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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時節話清明

清明時節話清明

清明時節掃墓(中國民俗節日),與24節氣清明(中國農耕節氣),這兩個原本不同的活動,在華夏大地上相互交織滾動了二千多年,現已分不出彼此。但通過梳理歷史信息不難發現,祭祀先祖亡靈的活動,要遠遠早於24節氣的清明。

掃墓,據傳始於古代帝王將相「墓祭」之禮,後來民間亦相仿效,也跟著祭祖掃墓,歷代沿襲,遂成為中華民族一種固定的風俗,起源時間應在夏末商初。而24節氣則晚了許多,商朝時只有四個節氣,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到了周朝,發展到了八個,但還沒有清明。直到秦漢年間,二十四節氣才完備。

問題是在沒有清明節氣之前,古人如何把祭祖掃墓,確定在這之後產生的清明節氣上呢?這要源於我國遠古形成的「寒食節」。寒食節,與中元節(七月十五)、寒衣節(十月初一)並稱為我國「三大鬼節」。根據史學研究者的科學研究認為,原始社會,先民們鑽木取火,火種來之不易,取火的樹種往往因季節變化而不斷變換,因此,改火與換取新火是古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春三月(大約冬至後一百天左右)正值改火的時節,人們在新火未到之時,要禁止生火一天,以待新火。所以這一天只能吃冷食,故曰:「寒食節」。在之後的歷史進程中,逐漸增添了「祭祀」內容,久之,祭祖掃墓成為寒食節的主體,取代了「寒食」,最終成為中國民間第一大「祭日」。

上述說法,應該是歷史科學,但人們更願意相信歷史傳說,尤其是當這個傳說即充滿了鮮血淋淋,又彰顯了忠義道德。相傳春秋時期,晉國公子重耳為逃避立儲內禍而流亡國外(見《左傳·晉公子重耳之亡》),漂泊途中,在一渺無人煙之地,累餓疊加,倒地不起。隨從找了許久也找不到一點吃的,正在萬分焦急之時,隨臣介之推走至僻靜處,從自己的大腿上割取一塊肉,煮了一碗肉湯讓公子喝了,重耳漸漸恢復精神,當重耳發現肉是介子推從自己腿上割下時,眼淚奪眶而出。十九年後,重耳做了國君,(公元前636年——前628年)他就是歷史上聲名顯赫的晉文公,春秋五霸之一。即位後晉文公重重賞賜當初伴隨他流亡的功臣,惟獨把介子推忘了,很多人為介之推鳴不平,勸他面君討賞,但均被介之推拒絕,遂攜老母隱居綿山,不肯出仕。晉文公聽說後,甚愧,旋派人進山尋找,結果找不到介之推,甚急,遂放火燒山,心想,介子推孝順母親,一定會帶著老母出來,誰知這場大火卻把介子推母子燒死。晉文公得知,慟哭,為了紀念介子推,晉文公下令每年的這一天,禁止生火,隆重祭奠介子推,家家戶戶只能吃生冷的食物,這是寒食節來源的又一傳說。

當然,此說也頗疑。晉國是春秋時期的一個諸侯國,以一國一地之風俗,能否影響全國並歷經千年漸盛,是很值得商榷,因當時的交通、通訊以及信息傳播的條件,會極大的限制一地風俗擴大化。而且,在其後的歷史演進中,是秦一統了天下,在戰國時期就不存在的晉國,其方方面面的影響,可能早已煙消雲散。尤其重要的是,此事並不見於《左傳》、《史記》,看來應該不是歷史,其流傳也應該是在司馬遷之後的漢朝後期。

但不管怎麼說,「寒食節」做為祭祖掃墓的「祭日」,頑強的融入到中華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當二十四節氣完備出爐時,「寒食節」正好是在清明前一、二天(冬至後105天),並且掃墓祭祖已蔚然成風。二十四節氣名稱,首見於西漢劉安《淮南子·天文訓》,這時的二十四節氣已經完善,且流行應用了相當一段時間,應在秦漢之交前後。由於時間上的相近,兩個活動內容不同的「日子」終於走到一起。但我們絕不可以混淆,它們一個是農耕節氣,一個是民俗節日。清明處在每年的陽春三月,人們紛紛走出戶外活動,所以,清明把「踏青」、「植樹」、「盪鞦韆」、「放風箏」等等也收入囊中,成為清明時節的主要內容。清明節後來還吸收了另外一個較早出現的節日「上巳節」的內容。上巳節古時在農曆三月初三日舉行,主要風俗是踏青、祓禊(臨河洗浴,以祈福消災),反映了人們經過一個沉悶的冬天后急需精神調整的心理需要。東晉王羲之就是在「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上巳節,與友人在蘭亭「曲水流觴」,而留下了書法史巔峰之作《蘭亭序》

大致到了唐代,寒食節與清明節合而為一。唐大曆十二年(777年)詔令,唐朝衙門依例放假五天:「自今以後,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到貞元六年(790年),假日加到七天。以後的宋元明清,大致依序而行。辛亥革命後,1935年中華民國政府明定4月5日為國定假日清明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2007年12月7日,國務院第198次常務會議通過了修改《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的決定,其中規定「清明節,放假1天」(農曆清明當日) ,2008年,清明節正式成為法定節假日,放假一天。受漢文化的影響,中國的滿族、壯族、土家族等24個少數民族,也都有過清明節的習俗。掃墓祭祖、踏青郊遊是基本主題。

關於「寒食」「清明」合二為一,在中華民族文學史上,也多有反映,其中不乏大家泰斗,作品燦如星河。如顧非熊《長安清明言懷》、宋之問《途中寒食》、李正封《洛陽清明日雨霽》、黃庭堅《清明》、楊萬里《寒食上冢》等等,文人們用筆記下了清明祭掃的細節,也抒發了祭祖與現實的感情交流。其中,人們最熟悉的莫過於杜牧寫的《清明》,「清明時節雨紛紛···」 需要指出的是,許多人有誤區,認為寫的是山西,酒是汾酒,其實這是誤解。杜牧寫這首詩的時間、地點甚詳,會昌四年(844年)九月,杜牧離開黃州,轉任安徽池州刺史,在此工作了2年多,據《四庫全書·杏花村志》記:「杜牧之為池陽守,清明日出遊詩有『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詩句。」 《池州府志》說:「杏花村,在池州城西里許,杜牧『借問』句即指此。」如此看來,詩中所寫應是安徽而不是山西,故酒也不是汾酒。

「赫赫始祖,吾華肇造。胄衍祀綿,岳峨河浩。聰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偉業,雄立東方···東等不才,劍屨俱奮,萬里崎嶇,為國效命···」 這是毛澤東於1937年清明,國共兩黨在陝西黃帝陵公祭儀式上,為中共撰寫的《祭黃帝陵文》。「七七事變」還未爆發,全國大規模抗戰尚未開始,一個清明節,把兩個廝殺了十年的對手,聚攏在黃帝陵前,起誓結盟,同仇敵愾,共赴國難,為即將到來的全民族抗戰打下堅實的合作基礎。

清明時節,祭祖掃墓,從誕生那天開始,就把國事、家事推到列祖列宗面前,歷經數千年滄桑而持之以恆,形成中華民族精神文明不可或缺的構成。它在弘揚光大著國家民族的同時,也牽扯撕拽著每一個家庭,促使他們在清明之際,焚香寄語,燒紙還願。因為,縱觀世界各國各民族,恐怕還沒有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能像中華民族這樣,活著的人,一直在惦記著亡人的另一世界生活,以及他們需要慰藉的亡靈。

2018年清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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