的切要問題。而新思潮對舊學術的態度，是反對盲從與調和，並整理國故。「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麼呢？是再造文明。」（《新思潮的意義》）所謂再造文明乃是一個具體的工作，也就是這個那個、一點一滴的問題的研究與解決。可見，胡適的思想是一種社會思想，而不是玄學思想。不是思辨的，而是實用的。胡適從來不空談哲學，他只是利用哲學上的訓練為工具來具體地做事情。這就是我們對胡適思想的基本定位。

當然，民初的學者在國故問題上有過一些失誤，比如說古史討論的問題，這是那個時代所不能免的。關於古史討論，胡適提到了兩個基本方法，「一個是用歷史演變的眼光來追求傳說的演變，一個是用嚴格的考據方法來評判史料。」（《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認為，古史討論與科玄論戰在中國思想史上同樣重要。但是，顧頡剛等人的「疑古」已經在考古面前完全崩潰、瓦解了，疑古早已過時。我們在複述民初那一段時，可以窺見當時史學研究方面的一些歷史逆反性。後來顧頡剛晚年有苦難言，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黃以周曾說：「實事求是，莫作調人。」（《古史討論的讀後感》）這句話很可以為二十世紀戒。

「尼采說現今時代是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代。」（《新思潮的意義》）其實這話是有問題的。德國人講這種話是想要興起，只要試想一下，沒有歷史的又談何重新呢？所以這裡面的台詞只能是：別人的「重」就是德國的新。於是重新估定一切價值被抽象地繼承了，很多文化遭到了損害。胡適說到小腳、鴉片，等等，其實我們看民國史，它的事情是很簡單的。就是要在原有的歷史人文軟體不被破壞的情況下，加進來一個工業硬體便可以了。這就是加法原則，也就是逐條逐項的社會改進論。只要統計一下，真正亟待解決的問題大項其實是很有限的。諸如放足、鴉片、人力車、一夫多妻、婚禮雅化、喪禮簡化，等等，這些問題，有些是本土滋生的，有些是外緣造成的（比如英國傾銷毒品和日本的人力車）。對此都需要我們有一個清晰精確的統計習慣，而不是印象派的。可以說，中國近、現代犧牲軟體換硬體的歷史才是它最大的損失，是最大的破壞。由此，中國也就失去了世界的機會。關於這些，杜威來華講演時也談到過（當時由胡適翻譯），比如公所問題等等。

胡適本質上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人，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只是要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而這就要靠科學精神、科學態度和科學方法。也就是說，懷疑、存疑是一點防身的本領，這樣去做學問，可以無大差失；這樣去做人，不至於被人蒙著眼睛牽著鼻子走。「科學精神在於尋求事實，尋求真理。科學態度在於撇開成見，擱起感情，只認得事實，只跟著證據走。科學方法只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沒有證據，只可懸而不斷；證據不夠，只可假設，不可武斷；必須等到證實之後，方才奉為定論。」「證實是思想方法的最後又最重要的一步，不曾證實的理論，只可算是假設；證實之後，才是定論，才是真理。」（《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一生的思想，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乃是「抱著無限的愛和無限的希望」。（《介紹我自己的思想》）

對於胡適的識見，同時代學人也是誠心肯定的，熊十力便有很明白的評價。他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梁任公、湯濟武諸人，都無先見之明。獨嚴又陵謂德國必敗，且預言戰後世界必有一番群眾運動。吾國地大人眾，如非自覺自主，則國覆種奴之痛，殆難免雲。第二次大戰，當倭人肇禍時，英美皆置若罔聞。美且以資源助倭弗輟，吾儕頗引為憂。其時胡適之於《獨立評論》有一文，謂美人性情，刺之亦不易動。及刺之過深，必一動而不可御。爾時閱者多不注意，後乃果驗。竊嘆適之與又陵同一前識。」（《十力語要》）應該說，二十世紀的歷史本身已經說明，中國在現代有一種特別的命運：它只能以世界為內容。很多國家可以只以自己為限、不超出自己這個區域，但是中國不行，它必須以世界為對象。這就是中國歷史自近丗以來由「自為」向「為他」的轉變。

參考文獻：

《胡適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9

《十力語要》中華書局199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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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胡適全集》卷一

《杜威先生與中國》、《實驗主義?6杜威論思想》、《問題與主義》、《新生活》、《新思潮的意義》、《易卜生主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嘗試集自序》、《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國語文法概論?國語的進化》、《紅樓夢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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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全集》卷二

《科學與人生觀序》、《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古史討論的讀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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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全集》卷三

《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漫遊的感想》、《請大家來照照鏡子》、《詞選自序》、《治學的方法與材料》



《胡適全集》卷四

《介紹我自己的思想》



《胡適全集》卷八

《演化論與存疑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