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曼蒂克消亡史》背後的歷史密碼2：北方來客和東南時代的終結。

一、興盛：1927-1937

只要是為了上海好。——陸先生

1927年4月18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這場建國儀式小眾而低調，以至於後世找不到關於它的太多影像資料。這個政府是在動蕩和血泊之中匆忙建立起來的。在6天以前，上海剛剛經歷了一次最大的陰謀和恐怖。由杜月笙等人執掌的青幫，作為上海灘最大的幫會，首次走上了中國政治的前台，而他扮演的第一個角色，便是幫助蔣介石等國民黨右派勢力，對gcd控制的工人組織進行殺戮和襲擊，並參與到捕殺gcd人的清黨行動中去。在這以前，掌控上海地方的幾大勢力，以青幫為主導的幫會、以江浙資產階級組成的財團和英美等西方的列強勢力已經與蔣介石秘密達成一致，它們將共同遏制席捲這個城市的共產主義浪潮，以期維護上海灘長久以來的既有秩序。

上海密謀以及之後的清黨行動，向我們暗示了南京政權的右翼保守立場。作為一個篤信儒家王陽明學說，帶有強烈民族主義情結的軍事強人，蔣介石似乎一直在努力重建一種長久以來由傳統士紳階層主導的，中華民族的舊道德和舊秩序。儘管他對資本主義體制以及西方列強的帝國主義力量也心存不滿和懷疑，但最終他還是選擇在上海與他們妥協。南京政府需要爭取西方列強的政治支持，也需要江浙財團的資金援助。更何況，在商業傳統濃厚，西方勢力又較早滲透的江浙一帶，列強、財團和蔣介石領導的政黨力量的關係，早就註定會彼此糾纏，難以分清。

蔣介石的這種複雜心態，促使他天然反對gcd的激進革命。無論是關係現實利益的，在城市中「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資本家」的主張，還是直接衝擊他所維護的舊道德和舊秩序的，在農村中進行的農會革命，他都只能選擇鎮壓。南京政權建立後的新國家，是一個處在各方勢力博弈妥協下的，努力維持著舊秩序的「弱勢政府」。在上海，政府的力量無法滲透下層社會，蔣介石只能通過特務統治來與下層社會的既有掌控者——幫會實現合流，這就是電影中戴先生和陸先生如此親密無間的原因。而對上海的上層社會，政府也與財團、列強實現著微妙的分權。儘管南京政權也曾通過各種暴力手段，包括藉助幫會的力量來恐嚇勒索財團以獲得軍事經費，並且實施了一系列統制經濟政策以分化打擊財團的經濟能量，但總的來說，自由的資本主義經濟依然在上海蓬勃發展，以財團為首領代表的廣大中產者，依然是南京政權的支持者和擁護者。而在上海周邊的廣大江南市鎮和農村，南京政權的基層政府也只到縣一級，其下是商人和地主階層，分別主導著市鎮和農村的地方權力。

南京政權對舊秩序的綏靖，對古老地方勢力和外來列強勢力的妥協，或許可以從蔣介石領導的這個政黨，國民黨的緣起中發現原由。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是在晚清推翻清政府的革命中建立的，他們的主要成員，包括蔣介石都來自南方，更準確的說，是東南一帶，以浙江人、廣東人為首，遍布蘇浙皖贛閩粵湘鄂諸省的士紳階層。在清代，他們和任何一個王朝一樣，與滿清政府共享地方權力，但最終發現難以忍受他們的異族統治而選擇推翻中央政權。

東南在帝國版圖上是個特殊的地理單元，它遠離帝國的政治中心北京，擁有強大而悠久的文脈，以士紳階層為代表的地方勢力，比北方更為強盛。而在近代以後，它又因交通上的江海之便，成為西方勢力滲透最早的區域。在與北京的對抗中，它既藉助自身的力量，也暗中聯合外來的西方勢力。這註定了它深刻的結構性矛盾——它們對出讓基層政治權力的興趣缺缺，對徹底割裂與西方勢力的勾連也顯得猶豫，但他們顯然更不樂於看到底層力量的興起，無論是鄉村的地主，還是進入城市的資本家，他們都曾是傳統士紳階層的一部分，作為地方社會的相對上層，他們並不歡迎農民或者勞工來分享乃至獨佔他們的權力。

東南士紳階層的保守立場，決定了同盟會乃至國民黨的革命，最終只能為一次局限於上層的權力格局的重新洗牌。而事實上，在這場革命中，除了滿人官僚徹底出局，其他人並沒有人完全失去權力，前朝的地方上層依然延續著權力。新進入的力量，只有因近代通商口岸開埠而形成的新興企業家階層，以及北伐時期形成的新軍人階層，但這些人同樣和原有的地方士紳階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舊上層權力的延續，形成了接下來十年，上海乃至整個東南地區的某種意義的「上層的黃金時代」。這個時代承接舊中國的古老傳統，又與西方現代的新思想、新體制接軌。而身處其中的自覺上層的精英階層，也呈現出新舊交接、華洋融匯的痕迹。前朝舉人、官僚的下一代子弟，變為供職於報館、洋行、政府、大學的的新中產階層。他們構成著這個國家現在和未來的中堅階層，註定要為這個新國家的發展注入力量。在這一時期，知識界的聯動更為注目和密切，客居北平的來自東南地區的高校教授們的文藝沙龍，後來被冰心寫成《太太的客廳》而廣為人知。在南京政府尚未建立的1925年，新月社詩人徐志摩甚至組織了一次杭州之約，他請來胡適、汪精衛等社會名流，在西子湖遊船賞景，坐而論道。士紳階層子弟所組成的政界、學界、商界精英的大聯合，以一種整體性的涌動著的力量，推動著這個國家的發展進程，也在這個進程里，成全著自我的抱負、夢想和人生，書寫著浪漫和詩意。

在這樣的舊秩序里，作為遠東最大的都市，中國與世界連接的門戶，南京政權京畿地區的「經濟首都」，上海獲得了最為興盛的十年的發展，這座城市在這一時期達到的文化和藝術，在某些方面，甚至抵達了今人尚無法抵達的某種頂峰，這是一個「羅曼蒂克的時代」。在上海，以廣東人、浙江人、江蘇人為代表的東南沿海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精英，構成了這座城市的上流社會。但是在另一面，潛藏在這舊秩序下的深重危機卻始終存在。在東南沿海地區飛速發展的同時，南京政權始終未深入完成對其他地區的軍事和政治統一，中國廣大的內陸地區，尤其是內陸地區的農村，一直陷入在無休止的戰亂、饑荒和貧困中。城市和鄉村，沿海與內陸，構成了彼此撕裂的二元結構。

在1927年清黨以後，gcd的勢力基本退出上海，只有地下力量還在活動。他們將重心轉移至長江下游的農村，江西南部的山區，但很快遭遇了蔣介石軍隊自南京從長江溯流而上的包圍和絞殺。伴隨著中央蘇區的「紅色恐怖」和過於激進的土地革命，gcd及其意識形態在東南地區逐漸失去人心，紅軍主力不得不做出一個艱難卻偉大的選擇——長征轉至荒涼廣袤的黃土西北。長征的開啟標誌著gcd在東南地區農村革命的徹底失敗，也標誌著南京政權在東南地區的統治進一步穩固，爭取了全國範圍內更多人心的支持。這種支持集中表現在1936年西安事變中，張學良囚禁蔣介石的消息被全國民眾知曉後所做出的反應。人們在憤怒的譴責張楊二人的行徑時，事實上已經將蔣介石視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領袖了。

然而，內戰的暫時勝利不能掩蓋國力的衰落和愈加深重的民族危機。1932年，盤踞在上海虹口的日本海軍陸戰隊發起了一二八事變，第一次淞滬抗戰打響，這場戰爭進行的很短暫，最終以中日雙方迅速停戰和談，事實上是以中方失敗妥協告終，南京政權卻因此喪失了在上海的駐軍權。在戰爭中，上海的市民們第一次感受到日本人的恐怖野心，閘北的街道被破壞，上海北站幾乎被炸毀，但隨後他們又因繼續而來的和平忘卻了這段流血的記憶，或者只是麻痹自己。在接下來的幾年內，戰亂始終沒有波及東南，尤其是上海周邊。除了1933年的福建事變，1936年的兩廣事變，更為殘酷和激烈的外戰，主要發生在遙遠的華北，那是對上海市民來說太遙遠的世界。

二、陷落：1937-1949

哎，你看這些日本人，都是小雞雞。——馬仔

巨大的危機最終爆發於1937年夏天。第二次淞滬會戰終於打響。下定決心全面抗戰的南京政權，在上海與日軍展開決戰式的較量。這場戰役的長度和烈度，都遠遠超過1932年那一次。自此，一場全國性的長期抗戰開始了。以上海為首的東南地區，首當其衝遭受戰爭帶來的破壞和苦難。上海的閘北幾乎被摧毀，大量工業、商業設施被炸，滬上的人們紛紛逃往租界，或者徹底離開這座城市。曾經富庶繁榮的東南地區徹底陷入了戰火，並將其數十年來經營而得的基業，一併奉送。「羅曼蒂克的時代」終結了，上海的上層社會呈現了巨大的分化和分裂，無論是幫會、政府還是財團的頭面人物，都做出了各異的選擇。如幫會首領杜月笙去往香港，財團領袖虞洽卿去往重慶，但也有人選擇繼續蟄居租界，也有人落水為悵，參與了接下來粉墨登場的日偽政權。

在各自歧路的人生旅途中，個人也都在遭遇苦難和生死。以知識界為例，1945年，作家郁達夫（來自浙江富陽縣）在南洋被日軍秘密殺害，屍骨無存；1940年，作家穆時英（來自浙江慈溪縣）在上海被國民黨特務暗殺，但幾十年後卻有相關人指出此為誤殺，穆其實為地下潛伏人員；作家魯迅的夫人許廣平（來自廣東番禺縣）被投入上海日本憲兵隊監獄，身心皆受折磨；作家林徽因（來自福建閩侯縣）在逃難昆明的過程中重病，肺病轉為肺結核幾乎死去。許多士紳子弟的命運因為戰爭改變，故鄉和人生，都在一起淪陷，再也沒有浪漫和詩意可言。

上海淪陷以後，因為日軍野蠻的戰時掠奪政策，經濟陷入混亂和停頓。整座城市失去了往日的生機勃勃，到處是斷壁殘垣。日軍佔領了華界和蘇州河北的公共租界，列強勢力則退居尚未被佔領的租界地區，這裡還聚集著逃難的平民和精英階層，形成了畸形的繁榮，史稱孤島時期。但這段時期也沒有維持太久，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入租界，整個上海都為日軍所佔領，歐美人士紛紛被強迫投入郊區的集中營，甚至連租界當局的頭面人物也不能倖免，上海徹底陷入了黑暗時期。這一時期，上海已經不復30年代的神采，整座城市變為各方地下勢力的血腥角逐場，汪偽政權的特務機構76號在滬西呼風喚雨，製造「滬西歹土」，整座城市陷入犯罪和暗殺，像一個真正的人間地獄。

抗戰結束後，南京政權光復上海，並收回了租界，西方列強在上海的影響開始消退。因為失去了租界的庇護，幫會勢力一蹶不振；而因戰火造成的上海工業基礎的破壞，官僚資本的急速膨脹，以及長期的戰爭狀態造成的全國金融秩序的總崩潰，財團力量遭遇了重大打擊。看起來只有政府才是贏家，但伴隨著長期抗戰而來的，是國共力量的此消彼長。以西北的延安為基點，gcd在華北農村的革命取得了成功，連綿的解放區形成星火燎原之勢，廣大北方窮苦貧民組成的人民軍隊，正嚴陣以待，渴望南下以統一中國；而國民黨重新控制的政權基本盤，即東南地區，卻因戰爭而徹底毀壞了原有的經濟基礎，早已殘破不堪，南京政權的統治事實上已經面臨重大挑戰。伴隨著重慶談判的破裂和全面內戰的爆發，無論是政界，學界還是商界的精英階層，都意識到，另一場更為殘酷的決定中國命運的戰爭正在進行，而他們將必須選擇站隊，以把握自己個人的命運。

1927年後佔據東南地區的南京政權，不是沒有想過徹底統一北方。在20年代國共合作的蜜月時期，正是因為北伐，蔣介石才帶領他的國民革命軍從廣州出師，一路來到上海，但之後繼續向北的征程，卻因與北方軍閥的相持不休，最終以張學良的出關擁蔣為終結，但也導致了華北地區最終並未徹底完成統一，直至1937年，這裡依然是地方實力派把持和日軍勢力不斷滲透侵蝕的地區，南京政權的力量始終無法穩定紮根深入。而抗戰之後，南京政權自顧不暇，退守重慶，就更加無法顧及北方，北方最終成為gcd和日軍相互爭奪的地區，而gcd最終獲得了局部勝利，建立起了大量抗日根據地。

與東南遠離帝國的政治中心，享有強大悠久的文脈不同。歷經千年的戰亂水患和中央政權的嚴密控制，華北地區缺少強有力的地方士紳階層作為地方秩序的主導者。在中央政權強大時，還尚可依靠中央的強大權威來保持穩定，但在中央政權衰落，帝國分裂時，華北地區則將很容易陷入無序和混亂，加之地方經濟的貧困，農民崇尚武術，流民化，乃至土匪化，地主組織武裝，劣紳化，乃至豪強化，是近代華北常見的情況。在華北許多地區，貧富差距極大，社會崇尚暴力，農民遭受最沉重的壓迫和剝削，他們是最天然的武裝造反者，只要經過高度組織化，就能組成一支強大的勁旅，為革命貢獻力量。

三、消亡：1949後

事情就是被你這種人耽誤的。——小六

1949年，南京政權最終在內外交困中走向失敗。對失敗的緣由，人們爭論不一，但這個政權從誕生開始的先天不足的對舊秩序的軟弱和妥協，導致它缺少足夠強大的自給力量，軍事、經濟、吏治、意識形態的失敗，皆緣於此，最後終於在國共的生死決戰中走向自我崩塌。就像1927年來到這裡的順序一樣，它首先回退最初的起點廣州，最終去往台灣；而來自華北的gcd軍隊則以百萬雄師之姿渡過長江，佔領了舊日的首都南京。新的國家在北京成立，這場開國大典場面盛大，遠非1927年那次可比。

之後，在廣大農村發起的土地革命，以及在各大城市發起的工商業改造，乃至全國範圍內的嚴厲的鎮壓反革命行動，徹底消滅了地主、商人、資本家和國民黨官員群體，事實上摧毀了傳統的士紳階層，剝奪了士紳階層在地方事務上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話語權，而政府的統治也得以在中國歷史上首次深入最基層的鄉村一級。數千年來在傳統農業社會下興起的強盛的東南士紳階層，歷經近代的現代化轉型，卻依然逃不脫最終消亡的命運。而在另一邊，轟轟烈烈的工業化正在以東北、華北為中心展開，國家的重心重回北方，具有高度戰鬥力的堅韌的北方軍民，到此又變為社會主義大生產中各條戰線的最基層的建設者。

東南時代無可挽回的結束了。沿海的港口全部關閉，自由貿易和民間商業均被迫停止。整個東南地區將迎來最暗淡的三十年，淪為國家發展中的邊緣位置。在上海，列強勢力被完全驅逐出上海，財團也因工商業改造徹底消亡，資本家紛紛「退休」，而幫會則被全面取締，幫徒們被改造為社會主義的勞動者。南下的gcd軍隊不僅軍事上接管了上海，而且在政治上也由軍隊幹部完全控制了這座城市，乃至整個東南地區，這就是所謂「南下幹部」。這些北方來客帶來了另一種氣質，那是不屬於舊時南方士紳的文人氣和士大夫氣，而是艱苦堅韌的北方軍旅氣質，它歌頌犧牲和奉獻，強調集體和服從，高度推崇d的意識形態和思想觀念。自此，上海被改造為了另外一座城市，他成為新國家公有制經濟體制下重要的工業中心城市，建起了無數的國營工廠。所有的人們都接受了規訓與改造，變得整齊而樸素，他們拒絕享樂和奢靡，和舊時代劃清界限，成為了光榮的社會主義工人階級。

上海的「羅曼蒂克」消失了。舊秩序被作為「殖民主義」「封建主義」的產物，徹底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遭遇意識形態的強烈批判，而傳統士紳階層，以及以此衍生的地主、商人、資本家乃至知識分子等有產階層，都被視為罪惡的剝削階級而劃入另冊。但「羅曼蒂克」並沒有完全死去，而是以另一種方式，在東南沿海邊陲的兩個小島上復活了。1949年，伴隨著南京政權退守台灣，上海的精英階層們也開始紛紛逃離。中立者選擇歐美或者香港，親近政府者選擇台北。這是一場類似於晉室南渡式的逃亡。如果說台北更像南京，那麼香港就更像上海。高度自治的香港社會，比起國民黨完全控制的台北，確實更像30年代黃金時代的上海。

這些因為戰亂而逃逸出來的「羅曼蒂克」的碎片，最終創造了港台文化很長一段時期內的輝煌。在香港，《上海灘》《大上海1937》等通俗影視劇的熱映，都在反映這些東南移民對舊上海的眷念，而王家衛（來自上海）導演執導的著名電影《花樣年華》，更是直接將60年代的香港和30年代的上海對接在一起。在台灣，台視金牌製作人楊佩佩執導的《儂本多情》《今生今世》等年代劇，瓊瑤創作的一系列民國言情劇，依然在懷念上海和故國，這是東南時代的餘韻，而之後就伴隨著21世紀外省人的凋零和本土民粹意識的崛起而逐漸消弭。

以上海為首的東南地區，最終在80年代的改革開放中迎來發展的轉機。沿海的港口重新開放，自由貿易和民間商業被重新認可和鼓勵。從寶安到浦東，東南的沿海地區再度變得繁榮起來，並一躍成為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伴隨著兩岸統戰政策的實施，gcd意識形態思路的重大轉變，那個曾經的東南時代重回人們的視線。在外資經濟高度蓬勃推進城市化的本世紀初，上海逐漸掀起了對「舊上海」的發掘和懷舊思潮，但大部分追憶都顯得有些笨拙和斷裂。自49年東南地區徹底失卻它曾經強盛的政治和文化話語權，就一直未再恢復過來。對上海的再度書寫，也繼續陷入他者的敘述。如被認為是舊上海女性題材文學的高峰《長恨歌》，是由來滬的南下幹部子弟王安憶所寫；而2016年的電影《羅曼蒂克消亡史》，也並非出自上海人之手，儘管它依然準確的還原了上海。在今天的中國，文化和經濟領域呈現了巨大的分裂，聚集在首都北京的一系列官方和民間的文化機構，不斷以「北方視角」敘述著歷史和時代，而經濟強盛的東南沿海則一直緘默無言。這是1949年整個社會變革與撕裂造成的歷史後遺症，最終走向何處，我們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