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後李林甫時代與安祿山的叛亂起源（上）

來自專欄 天人五衰——安史之亂與唐帝國流變

前言

玄宗治下的唐朝，舊有的統治模式已然面臨新的挑戰。開元盛世的光輝仍然在延續，但新的危機已經匯成了洶湧的暗流。安史之亂的爆發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也許在某些可能性下安祿山的叛亂未必會造成如此沉痛的傷害，但歷史的慣性仍會選擇一條道路以實現應對危機的變革。不幸的是，歷史選擇的道路是最為血腥而殘酷的一條。這條道路造成的創傷是如此之深，以至於終唐一世都未能徹底擺脫它的陰影。

縱覽這場橫跨玄、肅、代三朝的劇變，我們在扼腕嘆息之餘，不免去思考這樣一些問題：是什麼樣的條件使得安祿山有能力發動叛亂？帝國如何一步步失去了對安祿山的控制？安祿山又如何步上叛臣的道路？追尋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需要將時間回溯至李林甫時代，那是安祿山崛起的關鍵時間段，也是安祿山困於權力牢籠的最後時光。隨著李林甫的過世與其政策的一步步崩壞，安祿山漸漸從籠中脫身而出，猛虎歸山，終成大患。

本文將針對前面提到的三個問題進行敘述，主要分為三個部分：（1）李林甫時代：安祿山的桎梏；（2）後李林甫時代：安祿山的逐步失控；（3）重新控制的嘗試：安祿山步向叛亂之路。

一、李林甫時代：安祿山的桎梏

（1）外部壓力：邊帥權勢的增長

唐代所面臨的外部環境在中國曆朝歷代堪稱惡劣。自唐初以來，吐蕃與突厥便帶來了西部和北部的嚴重邊患：吐蕃擁兵四十八萬，虎踞高原，窺伺河隴與西域；突厥數十萬騎雄踞草原，威脅整個北方。雖然在太宗年間東西突厥相繼覆滅，但隨後崛起的後突厥帶來了新的挑戰。除了前兩者外，新崛起的契丹人同樣帶來了巨大的威脅。這種外部壓力在高宗、武后時期達到巔峰：吐蕃分道進擊西域、河湟、川蜀，突厥略擊關內、河東、河北，契丹亦起勢於東北。三面夾擊之下，唐王朝左支右絀，甚是狼狽：龍朔三年（663年），吐蕃滅唐屬國吐谷渾，吐谷渾王率殘部內附；咸亨元年（670年）、儀鳳三年（678年）、垂拱三年（687年），吐蕃三覆安西四鎮；後突厥骨篤祿與默啜兩代可汗屢寇北邊，大掠人畜，在河東與河北幾入無人之地；李盡忠孫萬榮起事於東北，先後殺死趙文翙、王孝傑等宿將，於黃獐谷之戰與東硤石谷之戰中大破唐軍，河北震動。其後的中宗、睿宗都未能解決這些邊患，甚至不得不達成一些相對有利於對方的和議以圖消弭戰事、休養生息。

在外部軍事壓力下，唐朝不得不相應地加強自己的軍事建設。在高宗武后時期針對邊防的需求出現了新的軍事改組趨勢：其一，邊境地區逐漸加強防務建設，以軍堡為防禦支點的防線開始建立起來；其二，邊疆部隊開始呈現長期化與常備化的趨勢。這種軍事改革在玄宗後期呈現出強烈的進攻性，並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但我們仍然需要注意到這些改革最初的防禦性本質。與之相對應的，邊疆地區的指揮結構也開始發生變化。初唐時期具有臨時性的行軍總管與都督被節度使所取代，雖然後者常兼前者，但節度使正式成為新的戰區最高指揮官。節度使相比之前的行軍總管具有更高的許可權：它是正式而非臨時的職位，負責統領指揮邊疆的常備軍，並且出於解決指揮與後勤的需要開始滲透行政、財政與供應的權力（這種滲透通常通過兼任職務實現，並且這種兼任呈現出常態化的趨勢）。

節度使的出現固然是順應了軍事改革的要求，但很快這些戰區出現了理所應當的問題：指揮官與戰區間配合不靈，而強大的敵人則需要多個戰區之間共同配合作戰。於是身兼多個節度使的戰線統帥應運而生。這種兼任先出現於戰況激烈的西部戰線，特別是共同針對河湟區域的隴右、河西戰區——開元二十八年（740年），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晉隴右、河西節度使。蓋嘉運因為石堡城失守去職後，其後的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也在天寶五載（746年）正月兼任隴右、河西節度使。而負責北部戰線的王忠嗣以本職朔方節度使多次兼任河東節度使，並且在天寶五載皇甫惟明被貶後的半年內短期兼任了河西、隴右節度使（其後轉河西、隴右節度使）。東北戰線的統帥安祿山最初於天寶元年（742年）擔任平盧節度使，其後在天寶三載（744年）兼任了范陽節度使，全權負責東北戰線對契丹、奚的作戰。天寶十載（751年），安祿山更兼任河東節度使，接管了對北方的部分鎮撫工作，其勢力達到巔峰。

邊帥外部權力的增強也逐漸增長了他們對中央政府的影響力。皇甫惟明與王忠嗣作為邊帥支持太子，與李林甫相抗衡。皇甫惟明甚至在天寶五載回朝時試圖逐去權相李林甫並以太子內兄刑部尚書韋堅取代之。安祿山則與李林甫相結盟，協助李林甫對太子一黨的打壓。對中央政府的影響力提升有助於邊帥們獲得更多的軍事與政治資源，並維持自身的常態化存在。除此以外，由於中央人才上升通道漸趨停滯（本身便很狹窄），投身邊疆便成為許多人才選擇的功名道路。「出將入相」模式的出現——即越來越多有過邊帥工作經歷的宰相與官員在朝廷任職——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中央政府勢力格局，也逐漸促成了中央政府的流變。

（2）李林甫中央的制衡政策

邊境將帥的實力增長對中央政府逐漸形成威脅，這種威脅來自於兩個方面：其一，邊帥在邊鎮手握重兵，對空虛的中央地區形成了巨大的軍事威脅；其二，邊帥在中央逐漸擴大的影響力以及「出將入相」的上升渠道的出現，對中央政府的格局產生了巨大的衝擊。身為中央政府宰相的李林甫面對這種局面，採取了一系列對應的制衡措施，其措施大致可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由於邊鎮將帥兵力雄厚而內地軍備羸弱，李林甫身為宰相，開始兼任邊鎮節度使的職務。玄宗中後期，中央的禁軍已經喪失了其應有的戰力，而重建一支禁軍又顯得杞人憂天而耗資巨大。利用現有的體制似乎成為了一種簡單有效的辦法：不需要另外耗資重建失去力量的禁軍，只需直接統轄現成的邊軍即可。李林甫先後兼領朔方、隴右、河西節度使：這些戰區靠近中央，可以有效為中央提供軍力支持。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兼任並不相同於「出將入相」，而是身為朝廷首腦的宰相同時控制戰區。這種模式看似簡單有效，實際只是一種臨時性的措施：西部戰線形勢惡劣，不可能長期由宰相兼任節度使。隨著西部戰線的變化，李林甫最終放棄了兼任的節度使，並取代以新的應對措施。

第二，放棄了兼任節度使後，李林甫轉向與邊帥結盟。由於西部邊帥（皇甫惟明、王忠嗣等）與太子交好，形成「太子在內，邊帥在外」的格局。這種格局不僅有礙於李林甫傾覆太子和染指西部戰區的戰略目標，更對玄宗的統治也產生了威脅。在面對這種局勢下，李林甫選擇與當時勢力並不出眾的東北戰線邊帥安祿山結成政治同盟，以保持對皇甫惟明、安祿山的軍事壓力。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政治同盟中李林甫始終佔據主導地位。安祿山每次見李林甫時「以為神明」，始終處在低姿態的從屬地位。在這種結盟過程中，李林甫既壓制住了西部邊帥，也通過個人手段壓制住東部邊帥，維持了勢力的均衡。

第三，為了杜絕「出將入相」的模式，李林甫以放棄自己兼任節度使為代價，禁絕了文臣通過節度使入朝的途徑，並逐漸以缺乏政治資源的蕃人與寒族取代之。玄宗初年，張嘉貞、王晙、張說等以邊帥入為丞相，其後以邊帥入相者極多，如李林甫前期輔相牛仙客等皆是如此。這些邊帥入朝的官員對控制了中央人才選拔途徑的李林甫造成了巨大的威脅，如曾擔任東北戰線主帥的范陽節度使李適之在入朝為宰相後更是對李林甫的權力產生了有力的挑戰。為了再度防範如李適之這樣的挑戰者出現，李林甫禁絕了文臣（尤其是有著充足政治資源的世家、士人與宗室）充當節度使的道路，轉而以蕃人、寒族充任節度使等邊帥重將。需要注意的是，將這種政策理解為「胡化」是不合適的。這種政策並非是禁絕漢族官僚的晉陞，而是為中下層世家、寒族與蕃人騰讓晉陞空間。舉例而言，在這一時期崛起的人物代表，例如出身高句麗的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出身寒門的安西節度使封常清與范陽節度副使賈循、出身渤海高氏的大同軍使高秀岩等，皆不能表現出「胡化」的趨勢與特徵。這種政策雖然成功阻絕了「出將入相」的道路，使得類似李適之、皇甫惟明、王忠嗣這樣的權臣未能再次出現，但也促成了蕃人、寒門邊帥的崛起。這些邊帥雖然不會成為中樞權臣，卻會成為更為危險的軍閥。這樣的軍閥缺乏和文臣一樣的政治資源，卻也更具獨立性：他們難以入朝晉陞，又因為邊境形勢長期留守邊疆。邊境地區相比核心統治區存在長期的「異化」，而這種「異化」結合與中央缺乏聯繫的將帥，有很大的可能產生難以控制的叛亂風險。

綜上，李林甫的政策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玄宗時期的危機，而是採用了具有臨時性的權衡政策以確保危機的緩和。而在他的政策實行過程中，又造就了新的危險因素，這種危險因素僅能被他個人所控制。當李林甫去世後，他的政策人亡政息，苦心經營的平衡也隨之土崩瓦解。

（3）李林甫權勢的崩壞：穩定模式瓦解的開始

在李林甫當政時期，他先後擊敗了諸多政敵。但是新崛起的楊國忠不僅擁有不亞於他的聖眷，還具備和他相彷彿的政治鬥爭能力。在楊國忠崛起後，李林甫對他的態度由扶持轉為壓制。為了壓制逐漸崛起的楊國忠，李林甫開始扶植王鉷與楊國忠相抗衡。楊國忠則策划了一系列的行動動搖李林甫的相權，並最終成功接替李林甫上位。在這一系列的行動中，安祿山起到了相當關鍵的作用。

早在楊國忠崛起之前，安祿山便已參與到對李林甫政治權威的挑戰之中。天寶二載（743年），御史中丞張倚的兒子張奭到吏部候選。吏部侍郎苗晉卿與宋遙意欲討好聖寵正烈的張倚，便將張奭列為第一。此人不學無術，引得朝議紛紛。安祿山得知後藉機上奏玄宗要求複試，結果通過的六十四名官員通過率不過十之一二，張奭更是拽白（交白卷）。玄宗一怒之下，將苗晉卿、宋遙、張倚全部貶官。此事即為著名的「拽白」案。通過這次事件，安祿山直接剪除了時任吏部尚書的李林甫的兩位助手，更是有力地打擊了吏部名義負責人李林甫的政治威望。

楊國忠崛起後，首先聯合世稱懦弱、屈居於李林甫之下的輔相陳希烈一同消滅了李林甫扶植的對手王鉷。其後，他又開始策劃更大的陰謀。天寶十一載（752年）三月，安祿山率先逼反了前突厥葉護、朔方節度副使阿布思（漢名李獻忠）。其後，由於李林甫此時再次身兼朔方節度使之職，楊國忠、陳希烈、哥舒翰等聯合起來一同對李林甫施加壓力，迫使李林甫辭去朔方節度使的職務。在這一年年底，李林甫去世，楊國忠接替了他右相之位。次年（753年），阿布思叛亂被鎮壓後，安祿山向朝廷發起指控，指稱李林甫與阿布思有著密切的關聯。楊國忠、陳希烈隨後聯手落井下石，將李林甫削官抄家、舉族流放、毀棺另葬。李林甫的時代過去了，楊國忠完成了葬送它的工作。

隨著李林甫的逝去，他的政策終於開始瓦解。朝廷中再無像他這樣具有足夠權力與威望來保持平衡的人物：繼任的楊國忠雖然精於政治鬥爭，政治才能卻遠遜於他的前任。很快我們會看到，安祿山與楊國忠從合作走向對立，並最終釀就了唐代歷史上最慘痛的悲劇。

PS：

這是本人寫的第一篇知乎文章，因為不熟悉排版所以可能會造成不太好的閱讀體驗，還請見諒。

序章的下半部分會在下一周進行更新。

可能有些朋友會覺得這種背景梳理比較難於閱讀，但是本人還是希望儘可能的提供一個事件的背景，以便於更好的進行敘事。

最後，本人水平有限，歡迎各位朋友對在下的文章批評指正。萬分感謝！（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