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導言-Part III

05-20

來自專欄 Mundus Meus Novus

《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導言 Part III

Harvey J. Kaye

一般認為，1946-1956的十年對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傳統的形成來說是一個極為關鍵的時段。在這個期間內，多布、希爾頓、希爾、霍布斯鮑姆以及湯普森（在較小的程度上），以及其他人（如維克多·基爾曼、喬治·魯迪、A.L.默頓、約翰·薩維爾還有多羅茜·湯普森）都是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的活躍成員。為了支持我就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形成了一個理論傳統的論點，我從霍布斯鮑姆就這個小組而寫的文章的導言部分摘錄了下面這句話：「處於一些現在對人來說甚至是難以理解的原因，英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成果的大部分集中在歷史學領域。」

在他的文章中，霍布斯鮑姆討論了該小組的形成與組織；它的出版活動；它同英國共產黨的關係；其成員對1956-1957年社會主義危機的反應；小組及其成員從那時起至今，為歷史研究所做出的貢獻。霍布斯鮑姆回憶道，該小組是於二戰結束後不久，在討論是否要針對A.L.默頓所寫的《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展開一個研討會時應運而生的。（原書最初出版於1938年，目的在於為英國歷史提供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普及文本。研討會旨在用後續研究的目光來重新探討這部作品。）克里斯托弗·希爾則在回憶中提到，組建小組的最初動力來自於組內的希爾頓、霍布斯鮑姆、基爾曼和他自己——霍布斯鮑姆都提到了這些人，而且還講到了約翰·薩維爾以及馬克斯·莫里斯，他們在1946-1956年間曾是小組內最活躍的領導性成員。這些歷史學家有的在戰前獲得了學位並從三十年代中期開始就著手於研究（如多布和基爾曼），有的則在大戰前後才剛剛打算這麼做（如希爾頓和霍布斯鮑姆）。應該謹記的是，這些歷史學家在大蕭條時期、在法西斯主義的猖獗時期發展起了自己的知識和政治參與，以及反抗法西斯的知識與政治回應，既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同時也上戰場對抗軸心國集團。除了這一年輕世代的歷史學家，小組內還有一些老輩歷史學家，最著名的就是莫里斯·多布（我們將在下一個章節考察他最重要的作品）和多娜·托爾（我們將簡要地談談她的影響）。

霍布斯鮑姆觀察到：「對一些成員來說，小組如果並不意味著一種生活方式，那至少也是一份簡單的事業，同時也是一種構造閑暇的次要途徑。對大多數成員來說，它也是一份友誼，」他補充道：「身體上的苦行、知識上的激動、政治上的熱情以及友誼或許是還在世者們最能記憶真切的閃光點——這同時也意味著一種平等感。」霍氏說的平等的意思是，所有的成員都認識到他們是「對未知領域的平等的探索者。很少有人……對參與討論而感到猶豫不決，更少有人怯於批判，沒有人會不敢接受批評。」小組以「歷史分期」為標準組織專業分工（古代、中世紀、16-17世紀和十九世紀，以及一種教學用的分期）。小組的活動以倫敦為中心，儘管霍布斯鮑姆指出他們曾嘗試著去建立地區性分支，但只是獲得了部分成果。通過其成員的努力，小組積極地尋求「普及」他們正在發展的一種歷史研究和視角，特別是向大眾普及關於那些重要節點的歷史視野如1649年。

小組的「現代史」歷史學家們自然而然地急於研究並讓英國勞工運動的歷史得以昭彰，並且，毫無疑問，這些努力是被英國共產黨所鼓勵的。也正是在這個領域，人們感到他們的研究受到了他們與黨之間的關係的限制。正如霍布斯鮑姆在許多場合所主張的，挖掘二十世紀的勞工史存在著許多問題，因為這種研究必然牽涉到對英共本身活動的批判思考。

除了成員們的個人研究和出版物，小組同樣計劃在研究和出版上做一些集體努力。最重要的是，在1948-1949年，成員們開始出版一系列涵蓋英國歷史不同階段的歷史檔案的卷宗（並為之做導言和註解），他們的目的在於普及他們的歷史視角和歷史研究成果。出版這一個系列的靈感來自多娜·托爾，她也是該系列的總編。系列的標題叫做《形成中的歷史》，其四卷分別以如下的名號刊行：「善的舊事業 1640-1660」（由克里斯托弗·希爾和埃德蒙·戴爾編輯），「從科貝特到憲章派」（由馬克斯·莫里斯編輯），「勞工的形成歲月」（由J.B.傑弗里所編輯），以及「勞工的轉折點」（由E.J.霍布斯鮑姆編輯）。

他們另外還籌措了兩個計劃，但這兩者並未達到可以付梓的水平——至少沒做到小組一開始傾向於達成的形式，它們是對勞工運動的一份馬克思主義歷史，發端於多娜·托爾的一個建議——「英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總體歷史」。小組為兩個項目都舉辦了研討會以促進其開展，但卻都為成書。除此之外，我們要記住，雖然小組並未完成他們曾經熱烈討論過的雄心勃勃的計劃，在許多情況下，其研究產生了一些作為內容簡介而出版的論文，從而為後來其成員自主展開領域研究提供了基礎。此外，我們要注意一卷由約翰·薩繆爾編輯，憑藉喬治·湯森、莫里斯·多布和克里斯托弗·希爾的輔助而出版的作品——「民主和勞工運動」。這本紀念多娜·托爾的論文集包含了許多優秀的——同時也確實是影響深遠的——論文，同時表明了小組成員學術的品質，以及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後續的研究計劃的本質。打個比方，在為這一卷做出的許多學術貢獻之中，有兩份來自克里斯托弗·希爾——《諾曼時代的約克》——和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十九世紀不列顛的工人貴族》。（我們將在關於希爾和霍布斯鮑姆的章節中討論這些。）

在這一段背景之中，尤其要認識到來自多娜·托爾對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形成」的「有力影響」。托爾出生在切斯特教區，是一個教士的女兒。她在倫敦大學學院獲得歷史學士學位，然後成為了一個記者，首先在《Daily Herald》工作，然後是在《Daily Worker》。她是於1920年成立的英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被眾人描繪為一個認真的馬克思主義學者。除了致力於編輯這個《形成中的歷史》的系列之外，托爾還編纂了《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選集》（1934）；對英文版《資本論（卷1）》的一個增補（1938）；《馬克思主義、民族和戰爭》（共二卷）（1040）；還有《馬克思對中國》（1951）。但她最著名的作品——《湯姆·曼恩及其時代》，甚至在她於1957年去世前還沒有完成。在她的最後一本書中，托爾不僅試圖展現湯姆·曼恩在勞工運動中，作為工人階級激進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行動主義者度過的一生及其所處時代，她還把他在其一生——1856-1941——中的鬥爭同更廣闊的英格蘭為民主而鬥爭的漫長歷史聯繫了起來，這個漫長歷史可以上溯到17世紀英國革命。

克里斯托弗·希爾提到，儘管托爾並不是這個小組的發起人之一，但「她馬上就把小組當作她的精神家園，因為這個小組能給她提供一種知識性的刺激，一種她迄今為止缺乏的特別的學術性歷史關懷。」然而，他還說道：「實際上，關於歷史，她比我們懂得更多，也比我們想過更多；而且，她允許我們自由地對待她的工作、學習和智慧。」在《民主和勞工運動》的前言里，薩維爾及其同事闡釋了來自托爾的影響和貢獻的重要實質：

她教給了我們歷史激情。因為她對歷史進程的理解同時也是一場強烈的情感體驗……我們所有人都能回憶起同她的激烈爭辯，我們用的話語後來變得十分尖銳，因為托爾讓我們明白，一些對人們極為重要的東西現在已經岌岌可危。她讓我們用自己的脈搏來感受歷史。歷史並不是頁面上的語詞，不是王侯將相的家譜，也不是純粹的事件年譜。歷史是普通大眾、是我們的人民的汗水、鮮血、淚水和成就。

因此，在年輕一代歷史學家們對「人民歷史」和自下而上的歷史觀的發展上，托爾的影響一定功不可沒。她在《湯姆·曼恩及其時代》的開頭引用了19世紀的一位勞工人物——威廉·牛頓的話，以此來表明她本人對於社會主義歷史學家應該如何行事的理解：

我們的任務和職責必須是——讓有關我們的秩序的記憶永保常青，讓我們記錄下我們的鬥爭、標明我們的勝利、指向新的挑戰以及從失敗中聚集通往成功的要素……我們應當看到，世界通過勞動者的粗糙大手來獲得文明，而不是養尊處優的貴族們的纖長玉手。

此外，正如希爾在評論托爾「她試圖(也通常成功做到)為後代人或同代人保留尖深的智慧」時所申明的，托爾反對那種馬克思主義者之間過於流行的經濟主義。尤其是她反對「那種被她稱作馬克思主義的『災變學派『以及支持這個學派描繪的前景的人，這些人相信英格蘭的社會條件必須要變得更糟糕，否則不可能發生嚴肅的變革。」

霍布斯鮑姆承認，研究英國共產黨建立之後的時段的現代史學家們會感到他們受到很大拘束。他也點明說：「在1946-1956的日子裡，小組與黨之間的關係幾乎完全是晴朗的。」他指出，這要歸因於歷史學家們像其他黨組織那樣結成了「忠誠的、活躍的、高度參與的共產主義者小組，這只是因為我們都認為擁抱馬克思主義暗示著成為黨的一員。批判馬克思主義就是在攻擊黨，反之亦然。」他同時也承認當時存在著這樣一個趨勢，即某些假設支配了對歷史學問題的討論，比如，在審視「絕對主義與英國革命」的時候。藉此，霍布斯鮑姆欲表達的可能是，馬克思本人的手稿有時候被當作「必須要接受的模型」，而不是「需要被探索、檢驗的假說」。而且，他堅持道「我們辯論和行動的最終結果是要在更廣闊的維度上擴大而不是縮小或歪曲我們對歷史的理解。」他聲稱，這之所以得以可能，是因為就算是在最教條的斯大林主義時期，馬克思主義歷史的官方版本也聚焦著真實的歷史問題，並且也像嚴肅歷史一樣可以辯駁，僅僅是在關於布爾什維克黨執政合法性或相似的問題時，人們才噤聲。甚者，他認為「在大部分英國歷史上，並不存在『黨的封鎖線『」，至少就他們當時的所知而言，的確如此。

很重要的一點是，當小組的成員們認識到他們的一項任務是批判非馬克思主義歷史研究時，他們也並不打算從非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當中把自己孤立起來。實際上，他們試圖與那些有共同利益或共同關懷的非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建立橋樑」。這種嘗試最重要的產物就是刊物《過去與現在》，第一期出版時是1952年寒冷的冷戰季節。（本來是半年刊，現在已經成為了一份季刊，第100期是1983年8月刊）。刊行這份刊物的最初動議是由小組內的幾位成員提出的，尤其是多布、希爾頓、希爾、霍布斯鮑姆和後來的約翰·莫里斯（他被認為是組織這份刊物過程中最得力的宣傳家）。但是《過去與現在》並不是由小組或者英共出版的。它並非旨在成為一份僅僅局限在馬克思主義歷史研究之內的刊物——這從來沒有發生過。事實上，編輯版包含了許多非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和歷史社會科學家，比如歷史學家勞倫斯·斯通，社會學家腓力·亞布蘭還有人類學家傑克·古迪。

《過去與現在》的編輯們在第一期中引用了十四世紀阿拉伯智者伊本·卡爾敦的話，來說明這份新刊物的主要關切。他們寫道：「我們的主要任務……是記錄和解釋『社會以其特殊的本質而經歷的變遷『。這樣一種研究並不能卻必須要促進某些普遍論斷的得出，無論我們是否把這些普遍論斷稱作』歷史發展的法則『——儘管在我們看輕社會的複雜性的時候，僅僅能成自身為可憐的歷史學家。」其本來的副標題是「一份科學的歷史刊物」（這個副標題已經不再採用了），《過去與現在》的編輯把他們的意圖與社會科學家們的區分開來，特別是同那些結構功能主義者。在他們看來，社會科學家總是過分地追隨自然科學和生物科學的研究，以後者為基礎為他們的理論實踐構建模型，因此也就喪失了同社會生活的「歷史細節」的接觸。甚者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生怕「歷史發展的法則」被視為在暗示某種超驗力量或者對歷史發展的先驗決定——他們同樣寫道：「人是積極的有意識的歷史創造者，而不僅僅是歷史的被動受害者和數據指數。」

儘管編輯們的初始意向並沒有在一個相同的程度上得到實現（比如，他們關於第三世界的文章中體現出來的興趣），《過去與現在》最終成為了歷史研究的一份領導性刊物，它本身成為了社會歷史和歷史社會學藉以（重新）呈現為學科中心的手段。後來，維克多·基爾曼與E.P.湯普森也加入了該刊物，而希爾、希爾頓與霍布斯鮑姆保持他們在刊物中活躍的領導角色。希爾是《過去與現在》協會的總裁，而希爾頓與霍布斯鮑姆分別是編委會的主席與副主席。他們在期刊上發表的共同作品顯示了他們持續長存的同志情誼與友誼，儘管在面對1956-1957的事件時，他們就是否留在英共黨內下了各自不同的決定。

1956年初，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發表了關於「斯大林主義」的演講；同年，蘇聯入侵了匈牙利，之後英共拒絕公開反對蘇聯暴行（以及同時在內部實行民主化改革），數以千計的英國共產主義者離開了黨。這之中有羅德尼·希爾頓、克里斯托弗·希爾和E.P.湯普森，還有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的許多其他成員。莫里斯·多布與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則留了下來。儘管霍布斯鮑姆並沒有離開黨，在1956-1957年間，他十分活躍地同許多小組內的成員一起努力向黨的領導層施加影響，並在黨的實踐以及政策方面造成了一些「民主化」的轉變。他觀察到，歷史學家小組的成員們「在那個時期是對黨的傑出批評者」，並且「『反對『有著三個戲劇性的片段——《Reasoner》的出版；一封一些知識分子發表在《The New Statesman

and Tribune》上的公開信；然後是在大不列顛共產黨第二十五大上發表的《少數派關於黨的民主的報告》，這份報告與共產主義歷史學家們（其中有薩維爾、湯普森、希爾頓、希爾、霍布斯鮑姆）也脫離不了關係。「我們特別注意一下《Reasoner》：薩維爾和湯普森在1956年組織了這份刊物，以為在黨內進行討論和異見提供載體，但是黨的領導層卻做出了暫停他們黨籍的回應。薩維爾與湯普森的回應是退黨，《Reasoner》也就變成了《New Reasoner》（《新左派評論》的前身）。

霍布斯鮑姆猜測歷史學家們在異見與反對時表現得相當活躍，因為「關於斯大林的關鍵議題同樣也確實是歷史的一個關鍵議題：發生了什麼，為什麼發生了的這些事情被掩蓋了。「既然」歷史分析處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的核心「，他們有必要獨立採取行動，特別是當黨的領導層已經否認這種分析的必要性時。霍布斯鮑姆觀察到，在1956-1957年的危機後，歷史學家小組仍然在活動——儘管太多成員已經選擇了離開黨，他以此來總結他的文章。他簡要地揭示了他眼中小組的主要成就，強調了他們對社會歷史的貢獻，尤其是在自下而上的歷史、勞工歷史與英國革命的議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